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兩個關鍵詞分別是：“工人階級”和“社會革命”。然而，歐洲的社會主義黨隨即發(fā)現(xiàn)，這樣宏偉的目標不足以支持他們獲得選票、人民也更加關心執(zhí)政黨能否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因此，社會主義黨選擇通過一步一步的改革，最終實現(xiàn)革命目的。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在整個西歐的工人組織和資本家組織之間實現(xiàn)了一種制度化的妥協(xié)，逐漸擁抱了市場和資本主義；但由于它們保持了財產(chǎn)結(jié)構不變，并允許市場分配資源，社會民主主義在減輕不平等的同時，也加劇了不平等的根源。
本文記述了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在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沖擊來臨時所展示出的恐懼、希望和他們對未來的期許。通過閱讀德國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里斯基（Bruno Kreisky）和瑞典總理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的書信交流節(jié)選，我們可以了解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在第一次嗅到他們的長期計劃即將面臨的危機時，是如何看待未來的。
本文節(jié)選自“現(xiàn)象世界”出版的新書《市場經(jīng)濟、市場社會：關于社會民主衰落的采訪與論文集》。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本文作者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是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政治及經(jīng)濟學教授。
1991年的某個時候，我應邀到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的安達盧西亞聯(lián)合會（Andalusian Confederation of the 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做演講。之后，聯(lián)合會的秘書送我回酒店。我問他黨內(nèi)為什么普遍士氣低落。他回答說：“他們讓我們說一種不屬于我們的語言?！?/p>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秘書并沒有提到1980年代的工業(yè)結(jié)構調(diào)整，這大大減少了黨內(nèi)的工業(yè)工人階級基礎。他也沒有提到電視的出現(xiàn)，電視的出現(xiàn)降低了該黨動員工人選民基礎的重要性。他也沒有指出西班牙社會的文化轉(zhuǎn)變，這使得新的意識形態(tài)在政治上顯得突出。相反，他認為黨的轉(zhuǎn)型的根源在于語言——黨的領導人應該用他們的語言來對支持者發(fā)表講話，公開解釋世界，并為他們的政策辯護。那么，這種不屬于“我們”的語言是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過去，去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探險。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有兩個關鍵詞：“工人階級”和“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是要實現(xiàn)廢除階級制度的“終極目標”。然而，當社會主義政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參加選舉競爭，并第一次獲得議會權力時，這一“終極目標”并不足以贏得選舉支持或治理國家。作為政治領袖，社會主義者必須提出一項足以立即改善公眾生活條件的計劃。此外，為了贏得選舉，社會主義者學會了淡化或模糊階級的語言。當共產(chǎn)黨人繼續(xù)堅持“階級對抗階級”的戰(zhàn)略時，而社會主義者則結(jié)成了聯(lián)盟和陣線，旨在吸引“人民”。
因此，改革主義誕生了：通過選舉表達民眾對其的支持，然后一步步走向社會主義的戰(zhàn)略。社會民主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在改革和革命之間沒有選擇。法國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Jean Jaurès）的觀點一點也不奇怪：“正因為它是一個革命政黨……社會黨是最積極的改革派?！彼M一步指出：
我也不相信一定會有突然的飛躍，跨越深淵；也許我們會意識到已經(jīng)進入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區(qū)域，就像航海家意識到已經(jīng)越過了半球的界限一樣——不是說他們在越過海洋時能夠看到一條延伸到海洋上的繩索，警告他們已經(jīng)通過了界限，而是他們的船在前進過程中，一點一點地被帶入一個新的半球。
但是，即使“達到社會主義”本身是難以察覺的，社會主義仍然是目標。“革命”將通過不斷積累的改革來實現(xiàn)。
