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了解日本哪里出了錯，應該從軍事化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滲透至農村開始。德川時期，大名與幕府對農民已經極盡壓榨，但歸根結底，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政局穩(wěn)定和稅收。只要農民如期繳稅，四方太平無事，他們基本會放任農村地區(qū)自己組織和管理，而不會有太多的干預。
但明治維新的來臨見證了農民階級被迫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也見證了它融入明治寡頭領袖們認為對維護日本獨立至關重要的軍工政治體系。正如前面提到的，農村是打造工業(yè)基礎的主要資本來源。農民也是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成千上萬的年輕女性到絹紡廠工作，那些工廠在19世紀末為日本提供了最大筆的外匯收入。（更多的婦女則被賣到各大城市的妓院，這是江戶時代的特色，一直持續(xù)到明治時期，沒什么改變，雖然江戶時代以“浮世”為主題的文化盛景在明治時代被視為尷尬之事，并且走向衰落。）與此同時，農民每半年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往返，他們趁著冬天田地休耕蜂擁到城鎮(zhèn)的工廠打工，取代了德川時期大名每年往返于封地和江戶間的參勤交代。
江戶時代 葛飾北齋作品
明治領導人精心設計，把農民整合到一個單一的國家政體，取代過去延續(xù)了數(shù)個世紀的舊藩體制及四民制度。但江戶時代的地方體制與文化習俗網絡已經將日本的農村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必須用一套完整又嶄新的政治思想架構才能取而代之，否則會出現(xiàn)強烈的反抗，甚至暴力沖突，威脅破壞整個計劃。在意識形態(tài)上，新架構的一個主要支柱是這樣一種觀念，即日本是個內在和諧的社會，透過共識運作，其政治和經濟安排都由神的旨意恩準——由天皇決定。因此公開反對當時的政治及經濟安排，不但違背日本的傳統(tǒng)，而且是對神圣秩序的現(xiàn)世反叛。
德川時期新儒家推崇的等級觀念已經成為當時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為新架構奠定了基礎，盡管如此，實際的構建工作仍非易事。不過，明治領導人擁有前人沒有的工具：普遍的公共教育和征兵制。除了從農村壓榨資本用于工業(yè)化的全國土地稅，恐怕再沒有什么比1873年開始實行的征兵制更讓人痛恨的了。力役之征在德川時代就已強制執(zhí)行，農民被迫接受，但看著自己的兒子被帶走則是另一回事，這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也許備受痛恨，但征兵制和普遍的公共教育很大程度上還是達到了意識形態(tài)的目的，給農民及其離開家鄉(xiāng)進入工業(yè)城鎮(zhèn)的孩子們灌輸了新的民族精神，而這是現(xiàn)代強國所必需的。當然，這種精神是以現(xiàn)存的農村傳統(tǒng)為基礎的，強調節(jié)約、辛勤勞作和共同解決問題（最后一點對于水稻種植以及維護運河灌溉和排水系統(tǒng)至關重要，因為每年都要在合適的時間給農田灌溉和排水）。同時，明治領導人把自身向來遵奉的武士精神融入這些農村傳統(tǒng)中，盡管日本的多數(shù)農村對這種精神很陌生。與世界各地的情況一樣，日本的農民也向來反對軍國主義和戰(zhàn)爭。一個年輕人因為一件小事而替其主人復仇，最后還心甘情愿地剖腹自殺，這對很多農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孝的。年輕人應該忠于自己的父親，他們通過努力工作和生兒育女來表現(xiàn)這種忠誠。在江戶時代，武士精神已經僵化到滑稽的程度，武士的所謂自我犧牲和過度禁欲已經淪為一種矯揉造作的表演，變成生活在那個武士精神已經失去意義的社會中的一種補償。但假如日本突然面臨外來的軍事威脅和國內的動亂，這種武士精神可以從德川時代的博物館中翻出來并進行重新包裝，以適應現(xiàn)代的軍事和軍國主義社會的需要。
