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陳子善：現(xiàn)代文學文獻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

本文整理自2020年12月由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上海市重點創(chuàng)新團隊“都市文化與文學”承辦的“現(xiàn)代文學文獻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講談會。主講人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陳子善教授，與談人有武漢大學文學院陳建軍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劉衛(wèi)國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王錫榮教授、山東大學文學院葉誠生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張業(yè)松教授。講談會由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王賀主持，以下內容經主講人審定。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

陳子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各位老師、同學下午好！很榮幸然也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會。“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這個題目，是王賀老師給我出的，這個一若干、一重要，題目就很大了。接下來我談的未必重要，只不過是我個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和大家交流，向大家請教。

首先簡要地談一下我的治學經歷。我和王錫榮兄兩個人基本上都是從注釋魯迅著作開始走上現(xiàn)代文學學術研究道路的。我記得在北京參加魯迅書信注釋的時候，星期天休息，有自由活動的時間，一次我就去北京燈市口的中國書店去看舊書，偶爾發(fā)現(xiàn)一批研究魯迅的著作，從20年代末一直到40年代、50年代初，大概有20本左右。當時因為我以前沒有看到那么多比較集中的研究魯迅的著作，所以我把這批書都買下來了，差不多花了將近半個月的工資，當時一個月工資是36塊錢。很長時間以后我才發(fā)現(xiàn)這批書是同一個主人的，這個主人在書上都簽了名，甚至有買書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某年某月在北京東安市場買下來的。這個人的名字叫趙燕聲，他就是我們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上今天叫“文獻學”以前多叫“史料學”的一個先行者。

近年來已經有人研究這位先行者。我這次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毛邊本里面附了一張藏書票，這個藏書票的圖案就是根據(jù)趙燕聲在40年代后期跟女作家蘇雪林、法國神父善秉仁三個人一起合作的一部大書《中國現(xiàn)代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封面圖制作的，我想以此來表達我對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先驅的致敬和懷念。我不認識趙燕聲，趙燕聲很早就去世了。唐弢先生的書里面曾經提到過他。現(xiàn)在已經有人在研究他，已都發(fā)表過專門的文章。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我這段經歷是不是預示著我一生就要走上史料學或者文獻學研究道路？好像是有一個預兆一樣。由于研究魯迅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為了要完成這個注釋工作，就必然要跟各種原始材料打交道，要跑圖書館，查資料、查報紙、查雜志，跑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北京圖書館報庫等等很多地方，泡在圖書館里。那時候不像今天有那么優(yōu)越的條件、各種各樣的數(shù)據(jù)庫可以尋找，坐在家里、辦公室里就可以漫游資料庫，那時候必須一張報紙一張報紙去翻閱，我還記得到上海辭書出版社資料室查找各種稀見的舊報紙的經歷。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yǎng)了我對現(xiàn)代文學基本材料進行整理的這種興趣和樂趣。我記得我和現(xiàn)在在青島大學的劉增人先生合作，首先編過《魯彥著譯年表》，后來跟原在上海教育學院、后并入華東師大、現(xiàn)已退休的王自立先生合作編過《郁達夫研究資料》，其中就有《郁達夫著譯年表》，還有《郁達夫簡譜》，另外也合編過《郁達夫與魯迅交往年表》。在此之后，我自己又編過幾位比較重要的現(xiàn)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年表，編過潘漢年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年表，編過錢鍾書1949年之前的集外文年表，編過梁實秋的1949年之前的著譯年表，編過臺靜農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著作年表。

