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真談近世中國的幼醫(yī)與幼蒙

熊秉真（章靜繪）

熊秉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哈佛大學理學碩士，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博士?，F任國際哲學及人文科學理事會秘書長、杭州師范大學特聘教授。熊秉真教授是中國兒童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權威專家，新出版的《幼醫(yī)與幼蒙——近世中國社會的綿延之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凝聚其三十余年治學成果。書中描摹勾勒了中國兒童的成長歷程和兒童觀的流變趨勢，揭示諸多珍貴的幼醫(yī)文獻，著重研討不同文明和民族對于克服疾病的共同努力，對備受中國學界關注的李約瑟難題以及后疫情時代人類文明的走向亦有獨到灼見。在這篇訪談中，有她治兒童史心路歷程的剖白，亦借文化中心論的反思提出對歷史學意義和人類知識發(fā)展的本源思考，對治中國史乃至世界史者均有啟發(fā)。

《幼醫(yī)與幼蒙——近世中國社會的綿延之道》，熊秉真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344頁，58.00元

這本《幼醫(yī)與幼蒙——近世中國社會的綿延之道》凝聚了您三十年來治兒童史的成果，也正好是在新冠疫情之際集結出版。疫情對您的研究有什么樣的觸動？這本書對疫情的應對有什么啟示嗎？

熊秉真：在新冠疫情之下發(fā)布這樣一個研究成果，我主要有兩點感想。

第一，現在大家越來越覺得醫(yī)療健康對于人文科學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但其實中文的文、史、哲學界，尤其是歷史學的通史中，關于健康疾病、衛(wèi)生等專題的內容是很邊緣的，認識也不多。

最近一年我寫了三篇文章，臺大高研會有專著，也寫了英文的文章發(fā)表在湯因比基金會（Toynbee Prize Foundation）的網頁上，講人文學科應該思考，過去我們研究的內容跟實際上大家對知識與生活上的需要之間應該如何調整。日本和歐洲現在都已經把關于健康和衛(wèi)生的歷史作為人文學科中不可缺失的核心研究領域，而不覺得它是純粹的醫(yī)學、生物學問題。

第二點，我想從史學學科來講。就疫情中的表現來說，人文學科、歷史學科現在扮演的角色不夠有力。這當然是雙方的問題。但是一開始全世界就對疫情采取了比較短線的認識，以為它是所謂的“史無前例”。這點我在湯因比基金會的文章中也已經提到?？傊?，當時雖然沒有人可以預料到，但現在看來是很清楚的：2020年新冠疫情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人類歷史發(fā)展中重要的轉悷點——全球的人們都互通矚目，經歷著同一個非常困難、影響嚴重的事件。

書中談到法國學者菲利普·阿里耶斯認為“童年”是西方近代社會的產物，中國傳統(tǒng)育兒之道可作為比照思索的素材。那么中國的幼蒙之道是否為阿里耶斯的假說提供了不同的育兒經驗？

熊秉真：我很高興你用了假設的視角，它確實是一個hypothesis，是一個假設，并不是一個結論。而且他的重點不是在講育兒的經驗，他的重點是在講價值觀和心態(tài)。從對比的角度來看，中國因為傳宗接代、祖先崇拜，以及其他的需求，所以留下了一些和阿里耶斯假設不一樣的史料。

阿里耶斯去世較早，沒有看到我們做的中國研究。我相信他如果看到的話會覺得非常驚訝和欣喜。并不是說宋朝的《嬰戲圖》比較早，或者是說宋元明清的幼科跟歐洲發(fā)展的過程不一樣，主要是這些材料用全球史的觀點并存來看，不是各有成敗，而是各有特色。所以從素材的角度講，一定要用全球史的眼光去處理中國的素材，就是要在了解和對比歐洲、美國、日本、印度等所有的材料以后來寫，我覺得這樣才有辦法討論對照的問題。我們可以把阿里耶斯的假說當作很好的問題，它引出了一些不同的發(fā)現。

嬰戲圖（局部）

史學界十分關心家庭結構及家庭思想的問題，但對其中關鍵所系的幼科與幼蒙的歷史則涉及較少，您的新書就關注到這個被忽略的問題。能向我們介紹一下幼科與幼蒙對中國家庭延續(xù)的重要性嗎？