繼193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s）成功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在整個西歐的工人組織和資本家組織之間實現(xiàn)了一種制度化的妥協(xié)。社會民主黨逐漸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計劃》中宣布的宗旨：在可能的情況下實行“市場”，在必要的情況下實行“國家”。社會民主黨以自由、就業(yè)和平等為目標來管理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確取得了很大成就：加強了政治民主、改善了一系列工作條件、減少了收入不平等、擴大了獲得教育和醫(yī)療的機會、為大多數(shù)人提供了物質(zhì)安全的基礎，同時促進了投資和增長。
但由于它保持了財產(chǎn)結(jié)構不變，并允許市場分配資源，社會民主主義在減輕不平等的同時，也加劇了不平等的根源。這種矛盾在1970年代達到了極限。許多舊的弊病被克服了，新的毛病又出現(xiàn)了。事實上，在197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計劃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比20世紀初少。
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約束是不可阻擋的，而政治上的失敗意味著改革可能被逆轉(zhuǎn)。在大多數(shù)西歐國家，社會民主黨政府在執(zhí)政期間拼命尋找應對措施，試圖在經(jīng)濟危機面前維護他們對“終極目標”的承諾。在1970年代早期，社會主義政黨制定了新能源政策、工人管理方案和經(jīng)濟計劃結(jié)構。但在1979年，詹姆斯·卡拉漢在英國敗給瑪格麗特·撒切爾，以及1984年法國密特朗政府中共產(chǎn)主義者的離開，給了他們致命的打擊。密特朗的緊縮政策是面對國內(nèi)和國際約束的最后妥協(xié)。剩下的只有連續(xù)不斷的“第三條路”。
直到新自由主義出現(xiàn)之前，社會民主主義的演變已經(jīng)被大量地記錄下來。左派對新自由主義攻勢的投降更令人費解。因此，如果我們可以了解，當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第一次嗅到他們的長期計劃即將面臨的危機時，他們是如何看待未來的，這將是很有啟示意義的。幸運的是，他們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恐懼、希望和計劃。在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夕，德國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里斯基（Bruno Kreisky）和瑞典總理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之間的書信往來尤其引人注目。
1970年，西德德國總理勃蘭特（左一）與東德總理威利·斯托夫會晤。
這次交流包括一系列的信件往來和兩次面對面的辯論。它由勃蘭特于1972年2月17日發(fā)起，以1975年5月15日在維也納的一次談話結(jié)束。勃蘭特于1969年成為德國總理，1972年贏得連任，在1974年辭職?？死姿够?970年成為奧地利總理，并一直任職到1983年夏天。帕爾梅于1969年在瑞典上臺，1976年選舉失敗后離開，1982年重新上臺，1986年被暗殺。因此，在大部分通信期間，這三個人都是在職的。
交流發(fā)生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以及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fā)期間。在此期間，經(jīng)濟形勢正在發(fā)生可怕的變化。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期間，石油價格上漲了約300%。經(jīng)合組織國家的失業(yè)率從1960年至1973年的平均3.2%上升到1974年至1981年的5.5%；同一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從3.9%上升到10.4%，GDP增長率從4.9%下降到2.4%。
勃蘭特在交流中首先呼吁討論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他引用戈德堡綱領，宣稱社會民主黨的目標是創(chuàng)造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發(fā)展自己的個性，并作為社會成員在人類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中進行合作?！迸翣柮妨⒓春魬诉@一變革方向：“社會民主黨不僅僅是一個負責管理社會的政黨。我們的任務更多的是要改造它。”克里斯基甚至更明確地提到了最終目標：“社會主義者……要消除階級，公正地分配社會的勞動產(chǎn)品?！?/p>
與讓·饒勒斯一致，三人都拒絕在改革和革命之間做出選擇。對勃蘭特來說，這是一種人為的區(qū)分，“因為沒有人能認真地去否認，所有傾向于增加我們自由領域的改革和系統(tǒng)的轉(zhuǎn)變都毫無幫助。”帕爾梅拒絕將暴力革命歸位“精英主義”，聲稱改革主義是建立在對社會運動的支持之上的，并認為改革主義只不過是“改善體制的過程”。克里斯基不太確定改革的累積效果，也無法具體地表明改革會帶來的變化效果，但他也相信“總有一個時刻，（改革的）量變會引起質(zhì)變?！?/p>
這三個國家都擔心長期目標和當前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堅決實行民主，他們認為改革的進展取決于民眾的支持，也歡迎與其他政治力量合作。然而，無論他們對長期目標的承諾如何，他們都是政黨的領導人，有責任贏得選舉。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人們會把他們的支持建立在生計問題，而不是在遙遠的目標上，所以這就是他們關注的問題。正如帕爾梅所寫的那樣：
人們最關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必須解釋思想和實際問題之間的關系……光說我們需要修改這個系統(tǒng)是不夠的。在這個方向上的所有努力，都必須與解決人類問題有關。
