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巨擘的另一面：湯因比的憂患與恐慌

《阿諾德·湯因比傳》，[美]威廉·麥克尼爾著，呂厚量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429頁，118.00元

也許，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不會在二十世紀的任何一個歷史學專業(yè)領域被視為專家，但他可能是二十世紀最著名、最廣為人知的歷史學家。一般讀者多少都會知道他的《歷史研究》，即使可能除了他自己和編選節(jié)本的索默維爾外，沒有人真正讀完過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許，還有人會想到他的“沖擊—回應”理論，以及費正清將之借用到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著名全球史學者麥克尼爾的《阿諾德·湯因比傳》為我們理解這位史學巨擘的內心世界，提供了極為鮮活和豐富的資料，使我們得以窺見湯因比的另一面。

湯因比的孫女說，祖父最經(jīng)常引用的拉丁文是“Nil desperandum”（從不絕望）。在她看來，這是湯因比為孩子們樹立的榜樣。然而，如果一個人時常掛在嘴邊的是“不要絕望”，他的內心恐怕非常焦灼，時常處于絕望的邊緣。

少年時代的高光

湯因比從幼年起就顯示出了天才。他從十歲起在肯特郡的伍頓學校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為了日后能夠獲得頂級公學的獎學金，湯因比過著嚴格的自律生活，這些習慣影響了他的一生。在經(jīng)歷了一次失敗之后，湯因比在1902年成為溫切斯特公學的獎學金獲得者。事實上，對我們來說更為出名的伊頓公學和哈羅公學都晚于溫切斯特公學，且都是以其管理模式為范本。嚴格的管理制度和體制化的霸凌行為使湯因比深惡痛絕，沒有暖氣的宿舍甚至使他差點因肺炎而死去。那時候陪在湯因比身邊的，只有他的寵物：一只名字不叫“海德薇”的貓頭鷹。

在溫切斯特公學里，核心功課是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不僅要廣泛閱讀古典著作，更要學習用古代語言創(chuàng)作散文和韻文，且要嚴格遵循格律。既不能用《新約》中低劣的希臘文，也不能用羅馬“白銀時代”的次等詞匯。即使當時已經(jīng)進入了二十世紀，但在公學中卻幾乎沒有物理、化學和生物等自然科學課程，現(xiàn)代歷史和文學則主要由數(shù)學老師進行簡單的講授。在各種獎項比賽中，湯因比幾乎總能拔得頭籌。

在公學期間，湯因比以拉丁文寫作了一部穿越劇，并因此而獲獎。在這個虛實交替的故事中，一個虛構的羅馬皇帝在不列顛稱帝，隨即控制了高盧和意大利，在與東部皇帝的戰(zhàn)爭中被殺。這位死去的皇帝靈魂未滅，穿越到了二十世紀的倫敦街頭，當時英國人正在慶祝與法國締結的新合約。將公元四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國際關系疊加在一起的闡釋，展現(xiàn)了湯因比未來宏大視野的雛形，這些都是以西塞羅式的拉丁文寫成的。

進入到牛津大學后，湯因比再次克服了艱難的適應期，成為了整個學院矚目的人物。沒有人懷疑這個年輕人將來一定會取得卓越的成就。雖然長久接受古典語言文學的訓練，湯因比仍然保持著客觀現(xiàn)實的判斷。他認為，“無論如何，戴克里先對這個世界的影響總歸是比維吉爾更大”。和馬克·布洛赫等學者一樣，湯因比也反對黑格爾的目的論“幽靈”，而更傾向于以伯格森哲學中的變化來闡釋歷史，尤其是強調“直覺”。湯因比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就立志成為“偉大的歷史博學者”，要效法德國史學家愛德華·邁耶（Eduard Mayer）的五卷本《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將超越一般學者的豐富細節(jié)編織成令人炫目的畫卷。他要不斷地規(guī)劃自己未來的事業(yè)，下決心成為本專業(yè)的大師，“成為年輕有為的系主任、訓練有素的教師和歷史學家”，要真正地干出一番事業(yè)。

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湯因比，約1925年。

揮之不去的經(jīng)濟憂患感

作為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初葉的英國人，即使是“中產(chǎn)階級上層”的家庭，隨時都面臨著被意外吞噬的危險。向下流動的通道一直打開著。湯因比的爸爸哈利曾經(jīng)也想效法自己的哥哥在大學中謀求一份教職，但那位巴利奧爾的講師卻對弟弟說，大學的教員和賣茶葉的生意人也沒有什么區(qū)別。哈利最后在一座小城擔任慈善協(xié)會的部長，在幫助窮人自力更生的同時，領取微薄的薪水。他們的家庭收入甚至都沒有獨立生活的可能性，為了維持基本的中產(chǎn)階級身份，他們只能同小湯因比的叔公生活在一起。

