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陳致、孟飛和黎漢杰合作整理的《周策縱論學書信集》（中華書局，2020年）收有周氏在1971年2月28日寫給潘重規(guī)的一通書札，提到此前赴香港參會時因為行程匆忙，“致未能一睹王煙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原本，誠為憾事”，好在返回美國以后，“細讀尊著《王鈔考》一文，發(fā)微顯幽，可謂百世而后錢、王知己，而湔洗錢氏沉冤，尤為難得”。信中提及的“《王鈔考》”，指的是潘氏剛剛脫稿的《王煙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考》，文中介紹了自己收藏的一部清鈔本《初學集》，“凡五厚冊，全書幾達千頁”，“鈔寫字體在行楷間，秀逸流麗，通體用朱筆勘校，復加圈點”。經(jīng)過鉤稽排比相關史料，潘重規(guī)推斷這一鈔本當出自清初畫壇“四王”之首王時敏（號煙客）的親筆，并對其鈔校始末、文獻價值和遞藏源流等逐一予以考索闡發(fā)。
錢謙益
錢謙益早年即列名東林黨籍，雖然仕途迍邅困躓，卻頗得士林清譽，易代之際卻觍顏投敵，依附新朝，爾后又忍辱負重，四方奔走，以圖復明。所以在乾隆年間，他就被視作貳臣，已經(jīng)刊布的著作如《初學集》《有學集》等均遭禁毀，《投筆集》等直至清末才漸為人知。潘重規(guī)對錢氏生平著述的關注，其實可以追溯到數(shù)十年前。他另有《錢謙益投筆集校本》（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卷首《題辭》開宗明義便提到：“牧齋《投筆集》，傳世極稀。四十年前，張公溥泉以所藏抄本示先師黃君，曾于侍坐頃一見之。結想逾深，時縈魂夢?！痹缒暝邳S侃身邊隨侍問學時，他就有緣見到過張繼（字溥泉）收藏的《投筆集》抄本。張氏藏書豐贍且不乏精善，與黃侃時有往還交流。黃侃所撰《日知錄校記》（量守廬刊本，1936年），在自序中提到“滄縣張繼溥泉以所得舊鈔本《日知錄》見示”，“侃得因以撰成斯記”，就得到過他的大力襄助。那部不知其詳?shù)摹锻豆P集》抄本盡管只是驚鴻一現(xiàn)，卻顯然給潘重規(gu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百般蒐求到這部王時敏鈔校的《初學集》，并仔細考察其淵源背景，未嘗不是某種特殊的補償心理在起作用。
崇禎刻本《牧齋初學集》
康熙刻本《牧齋有學集》
錢謙益在明末清初的政界、文壇和學林均享有盛名，但因為在嬗代之際大節(jié)有虧，后世對其多有指摘譏嘲。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辭欺人”條痛斥謝靈運（康樂）、王維（右丞）是文過飾非、盜名欺世的典型，又說“今有顛沛之余，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后發(fā)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污偽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當即隱指以錢謙益為代表的失節(jié)文士。趙翼《甌北詩話》卷九更是直言不諱，“錢謙益已仕我朝，又自托于前朝遺老，借陵谷滄桑之感，以掩其一身兩姓之慚，其人已無足觀，詩亦奉禁，固不必論也”。類似的意見此后相沿成習甚至變本加厲，今人吳晗所撰《“社會賢達”錢牧齋》（載1948年《中國建設》第六卷第五期，后又收入《讀史札記》，三聯(lián)書店，1956年），就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斥責錢氏“在民族興亡，國家存滅的嚴重關頭”，“經(jīng)不住考驗，作了兩朝領袖，名教罪人”。盡管初衷是想藉此影射時事，然而選取錢謙益來借題發(fā)揮，指桑罵槐，也足征其聲名狼藉，幾成定讞。潘重規(guī)在《王煙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考》中著重考察了錢、王二人自順治迄康熙數(shù)十年間的交游酬唱，旨在鉤沉索隱以發(fā)皇心曲。他雖然也承認錢氏“貽羞千載，惟在易代迎降之際”，可與此同時又特別強調(diào)，“其為貪生而事氈裘，抑乃忍辱以圖興復，此層公案，猶待推勘”，絕不能輕率地將前人評議視作定論。究其原因，就在于“抱志之士，遭值坎壈，最難知者肺腑，最可議者行跡”，旁觀者很容易被一時的外在行跡蒙蔽誤導，所以更應該設身處地，深具了解之同情，以揭橥其隱秘幽微的內(nèi)心活動。