熊秉真：從生命延續(xù)的角度來講有兩個被忽略的問題。不只是兒童和童年，更加理論性和概念性的問題是關于年齡的因素和人生階段。年齡有生理年齡，也有社會年齡，就是說人生的階段在古代、中世、現代都有不同的意思。我們要問的是：age（年齡）是什么，人生的階段怎么分段？傳統(tǒng)史學講事件、制度，講一群人，不看個人，思想史把個人也納入了研究視野。但即使看向了個人，這樣的微觀研究也不夠細微和深入。這就好比生物學在晚近幾十年走向分子生物，已經不是停留在看動物、植物的分類的表面了。所以我想這是史學學科自身成長的問題。所以年齡和人生階段兩個因素應該在中國史中得到它們應有的位置。

您在書中提到明朝是幼醫(yī)發(fā)展最關鍵的時期，您能向我們簡單介紹傳統(tǒng)幼科的特點嗎？記錄醫(yī)者診療過程的近世幼案兼具奇情性與實證性，這種古典的實證記載是否對現代自然科學的書寫體系有所啟發(fā)？

熊秉真：明朝確實是幼科承上啟下和成熟的關鍵節(jié)點。幼科從魏晉到隋唐萌發(fā)，在宋朝浮現，它的發(fā)軔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明代隨著幼科著作和記錄的出版?zhèn)魇?，幼科發(fā)展得比較普遍，也比較系統(tǒng)化。太醫(yī)院里的幼科不但有教授，而且幼科教授的作品保存得非常完整。明代幼科名醫(yī)薛鎧和其子薛己的《保嬰全書》四十冊現在還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我關于幼科的第一篇出版的文章也是聚焦這一時期的。1989年我在山西太原召開的國際明史研究會上宣讀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現在也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出版，感興趣的讀者們都可以看到。

幼科醫(yī)案是一類特殊的文獻，我專門寫過一篇中文文章《讓證據說話》。故事的奇情性不止停留在敘述層面，同時還體現在細致分析跟說理層面。當時的幼科醫(yī)案中都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些相似的特點。從《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的二十五個診籍（診籍就是先秦時期診斷書的叫法）到錢乙的二十三個記錄，再到萬全，再到薛鎧、薛己，幼醫(yī)留下了一千五百多個醫(yī)案。所以在數量上、在計量上我們稱為具有統(tǒng)計上的意義。幾乎每一個病癥不只有處方，還有實證。這樣的記錄一方面訓練和傳承了醫(yī)者的幼科知識，同時在市場條件下通過宣傳自己的方式和同行競爭。

現在再重新看這些醫(yī)案對近代醫(yī)學會有新的發(fā)現。由于近代科學革命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通行方式，中國按照近代科學的傳入對歷史做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切割，因此造成大家在看待這些醫(yī)案材料時會帶有現代科學的預設，帶著檢討的眼光看待這些材料，造成一些先天性的限制，這是無須諱言的。從書寫方式來看，小說類跟非小說類的書寫方式也受到了近代科學追求絕對客觀的影響，有很明顯的斷層，這也是無須諱言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反思，尤其是在現在的新冠疫情之下，大家終于知道這是人類經驗歷史中間非常核心、普遍和常在的東西，那么留下的材料就值得大家不斷地重看。

夏景戲嬰

雜技戲孩

在分析乾隆歙邑許氏幼科這一個案時，您提到此例“讓我們更清楚意識到此普世而區(qū)域、地方之層級分明的學術分析架構，未必須視此三項范疇為上下從屬，甚至彼此互斥之關系”。您能以許氏幼科為例談談區(qū)域、全國和普世典范三者的關系嗎？

熊秉真：乾隆歙縣許氏幼科的案例是我花費了很多時間找到的很難得的案例，包含著豐富的內涵。我現在就你的提問來專門講一個問題：任何一個知識、傳統(tǒng)的發(fā)展都會在特定的區(qū)域和地方獲得特別性。這與我們后來習慣上講到的國別史不一定相同。對許氏幼科來說，地方史比國別史更適合作為研究單位。但是大家對普世范例的在乎我覺得還是受到近代泛科學論的影響。事實上，許氏幼科受到了新安醫(yī)學的影響，在書中我已經詳細分析了新安醫(yī)學本身的環(huán)境。它的特別性在于這個幼科醫(yī)生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一輩子行醫(yī)留下了七本著作，所承載的是比較完整的地方性臨床實踐，我想作為一個普通醫(yī)生，他未必跟國家有很大的關系。

