遜色：為什么科學領域中女性如此之少？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影響著決策者，諸如墮胎權、賦予女性投票權，以及學校該如何教育我們，等等。這批人塑造了我們對自身心靈和身體的看法，也影響著我們彼此的關系。當然，人們期待科學家給出客觀事實，同時也相信，科學所講述的肯定是沒有偏見的故事。這個關于人類的故事，起始于人類演化的開端。

可是，一旦這個故事牽涉女性，其中就有太多的錯誤。

我當時大概16歲，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在位于倫敦東南部的學校操場上，我仰頭看著自己制作的火箭直沖云霄。當時我被選為學校首個科學興趣小組的組長，剛從這個書呆子式的勝利中走出來，我便組織了一個小型火箭制作活動，這一天是火箭升空的日子。一切都非常完美。發(fā)射前一晚，我還計算了現(xiàn)有制作材料對于確定要來的人是否充足。

我根本用不著擔心這些。因為當天我是唯一到場的人。不過，我的化學老師，善良的伊斯特布魯克（Easterbrook）先生，最后還是留下來幫我完成了活動。

如果你是一個這樣成長起來的怪咖，應該知道自己有多孤獨；而如果恰好你又是一個女怪咖，就會覺得越發(fā)孤獨。當我讀到中學六年級時，我是化學班的8個學生中唯一的女生。在數(shù)學班的12個學生中，我也是唯一的女生。幾年后，當我決定學習工程專業(yè)時，我發(fā)現(xiàn)自己是9個人的班級中唯一的女生。

這么多年過去了，情況沒什么變化。婦女工程協(xié)會（Women’s Engineering Society）在2016年收集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英國只有9%的工程人員是女性，而工程專業(yè)本科生中，女性的比例也剛過15%。一項來自WISE（Women into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的縮寫，這是英國一家旨在促進女性在科學、工程學和技術等領域發(fā)展的組織）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5年，女性在這些領域中的人數(shù)比例略高于14%。按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的數(shù)據(jù)，盡管有接近一半的科學工作者是女性，但她們在工程學、物理學和數(shù)學領域仍表現(xiàn)出弱勢。

16歲的我，一個人站在學校操場上，當然想不通。我家一共有三個女孩，數(shù)學方面都非常出色。在我就讀的學校，女孩和男孩在成績表現(xiàn)上向來勢均力敵。根據(jù)婦女工程學會的數(shù)據(jù)，在英國中學的入學水平考試中，參加人數(shù)和核心科學與數(shù)學科目的考試成績中幾乎沒有表現(xiàn)出性別差異。實際上，如今女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在這些科目上取得最高分。在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科學和工程學學位差不多有一半都頒發(fā)給了女性。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堅持從事科學工作的女性似乎越來越少。在各個領域的最高層，她們都是明顯的少數(shù)。無論我們把目光放到什么時代，情況大抵都是如此。從1901年到2016年，共有911人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女性只有48位，這些女性獲獎者中有16位是諾貝爾和平獎，14位是諾貝爾文學獎。菲爾茲獎是當今數(shù)學領域的最高榮譽，目前只有出生于伊朗的數(shù)學家瑪麗安·米爾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在2014年得過一次。

我從大學畢業(yè)幾年以后，2005年1月，哈佛大學校長、經(jīng)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對這一差距給出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解釋。他在一次私下會晤中表示，精英大學中缺少頂尖女性科學家的背后原因，或許某種程度上涉及“固有天分問題”這樣一個“不幸的事實”。換句話說，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存在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差距。雖然仍有少數(shù)學者為他辯護，但總體而言，薩默斯的言論引起了眾怒。不到一年，他就辭去了校長職務。

但是，始終存在各種輕微的質疑之聲。

或許薩默斯敢于把這種話說出來，但有幾個人沒有產(chǎn)生過諸如此類的念頭呢：兩性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與生俱來的本質差異，這種差異讓我們彼此分立；女性大腦與男性大腦有著根本的不同，這就解釋了為何我們很少看到女性在科學領域中擔任頂尖職務。這種半遮半掩的不確定性正是本書的核心。疑慮始終縈繞在我們心頭，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女性注定無法與男性平起平坐，就是因為女性在身體和思想方面不如男性。

