《馬克斯·韋伯：跨越時代的人生》，【德】于爾根·考伯（Jürgen Kaube）著，吳寧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504頁，98.00元
以學術為業(yè)
年輕時的馬克斯·韋伯曾在和母親的信件中談到弟弟阿爾弗雷德的教育，說過一個人在形成自己的觀點之前，哪怕閱讀他本人所推崇的自由主義作品也并非益事，因為讀者只會誤將這些作者視作權威和偶像。韋伯的階級認同和自由主義并不源于理論，而是家庭環(huán)境的熏陶。韋伯成長于柏林城西的高尚小區(qū)，居民大都是韋伯家族這樣家有余財?shù)恼叹?。這些衛(wèi)星城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隨著城市化而逐步納入柏林城區(qū)，吸引越來越多的新市民住戶，被俾斯麥稱為柏林的“進步外環(huán)”。成長于這種環(huán)境下的韋伯在政治開明主義上始終不曾動搖，卻也因遠離城市中心而沒有沾染工薪貧民的激進和都市文化的糜爛，立場在進入二十世紀后顯得頗為古樸。
作為長子，馬克斯·韋伯在青春期沒有太多反抗父母權威的跡象，這讓他和他的傳記作者后來有底氣把同時代的弗洛伊德視為江湖術士。他對書籍知識和古典文化的熱愛顯然出于至誠，浸淫程度之深，不可能來自任何填鴨教育，尤其考慮到他的父親輕視學術、母親篤信宗教。不過即使他這樣的學識家世，博士論文也未能得到“優(yōu)秀”，涉險過關，證明大學的評價體系很難撇開負責老師的一己好惡。韋伯性格中的學者氣質在于，他沒有放棄繼續(xù)埋頭鉆研各種文獻，甚至不需要和師友交流。他的教授資格論文《羅馬農業(yè)史對公法和私法的意義》（Die r?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猶如橫空出世，以其淵博扎實的材料征服了（為數(shù)不多的）所有讀者。與此同時，他對生僻題材的研究始終沒有脫離對時代的思考：為什么古羅馬沒有出現(xiàn)現(xiàn)代的經(jīng)濟關系？
韋伯到弗賴堡和海德堡任教后，先后結識了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拉斯克（Emil Lask）等西南學派成員。這些新康德主義者拒絕黑格爾筆下作為觀念投射的現(xiàn)實，堅持康德在現(xiàn)實和概念之間的二分法。概念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認知過程，只有我們能夠以知識的形式理解的現(xiàn)實才是理性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概念形成過程必須是普遍的和抽象的，在種類上沒有區(qū)別，只是在主題和處理邏輯關系之外的價值問題上有所不同。在對社會科學的認識論的層面上，韋伯有著鮮明的新康德主義色彩，卻鮮有人提及。大概是黑格爾復興后的年輕學者在打倒上一代反動學閥時已經(jīng)把“新康德主義”批倒批臭，不忍心再拉韋伯下水。其實十九世紀很多所謂“學派”是肉身共在的亦師亦友，并不像后來的各種主義那樣具有跨區(qū)域的理論原則，更談不上門規(guī)森嚴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
相比抽象理論，韋伯更熱衷于歷史考據(jù)，并不像另一位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馬克思那樣，在其參與的革命行動陷于低潮后才轉向國民經(jīng)濟學研究。他相信方法論“不是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前提，正像解剖學不是‘正確的’走路姿勢之前提一樣”。從1889年到1899年這十年中，韋伯著述已經(jīng)著作等身，有近四千頁關于法學史、農業(yè)問題和交易所的研究結果刊印，為十九個小時研討課和講座準備的五卷大學講座講稿，還有近一千五百頁材料直到今天還在出版中。他的兩位社會學同道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西美爾（Georg Simmel）雖然和他有很多共同語言，在風格上卻與他正好相反。前者熱衷于社會聲望，習慣在公眾面前賣弄格言警句，放在今天不大可能錯過綜藝節(jié)目。后者研究都市文化，幾本書也不見一個注腳，卻難逃其思想被剽竊的命運。盡管兩位學者都學識淵博，開課座無虛席，卻始終難以覓得穩(wěn)定的正教授職位。顯然，韋伯這樣的學究才是象牙塔熱衷于拔擢的類型。