這部完成于順治六年（1649）的《初學集》鈔本內(nèi)鈐有“蒙叟”陰文朱印，可知鈔校之后經(jīng)過錢謙益本人過目審定，而其中內(nèi)容與正式付梓的各種《初學集》多有出入，恰好提供了不少蛛絲馬跡可供洗冤辯誣。如卷一《臨淮田舍題壁贈王鶴年》，在明末瞿式耜主持刊刻的《牧齋初學集》中，末兩句作“恨君不渡三岔水，生取□□□□歸”，由于經(jīng)過剜改而闕漏四字，清初錢曾所撰《牧齋初學集詩注》則徑直將此詩刪剔不錄，所以清末據(jù)此二本合校的邃漢齋排印本也無從補足。而根據(jù)鈔本可知所闕四字為“又（奴）兒合赤”，即清太祖努爾哈赤。潘重規(guī)據(jù)此概述全詩內(nèi)容，乃是“慨老將之廢置，恨其不得渡遼平虜，生取奴兒合赤以歸”；又剖析錢氏詩旨之深切及處境之危殆，“其痛心國仇，欲擒建奴之宗祖，以雪大恥，伸壯志，使清帝見之，雖寢皮食肉，豈能逞其忿嫉”；繼而慨嘆錢氏含垢忍辱之不易，“使非此鈔本幸存于世，則牧齋此詩忠憤之情，終湮沒于地下矣”。鈔本中某些因時代原因而造成的誤書改寫，也往往透露出耐人尋繹的深長意味。潘重規(guī)在翻閱比勘中就發(fā)現(xiàn)，鈔本中“胡奴之‘奴’，皆省寫作‘又’”，而懸揣其緣由，“蓋其時清室初締，方事干戈，未張文網(wǎng)，然鈔者早慮及此”，王時敏在鈔錄?？睍r就已見微知著，預見此后文深網(wǎng)密，為了全身遠禍而藉此防患于未然。正因如此，潘重規(guī)在全文最后才會感喟萬分，“此余所以撫卷躊躇，重有感于煙客之微旨深衷，而尤悼念牧齋之苦心隱恨也”，足見這個鈔本在考察錢、王二人的交游互動以及各自的內(nèi)心隱秘時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價值。
周策縱在信中推許潘重規(guī)為“錢、王知己”，進而申說道，“蓋錢氏固有其弱點，然易代處境不同，所慮各異，后之論者放言，往往未克援情實，徒為誅心苛論。而欲反積謗，亦難據(jù)實跡，史家處此，惟有望嘆。然倘得高明揭發(fā)事實，使真相大白，則讀之令人痛快可知也”，對其態(tài)度之平正、證據(jù)之確鑿、立說之謹嚴都深有體會。他甚至還提醒潘氏留意，“章太炎先生早有高論，兄可參考，此公有先見”——指的應當是《訄書》重訂本《別錄甲》在論及錢謙益時所說的“其悲中夏之沉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余哀也”云云（據(jù)《章太炎全集》所收朱維錚點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論學書信集》的整理者在此沒有添加注釋，倒是不妨稍作說明以便讀者?！墩搶W書信集》中另有幾封書札，如1970年12月20日致吉川幸次郎（又題作《論詩小札——與吉川幸次郎教授論錢謙益〈梅村詩序〉及情景論書》，載1971年《大陸雜志》第四十三卷第三期）、1972年7月20日答柳作梅（又題作《關于錢謙益〈梅村詩序〉問題的結論》，載1973年《大陸雜志》第四十七卷第一期。《論學書信集》整理者未依例注明發(fā)表情況），可見他對錢謙益多有關注研討，能對潘文作此知言之論并提示線索，也就不足為怪了。
潘重規(guī)先生
即使僅從版本流變的角度著眼，這個鈔本也值得重視。潘重規(guī)發(fā)現(xiàn)其中一篇《石田詩鈔序》，在題下注有“刻集未載”四字，然而在現(xiàn)存刻本卷四十中，此序并未佚失，文字也沒有任何歧異。他由此大膽猜測，“豈煙客所見刻本與今刻本又頗有參差耶”，懷疑王氏當初見到的或許還有不為今人所知的其他版本。更有甚者，在現(xiàn)存刻本卷三十一中有一篇應明代劇作家湯顯祖之邀撰寫的《湯義仍文集序》，在鈔本中非但改題為《玉茗堂集序》，內(nèi)容也與前者大相徑庭。如刻本中序言開篇云：“臨川湯義仍文集若干卷，吳人許子洽生以萬歷乙卯，謁義仍于玉茗堂，而手鈔之以歸者也?！痹阝n本中則作：“吾友許子洽氏，以萬歷乙卯，謁義仍先生于臨，攜所著古文以歸，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嗟乎，義仍詩賦與詞曲，世或陽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潘重規(guī)又詳加比對，發(fā)現(xiàn)“以下全篇文字均多異同。知抄本付刻時，牧齋頗有所點定也”，推斷鈔本所錄當為該序原貌，而在刊刻時此文又經(jīng)過錢氏改竄，才會出現(xiàn)這樣的差異。古人將平日所撰詩文收入個人別集，在正式付梓或是校訂重刻時，往往會加以刪改增損。今檢明末崇禎刻本《玉茗堂選集》，在文集部分冠有錢氏序言，其內(nèi)容確實與鈔本完全相同（參見徐朔方箋?！稖@祖全集》所附《湯氏詩文各集原序輯存》，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可見潘氏所作推論不誤。鈔本與刻本之間的離合異同，為梳理《初學集》的早期遞傳源流，毫無疑問提供了重要佐證。
