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唐碑宋帖一直是古人書齋中不可或缺的收藏。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繼之前與上海圖書館合作，成功精印了館藏龔心釗本《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后，又與嘉樹堂攜手，以下真跡一等的標準，出版一批高質(zhì)量的善本碑帖，首批問世的五種《漢孔宙碑》、《吳天發(fā)神讖碑》、《唐麓山寺碑》、《瘞鶴銘》、《北魏鄭文公下碑》，文物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并重，足以展現(xiàn)嘉樹堂乃至當今民間的碑帖收藏水準。
唐碑宋帖一直是古人書齋中不可或缺的亮點。明人屠隆所著《考槃余事》是了解我國古代文人書齋文化的必讀之作，猶如一部關(guān)于文房清玩的小型百科全書，將當時士子喜好的文房用具分門別類、逐一介紹，在其章節(jié)安排上就可以看到作者對不同類別文玩器物的等級品第觀念，其中版刻書籍作為文人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品被排在第一卷，而緊跟書籍之后列為第二卷的，不是筆、墨、紙、硯或者書畫、金、玉等，而是今天被稱為黑老虎的碑帖拓本。屠隆如此解釋：“聚玩家評宋之書帖為最上珍品，以銅玉耐久而書帖易敗耳。兼之兵火銷鑠，或散落俗家，用以覆瓿黏窗，劫會業(yè)逢，不知其幾，故得之者當寶過金玉，斯為善藏?！辈徽摃€是碑帖都以紙張為載體，而紙張的脆弱易毀，使其能保存下來非常不易，尤其是早期善本更為難求，因此成為了重要的文房清玩。
收藏碑帖的風氣一直延續(xù)到近代，晚清以后，仍活躍著相當一批碑帖收藏大家，端方、羅振玉、方若、張效彬、朱翼庵、蔣祖詒、吳湖帆、孫伯淵、戚叔玉、陳錫鈞等，代表了當時碑帖收藏的風氣和水準，而此時，善本碑帖的價格可敵宋元法書繪畫，遠超過一般明清名家書畫。這些名家藏品很多現(xiàn)在都已進入各公家機構(gòu)，如前幾年故宮舉辦的“歐齋墨緣”朱翼庵捐贈碑帖展，朱氏所藏幾乎占據(jù)了故宮善本碑帖的半壁江山，吸引了很多關(guān)注。
而1949年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民間碑帖收藏群體銳減，收藏家的類型也發(fā)生了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人收藏趣味隨著時代轉(zhuǎn)移而變化，如曾經(jīng)作為知識唯一載體的書籍，科舉制度消失，知識結(jié)構(gòu)變化，印刷技術(shù)變革，時至今天，一般讀書人家中有線裝古籍者已不多。碑帖也難免類似遭遇，作為書法范本的功能早已被價格低廉的印刷字帖取代，拓本從以往尋常文人書齋的必備角色，漸漸淪為小眾收藏品，在連知識都不受重視的年代，甚至被用來制作鞭炮、納鞋底。其次，不像其他品類的藝術(shù)品如書畫或者文房雜件，即使不了解背景內(nèi)涵也能悅?cè)搜勰浚氖詹亻T檻相對高，不僅需要懂得書法，還需要歷史、文學(xué)、文字學(xué)、版本學(xué)等綜合修養(yǎng)，隨之而來，一部分文史學(xué)者成為了碑帖拓本的收藏者，限于財力，他們雖然懂版本，但不追求版本的早晚和稀有，往往把著眼點放在碑帖拓片的文史價值上，以啟功與施蟄存先生為代表，包括再早的魯迅；或者走向?qū)ｉT的類別，如容庚的歷代刻帖拓本和周道振先生的明代吳門書家刻帖等。而那些流傳有序的善本碑帖，對于多數(shù)人來說仍然可望不可及。雖然碑帖存世量不小，近幾年關(guān)心和收藏碑帖的愛好者也有增多之勢，但如同金字塔，存世絕大多數(shù)是較為晚近的，真正處于塔尖夠得上文物等級標準的早期拓本，大部分已深藏公家，罕見天日，民間可以流通的數(shù)量其實十分有限，一旦出現(xiàn)，價格高昂，這些因素都導(dǎo)致了碑帖收藏的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斷層。