不過在一位穩(wěn)健學者的表象下，韋伯性格中的現(xiàn)代病也不遑多讓。他神經(jīng)質、缺乏耐心、容易受刺激，不止一次在學會上情緒失控。他在大學時期沾染了一些自我表現(xiàn)的劣習，在私生活上長期缺乏節(jié)制。同時，德國大學一刻不停的時間表也折磨著他。1898年3月，這位在三十四歲就已經(jīng)就任第二個教授職位的青年學者幾乎是在學術生涯走上巔峰的前夜突然精神崩潰，被確診為神經(jīng)衰弱。他嚴重失眠，說話困難，據(jù)說在上課的時候產生了被強行戴上猴子面具的幻覺——“只要看到備課本，我的感官就會出問題?！?/p>
新教倫理和資產階級生活
1899年至1903年這幾年間，學術生涯戛然而止的韋伯開始四處問診度假，讓他的生平成為空白。不過這段時間備受研究者矚目，因為韋伯正是在這段時間內著手構思讓他名揚天下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韋伯生涯乃至社會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并不寫于他作為學者的高產期，就像他后來在離開教職近二十年后發(fā)表《以學術為業(yè)》一樣。鑒于這兩個文本已經(jīng)在他逝世一百周年之際被全世界的學者進行了第一千零一次文獻綜述，這里只需要補充這一研究始于他在羅馬休養(yǎng)期間對教會組織歷史的考察。
自少年時代起，韋伯就對母親濃郁的宗教情結無動于衷。1870年代德國的文化斗爭以俾斯麥對天主教會的妥協(xié)告終，但并未影響新教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韋伯和大多數(shù)北德人一樣，堅信天主教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落后（所以才適合新教學術大師度假）。他想為現(xiàn)代社會奠定一個屬于新教的英雄性起源，因為禁欲主義職業(yè)倫理對這位因無節(jié)制而精神完全崩潰的人來說，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不過，韋伯寬泛地使用“清教徒”一詞，更加聚焦于加爾文宗而非路德宗。這一對象選取不乏針砭時弊的成分，因為韋伯像其他民族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為路德宗即德國人也喪失了新教中的反專制的傳統(tǒng)。自頒布《不參政》（Non Expedit）圣諭的庇護九世駕崩后，基督教會已經(jīng)習慣于和世俗文化和平相處，就像市民階級已經(jīng)習慣于和普魯士專制和平相處一樣。馮塔納在小說《施特希林湖》（Stechlin）中借角色之口寫道：“他們嘴上說的是‘基督’，心里想的卻是棉布?！眹a電視劇《潛伏》曾有一句幾乎一模一樣的臺詞：“嘴上都是主義，心里全是生意”，幾乎就是韋伯所屬階層對市民階級怒其不爭的心聲。