那我們要不要從這中間找出它的典范性？典范是典范，我總是把典范跟普世性分開來講。作為現代幼科的起源，十八世紀的德國幼科在典范性上有一定的普世性，但更多的表現出的是區(qū)域性特點。典范是此起彼落的，所謂寸有所短，尺有所長。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克服研究中國時總希望要拔頭籌的習慣?？梢杂谩坝羞@么一個范例對全世界有意義”的問題來轉換思路。目前，大家已經越來越感到國別史和線性史觀的局限性，那么每一個范例就必須要建立在它的內涵、范疇、特色以及周圍的知識網絡的交織上，知識是風起云涌，此起彼落的，它從來就不是非常有組織的、有次序的、上下統(tǒng)籌的生產方式。這是我對這個問題暫時的回答。

書中提到“與西方相較，新生兒照護在傳統(tǒng)中國一直特別受重視”。您能從中西視野的對比中談談中國對新生兒照護的重視程度嗎？

熊秉真：新生兒照護確實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因為我對錢乙和新生兒照顧的研究最早發(fā)表于美國兒科醫(yī)學會的所在地芝加哥。那個時候在場的所有的美國兒科醫(yī)學會的學者醫(yī)生看到了中國的新生兒救護研究。就細節(jié)來說，這是一個漫長的知識體系發(fā)展過程。在唐代，六歲以下的小孩子生了急病只能“卜夭壽、占生死”。雖然唐代沒有發(fā)展單獨的幼科，但在孫思邈前后都留下了很多新生兒養(yǎng)護的記錄。孫思邈更是單獨列出了一個新生兒照護的章節(jié)，并且激勵后來人挑戰(zhàn)幼科。

后世的幼醫(yī)就接受了挑戰(zhàn)。宋代的名醫(yī)錢乙立志只專門看六歲以下的小孩子。他的傳記里說其投身幼科就是希望“使幼者無橫夭之苦，老者無哭子之悲”?，F在全球的兒科醫(yī)學將這句話奉為典范，認為錢乙不僅是中國幼科的始祖，也是全世界幼科的始祖，因為他的貢獻給后世留下的前行軌跡。其中小兒斷臍和對新生兒破傷風的診治在宋代的突破非常重要。我在中英文的論著中間都有非常仔細的技術性的分析，這是一個人類醫(yī)學技術史上驚心動魄的故事。

同胞一氣

您在第四章提到宋代以后幼醫(yī)醫(yī)理從北方寒涼、下攻法轉向溫養(yǎng)路線，您認為導致這一轉變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您認為傳統(tǒng)幼醫(yī)和幼蒙體系對我們今天以西方兒科為基礎的兒科醫(yī)學有什么意義？

熊秉真：這個變化的關鍵在金元。已經有西方的研究講到了這個問題，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講。第一當然是中國歷史重心的南移。人口從涼爽的北方走向了濕熱的南方，生活方式和飲食都會有所改變。這個情況可以和西方殖民時期歐美移民對比。歐美人的醫(yī)學理論也依據熱帶環(huán)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因此對中國來說，客觀上的南移也是導致幼醫(yī)醫(yī)理由寒涼、攻下法轉向溫補路線的原因。第二是內在理路的問題。學術發(fā)展從長期來講，窮而變，變而通；還有典范轉移（paradigm shift）。大家讀了庫恩（ 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可是并不知道中國的典范轉移在科技上是怎么走的。如果我們一直跟著李約瑟的問題，這樣對內部細節(jié)的掌握是不夠的。

我們今天再重新看，如果說中國的兒科兼有中醫(yī)跟現代醫(yī)學的基礎，其實西醫(yī)也兼有東方的基礎，包括中醫(yī)西傳、阿拉伯醫(yī)學。這類研究其實已經很多了，但是在中文世界認識得還很少，所以各地的醫(yī)療體系本身是多元且平衡的。中醫(yī)研究者們應該知道中醫(yī)是兼采多面的，包括西醫(yī)、阿拉伯和印度的醫(yī)學等等。我想現在的疫情也讓大家看到對民族醫(yī)學（ethnic medicine）的重新了解，這些民族傳統(tǒng)不只是一個文化的根，它是全世界幾百個民族共同的根和資源。雖然大家的訓練跟多語言的掌握可能各有長短，但應當盡力，不分彼此。