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都染上了軍事色彩。男孩去上學穿的是由普魯士引進的軍校制服。女孩首次大規(guī)模地和男孩一起上學。在學校，她們接受的教育是，一個女孩的最高理想應該是成為“賢妻良母”，這意味著她的終極目標是養(yǎng)育能作戰(zhàn)的士兵，并在國家需要時為天皇赴死。天皇被裝扮成軍人形象。在平安時代及以前的日子，天皇曾經是文化和宗教的化身，他不同于武士階層，或者至少名義上高于它。但往者已矣?，F(xiàn)在，天皇經常穿著軍服出現(xiàn)，并成為至高武德的終極焦點——不容置疑的忠誠。
東京第一大學區(qū)開成學校典禮 明治時代作品
這是個有意識的政治建構。俾斯麥曾經忠告1871-1873年出使的巖倉使團，日本需要一個焦點匯聚民族情感：應該刻意設計愛國主義教育，將過去圍繞著家庭、村莊、地區(qū)、地方藩主的忠誠轉化到國家層面。這當然是19世紀德國的偉大計劃，后來為明治日本效仿。日本的統(tǒng)治階級一直有一種自覺意識：自己是日本人，而日本是世界眾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員。正如第一章里提到的，這是日本為什么能很容易地接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領土觀念的一個關鍵原因。日本的統(tǒng)治階級不需要像土耳其等國的統(tǒng)治階級那樣在觀念上有巨大的飛躍，就能明白他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讓自己的國家融入一個政治權威和政治合法性都取決于各國政府的世界秩序。
當然，這種“日本性”意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上層階級。即使在這些人中，對藩、大名或幕府將軍的忠誠也優(yōu)先于對“日本”的忠誠。農民中的情形也是如此。明治政府最關鍵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忠誠，用民族主義和天皇崇拜取而代之。
我們提過一個做法：打破舊藩體制，重繪日本政治版圖，將其變?yōu)楝F(xiàn)代的府縣。其結果并非中央與地方分配權力的聯(lián)邦制。仙臺、廣島、高知、鹿兒島等舊藩城堡轉變成縣首府，但它們過去在地方事務上享有的權力大都被移交給東京逐漸形成的龐大官僚體制。與此同時，明治政府也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日本宗教的傳統(tǒng)結構。16世紀末，盡管織田信長打擊過佛教的僧侶階層，但佛教在德川時期仍與日本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事實上，為了搜捕、消滅同情基督教的人，幕府官員利用了佛教廟宇全國性的聯(lián)系。所有日本人都要向當?shù)氐乃聫R登記，于是寺廟產生了類似于地方戶口登記處的功能。所有武士和富有的商人都要把他們的兒子送到寺廟學習，“鄉(xiāng)士”（居住在鄉(xiāng)村的武士，他們是最上層的農民，獲準可以攜帶武士刀）以及一些富裕的農民也這樣做。
然而，隨著明治時期教育的軍事化與普及化，國家又把寺廟的教育權奪了回來。當時，突然出現(xiàn)了癡迷于界定何謂“日本人”這股熱潮，佛教因從外國傳入，自然也被蒙上了一層陰影。當然，日本也有某種本土性宗教，例如神道教，但1000多年之后，佛教與神道教在功能上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宗教（雖然有數(shù)不清的派別）。