湯因比的爸爸哈利無疑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傳統(tǒng)的濟貧理念正被日益流行的社會主義大加鞭撻，認為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所謂“慈善”行為終將徒勞無功。在英格蘭北部的長期考察使他深陷抑郁，直到1909年住進精神病院。那一年，湯因比正好二十周歲。老哈利在精神病院中生活了三十二年，直到1941年去世，湯因比已經(jīng)過了知天命之年。父親的狀況和家庭經(jīng)濟的拮據(jù)在湯因比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陰影。他一直非常擔心，這種發(fā)瘋的病癥有遺傳性，害怕自己有天也會變成那個樣子，特別當他身處困境之時，這種念頭更是揮之不去。

毫無疑問，缺錢是湯因比一生憂患的主題。在這一點上，許多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紀初葉的高校任教的青年教師）應當特別能感同身受。比如，湯因比熱愛旅行，一生多次在希臘、小亞細亞進行旅行。但在每次旅行時，他都會非常詳盡地記載自己的花銷，甚至算好返回英國所需花費的備用金。他特別厭惡市場上的討價還價，更害怕被人欺騙而多花了錢。終其一生，對入不敷出的擔憂一直縈繞著他。在擔任科拉伊斯教授期間，他為了自己的薪水討價還價；在查塔姆樓寫作國際事務報告時，他仍然不肯放棄為《泰晤士報》等刊物撰寫文章，因為這些稿費對他來說是“生活中意外之喜相關花銷”的保障。

湯因比一直在不停地寫，為了獲取更多的稿酬，也同編輯們斤斤計較版稅的問題。在二戰(zhàn)后，湯因比被視為先知一樣的人物，在美國名聲大噪。他不僅號召美國“自覺地替代英國”，以充當“基督教文明殘存部分的領袖”去抗擊威脅的力量，同時在《生活》雜志拒絕發(fā)表他關于美國命運的約稿后，仍然要求對方支付了一千五百美元的高昂稿費。他特別愿意去美國講座，而且總是要求主辦方在系列講座中給他足夠長的休息時間。這樣，他可以用主辦方提供的車輛、機票和住宿，到其他地方進行同一個題目的講演，以賺取額外的收入。在退休后，他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目標，那就是繼續(xù)學術工作、賺更多的錢、看更大的世界?！稓v史研究》獲得巨大成功后，版稅源源不斷，但湯因比仍對財務問題十分焦慮，尤其是害怕稅務官會突然對他處以高額的罰款或征收極高的稅金。

1947年3月17日，湯因比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面。

湯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對談為他在亞洲贏得了大名。在1972年進行的五天采訪，創(chuàng)價協(xié)會除了付給湯因比三千五百英鎊的“咨詢費”外，還要付給他當時的妻子和助手維羅妮卡同樣數(shù)目的“答謝費”，同時池田大作還帶了一些日本藝術品作為“微薄的獻禮”。尤其是隨著年齡的衰老，湯因比在金錢上的執(zhí)著損害了他的形象和風度，甚至影響到了他的舉止。當我們翻閱那些討價還價到強詞奪理的書信時，不禁會想到在聚光燈下的湯因比，是如何義正言辭地譴責貪婪、贊美圣方濟各的貧窮理念。湯因比自己，也展現(xiàn)了歷史和人性的復雜。

婚姻與家庭

與羅薩琳德的婚姻對于湯因比來說，既是他所愿望的，也是他許多痛苦的來源。這段婚姻曾遭受湯因比家族的反對，因為羅薩琳德出身傳統(tǒng)的自由黨貴族，是吉爾伯特·穆雷的女兒——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成分太高”。穆雷本人也是一位古典學者，編譯的古希臘戲劇作品在二十世紀初的倫敦舞臺上風靡一時，還曾在1908年到1936年間擔任牛津大學的欽定希臘語教授。在將近三十年任教牛津的時間里，穆雷著力對牛津大學的古典學教育和研究進行改造，力圖將古代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聯(lián)系起來。穆雷在湯因比求學牛津的生活中就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并最終成為了湯因比的岳父。