《瘞鶴銘》
《瘞鶴銘》
所幸的是，仍然有人在關(guān)注并涉足善本碑帖收藏，學(xué)者之中，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帖學(xué)舉要》、《崇善樓筆記》、馬子云、施安昌《碑帖鑒定》、楊震方《碑帖敘錄》等使碑帖賞鑒之學(xué)不至于成為絕學(xué)，近年以上海圖書館碑帖專家仲威先生為代表，通過一系列的著作、文章和講座，大力推動了碑帖收藏的普及。而在民間收藏領(lǐng)域，也有既具備財力也擁有眼光的藏家投身善本碑帖收藏，如美國安思遠從海外拍賣得到的十余件頂級碑帖1996年曾一起亮相于故宮，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為利氏北山堂捐贈的碑帖舉辦了“北山汲古”主題展覽等，均成為一時焦點。而以筆者有限的交游范圍中，也有幾位專注于這個“偏門”領(lǐng)域并已有卓越成績的，如小殘卷齋主人孟憲鈞先生、日本碑帖研究專家伊藤滋先生都是景仰已久的前輩，而滬上嘉樹堂主人陳郁先生則是近年格外活躍并引人注目的碑帖收藏家。
我與陳先生相識頗晚，記得數(shù)年前在上海的一些古籍拍賣會上，便常見到一位戴著帽子的中年男士，很少與他人結(jié)伴，不論是重頭拍品，還是不起眼的，但凡與書畫有關(guān)的文獻、碑帖、印本都在其關(guān)注之列，舉牌頻頻，且往往志在必得，只好暗自期望自己瞄上的拍品不要與他撞車。后來知道他就是嘉樹堂主人，再后來就常常從一些碑帖收藏圈的師友口中聽聞其收藏故事，在微信上關(guān)注了公號，看到陳先生不斷將自己收藏的珍貴善拓小規(guī)模精印出來分贈同道，又從《書法叢刊》等雜志上不斷見到他撰寫的考證文章，其專業(yè)程度不由令人心生佩服。
作為旁觀者，無疑對陳先生的學(xué)識背景和收藏理念最感興趣。記得去年11月1日的《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發(fā)表了一篇訪談《仲威談碑帖收藏風氣的古今斷裂》，文中最后就有仲老師對陳郁先生的推許，將其作為當今碑帖收藏界能接續(xù)傳統(tǒng)，又能拓展新領(lǐng)域的代表，總結(jié)為“收藏不忘研究、研究不忘著述”，竊以為十分精辟。研究和著述的能力，無疑與陳先生曾多年從事經(jīng)濟研究的學(xué)術(shù)背景有關(guān)，而其收藏碑帖的熱情與投入，離不開之前對其他品類如書畫扇箋的成功經(jīng)驗積累。足夠的收藏熱情，冷靜的市場判斷力，必要的實力保證，還有不斷學(xué)習和鉆研的學(xué)術(shù)能力積累，集合于一身，才能使陳先生從收藏家中脫穎而出。
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身為來自民間的收藏者，正因不在體制之內(nèi)，了解體制外研究的不易，他愿將自己的收藏公開，以發(fā)行出版的方式，讓更多同道和廣大愛好者能接觸了解這些瑰寶秘笈，從而也有機會參與研究。“夫?qū)W術(shù)者，天下之公器也?！彪m然是一句喊了很久的口號，但公為私用已成積習，離真正踐行，路阻且長。所幸一批當代收藏家已開始具備這樣的意識并付諸行動，書畫領(lǐng)域的香港近墨堂，印譜領(lǐng)域的松蔭軒林章松先生，以及嘉樹堂陳郁先生，都走在了前列。
近日欣聞，上海人民出版社繼之前與上海圖書館合作，成功精印了館藏龔心釗本《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后，又將與嘉樹堂攜手，以下真跡一等的標準，出版一批高質(zhì)量的善本碑帖，首批問世的五種《漢孔宙碑》、《吳天發(fā)神讖碑》、《唐麓山寺碑》、《瘞鶴銘》、《北魏鄭文公下碑》，每一本都可圈可點，文物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并重，足以展現(xiàn)嘉樹堂乃至當今民間最高的收藏水準。