即便到了今天，我們對寶寶的期望仍以粉色和藍色填充；我們給男孩買玩具卡車，給女孩買洋娃娃，當他們喜歡諸如此類的玩具時，我們就會很開心。這些從小就有的差別對待，反映出我們內心的想法：男女之間存在著一條生物學分界線，也許正是這種差異塑造了我們在社會中的不同角色。人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受到觀念的引導，而數(shù)十年的科學研究則強化了固有觀念，比如男人喜歡見異思遷，女人更愿意從一而終，等等。放眼歷史，到處都充斥著此類性別迷思。當我們想象早期人類的生活時，映入腦海的是強壯的男子飛奔在叢林中尋找獵物，而柔弱、溫柔的女人待在家里照看爐火和孩子。我們甚至懷疑，是不是由于身體更高大、更強壯，男性天然就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在更好地理解自己、去偽存真的過程中，我們當然會求助于生物學。人們相信只有科學才能夠解除這些暗暗的、吹毛求疵的感覺，因為似乎無論通過多少平權立法，這種感覺永遠揮之不去——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蓪嶋H上，我們的生物學甚至可能會對已然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將繼續(xù)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做出解釋。

很明顯，這是一個危險的領域。女權主義者尤為強烈地反對由生物學來定義我們的生活。許多人相信，在爭取基本權利的過程中，科學說法不應成為考慮因素。他們說，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這當然沒錯，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忽視生物學。如果兩性之間確實存在差別，我們當然想要知道。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就需要能夠理解這些差異、適應這些差異。

問題在于，科學給我們的答案并不總是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當我們向科學家尋求解決方案時，會假設他們是中立的。我們覺得科學方法不可能帶有偏見，也不會算計女性。但我們錯了。為什么科學領域中女性如此之少？這個謎題對于理解為什么存在諸如此類的偏見至關重要。不是因為它透露了女性的能力，而是因為它解釋了：雖然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在為之奮斗，但科學仍然未能使我們擺脫性別的刻板印象和危險迷思。女性在現(xiàn)代科學領域中所占的比例嚴重不足，因為在大多數(shù)歷史時期，人們認為她們在智力上遜色于男性，故意將其排除在科學領域之外。因此，科學機構同樣歪曲了關于女性的整體情況，也就毫不奇怪了。這反過來也扭曲了科學的面貌，甚至扭曲了如今它所表達的觀點。

當16歲的我一個人站在操場上，將自制的火箭發(fā)射向天空時，我深愛著科學。我想那是一個答案明確，未曾受到主觀性和歧視污染的世界，那是一座沒有偏見的理性燈塔。但我那時并不知道，自己孤身一人站在操場，正是因為科學的世界并非如此。

在2012年發(fā)表的一項研究中，心理學家科琳娜·莫斯-拉庫津（Corinne Moss-Racusin）和耶魯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考察了科學中的偏見問題，具體方式是請100多位科學家評估申請空缺的實驗室主管職位的求職者所提交的簡歷。每一份簡歷都完全相同，除了其中一半用女性的名字，另一半用男性的名字。

當實驗人員要求科學家評估這些潛在的雇員時，他們對姓名為女性的簡歷持有者的稱職性和可雇傭性的評價相當?shù)?。科學家們也不太愿意指導她們，給出的起薪也明顯更低。研究人員在論文中補充說，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發(fā)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這些來自學院的調查參與者，其性別并不影響回應內容，也就是說，女性和男性科學家都有可能對女性表現(xiàn)出偏見?！边@項調查結果表明，性別偏見已經(jīng)深深根植于科學文化當中，以致女性自己也在歧視其他女性。

性別歧視不僅僅是男性針對女性而施行的行為，也會融入整個體系的機理當中。在現(xiàn)代科學中，這個體系一直都屬于男性。按照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保存的全球科學界女性數(shù)據(jù)估計，2013年，全世界僅有略多于1/4的科學研究人員是女性。在北美和西歐，這一數(shù)字是32%；而在埃塞俄比亞，該數(shù)字只有13%。