月令圖

您提到李約瑟問題使我聯想到書中對幼兒“變蒸”的討論。您認為“變蒸”這一幼醫(yī)觀點的流變過程與西方或近代任何一學科的經驗并無二致，都經歷了假設—推理—實證檢驗—駁斥再進入新階段的假設這一揚棄的實證過程，但未能建立起一套更確鑿的新說致使“變蒸”這一學理最終落幕。您認為“變蒸”說沒有持續(xù)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這種學說中斷是否能視為中國沒有發(fā)展出近代西方科學的縮影？

熊秉真：我想變蒸的問題最主要涉及的是每個區(qū)域發(fā)展的典范的問題。變蒸曾經是一個典范，經驗科學之下中國、西方、印度、阿拉伯都有這樣的典范。如果我們不繼續(xù)過度夸大中西差別的話，這是一個科技史上的假設不斷自我更新、推理的過程。變蒸就是一個有意思的例子，雖然現在很少提到，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斷，更多代表的是人類在幼兒成長認識路徑上的反復。事實上，阿拉伯醫(yī)學或者歐洲早期的醫(yī)學也有很多又銜接了中斷很久的歷史。所以如果我們確實脫離直線前進的對歷史的假設，也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那么對于變蒸，其實它未來會怎么樣繼續(xù)激揚大家對于嬰幼兒的生理跟成長的進一步研究，其實現在言之過早。

中國有沒有發(fā)展出近代西方醫(yī)學，這是大家很常常忍不住硬問的所謂“李約瑟疑問”。但是到二十一世紀，我想大家應該可以把李約瑟問題擱下來了。我舉一個例子，清代的針灸科鴉片戰(zhàn)爭前十年就在太醫(yī)院取消了，這有很多內在的原因。但是現在針灸在中國乃至歐美都還很活躍，也就是說所有的事情它可以斷斷續(xù)續(xù)、匍匐前進。

貨郎圖

您對李約瑟難題的思考讓我反思是不是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也就是從十六世紀開始到今天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也會面臨新的問題，比如唯科學論，您嘗試在中國和其他的傳統(tǒng)文明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智慧。

熊秉真：我從兩方面來回答你的問題。首先，研究問題應當知己知彼，兼論中外。因為我不能假設讀者已經知道那個問題，所以我需要在研究中去補充其他的相關知識。然后在兼知中外的情形下，說明補上的比較詳細的、個例的研究。也就是說，我在乎的是微觀研究跟宏觀研究在理論方法上的問題，而非中外的問題。因為國別史的時間段非常短，專業(yè)的議題也非常有限，對我們研究的問題幫助不大。

但是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華文學術界對世界史跟西方史的認識是不夠的。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己做中國史的時候還沒有融入世界史。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從人數、實力、內涵上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距。我知道大陸把世界史變成一級學科，但是實際上如果看實際成果和招收學生的情況，你就會想到我要怎樣回應第二個關于李約瑟問題。

李約瑟問題從他的直覺和關注上來講，是像你剛才所說的前近代跟近代的關系，不是近代長期發(fā)展、從近代走向近代以后的問題。但是如果你放寬視野的話，就會知道現在我們有別的辦法認識十六到十九世紀或者二十世紀的歷史發(fā)展。它的重點不是在進步不進步；誰先誰后、誰長誰短；誰贏了、誰輸了。雖然中國人好像很難掙脫夢魘，大家一直想在各方面爭一口氣，這個我確實也非常理解。但是如果從史學工作者的專業(yè)角度來看，我們的同仁就不一定只是華人，領域也不只是在國別史的范圍里面去做各方面的對峙，不用沒完沒了地拿中國史比美國史，拿日本史對法國史，拿美國史對印度史，對吧？

如果要說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大家應當心平氣和地接受共同的歷史。我最近在讀北歐的歷史，我知道的細節(jié)不多，但我總會留一個空間給它，覺得他們的傳統(tǒng)、價值觀，他們的困難也是所有人的困難，雖然我不是北歐人，但我并不自外于那個世界。我后來整理幼醫(yī)與幼蒙，因為有一些是絕版的東西，要用知識的生態(tài)跟知識的環(huán)境的辦法重新處理問題，因此必須大幅度地放寬視野，用中國之外的經驗來看中國的歷史，而不只是拼命論證自己的根、自己的傳統(tǒng)是永遠領先的。當我們期望別人沒有中心論，可是如果有中國中心論怎么辦？放棄了西方中心論以后產生其他的中心論，日本中心論、印度中心論，各種中心論怎么解決呢？我沒有看到太多的討論。其實如果要討論中心論的問題，應該就要講所有的自我中心論怎么解決。