從神學角度而言，幾乎無法將兩者區(qū)分開，但如果從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角度，則另當別論。佛教寺廟被剝奪了大部分財富，并被要求與神道教的神社分開（之前，佛教寺廟通常隸屬于神道教的神社），它們在大多數(shù)日本人的生活中被推到一邊，失去了其作為中央宗教機構的地位。明治政府創(chuàng)立了以皇室崇拜為中心的所謂“國家神道教”，以此取代了佛教。這一新興宗教的建筑看起來似乎是對傳統(tǒng)建筑純粹極簡主義的再創(chuàng)造，盡可能地消除了中國和朝鮮的影響（東京的明治神宮就是這種風格的代表），但它的儀式功能實際上具有現(xiàn)代性：灌輸民族主義以及對一個權力集中的統(tǒng)一政體來說必不可少的其他道德。明治神宮、靖國神社等主要神社的社會政治功能更像納粹的露天劇場，而不是滿足信徒精神需求的一般教會和廟宇。國家神道教是一個審慎的政治建構，反復灌輸這樣一種觀念：國家本身體現(xiàn)了永恒的原則，是人類忠誠的最高對象。
與此同時，基督教又該怎么辦？明治領袖很早就知道，要想讓西方以任何平等的形式接受日本，就必須取消針對基督教的禁令。他們也無法忽視，那些作為日本經濟軍事制度模仿對象的國家都宣稱信仰一種或多種基督教教義。許多明治知識分子體驗過基督教，也有一些成為信徒。中斷差不多250年之后，基督教傳教士再次獲準在日本宣教。這一次，天主教徒多半來自法國，而非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時來的還有俄羅斯的東正教徒和主要來自美國的新教徒。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傳教士的努力下，一大批學校、大學和醫(yī)院建立起來，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十分興旺，是同類機構中的佼佼者。不過，與300年前的情景大不相同（或者類似今天韓國的情形）的是，這一次基督教很少進入普通民眾中間，而是被視為一小群西化精英的專屬品。
明治時期宗教的命運—大部分已經存在的宗教機構被冠以“非日本”之名而破壞殆盡，一種由“純正的”當?shù)貍鹘y(tǒng)構成的新宗教幾乎建成，少數(shù)精英熱衷的從西方輸入的信仰則留下了大量體制上的印記—可以說是整個明治建設發(fā)展的樣板。明治時代癡迷于界定何謂“日本”，卻刻意模糊來自亞洲大陸的真正塑造日本的歷史根源。與此同時，西方文化被囫圇吞棗地采納，最終只能有限地吸收。結果，日本對亞洲的其他地方以及西方都產生了某些虛幻的想法，這種虛幻最終導致了致命的政治后果。
在明治時代以前，就已經有人試圖確立一種所謂的純正日本文化。最著名的是水戶學派，水戶是江戶北部的一座城市，這個學派以致力于推動本土主義學習的研究會而聞名。在德川幕府末期，由于開始意識到鎖國政策已經難以持續(xù)，水戶學派的影響力不斷增加。但到明治維新前夕，水戶學派的癡迷似乎有了新的元素。
曾經，日本一直用中華文明來定義自己。正如第一章提及的，什么是“日本”的，什么是輸入的，以及什么是從最初的中國模式演變過來的，這些差別也延伸至日語的結構中。關于本國和輸入的問題，幾乎總是條件反射式地以中國為參照。
但到了現(xiàn)代，西方列強則成了新的外部參照系。與中國不一樣， 這些國家威脅到日本對內部事務的處理。讓事情變得更加棘手的是，舊的參照框架依然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觸及用來書寫日語的文字。日本對上述現(xiàn)實狀況的集體反應，很像一個移民或暴發(fā)戶拼命地想隱瞞自己的身世。隨著明治時代的推進以及領袖們的努力取得了成效，日本對亞洲其他地區(qū)的蔑視越發(fā)嚴重，也越發(fā)明顯，在1895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之后，更是達到了病態(tài)的程度。