通常情況下，在本科階段女生的數(shù)量較多，而隨著學歷程度上升，人數(shù)卻越來越少。這一現(xiàn)象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存在已久的兒童保育問題入手來解釋，正在男性同事投入更多時間到工作中，并逐步得到晉升時，撫養(yǎng)孩子卻讓女性與職業(yè)生涯脫節(jié)。2013年，美國研究者瑪麗·安·梅森（Mary Ann Mason）、尼古拉斯·沃爾芬格（Nicholas Wolfinger）和馬克·古爾登（Marc Goulden）曾就這一話題出版過《孩子重要嗎：象牙塔里的性別與家庭》（Do Babies Matters?: Gender and Family in the Ivory Tower），他們發(fā)現(xiàn)在美國，有年幼子女的已婚母親，比同樣狀況的已婚父親，獲得終生教職的可能性低1/3。這不是女性缺乏天賦的問題，因為未婚無子女的女性獲得此類工作的可能性，要比未婚無子女的男性高出大約4%。

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每年都會開展年度時間使用調查，以分析人們每天如何度過自己的時間。當前美國的勞動力幾乎有一半都是女性，但是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發(fā)現(xiàn)，在2014年，女性比男性每天要多花半個小時的時間做家務。在一天當中，只有1/5的男性會做家務，相比之下，做家務的女性數(shù)量要接近一半。在有6歲以下兒童的家庭中，男性給予這些孩子實際照顧的時間不到女性的一半。而在工作的問題上，男性每天花在工作上的時間要比女性多52分鐘。

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職場中會有如此這般的情況存在。一個能在辦公室或實驗室投入更多時間的男性，自然會比一個做不到這樣的女性在職業(yè)生涯中表現(xiàn)得更好。當面對應該誰來休產(chǎn)假或陪產(chǎn)假之類的問題時，暫停工作的幾乎總是母親。

數(shù)百萬家庭微小個人選擇的累積會對社會面貌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據(jù)美國婦女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估計，2015年， 男性每掙一美元，全職工作的女性只能掙79美分。1970年，英國通過了《同酬法案》（The Equal Pay Act）。但是如今，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數(shù)據(jù)，雖然數(shù)字正在下降，但兩性之間的工資差距仍然超過18%。在科學和技術工作部門，這一差距高達24%?！短┪钍扛叩冉逃罚═imes Higher Education）2016年分析的數(shù)據(jù)顯示，在英國大學中，持全職學術合同的女性，其收入要比男性低約11%。

家務和母親身份并不是影響性別平衡的唯一因素，還有更為根本的性別歧視存在。2016年，世界最大的科學雜志《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PLOS ONE）發(fā)表了一篇論文，該文考察了生物系男學生如何評價自己的女性同儕。文化人類學家丹·格倫斯潘（Dan Grunspan）、生物學家薩拉·艾迪（Sarah Eddy）及其同事請數(shù)百名華盛頓大學的本科生，對班級其他同學的表現(xiàn)做出評價。文章寫道：“調查結果表明，相比女同學，班級同學似乎更傾向于認為男同學精通課程內容?！钡珜嶋H情況卻并非如此。以四分制衡量，男同學的分數(shù)被（相同性別的人）高估了0.57點，而女同學則并未表現(xiàn)出類似的性別偏見。

就在前一年，《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雜志被迫道歉，因為該雜志的一位同行評審建議兩位投稿的女性進化遺傳學家在論文中增加一兩個男性合著者。該評審寫道，“男博士生平均比女博士生合著多一篇論文似乎并不奇怪，這就好像跑一英里時，男博士通常要比女博士快一點?！?/p>

另一個問題是性騷擾，其嚴重程度直到最近才暴露出來。2015年，經(jīng)歷了包括至少兩名雇員在內的一系列嚴肅性騷擾指控后，病毒研究專家邁克爾·卡茨（Michael Katze）最終被禁止進入其領導的華盛頓大學某實驗室?！鞍儋Y得”（BuzzFeed）新聞網(wǎng)（卡茨曾試圖起訴該公司，以封鎖相關文件的泄露）長期報道了針對卡茨的后續(xù)調查，并披露他曾經(jīng)在“暗示對方滿足其性需求的情況下”雇用了一位女性職員。