長春百子圖（局部）

您的回應讓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在這個階段來說，我們要去突破前一個加上西方中心論的范式，是因為現在學界積累還沒有達到，需要更多時間。也許再過一段時間，大家把新的魔咒打破之后，可能會達到您說的更包容心態(tài)來做歷史。

熊秉真：你說得很好，華語學界大家都不愿意相形見絀，這個心情無可厚非?？杀热缣瞥瘯r有個印度醫(yī)生把白居易的眼睛治好了，白居易寫了很多詩贊揚天竺的醫(yī)生。我們現在還需不需要去計較是哪一個人把中國的造紙術帶到大食？哪些隋唐明清文化內涵在韓國、日本發(fā)揚光大了？如果我們通過辛勤的努力讓不分遠近的人都可以受惠，也可以坦然接受我們受惠于阿拉伯、印度的各種的醫(yī)學，是否能夠開心而坦然地展示它們？

我很高興你用了很精彩的“魔咒”這個詞，大家的心情如果太嚴肅、太凝重的話，就好像自己背包袱，永遠沒辦法掙脫了。因為我們永遠要有一個輸贏，還要講直線進步，但這不是歷史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目的，對吧？要知道錢乙的二十三個醫(yī)案里有三分之一是死例，但他有專業(yè)知識上的自信，會不諱言自己沒有治好病人。他覺得大家共同從失敗中所學習，不用光輝和光榮論決定歷史的意義。

也就是說文明不在于偉大。每一次我們用西文講演，常常說一個人的慷慨在于他愿意展示他的脆弱。一直昂首闊步前行的多半是不知道自己不足的人（a march of fools）。我們在2021年來到了一個分水嶺，雖然大家現在還沒有完全醒過來，但是“救亡圖存”也來得及。我特別覺得大家應該在生死存亡之際放下打敗對方的強烈愿望，去接受自己的所受益于他人的，或者是開心分享自己已經有的東西。學歷史如果要定誰先、誰后，誰好、誰壞，誰有、誰沒有，我覺得真的是看薄了我們追求歷史的意義，不是嗎？我之所以要開始關注生命的開端，想要探究生命的可能跟不可能，是因為我不希望歷史上總是記載著偉人或是了不得的惡棍，應該讓所有無名無姓的、甚至是夭折的嬰兒們給大家一個有意義的空白，這就是我最初研究幼醫(yī)和幼蒙的原因。

您今天的思考呈現的關懷，是用一種中國古典的方式在書里委婉表達出來的。我想這種關懷是不是跟您研究的領域有關，因為醫(yī)學議題最關心的就是如何讓所有人遠離疾病和痛苦的折磨。

熊秉真：謝謝你的說明。即使現在出版了這本《幼醫(yī)與幼蒙》，我還是常常會覺得寫作、言說或者論文宣讀有時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希望用比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辦法來看。大家都知道閱讀史是讀者跟作者共同造成的，書寫成了以后，其實是讀者創(chuàng)造意義，所以我很高興今天可以和你談話。

你說到了一個重點。我是在西方受教育，做研究教學。在布朗大學、哈佛大學，大家常常喜歡直接談理論跟方法。我是比較喜歡講故事的，所以我不直接談理論或者駁斥方法論。我希望借著諸多細節(jié)讓讀者有不同的感受。生死是不認國界的，像新冠疫情就不會停在國界旁邊。現在有各種封鎖讓大家感覺到這種隔絕。但是最重要的是應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愿意去共渡難關。所以我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書選擇了中國的詞匯，題目叫A Tender Voyage——“慈航”（A Tender 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慈航——近世中國的兒童與童年》）。印度的佛教講生老病死如同苦海無邊。但是到魏晉以后，中國的信徒就會說苦海無邊，但可以苦海慈航。救不了自己的孩子，就想救別人的小孩，這寫的就是幼醫(yī)們。

這話聽起來可能像是高調，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也到了一個關口，疫情之下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如果用未開化和開化這樣的標準劃分知識系統(tǒng)，達到世界第一就很高興，各掃門前雪，到最后知識可能會反過來吞噬自己，這是我的可能比較大膽的一個預設。