如果說我是從文獻學這個角度開始我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那么編纂這些作家創(chuàng)作年表的過程，對我是一個學術上的訓練，或者說是鍛煉。因為大家知道目錄索引也是我們傳統(tǒng)文獻學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當然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些年表都有這樣那樣的缺漏，實際上我們大家也都知道，現(xiàn)代作家的資料整理工作，雖然那么多年下來有一批學者的不斷努力，已經有很大的成績和進展，但是事實上全集不全，資料收集不夠完全，以致研究工作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偏差或者遺漏，都是很普遍的。當然，魯迅作品的收集已經接近于零，再發(fā)現(xiàn)魯迅本人作品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我不敢說已經沒有，可能還有一點空間。在魯迅之外，其他的作家的資料建設，我以前稱之為“文獻保障體系”，研究一個作家，關于這個作家的文獻保障體系是不是已經建立起來？建立到什么程度，還缺乏什么？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長期的問題。盡管今天是一個互聯(lián)網的時代，這個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剛剛王賀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有一個就該是我們資料的搜集跟我們研究工作的拓展之間的矛盾，怎么更好的來加以正視和處理？在研究當中會碰到很多具體的疑難的問題，譬如說作家的筆名問題，我們怎么來處理，往往會有很大的缺漏和爭議。已經去世的欽鴻兄當年與徐迺翔先生合作編過《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者筆名錄》，很大的一部書，而說“作者”而不說“作家”，就很有意思。但是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遺漏也是相當明顯，后來他有所增補，可是沒有增補完，他本人就去世了。這項工作不只是一代學人，可能要幾代學人共同完成。當我們對某一個作家的筆名沒有基本掌握，我不敢說全部掌握，很可能有些筆名永遠無法被我們發(fā)現(xiàn)，但在基本掌握之前，我們對這個作家的研究能夠說是已經建立在非?？煽康幕A上嗎？他有一部分作品我們還沒有發(fā)現(xiàn)，這部分作品的性質到底是什么樣的，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重視嗎？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僅在過去，就是在現(xiàn)在乃至在將來可能都是一個困擾我們的問題，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里雖然涉及面不像現(xiàn)代文學那么大，但也不是沒有。我們隨便舉個例子，“文革”當中那些寫作班，那些報紙上的筆名到底是哪些人寫的，都搞清楚了嗎？也沒有，甚至是一筆糊涂賬，那你怎么來進一步進行評論？諸如此類，我覺得這又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我個人的興趣后來就集中在幾個方面，一個是以魯迅為中心，他的親人或者朋友，如周作人、郁達夫這些作家，或者說他的論敵，梁實秋、葉靈鳳這些作家，這是一個我感興趣的重點。第二個是1940年代的那些作家，當然以張愛玲為代表，還包括了比魯迅晚一點的也跟魯迅展開過論爭的像施蟄存、邵洵美那些作家，大致上是這樣一些作家。對這些作家的研究，我基本上也是做年表，收集他們的集外文，編纂他們的作品集、研究資料集，企圖為這些作家的文獻保障體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對二三十年代文學史、出版史、傳播史上一些比較突出的文化現(xiàn)象，譬如毛邊本的出現(xiàn)，我也給予了很大的關注。魯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提倡毛邊本，二三十年代一時盛行，這背后有什么樣的社會文化心理，或者有什么樣的文化機制，這是值得研究的。已經有人編過中國毛邊本史話，但是毛邊本的量相當之大，我想沒有一個圖書館能夠收集全，不僅是文學的，甚至其他文科領域都有毛邊本，這種現(xiàn)象好像還沒有人做過專門的探討。我寫過一些文章，那也就是就毛邊本論毛邊本，怎么樣把它跟整個文學生態(tài)、傳播結合起來，這可能又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毛邊本本來就是西方、日本傳過來的，在上世紀上半葉產生過很大影響。不僅上半葉，50年代《詩刊》創(chuàng)刊就有毛邊本，而且還引起很大的爭論，有人把毛邊本視為不為工農所需要的小資產階級的東西，他們沒想到當年魯迅就是喜歡毛邊本，諸如此類。