卡茨事件絕非特例。2016年，帕薩迪納市加州理工學院解除了該校理論天體物理學教授克里斯蒂安·奧特（Christian Ott）的職務，因為他對多名學生進行性騷擾。同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名女學生對助理教授布萊克·溫特沃斯（Blake Wentworth）提起了法律訴訟，稱其曾多次對她們性騷擾，包括不當觸摸等。就在不久前，同一所大學的著名天文學家杰夫·馬西（Geoff Marcy）因多年來對女性進行性騷擾而獲罪。

因此，基于當前所有關于家務、懷孕、育兒、性別偏見和性騷擾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對科學和工程領域中頂尖女性如此之少的現(xiàn)象做出一些解釋。我們不要落入勞倫斯·薩默斯式的唬人陷阱當中，即由于事物的自然秩序如此，就認為兩性世界本該如此，讓我們后退一步?？茖W領域中的性別失衡，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女性終其一生都置身于男性通常不會遭遇到的壓力之網(wǎng)當中。

雖然一些地區(qū)和領域中的性別圖景異常暗淡，但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也揭示出了例外情況。在某些學科當中，無論是大學還是職場里，女性的數(shù)量都超過了男性。學習生命科學和心理學的女性往往多于男性。在某些地區(qū)，女性在科學中的總體表現(xiàn)要好得多，這表明文化在其中也發(fā)揮了作用。比如在玻利維亞，女性占所有科研人員的比例達到了63%；在中亞地區(qū)，這個比例差不多是一半。而在我們家族的故鄉(xiāng)印度（我的父親曾在那里學習工程學），女性在工科的所有學生中占比1/3。同樣，在伊朗，女性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比例也很高。如果女性真的在科研方面遜色于男性，我們也就不會看到這些不一樣的狀況了——這再次證明，事情要比看上去復雜得多。

和所有事情一樣，從頭細說會很有幫助。因為從一開始，科學就把女性視為智力低于男性的群體。

斯坦福大學科學史教授，《心靈沒有性別？：現(xiàn)代科學起源中的女性》（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一書的作者隆達·席賓格（Londa Schiebinger）寫道：“近三百年來，英國皇家學會中唯一永恒的女性存在，便是一具保存在學會解剖儲藏室中的女性骨骼?！?/p>

《心靈沒有性別？：現(xiàn)代科學起源中的女性》

英國皇家學會1660年在倫敦創(chuàng)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學機構之一，但它直到1945年都沒能選舉出一位正式的女性成員。而直至20世紀中葉，巴黎和柏林的各大著名科學院才吸納了第一批女性成員，這些歐洲的科學院正是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祥地。這些成立于16世紀和17世紀的科學機構，是科學家聚集在一起分享思想的論壇，隨后，這些科學院開始授予榮譽，包括會員資格等。如今，它們還會向政府提供科學政策方面的建議。然而，在科學院歷史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它們都理所當然地將女性排除在外。

大約1754年，英國皇家學會的一次會議，木版畫

情況在出現(xiàn)轉機之前變得更糟了。在早期階段，當科學尚屬于狂熱愛好者的業(yè)余活動時，女性至少還有機會接觸到它，即便只是嫁給有錢的科學家，進而有機會和他們在自家實驗室里一起工作。但是到了19世紀末，科學變成了一項嚴肅的事業(yè)，有了自己的一系列規(guī)則和官方機構。于是，女性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幾乎被排除到了科學領域之外，邁阿密大學的歷史學家金伯利·哈姆林（Kimberly Hamlin）說：“科學中的性別歧視與科學本身的專業(yè)化過程是一致的。女性進入科學界的機會越來越少?！?/p>

這種差別對待不僅發(fā)生在位于科學等級頂端的大人物身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甚至直到20世紀，女性才被允許進入大學學習或授予學位。隆達·席賓格寫道：“從一開始，歐洲大學原則上就是將女性拒之門外的?！贝髮W的課程旨在為男性進入神學、法律、政府機構或醫(yī)學等領域做好職業(yè)準備，而女性是禁止從事這些行當?shù)?。醫(yī)生當時相信，高等教育的精神壓力可能會損耗女性生殖系統(tǒng)的能量，從而對其生育能力造成傷害。