問題是：收入不平等和資本集中加劇、失業(yè)率上升、自然資源有限、環(huán)境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克雷斯基指出：“遲早我們將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在實際的政治中，我們的原則能夠引導我們走多遠？”他對跨國公司的崛起、環(huán)境對增長的限制以及手工勞動的貶值感到擔憂。這三封信都具有前瞻性：三人討論了可以推進其基本價值觀的結(jié)構性改革。
1973年12月2日，三個國家開會討論了石油危機的后果。勃蘭特認識到，這是工業(yè)化國家的一個決定性突破，需要認真努力加以解決?？巳鹚够庙懥说谝粋€警鐘：
在我看來，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們在社會政策問題上缺乏遠見。出現(xiàn)了一種特別危險的事態(tài)發(fā)展。人們相信，像上世紀30年代初那樣的危機不會重演。然而，我們現(xiàn)在看到，政治事件日復一日地對我們的經(jīng)濟形勢產(chǎn)生了全球性的威脅，而就在幾個月前，這種威脅是難以想象的……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我們面臨的情況的嚴重性不能被低估。
帕爾梅道出了其中的困難：
我們告訴那些已經(jīng)富裕起來的人們，他們的孩子的情況會好得多，我們將能夠解決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新形勢）提出了一個更艱巨的任務。因為從“不再有持續(xù)的盈余可供分配”的那一刻起，分配問題就明顯地難以解決了。
布蘭德對這些擔憂表示贊同，他指出，隨著經(jīng)濟增長的恢復，必須防止不平等現(xiàn)象的加劇。18個月后，在1975年5月25日的另一次當面會談中，凱斯基更明確地提出了財政限制的問題：“現(xiàn)在正是應該進行改革的時候。這只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大力發(fā)展社會政策，我們將無法為它們提供資金?！?/p>
因此，他們拼命尋找一種獨特的社會民主主義回應?？死姿够鶑娬{(diào)：“社會民主黨必須找到自己對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危機的回應。”勃蘭特否認了這樣的指控：“我們已經(jīng)成為一個僅僅局限于‘戰(zhàn)術演習’的政黨。1959年的綱領并沒有以任何方式將我們與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宏偉目標分開?！彼麄円恢抡J為，一些社會政策領域的改革正在變得更加困難，但他們強調(diào)，通過引入員工共同管理、新能源和環(huán)境政策以及增加國家對經(jīng)濟的干預，將民主擴展到經(jīng)濟領域的改革，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帕爾梅認為“對進步的簡單信念的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但他在“私人化的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之間尋找新的“第三條道路”，并提出了詳細的11點改革方案。勃蘭特告誡說，“改革社會的努力不能停止”。
改革并沒有停止。1974年勃蘭特辭職后，他的繼任者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繼續(xù)推行刺激政策，盡管他越來越重視財政約束，并減少了一些公共支出；直到1982年，他被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投下不信任票而下臺。帕爾梅在1976年的選舉中失敗，但在1982年重新執(zhí)政，恢復了大部分臨時政府制定的消減社會政策，但強調(diào)了工資限制，并且放棄凱恩斯主義政策。克雷斯基贏得了幾次選舉，并一直執(zhí)政到1983年，繼續(xù)擴大社會政策，特別是在教育和衛(wèi)生方面。因此，盡管財政和外匯赤字的陰影削弱了改革，但改革的熱情并沒有被放棄。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段時期呢？社會民主黨和左派作為一個整體在選舉中獲得的支持在1980年代初達到了頂峰，并從那以后持續(xù)下降。
對社會民主選舉衰落的解釋有很多，但這不是我打算在這里研究的。貼上社會民主或社會主義標簽的政黨，在選舉中可能表現(xiàn)得更好或更差；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他們的愿景的內(nèi)容是否發(fā)生了變化？為了應對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工人基礎的萎縮、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興起、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和隨之而來的財政緊縮，以及保護本國貨幣不受金融投機影響的必要性，社會民主的語言確實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可以從勃蘭特、克里斯基和帕爾梅對石油危機造成的財政約束的提及中感受到這種語言。我們從意大利前總理朱利亞諾·阿馬托（Giuliano Amato）對“需要平衡社會權利和財政穩(wěn)定”的理解中聽到了這種語言。我從巴西前總統(tǒng)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那里親耳聽到了這種語言上的轉(zhuǎn)變。我問他，作為總統(tǒng)，他覺得什么東西最具有制約性？他回答說，“市場”。