不過《初學集》中所收詩文均作于明代，據(jù)此推求判定錢謙益入清之后的心態(tài)變化，終究難以圓融自洽。為此潘重規(guī)再接再厲，兩年后又推出《錢謙益投筆集校本》?！锻豆P集》的形式相當奇特，上下二卷共存詩十三組，每組均次韻奉和杜甫的《秋興八首》，合計一百零四首；卷下另有自題詩兩組共四首，詩中有云“孤臣澤畔自行歌，爛熳篇章費折磨”（《吟罷自題長句撥悶二首》其一），自擬為行吟澤畔、彷徨失所的屈原，又說“百篇學杜擬商歌，墨瀋頻將漬淚磨”（《癸卯中夏六日重題長句二首》其二），足見其長歌當哭而興寄遙深。就其內(nèi)容而言，則直接表現(xiàn)了上起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率軍大舉反攻南京，下迄康熙元年（1662）南明桂王政權覆亡所發(fā)生的一系列風云變幻的史事。在此期間錢謙益暗中與瞿式耜、鄭成功等互通聲氣，多有聯(lián)絡，詩集題名就寓有“投筆從戎”的意味。錢氏后來將入清以后所撰詩文編為《有學集》，《投筆集》原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詩中所述干犯禁忌，顯然不宜公開。錢曾在籌備刊刻所撰《牧齋有學集詩箋注》時，就由于“慎不敢鈔”（見第十二卷目次下小注），最終不得不將其單獨抽出，未予付梓，以致該集此后僅能依托傳抄流布于世。然而正如清末鄧實（署名“雞鳴子”）所言，《投筆集》雖秘而未刊，“然江南藏書家多有寫本，東南人士之留心文獻、不忘故國者，恒以一得見其書為快，故傳鈔殆遍”（《國粹叢書》第二集《投筆集》排印本跋，國學保存會，1906年）。潘重規(guī)在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就偶然發(fā)現(xiàn)了兩種清初的《投筆集》鈔本，其中一種出自康熙年間陳仁懋之手，“字頗工整，又以朱筆點記字側，書所校誤字于眉端”，另一種則為焦氏所藏，書寫“頗草率，亦頗饒勝處”（《錢謙益投筆集校本題辭》）?？紤]到兩者各有所長，他索性取以比勘校訂，最終匯為一編。清末宣統(tǒng)年間，國學保存會、風雨樓、邃漢齋等曾分別根據(jù)舊鈔本排印過《投筆集》，不過潘重規(guī)的這個校本仍有不少可供參考采摭之處。在卷首題名處，潘氏有案語稱：“焦本作《投筆詩集》，注云：‘原編第十二卷，今集無?！本碗[約反映出此集先前曾經(jīng)編入《有學集》，其后又被抽出別行的曲折經(jīng)歷。文字方面也有一些與清末各種排印本不盡相同的地方，如卷上《金陵秋興八首次韻草堂韻》其一“萬戶秋聲息搗碪”，陳本“秋”作“愁”（國學保存會本亦作“愁”）；又其六“好收殘淚覽神州”，焦本“好”作“教”；卷下《后秋興之八》其一題下小注“拂水拜墓作”，焦本“水”下另有“山莊”二字；又其五“身與秋容共數(shù)間”，焦本“容”作“云”。潘重規(guī)在校訂過程中偶爾也會酌加按語，如卷上《后秋興之六》其八“要勒浯溪須老手”，潘氏有案語稱：“焦本‘手’作‘錢’。規(guī)疑當作‘篯’，牧齋自稱篯后人?！稄V韻》：篯，即淺切?！敝T如此類，雖稍嫌饾饤瑣屑，但如能逐一覆按考較，于勘誤正謬而言想必也不無裨益。
在這個校本之后另附有潘重規(guī)所撰《讀錢牧齋投筆集》，簡要考述其成書結集的經(jīng)過，并結合史事對部分詩作略加串解。全篇行文似乎較為隨意，故不免略有失察訛謬，甚至將投注大量精力箋注過《初學集》《有學集》的錢氏族曾孫兼門人錢曾誤稱為“他的侄兒”。若與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對《投筆集》所作的大量細致考訂抉發(fā)相較，其疏略闕漏更不待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屢屢會出現(xiàn)一些極其情緒化的表述，經(jīng)過反復醞釀蓄積，最后終于難以遏制，一吐為快：“我雪涕讀罷《投筆集》，憑吊老人的身世，欽慕老人的文采，他受異族帝王的誅伐咒罵，他受本國士夫的賤視鄙夷。他的心事埋藏在蠹簡殘篇中，他的行跡滅沒于荒煙蔓草里。幸而《投筆》一集，通過查禁焚坑，不絕如縷，把老人一腔碧血，一寸丹心，重現(xiàn)在三百年后的讀者心眼中。使后世讀者聽到老人歡呼、感憤、悲傷、嗚咽的聲息，把老人反抗異族的真情真事傳到每一個讀者的耳目之前，使三百年來瞇目沙塵，刮磨凈盡，這或許也是天公要分別皂白的時候了吧！”情緒之激越跌宕，感慨之痛切深摯，與同樣收入校本作為附錄的《王煙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考》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便與“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闕毀禁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的陳寅恪相較，也足以等量齊觀而不遑多讓。