當時人們甚至認為，只要女性在旁邊，就可能會打擾男性嚴肅的腦力工作。中世紀修道院男性獨身的傳統(tǒng)，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一直延續(xù)到19世紀末，教授是不允許結婚的。劍橋大學直到1947年，才以等同于男性的條件授予女性學位。同樣，哈佛醫(yī)學院直到1945年還在拒絕接納女學生。第一位申請到職位的女性差不多就在一個世紀前而已。

這并不意味著當時沒有女性科學家，她們存在。許多女科學家甚至在逆境中取得了成功，卻經(jīng)常被當成局外人對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瑪麗·居里（Marie Curie），雖然她是第一位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但1911年法國科學院（France’s Academy of Sciences）卻拒絕接納她作為其中的一員，因為她是一個女人。

還有一些女性沒有那么為人所熟知。20世紀初，美國生物學家妮蒂·瑪麗亞·史蒂文斯（Nettie Maria Stevens）在發(fā)現(xiàn)決定性別的染色體方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但她的科學貢獻基本被歷史忽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德國數(shù)學家埃米·納脫（Emmy Noether）被提名為格丁根大學的教員時，一位教授抱怨說：“當我們的戰(zhàn)士返回大學，發(fā)現(xiàn)自己要屈尊向一個女人學習，他們會做何感想？”在隨后的四年中，納脫在一位男同事的名下非正式授課，而且沒有薪水。在她去世后，愛因斯坦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稱其為“自女性開始接受高等教育以來，迄今為止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數(shù)學天才”。

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當更多的大學向女性學生和教師開放時，她們仍然被視為二等公民。1944年，盡管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對核裂變的發(fā)現(xiàn)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但她卻未能獲得諾貝爾獎。她的故事就是一堂關于堅持不懈的人生課。在她成長起來的奧地利，當時女孩如果超過14歲就不會再接受教育。為了追尋自己對物理學的熱愛，邁特納跟隨私人家庭教師學習。當她終于在柏林大學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時，辦公室卻是一間很小的地下室，而且沒有薪水。大學還禁止她出入男科學家工作的樓層。

還有其他人像邁特納一樣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為破譯DNA結構做出的巨大貢獻幾乎完全被無視了，在她去世后，1962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莫里斯·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分享了諾貝爾獎。在離我們更近的1974年，為發(fā)現(xiàn)脈沖星而頒發(fā)的諾貝爾獎，并沒有授予真正取得突破的天體物理學家喬斯琳·貝爾·伯內爾（Jocelyn Bell Burnell），而是給了她的男導師。

我們不得不在科學的歷史中追尋女性的身影——并非因為她們沒有能力做研究，而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她們沒有接觸科學的機會。持續(xù)了幾個世紀，充斥著根深蒂固的排斥和偏見的體制剛剛開始恢復，而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它的遺物當中。

多倫多大學批判理論教授馬里·魯?shù)伲∕ari Ruti）在其2015年的著作《科學的性別歧視時代》（The Age of Scientific Sexism）中說：“我發(fā)現(xiàn)，即便是最卓越的男性頭腦，當他們談到女人時，偶爾也會變得愚蠢——當性別問題作為一個議題時，某些東西會讓原本具有洞察力的知識分子變得愚鈍不堪?！?/p>

《科學的性別歧視時代》

在當前的科學研究中，性別差異是最炙手可熱的議題之一。2013年，《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說，自千禧年之后，科學雜志已經(jīng)就性別差異問題發(fā)表了三萬篇論文。法醫(yī)在千方百計地尋找男女之間的鴻溝，無論是語言、交往關系、思維方式、養(yǎng)育方式，還是生理和心理能力。出版的著述似乎強化了兩性之間鴻溝的巨大神話。

在本書中，我分析了其中的若干研究，并采訪了背后一些人物。這樣做會揭示出一大批可能讓我們每個人都提出質疑的研究工作。有些科學家聲稱，由于兩性大腦結構不同，因此女性在數(shù)學、空間推理和任何需要理解系統(tǒng)如何運作的工作上（如汽車和計算機）通常都要比男性差。還有人堅持認為男性在人類進化史中起到了主導作用，因為是他們在狩獵動物，而女性留守后方和照顧孩子的工作顯然沒什么挑戰(zhàn)性。甚至有人認為，人類進化到如今這般智慧和具有創(chuàng)造力，正是男性各種行為的功勞。還有人提出，女性之所以有更年期，是因為男性覺得年老的女人缺乏吸引力。