書影
其中《漢孔宙碑》明初拓本，是曾收錄于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的著名善本，張氏作為民國琉璃廠慶云堂執(zhí)掌人，經(jīng)手的海內(nèi)善本無人可比，而稱此本為平生所見《孔宙》第一。同時也是金石碑帖研究收藏大家東武王氏三代舊物，因末頁有“陸治”、“包山”二印，或以為明人陸治曾藏，被認作宋拓，然陸氏傳世書畫中未見同例，恐為好事者所添。其紙墨黝黑沉厚，與一般舊拓精神迥異。名家題簽、題跋累累，如清同光間王懿榮之子王崇烈、篆書名家胡澍、晚清羅振玉、鄭孝胥等大家手澤匯于一冊。此冊經(jīng)民國《東方雜志》刊載的《諸城王氏金石叢書提要》著錄后就消聲遁跡，久不聞所在，一直到2014年嘉德四季拍賣中忽現(xiàn)，方知一直密藏于民國海上題襟館成員丁念先（1906-1969）念圣樓，后隨丁氏漂泊寶島大半個世紀。當時保管未善，蟲蝕累累，一度險遭冷落，被一位圈內(nèi)行家友人競得后重加整治，復(fù)還舊觀，今輾轉(zhuǎn)入藏嘉樹堂，此可謂藏家之幸，也是古物之幸。
《漢孔宙碑》
《吳天發(fā)神讖碑》是我國古代碑刻中的奇品，立碑緣由已奇，三國時吳國孫皓實行酷政，民怨人憤，孫皓不思變革，反而利用迷信編造天降靈符祥瑞之類的謊言愚弄百姓，改元天璽并立此碑，立碑后四年吳國即亡。此碑書法最稱奇異，托名皇象、蘇建，皆無實據(jù)，以隸法寫篆字，方筆厚重，如折古刀，收筆出尖似倒韭，成為獨樹一幟的天發(fā)體，對后世影響很大。此碑經(jīng)歷也稱傳奇，宋代即斷為三截，至清嘉慶十年因尊經(jīng)閣刷印《玉海》不戒于火，與書版同遭回祿之災(zāi)。因此原石拓本稀少，而翻刻頗多。嘉樹堂此本嘉慶以來流傳有序，晚清民國時曾歸秦淦。由無錫人秦文錦（祖永之孫）、秦淦父子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藝苑真賞社，堪稱碑帖業(yè)界傳奇，不僅收藏、影印碑帖，還參與作偽。近日始由馬成名先生揭露，秦家售與日人的五本所謂安國宋拓石鼓文及兩本泰山刻石，均是以當時“高科技”偽造，其中累累安桂坡題跋，實皆秦家人捉筆，內(nèi)行作假，欺騙性就更高。而秦氏經(jīng)手的善本碑帖確實數(shù)量不少，不乏珍稀孤本，最著者莫過《張黑女墓志》。近年秦家后人陸續(xù)散出舊藏，其中《天發(fā)神讖碑》舊拓就不止一本，除嘉樹堂此冊，筆者還曾在藏家友人處見到一本，同為秦淦所藏，紙墨考據(jù)難分伯仲，而且“吳郡工陳”四字兩本均缺失，宋人刻跋兩本都僅存胡宗師一跋，無石豫及明嘉靖耿定向跋，僅剪裱行次有別。按今故宮藏傳宋拓羅振玉本久聞于世外，明拓本尚有上圖趙烈文本、故宮張介侯本、民國商務(wù)印書館影印劉世珩本等。而存于民間的《天發(fā)神讖碑》善本，曾寓目的有啟功先生題跋的何元錫本、邵茗生本（存半）、安思遠藏曹仲經(jīng)本以及秦淦舊藏的這兩本精拓。墨色或濃或淡，各見精神。
《吳天發(fā)神讖碑》
唐代李北?！堵瓷剿卤繁彼挝簇啾荆瑒t堪稱嘉樹堂收藏唐碑中的翹楚，同樣是著錄累累，煊赫海內(nèi)的名本。碑石質(zhì)不佳，宋代就開始剜挖字口，南宋剜后拓本精神相去甚遠，除“搜”“闈”二字剜失，更缺“別乘樂公名光”等字。而現(xiàn)存世北宋本僅知有五，其中何澄藏靈巖山館畢氏本今在蘇州博物館，八十年代曾影印，筆畫肥壯，時代最早，惜有缺字不全。其次嘉樹堂藏趙世駿（字聲伯）本、翁萬戈藏翁同龢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董月溪本及臺北故宮清宮舊藏本，均為“搜”“闈”未剜本，除臺北本外皆存“別乘樂公名光”（董本缺別、光二字），而何本、翁本與董本公布均晚，故長期以來，趙世駿本一直是《麓山寺碑》善本的標桿，曾長踞天下第一的地位。