潘重規(guī)《讀錢牧齋投筆集》
潘重規(guī)如此注重表彰錢謙益入清以后“山河雖改，志事不頹”（《王煙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考》），以至“如癡如醉，晝夜彷徨”（《讀錢牧齋投筆集》）的表現(xiàn)，其實和他一貫秉持的研究旨趣密切相關。晚清以來排滿、反滿的思潮本就潛滋暗長，章太炎、黃侃等人更有著根深蒂固且極為激進的華夷觀念。潘氏平生治學雖以文字、音韻、訓詁為主，然而從社會氛圍、師承淵源等方面受到影響濡染，偶有興致探究文史，也每每會在其中寄寓同樣的懷抱。他在《亭林詩發(fā)微》（收入《亭林詩考索》，新亞研究所，1962年）中就格外強調(diào)，“當中國被滿清侵占以后，漢族的革命武力相繼失敗。一班遺民志士，迫不得已，只好使用熱血和腦汁，將滿腔義憤和反抗行動記述下來”，“我們今天要了解這一段時期漢族志士的思想和行動，必須從殘余的隱秘的材料，摸索訪尋”；在《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收入《紅樓血淚史》，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中也著重指出，“本書的作者確是一位經(jīng)過亡國慘痛的文人，懷著滿腔的民族仇恨，處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刀槍筆陣，禁網(wǎng)重重”，“在無可奈何當中，惟有用最巧妙的文辭，通過異族最嚴密的監(jiān)視下，保存興亡絕續(xù)之交的一段信史”。所論是否貼切可信，姑且暫置不做深究，而將《王煙客手鈔錢謙益初學集考》《讀錢牧齋投筆集》等置于其間，則顯而易見不僅各篇主旨可以互相印證生發(fā)，在研究方法上也足資比照合觀。
錢謙益的著述自晚清以來逐漸重見天日，目前最便讀者日常翻覽的，當屬錢仲聯(lián)標校的《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牧齋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牧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以及將三者匯編而成的《錢牧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上艿娇陀^條件的限制，上述諸集在整理時選擇的底本并不精善，參校本也不完備——潘重規(guī)收藏的《初學集》和匯校的《投筆集》就都不在其列。雖然在此前后另有數(shù)家，如周法高《牧齋詩注校箋》（三民書局，1978年）、卿朝暉《牧齋初學集詩注匯?！罚ㄉ虾９偶霭嫔?，2012年）等，都參酌借鑒過潘氏的研究成果，但前者僅匯聚諸本纂為長編，且需與其另行編印的《足本錢曾牧齋詩注》（三民書局，1973年）配套使用；而后者專注于《初學集》中的詩作，尚未遑顧及其余部分；而最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兩者竟然都未能直接利用那部王時敏鈔校本《初學集》。潘重規(guī)在編輯《錢謙益投筆集校本》時，曾附有三幀王鈔本書影，只是吉光片羽，終究令人未愜于心。十余年前偶然得到過一冊《石禪藏書：潘重規(guī)先生藏書圖錄》（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08年），內(nèi)有拓曉堂《潘重規(guī)先生藏書圖錄序》，稱“先生現(xiàn)存的抄校稿本五十三部，居其藏書之太半”，并臚列了不少名家抄校稿本的名目，有一些還另配有書影以資賞鑒查核，卻唯獨沒有見到那部讓潘重規(guī)津津樂道、寢饋其中的《初學集》鈔本，不知是否已經(jīng)轉歸他人所有，更不知日后能否再次公諸于眾？周策縱當年因未能親睹此書而深以為憾，如今披覽至此，也不免略感悵惘失落。
周法高《牧齋詩注校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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