吉爾伯特·穆雷晚年照片及簽名

1913年，湯因比和貴族小姐羅薩琳德結婚。作為一位很不成功的小說家，羅薩琳德性情有些尖刻，且比較虛榮。出身富貴之家的她在面對經(jīng)濟困難時，絕不會像湯因比家那樣省吃儉用。在他們婚后，湯因比作為教授的工資很高（和現(xiàn)在的教授很不一樣），而且還時常能為報刊寫文章以換取不菲的稿酬，但始終難以接受羅薩琳德利用銀行透支以維持極高生活水準的做法。欠債讓湯因比極度痛苦。盡管如此，湯因比“寵愛”羅薩琳德，并忍受著羅薩琳德給他帶來的經(jīng)濟壓力。然而，他卻并未真正參與到家庭的管理中，或者幫妻子分擔照料孩子的具體事務。因為，他有一部大書要寫，這部書就是《歷史研究》，被羅薩琳德稱為“胡說八道的書”，湯因比自己在書信中也常以這種稱呼來自我調侃。

在《幸福樹》（1926年）這部帶有自傳性的小說中，羅薩琳德描述了她對這段婚姻的不滿。她毫不掩飾地以“文學手法”描繪了自己的生活。小說中的女主角成長于一座鄉(xiāng)間城堡中，婚后有三個孩子，有錢的外祖母拒絕給他們額外的經(jīng)濟幫助。這與羅薩琳德的生活一模一樣！女主的丈夫（影射湯因比）是一位研究古代銘文的專家，生性吝嗇，因身體原因未能參軍。這也是真實的生活。而在小說的結尾，時年三十六歲的羅瑟琳德借女主之口說：“我的童年十分快樂；我嫁錯了人，自己深愛著的那一位卻在戰(zhàn)爭中犧牲了——就是這樣?！背藴虮鹊募彝ヅc羅薩琳德的家庭并不門當戶對之外，這種不滿或許也與兩人過早中斷房事有關。在結婚前后，他們都是精力比較旺盛的人，但大約在1922年第三個孩子出生后，他們認為只有完全斷絕房事才能避免羅薩琳德不斷懷孕，家庭生活的負擔使他們也不想要更多孩子了。

湯因比的第一任妻子羅薩琳德·穆雷

在和羅薩琳德徹底決裂前，湯因比還曾迷戀過杰出的中世紀史學家艾琳·鮑爾。鮑爾堪稱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最著名的婦女史、中世紀經(jīng)濟史專家，可惜在1940年英年早逝。她的《中世紀的人們》和《中世紀英國女修院》這兩部著作，被視為劍橋經(jīng)濟社會史的代表性研究。1929年，兩人湊巧都在中國游歷，艾琳驚人的美貌、考究的衣服和兩人在遠東沖突觀點上的契合，都使湯因比神魂顛倒，以至于夜闖艾琳的酒店房間，要求她不要嫁給已經(jīng)訂婚的未婚夫。相對于湯因比，艾琳更加冷靜。兩人最后的通信中，湯因比署名是“永遠屬于你的”，并用希臘語寫了一首詩《文人米諾牛》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艾琳·鮑爾（1889-1940年）

1939年是湯因比的黑暗之年。2月份，他的母親去世了；3月份，他的長子托尼在和未婚妻的爭吵中向自己開了一槍，幾天后去世。這一年，也是二戰(zhàn)爆發(fā)之年。在二戰(zhàn)期間，羅薩琳德獨自住在倫敦，時常寫信痛斥在牛津工作的湯因比是“懦夫”，說他是因為害怕對倫敦的空襲，才以為政府工作當借口，自己一個人躲在牛津。1942年秋天，羅薩琳德和湯因比的關系已成僵局，并正式分居。湯因比在離婚之前曾詢問自己在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秘書維羅妮卡·博爾特，如果自己被妻子拋棄后她是否能夠嫁給他？博爾特答應了。從1925年起，湯因比以一己之力撰寫《國際事務報告》，博爾特就長期以來就是湯因比最得力的助手。毋庸置疑，湯因比具有無與倫比的天賦，能夠將一年各種繁雜的時事構建成條理清晰的論述體系。于是，湯因比與羅薩琳德最終在1946年8月離婚；同年的9月，57歲的湯因比和博爾特再婚了。

對世界的悲觀與熱愛

除了對家庭生活，特別是經(jīng)濟方面的憂患之外，湯因比也常常憂心西方文明的衰落。湯因比在1920年夏天閱讀了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后大受震動，開始更為有意識地構建自己的鴻篇巨著。他最早的出發(fā)點是兩條公理：第一，史學研究的最小單位應當是完整的社會，而非任意割裂下來的一部分。第二，所有文明社會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和可通約的。一個變量，則是各個民族傳統(tǒng)的差異性。在那個暑假里，他在《人之秘儀》手稿中羅列出了文明社會的十大特征，這些都是以愛琴海到兩河流域的古代歷史為基礎的。