從1902年身體逐漸恢復之后，韋伯回到他任職的海德堡擔任名譽教授，以私人學者的身份開展工作。在擺脫了教學任務的掣肘后，韋伯開始在《社會學和社會政治文庫》（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等刊物上筆耕不輟。這座風景優(yōu)美的小城讓他維系了學術界的在場，“不是一所大學坐落在海德堡城里，而是海德堡坐落在一所大學里”。在那里，大牌教授在觥籌交錯間形成了學者的社交圈子，其活動甚至比大學的教研任務更加重要。得益于他的智識和在學界的邊緣身份，韋伯迅速適應了宴會主持人的角色。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韋伯沙龍”在思想史上具有傳奇色彩，也讓不少有幸參與的后生晚輩都可以自稱韋伯的弟子。海德堡又遠離政治中心柏林，保持了政治取向上的多樣性，教授們也因此對離經(jīng)叛道比較寬容。唯一的例外是盧卡奇（Gy?rgy Lukács）帶來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韋伯等人對后者的厭惡不是因為后者的研究糅合了基督教和馬克思，而是因為他大聲喧嘩，有失體面。
韋伯主導創(chuàng)立的社會學會堅持價值中立，在學會章程要求成員必須避免任何帶有價值評判的言論。韋伯本人對這一條尤其看重，不惜數(shù)次打斷他人發(fā)言，并以退會相威脅。不過權威人物總能豁免于自己為他人樹立的道德標準，韋伯曾毫不客氣地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批評者菲利克斯·拉赫法爾（Felix Rachfahl）進行人身攻擊，并向經(jīng)濟學家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寄去一把劍和決斗邀請。在他后來和奧地利政治經(jīng)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會面中，韋伯又因對后者的國際政治見解不屑，在咖啡館大聲咆哮，然后沖出店外，給貴族高中出身的熊彼特和咖啡館里所有顧客留下了有辱斯文的惡劣印象。不過鑒于韋伯在造訪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時撞見兩位當?shù)貓蠹埦庉嬀偷匕螛寣ι?，我們有理由相信韋伯覺得自己尚未失禮。
當然，韋伯形象中更大的反差還在于新教倫理的理論旗幟和他個人略顯混亂的私生活?？档潞捅窘苊鳌じ惶m克林都曾談到新教徒應該食不過飽、飲不過量。而韋伯從大學時代起就是一位饕餮之徒，“一口氣干掉了四十個黃油面包和大約二十杯啤酒”，又吞下了六個柏林大煎餅。在繁忙的教學研究之余，他經(jīng)常在酒吧里和學生比拼酒量，罕見敵手。第一代德國社會學大師的精力都不限于學術領域。韋伯的好友桑巴特在和他一起赴美游覽前因婚外情陷入了嚴重的生活危機，而與韋伯亦師亦友的西美爾更和自己的助手育有一名私生女。
不過韋伯的地位畢竟高于他的兩位朋友，一戰(zhàn)時擔任軍醫(yī)院紀律檢查官的韋伯建議上峰，不要挑太熱情的德國姑娘當護士，以免她們和病人廝混，與此同時他和一位比他年輕十六歲的鋼琴教師保持著數(shù)年的婚外關系。韋伯的初戀女友和妻子都是未出五服的遠房親戚，婚后多年一直和昔日他名義上的學生兼他弟弟的情人艾爾莎（Else Jaffé）藕斷絲連。他在信中稱對方為“女王陛下”，回味著“女王陛下留在我右臂上的齒痕”。韋伯夫人不但知情，更一直和艾爾莎維系著良好關系，惹得韋伯偷窺兩人的信件。在韋伯去世后，也是韋伯夫人主動幫丈夫粉飾了這些細節(jié)。
韋伯
以政治為業(yè)
韋伯晚年的兩場演說《以學術為業(yè)》和《以政治為業(yè)》恐怕是學術界在自我賦權時最頻繁提及的文獻，頻繁到以至于引用者常常忽略兩個身份相互沖突。韋伯在取得教職后和父親彼此失和，因為老韋伯注重實務，看不上兒子的書齋氣。其實韋伯未嘗沒有從政的野心，也暗中崇拜父親的職業(yè)生涯。他在教學生涯初期就無數(shù)次談到自己“不是做學問的料”，顯然有學而優(yōu)則仕的規(guī)劃，和父親一樣把學術界視為從政的跳板。直到1897年8月10日，韋伯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后不久便逐步精神崩潰，最后遠離講壇，他為政治出謀劃策的心思方才作罷，從相對傳統(tǒng)的國民經(jīng)濟學研究中轉向更廣闊的研究領域。