我們很難去質問此類理論背后的動機。在宴會上聽起來非常令人反感的話，如果從一個穿著實驗室大褂的人口中說出來，似乎就變得頗為可信。但是我們需要保持警惕。比如，你在報紙上看到有這樣的研究，說男人比女人更擅長看地圖或者泊車，它可能與另一項針對不同人群的研究結果截然相反，那項研究會說，恰恰是女人更擅長看地圖或泊車。精美的腦部掃描并非其所宣稱的那樣，是我們思維的圖像。在某些科學分支，如進化心理學當中，各種各樣的理論或許只不過是經(jīng)由少量不可靠的證據(jù)碎片拼湊而成的一段敘事。

如果某些研究看起來有性別歧視的傾向，有時候是因為它們確實如此。很難指望多個世紀以來將女性排除在科學之外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不滲透到科學的血液和骨骼當中，過去如此，也會一直延續(xù)至今。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

讓更多女性參與科學，正在改變科學的運作方式。如今有人開始對以往從未被質疑的問題發(fā)問，前提假設遭到挑戰(zhàn)，新觀念正在取代舊思想。近幾十年來，研究人員（其中許多是女性，但也包括男性）對過去描繪的那種扭曲的通常是負面的女性形象進行了強有力的檢視，他們發(fā)現(xiàn)過去的做法存在著缺陷。這種替代性的描繪方式從完全不同的視角揭示了人類。

如今，拋開接二連三頗成問題的性別差異研究，我們獲得了一種思考女性思維和身體的全新方式。例如，關于性別差異的新理論表明，女性大腦和男性大腦之間的細微差別，只不過是由我們每個人都與眾不同這一事實所帶來的統(tǒng)計結果。幾十年對女孩和男孩的嚴格測試證實，兩性之間的心理差異微乎其微，而我們所看到的性別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而不是生物機制。對人類進化歷史的研究表明，男性統(tǒng)治和父權制并非某些人宣稱的那樣，在生物學的意義上與人類社會之間具有固定關聯(lián)，實際上，我們曾經(jīng)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族群。甚至連“男人比女人更濫情”這種老掉牙的神話都被拋棄了。同樣，社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要比生物機制大得多。

挑戰(zhàn)“作為女性意味著什么”的傳統(tǒng)觀念，是一項需要充分論證的細致工作。這不是一幅關于弱者或從屬者的肖像。她在科學上既沒有表現(xiàn)得遜色于男性，也沒有任何一個溫和順從式的形容詞能用來將其與男性區(qū)分開，將她歸類到更規(guī)規(guī)矩矩、更謙恭的性別成員當中。這位女性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代表了堅強、謀略與智慧。

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科學研究主體，它肯定了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而不是在性別戰(zhàn)爭中進一步割裂男性和女性。它讓我們彼此更加緊密。

在宣傳第一本書《極客帝國》（Geek Nation）期間，我曾在謝菲爾德市做過一次演講。演講最后，一個矮個子的中年男子走過來，私下問了我一些問題。

他冷笑著問道：“為什么我看不到女科學家？也沒見哪個女的得過諾貝爾獎？在科學方面，女人就是不如男人。事實證明，她們沒有男人聰明。”他緊緊貼著我的臉，甚至把我逼到了墻角。一個性別歧視者的夸夸其談也會迅速轉變成種族歧視。我試著反駁，先是列出了能想起來的有成就的女科學家，又倉促整理了一些關于學齡前女孩比男孩更擅長數(shù)學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但是最后，我放棄了。我不知道說什么才能讓他相信我們之間是平等的。

我們中有誰沒碰到過這樣的人呢？自視甚高的老板、“直男癌”男友、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鍵盤俠”……我希望自己的裝備庫里有一套科學論據(jù)，能證明他們是錯的。強化兩性平等這一事實不僅是政治理念，而且是每位女性與生俱來的權利。

本文為《遜色：科學對女性做錯了什么》一書的導言，略有刪節(jié)，標題為編者所擬。

《遜色：科學對女性做錯了什么》，【英】安吉拉·賽尼/著 李貫峰/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