毋庸諱言，雖然傳說中的湯因比總說自己希望能夠生活在公元四世紀的中國新疆，但23歲的湯因比曾給母親寫信說，“在目前這個階段（也就是中國崛起直到吞并我們?yōu)橹梗?，英格蘭的公學學生將同德國的青年精英爭奪世界的領導權”。他害怕“中國成為世界的中心，我們就成為‘南方佬’了”，所以英國應當“武裝到牙齒”，要統(tǒng)治印度、開發(fā)西非，甚至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如同古希臘人曾統(tǒng)治亞洲一樣。在《民族性與戰(zhàn)爭》中，湯因比甚至流露出“黃禍論”的思想傾向。他認為，中國必將同“新大英帝國”競爭，這個新大英帝國主要由英國、加拿大、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南美的各個共和國所組成，并預測“俄國將會成為組建這道防線的主要推動者”。不過，年輕氣盛且覺得 “戰(zhàn)爭令人心馳神往”的湯因比，最終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并未服兵役。他本人一直堅持是因為痢疾，并且一直保存著當時醫(yī)生所開具的證明。

后來，見證了戰(zhàn)爭殘酷的湯因比發(fā)生了變化，并終生痛恨戰(zhàn)爭。在一戰(zhàn)后，湯因比受聘于倫敦國王學院的科拉伊斯教授席位。湯因比對希臘有特殊感情，在科拉伊斯教授就職講演中，他認為從古代到中世紀再到現(xiàn)代世界，希臘一直是歐洲在東方的前哨，其歷史中充斥著不同類型的獨特苦難。從希臘開始，湯因比開始將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囊括其中。在那個時候，湯因比的思維框架仍然處于東西方分立的二元框架之內。在講述1920年代初希臘與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之戰(zhàn)時，湯因比明顯的親土耳其論調，讓支持這個教授席位的希臘贊助者大為不滿。享受著希臘人捐贈的高額薪水，而痛斥希臘政府、盛贊土耳其人，這就威脅到了湯因比的職位。湯因比一直試圖勸說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政府，要認可穆斯林希望同歐洲諸民族平起平坐的訴求。在湯因比看來，穆斯林所受的苦難比希臘人和東方基督徒要多得多，土耳其人的罪行是“這個文明土崩瓦解的結果，而不僅僅是行兇者的過錯”。而且，他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影響已經(jīng)微乎其微，因此無需掛慮。

《歷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出版也迎合了當時的焦慮情緒，尤其是在前三卷中，湯因比將戰(zhàn)爭視為文明解體的決定性要素。以帶著“先知語調”的文字，湯因比將歷史學的視野延伸到了前所未有乃至未曾想象過的廣闊視野。毫無疑問，所有的研究者都必然會受到所處時代的影響，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樣的沖擊。湯因比認為，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將不可避免，這也許會是全人類的最終歸宿。一方面，他欣悅于見到這樣一個帝國，因為在涵蓋全球的帝國內，也許就不會再發(fā)生世界大戰(zhàn)了。另一方面，全球性帝國的建立過程中所必然要出現(xiàn)的暴力，則讓湯因比感到痛恨。在動蕩時代中，湯因比開始重新回歸小時候的精神世界，將基督教視為最高的信仰。在二戰(zhàn)之后，特別是家庭關系破裂的痛苦逐漸彌合后，湯因比又從那種對苦難的崇高感中解脫了出來，轉向了更加灑脫的東方宗教，尤其是佛教。

湯因比的寫作法門：寫，不停地寫。

在重重壓力之下，在時時刻刻的隱憂之中，湯因比仍然完成了《歷史研究》這樣的巨著。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強度之高，無人能及。比如，接替他在國際事務研究所撰寫報告的是著名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不但沒能按時完成報告的撰寫，一再拖延后只得在絕望中辭職了。在下筆千言而又關切主題上，湯因比堪稱不世出的天才。但除了他得天獨厚的天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對于自己所選定的目標的執(zhí)著。不管什么事發(fā)生，無論是羅薩琳德的抱怨、孩子們的喧鬧乃至兒子自殺的消息，在怎樣的震驚和痛苦中，湯因比還是能夠踏實地坐在桌子前繼續(xù)寫他的書，一行行地構建他腦海中的世界歷史體系。這種自制力是他成功的保障，同時也使他無法扮演好家庭生活中的角色，這些都在后來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