1910年代韋伯身心逐漸恢復后，重拾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一戰(zhàn)開始后不久，他立即報名預備役任職，在報紙上咄咄逼人地“質詢那些不唱民族主義高調的人”。終其一生，韋伯都把那些喜歡介入公共事務、隨意下結論、對他們所評論的事物一知半解的人稱為“文學家”。不過自1915年圣誕節(jié)起，他在《法蘭克福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討論戰(zhàn)爭形勢，直到1917年6月報社被官方查抄時，已經(jīng)累計超過三百頁。人們好像真切地看到，韋伯“如沙盤旁的將軍（也好似酒桌旁的業(yè)余軍事家）”，俯瞰著阿爾薩斯、波蘭、土耳其、海外殖民地的紛亂局勢。
當然，韋伯是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卻不是戰(zhàn)爭狂人。他在1915年末就看出應該及時媾和，才奮筆痛陳利弊。等到戰(zhàn)爭末期德國難掩頹勢時，與他過從甚密的學生格奧爾格·盧卡奇和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分別投奔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韋伯本人仍然堅守著民族資產階級的信念，盡管這個階級即將分崩離析。他曾高呼“他（興登堡）是德國人民——地球上第一個有教養(yǎng)的民族的偉大英雄”，也在戰(zhàn)爭末期親自拜訪魯?shù)堑婪?，極盡溢美之能事，要求魯?shù)堑婪颉板\上添花”，主動去美國戰(zhàn)俘營自首，并在遭到拒絕后難掩鄙夷?！绊f伯眼里有兩個德國，一個是他與之共患難的德國，另一個是他覺得有責任怒其不爭的德國?！?/p>
在戰(zhàn)爭結束后，韋伯回歸了學術，也回歸了政治。他參與過凡爾賽和會及魏瑪憲法的起草的前期準備，于1918年12月加入了德國民主黨，成為黑森-拿騷（Hessen-Nassau）選區(qū)國會議員的頭號候選人?？勺哉J為當選十拿九穩(wěn)的韋伯居然沒有走訪選區(qū)拉票，令研究韋伯政治學的歷史學家沃爾夫岡·蒙森（Wolfgang J. Mommsen）震驚：“這位政黨官僚主義的分析家和把政治視為一場斗爭的鼓吹者只是一味地等待，并真誠地相信，他會受到大家的召喚，自己除了發(fā)表激動人心的演講外，無須再做其他事情?！?/p>
這就是文人清談的通病，熱衷于抬高政治的使命感，卻把具體經(jīng)營視為蠅營狗茍。冷戰(zhàn)后的齊澤克以比韋伯積極得多的態(tài)度參選，也沒有得償所愿。韋伯第一時間發(fā)出退黨申明，強調他作為學者不善于妥協(xié)——“非不能也，吾不愿也”，儼然文人致仕。回歸講壇的韋伯就這樣過山車般地走過了士大夫的樣板人生，從年少成名、著作等身，到政壇失意、英年早逝。也許這種失敗似乎正符合他隱秘的世界觀，韋伯的立足點始終是具有責任意識的市民精英，并以這個形象衡量整個德國的命運。
中文版在譯者用心之余，幾乎與原文同步的編排也非常值得一提。原作者于爾根·考伯是德國的一位知名記者，盡管在博士畢業(yè)后為了從事記者行業(yè)又前往新聞學校進修了三年，但這本傳記卻并沒有多少追蹤熱點的影子。顯然，這是作者的一次學術采風，對韋伯生活細節(jié)缺乏興致，很多生平大事都是一筆帶過。本書在材料上過于依賴韋伯和他人的通信，沒有引用太多旁證，尤其是書中的韋伯夫婦完全是一副相濡以沫的狀態(tài)，傳主的婚外情和變態(tài)性癖也只在他本人的隱晦自述中透露。也許是傳記作者敵視弗洛伊德派戀母學說那種路邊小報一樣的猜測，本書對韋伯精神崩潰與其父逝世之間的關系只字不提，也略過了韋伯的母親曾在丈夫生前拂逆丈夫私下去找兒子這樣俄狄浦斯味十足的情節(jié)。如果要認真研究韋伯的生平，相比德里克·凱斯勒（Dirk Kaesler）的傳記，本書更適合作為參考。全書的更大問題可能在于，韋伯死于魏瑪共和國的繁榮和亂象前夜，還沒來得及“跨越時代”，始終恪守他的階級和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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