福澤諭吉對日本勝利的反應具有啟示性。他至今仍備受尊敬，其肖像印在一萬日元紙幣上，由此可見他是明治時期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他很有遠見，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私立大學，積極推動西方的“啟蒙”思想——從科學、教育到代議制政府和自由出版。他著名的主張便是呼吁日本“脫亞入歐”。他這樣形容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一個國家試圖發(fā)展文明，而另一個國家則干擾文明的發(fā)展。當日本勝利的消息傳來時，他“禁不住高興得跳起來”。
在蔑視亞洲的同時，日本對西方的效仿可以說到了荒謬的程度。比如，有人呼吁廢除日語，代之以用羅馬字母書寫的東西；在東京市中心建立美輪美奐的會館，精英在那里舉辦歐洲式的舞會。男女共浴被禁，男同性戀、穿異性服裝、官員納妾等亦有相關禁令（但幾乎完全無效）。歌舞伎與男娼長久以來的密切關系被斬斷，它的一些演員穿著禮服登上舞臺。吃肉變成了身份的象征。明治政府積極推動國家神道教與天皇崇拜，表面上鼓吹不受外國污染的純正日本儀禮，但與此同時，傳統(tǒng)農村神社的節(jié)日活動則被視為見不得人的家庭秘密，這些活動的特色是成群的成年男性和男孩會光著身子追逐各種生殖象征物，而婦女們則捧著巨大的陰莖狀物體搖搖晃晃地走來走去。日本就這樣高姿態(tài)地打出“文明開化”（類似于明治時期的“富國強兵”）的旗號，一知半解地模仿西方，同時忙著隱藏日本文化與亞洲大陸的關系以及本土文化淫穢的過去。
20世紀中期的日本偉大作家三島由紀夫抓住了這一點，他把明治日本比作“一個焦慮的主婦正準備接待客人”，她希望展示給客人的是“完美、理想的生活”，凡是她認為有損這種形象的東西都會被她隱藏起來。在小說《春雪》中，三島描繪了明治后期那一小群西化精英的世界，刻薄而準確，筆法細微到臺球球桌、白蘭地酒的淺斟低酌、仿倫敦薩維爾街（Seville Row）西服完美剪裁的套裝都被精準描繪。（在舊式日語中，西服套裝“背広”的發(fā)音是sebiro，就是Seville Row的日語音譯。）
《春雪》是三島由紀夫去世前所寫的四部曲《豐饒之?！返牡谝徊浚≌f描寫的是20世紀日本的命運。第二部《奔馬》描繪一小群精英過分推崇西方，不可避免地引發(fā)了一股風潮：緊緊圍繞著國粹、國體和天皇的極端狂熱主義興起。這種狂熱主義的設計者原本想以此為手段，一方面維持農民的忠誠，另一方面毀滅其傳統(tǒng)，但沒想到日后它會在政治上完全失控。
更諷刺的是，日本之所以著迷于界定何為“日本”、國體的本質以及日本“種族”的國際等級，既受水戶學派或更早的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也受西方種族理論，以及戈比諾伯爵和赫伯特·斯賓塞等人的初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舉例來說，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小冊子《音樂中的猶太文明》（1850），內容令人厭惡，但影響巨大。他認為只有在特定文化中自然成長起來的人才能創(chuàng)作出偉大的藝術作品；任何將人與其文化的最深層泉源隔離開來的政治制度，都會導致虛偽和不真實的藝術。就藝術觀點而言，瓦格納表達的只是早期版本的“須成為黑人方能領會布魯斯”，但他提倡的觀念廣泛傳播的這種情緒，經政治化運動后，其影響既深遠又具有災難性。
這深深誘惑著明治時期的日本。從今天的角度回顧，這種關于種族和文化的理論大部分源自德國，原因很明顯：從拿破侖的廢墟和神圣羅馬帝國的解體中建立一個現(xiàn)代的單一民族國家，完全是后天策劃的結果，并非天生。該理論的另一個明顯不良影響是，即使戰(zhàn)爭勝利及加入列強俱樂部讓日本滋生了自大情緒，還是無法隱藏它的極端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既包括懷疑日本是否真的達到先進水平，也包括無法承認或公開悼念那些被犧牲的日本傳統(tǒng)文化。
（本文摘自R.塔格特·墨菲著《日本及其歷史枷鎖》，李朝津譯，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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