民國有正書局珂羅影印后，原件1931年流入日本三井聽冰閣，后歸二玄社高島義彥先生，其間又因水災(zāi)受淹幾廢。據(jù)侯剛《<麓山寺碑>拓本的輾轉(zhuǎn)奇緣》介紹，是經(jīng)啟功先生聯(lián)絡(luò)，延請張彥生之子裝裱家張明善先生妙手修復(fù)方得重生。如今此本終從海外歸來，闊別近九十年，又能向國人展現(xiàn)風姿，而當年受托并感嘆“此一冊也，輾轉(zhuǎn)離合，奇緣有如此者”的啟功先生，如知此結(jié)局，應(yīng)大覺欣慰吧。
《麓山寺碑》
《麓山寺碑》
北魏名品《鄭文公下碑》與《孔宙碑》一樣，同為丁氏念圣樓舊物。《鄭碑》對清代碑學(xué)書法的影響自不必贅言，被譽為魏碑圓筆之宗，葉昌熾那句“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钡闹粮咴u價，指引多少碑學(xué)大家由此得窺門徑。此姚茫父珍藏佳本，乃未洗石剔蘚前所拓，筆畫飽滿豐潤，皮紙粗工，反而呈現(xiàn)出石面起伏不平的質(zhì)感，如有薄霧籠罩之美感，與洗石后精拓本意趣迥殊，當為乾嘉之際桂馥、阮元等重新訪得后的早期拓本。
《鄭文公下碑》
《鄭文公下碑》
此次出版的《瘞鶴銘》則是2019年北京中國書店海王村秋拍“存精寓賞——孟憲章先生舊藏專場”中的焦點，此碑本身是史上最富傳奇的摩崖石刻，自宋代開始進入世人視野后，丹徒焦山上這場關(guān)于養(yǎng)鶴葬鶴、撰銘書刻的文人雅事，賦予了后人無盡的想象空間，關(guān)于它的作者始終圍繞著巨大的謎團，從東晉王羲之、南朝陶弘景到晚唐皮日休等，時間跨度之大，反映人們對書法、文學(xué)的時代風格認識差別之遠。在版本鑒別方面，傳統(tǒng)皆以中上石“遂”“吾” “相”等字是否泐殘或剜失，作為判別水前本的標志，嘉樹堂此本存字均符合條件，而且“遂”字走之長捺尚可見拼接錯位的痕跡，反映此處石面雖已有裂但尚未缺失，是研究碑石演變過程的重要實證，在傳世拓本中，具有不可多得的版本價值。
《瘞鶴銘》
行文至此，不由回想起2011年五月，筆者曾為考察《閣帖》版本專程前往北京，初次拜訪妙鑒齋并求助碑帖收藏前輩孟憲章先生，當時此《瘞鶴銘》恰在案頭，遂有幸得以上手展觀，彼時對其也只知皮毛，唯感紙墨舊氣十足，晚清金石名家張祖翼多篇長跋考證，難得一見，冊末的啟功先生題跋早已有結(jié)集出版，一朝面對真跡，字字娟楚秀麗，更覺賞心悅目，印象深刻。猶記孟老身體不佳，耳背嚴重，說話得很大聲，以至常需筆談，然而聊起黑老虎的話題就精神奕奕，如數(shù)家珍，在后學(xué)晚輩前全無保留，此本《瘞鶴銘》正是他尤為看重的藏品。孟老早年即專注碑帖，與張彥生、啟功等交往密切，很多收藏均經(jīng)啟老鑒賞題跋。具有權(quán)威性的《中國法帖全集》《中國碑刻全集》收錄基本皆公藏，私人藏品除安思遠幾件外，均來自妙鑒齋，其中宋拓《蘭亭續(xù)帖》海內(nèi)唯二，幾同孤本，且可補上博本之缺，啟老生前念念不忘，望能由國家保存，直至2016年終于圓滿入藏故宮，而隔年孟老便溘然辭世。今日睹物思人，孟老音容猶在，不勝感慨唏噓。而從磊龕到妙鑒齋，再到嘉樹堂，能與這本《瘞鶴銘》結(jié)緣的，無疑都是每個時代最出色的收藏家。古物無言，卻能如同薪火不斷傳遞，不斷見證著文脈傳承的歷史，這也就是為什么善本碑帖歷經(jīng)千年百年，仍然充滿魅力的原因。
《瘞鶴銘》冊末的啟功先生題跋
（本文標題有修改，作者為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在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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