因此，無論從認知上跟題材上我們都必須要采取一種非排他的書寫方式。我在國際人文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有我的責任和角色，所以我更加常常提醒自己采取分享式的學術預設。首先我們采用更開放的選題方式。比如你做的性別史或者物質文化史都是比較開放的，別的地方的成果也可以幫助自己的成果。原來的若干選題方式比如說唐代的制度史中的租庸調法，你就不用管別的地方有沒有租庸調法。其次我們采取開放斷代的辦法。比如我們現在已經走出朝代史。另外，語言和表達本身也會造成概念上的預設，無形間也造成了人跟人之間的鴻溝，這需要我們拋開知識的包袱去un-learning，丟掉學科限制重新思考。

這是很不容易的，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才知道知識的陷阱跟風險何在。開始一個新的議題就從整理詞匯考證，這是一個篳路藍縷的過程。但我很高興如今你們年輕人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去走累積的路，慢慢就會有新的起點，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感謝您對年輕人提出的期待。如果要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做全方位的探討，不僅要跨學科、跨文化，對于語言也有很高的要求。要沿著您這樣的思路，我們應該怎么做呢？

熊秉真：我自己覺得像你提問的時候所展現的活力跟好奇就是最好的條件。如果你的好奇心夠強，就會在不知不覺中破除很多困難跟挑戰(zhàn)。我一開始采集幼科文獻的時候，內容常是沒有標點斷句的。我每天晚上就在床頭讀像泥磚一樣的厚書，用想要了解嬰幼兒怎樣斷臍這樣的普遍性問題。所以在前十年里，我都在閱讀沒有人讀過的史料，弄清楚問題，因此并沒有出版研究成果。我還去了西方的新生兒科像一個學生一樣學習新生兒知識。當時確實是同行不多，所以有一點獨學而無友的寡陋感，但偶爾也會有小發(fā)現帶來很大的欣喜，比如發(fā)現了臍風的風和新生兒破傷風的風兩者之間是可以聯想的。當時我還做很多別的事，這個過程主要在晚上業(yè)余時間進行，進展很慢，別人就說我有日工跟夜工。但是當晚上做成果也開始分享以后，感覺是很不錯的，因為別人也可以加入你的好奇了。

我在山西太原第一屆國際明史會發(fā)表的論文叫做《明代的幼科》，主要討論幼科問題。參會的有一百多個學者，但研討會的組織專家們不知道要把我放在哪一組。后來我參加社科院在北戴河舉行的會議有了新的成果，大家也說不知道你的研究屬于什么組，可是我想當時我可能很年輕，也很遲鈍，不在意別的人承不承認，或者在不在乎。我分享我的發(fā)現，是因為我不希望當我退休的時候也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就好比我一個人在海邊散步，覺得很遺憾，所以我就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我覺得好奇心可以把你從一個事情帶到另外一個事情，最后就會牽引你得到收獲和快樂。

對于我的研究狀態(tài)，我覺得之前有點像整理場子、鋤鋤雜草，現在還可以有一點時間慢慢撿一點石子。我才寫了一個關于《嬰戲圖》的文章，然后我可能還會去做一些幼兒游戲、童工和法律的問題。方聞先生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教中國藝術史，他希望我整理《嬰戲圖》，因為現在大家并不清楚宋朝兒童的日常生活。我很樂意，可是從方先生跟我說，到現在我想想可能都二三十年以上了。所以史學是經得住時間洗練的、耐老的行業(yè)，“不知老之已至”。你們還有很長的時間，就挑自己覺得有興趣的東西，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走下去，它自然就會幫助你掙脫原來的預設，去到一個柳暗花明的地方。

接下來您對未來的兒童史有什么期望？

熊秉真：我對自己的期望是繼續(xù)用書寫和講演的方式去挖掘兒童的成長史，讓大家都覺得不管我們從哪里出發(fā)，兒童和生命都是全人類所關注的議題。這個孩子可能在古代的汴京或者現代的開封長大，而印度、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孩子在成長中也會遇到相同的問題。我們都是整個人類世界歷史發(fā)展中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分享包含著詳細的、生動的、帶有疑問的訊息。同時也制造一個空間，尤其在疫情之下能夠兼容放置不同文化中的智慧，了解其他地域的生命是如何成長的。他們的困難也是我們的困難，就像我們的成就也是他們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