這些約束是真實存在的。西班牙前首相菲利佩·岡薩雷斯（Felipe González）曾告訴我，1986年比塞塔（西班牙及安道爾在2002年歐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貨幣）擠兌在幾天內(nèi)就使西班牙損失了“相當于國家衛(wèi)生預算的資金”。緩慢的增長、通貨膨脹、失業(yè)、巨額財政赤字以及國際收支危機沒有給社會主義政府留下多少回旋余地。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旨在解決這些問題，但代價是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手綁在背后：年度赤字不得超過3%，債務與GDP之比不得超過60%，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幾乎是不可能的，增加的社會支出也受到嚴格限制。隨著右派右傾，左派在右傾道路上走得更遠，中左派和中右派的經(jīng)濟政策變得幾乎無法區(qū)分。社會民主黨支持資本流動自由化、自由貿(mào)易、財政紀律和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放棄反周期政策和使用大多數(shù)的產(chǎn)業(yè)政策。
五十年來，社會民主黨人一直相信平等能促進效率和增長。用瑞典社會民主黨部長貝蒂爾·奧林（Bertil Ohlin）的話說，社會支出“代表了對最有價值的生產(chǎn)工具的投資，即人民本身”。然而，他們突然采用了新自由主義關于“權衡”的話語：在“平等與效率”之間權衡，在“平等與增長”之間權衡。世界充滿了“兩難”和“三難抉擇”。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發(fā)明了多達5個困境（沒有一個“困境”符合這個術語的邏輯意義）?！罢荒茏鲞@么多”，社會民主黨人附和右派的說法?！柏熑巍保喝銮袪栔髁x詞典中的一個關鍵詞，被從國家轉(zhuǎn)移到公民個人身上。正如吉登斯（Giddens）所言，“人們可能為新政治的提出了一個主要的座右銘：即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除了這種語言上的轉(zhuǎn)變，社會民主黨人也沒有什么別的想法了。經(jīng)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2010年出版的《自由落體：美國、自由市場和世界經(jīng)濟的沉淪》（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一書里，名為“新資本主義秩序”（A New capitalism Order）的宏大章節(jié)中敦促進行與戰(zhàn)后時期的同樣改革：政府應該保持充分就業(yè)和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他們應該促進創(chuàng)新，提供社會保障和保險，并防止剝削?！靶碌摹眱?nèi)容就到此為止了。
回顧過去，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發(fā)展軌跡是鮮明的。1872年第一國際海牙會議曾宣稱：“無產(chǎn)階級組織成政黨是確保社會革命勝利及其最終目標：消滅階級的必要條件?！比鸬涞牡谝粋€綱領明確指出：“社會民主黨不同于其他政黨，它渴望徹底改變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經(jīng)濟組織，實現(xiàn)工人階級的社會解放。”社會主義者要廢除剝削、消除社會的階級分化、消除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不平等，結(jié)束資本主義生產(chǎn)的浪費和無政府狀態(tài)，消除一切不公正和偏見的根源。他們不僅要解放工人，而且要解放人性，建立一個以合作為基礎的社會，把能源和資源合理地導向滿足人的需要，為人格的無限發(fā)展創(chuàng)造社會條件。
事實證明，這些目標并不可行。但改造社會的愿景存續(xù)了近一百年，即使是在必須應對眼前危機時，即使是在一些想法——最突出的是生產(chǎn)資料國有化——顯示出自己的錯誤時，即使是在社會民主黨人經(jīng)歷政治失敗時。這就是1970年代末消逝的東西。談到80年代的改革，阿馬托反思說：“我們一點一點地消減了公共開支，超過了讓社會權利得以維持的程度，（甚至）到了會使社會權利惡化的地步?！睂_雷斯也很懷念過去：“讓我擔心的是，在某種程度上，社會民主黨死于成功。它的死亡是因為它不能理解它所幫助創(chuàng)造的社會，并不是它開始時的社會。”法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學家羅杰·馬爾泰利對密特朗政府的評論最為尖銳：“左派在上臺后反復出現(xiàn)的問題是‘時間滯后’。當1981年左派掌權時，西方世界的大多數(shù)國家已經(jīng)在經(jīng)歷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p>
勃蘭特、克里斯基和帕爾梅交流書信合集的名稱是《社會民主與未來》。但這可能是社會民主黨人最后一次在應對眼前危機的同時，努力保持變革的視角。也許社會民主黨人已經(jīng)盡其所能地進行了轉(zhuǎn)型；也許他們成功地使一些改革變得不可逆轉(zhuǎn)。他們適應了文化變化，促進了性別平等，并敏銳地意識到了即將到來的環(huán)境災難。這篇文章無意質(zhì)疑他們的成就。但是，在眼前障礙的沖擊下，他們提出的、“能夠為社會指明方向”的共同未來的愿景都已消失。對安達盧西亞秘書來說，不再是“我們的”的語言是一種無法延伸到下一次選舉的語言，一種不能引導社會走向長期目標的語言——而這正是我們必須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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