我個人還比較關注作家的簽名本，現(xiàn)代作家的簽名本。簽名本往往能夠牽扯出作家之間的人際關系，文化、文學的交流，以及這種關系和交流背后的一些東西，不僅僅是一個簽名而已。我出了一本書《簽名本叢考》，這本書的文章都沒有收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里面，因為它自己成一個系統(tǒng)。我覺得簽名本蠻有意思的，研究簽名本這項工作我還在繼續(xù)進行，有些簽名本確實非常有意思，尤其是一個作家送給另一個作家的。今天我?guī)砹藥妆荆蠹铱梢钥匆幌拢?020年是錢鍾書誕辰110周年，我給大家看另一位上海作家也是錢鍾書的老朋友柯靈送給錢鍾書夫婦的《夜店》。這本書是柯靈捐出去的，捐給了合眾圖書館，合眾圖書館后來又并入上海圖書館，這本書怎么從圖書館流出來的，我也搞不清楚。錢鍾書很好玩，別人送給他的很多書，他都處理掉了，不保存的。還有一本簽名本，我關心的40年代作家的一本簽名本。當時有一位女作家，名氣當然沒有張愛玲大，但是也比較有名的，叫施濟美，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說集《鳳儀園》，她毛邊簽名送給作家沈寂先生。這本書比較有意思的是一部精裝本，書脊上面是燙銀的，精裝本這個紙非常薄，我們稱之為是圣經紙，也就是說可以這樣理解，施濟美把這本書用圣經紙印了少量，送給友人的。當時沈寂編雜志，施濟美是作者，這是作者和編輯之間的一種友情的見證，可惜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沈寂先生已經去世了，否則我把這本書給他看，他肯定很感慨，這本書隔了七十多年以后竟然還能夠重新出現(xiàn)。還有一本也比較好玩的。我們大家知道京派作家有一位李廣田，《畫廊集》是他一本很重要的散文集。這本書是李廣田送給康嗣群的。大家知道知道康嗣群編過（其實是施蟄存編，他出版）《文飯小品》，解放初曾經在平明出版社工作過。雖然他在現(xiàn)代文壇上不是很有名的作家，但是他也是一個作者，一個文化人，一個編輯，我們一看就知道原來他跟李廣田也有過來往。這些書可能告訴我們以前不了解的文壇的故實。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這本書——《抗戰(zhàn)回憶錄》。這本書是精裝，書脊文字燙金，簽名就更難得了，不是郭沫若簽名，是出版這本書的群益出版社的總編輯劉盛亞簽名，簽名內容特別有意思：“這本書共印十本，未發(fā)行。當一件紀念品遠遠的送給你。德芳 盛亞呈 北京1951年夏天?！钡路季褪俏旱路?，劉盛亞的夫人。大家看這本書的扉頁上面，印了兩個字“樣本”，下面又印著“群益出版社出版1951”。但這本書沒有版權頁，1951年到底什么時候印的，大概是在1951年夏天之前吧。這本書有這么一個故事，就是1951年想出版，但最后沒有出版。據(jù)我所知，這個“樣本”現(xiàn)在能夠保存下來的只有兩本，有一本在北京，但是沒有簽名，有劉盛亞簽名的就是這本，天底下就這一本。這本書的出現(xiàn)，說明《郭沫若年譜長編》寫該書是1949年出版的，這個說法就不能成立。下來一個更大的問題，為什么1951年最后沒有出版？為什么不出版？原因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后來出版了，60年代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改名為《洪波曲》，但里面有改動。原本還有一個附錄，是馮乃超寫的一篇很長的文章，刪掉了，而且書中內容和后記都有修改。這樣一個本子的出現(xiàn)，為我們從事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難得的史料。所以我本人對簽名本有濃厚的興趣，如果時間和條件允許的話我會繼續(xù)往下做，《簽名本叢考》第二輯希望能夠在不久的將來與大家見面。我們可以通過這么一個特別的角度梳理文學史，關注一些以前可能是被我們忽視的問題。

文學史的書寫有不同的角度。以前我和錢理群先生、吳福輝先生合作，編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還可以進一步來做。但這里有一個很大的矛盾，有些文學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沒有廣告，或者說雖然有廣告我們一時找不到，因為我們現(xiàn)在尋找資料往往是找作品、找集外文，關注廣告不多。但是現(xiàn)在我們會發(fā)現(xiàn)，由于數(shù)據(jù)庫的出現(xiàn)，我們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找到很多廣告，而這些廣告往往會提供很多新的信息，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可能會帶來新的視角。我的新書叫《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講是“十講”，是整套書里的一種，都是“十講”，所以我必須也要有“十講”，不能說“八講”“六講”，也不能說“十二講”，所以湊個數(shù)，就是“十講”，而且這個“十講”只是我關心的十個方面，當然這十個方面我都做過一些嘗試和探索。

接下來我講手稿的問題?！吨袊F(xiàn)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書里面是收了幾篇關于作家手稿的討論，我以前寫過現(xiàn)代作家手稿的幾篇文章，有作品的手稿，譬如郁達夫的《她是一個弱女子》的手稿；也有書信的手稿，我原來就是注釋魯迅書信的，所以一直注意魯迅書信手稿，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給郁達夫的書信的手稿；日記的手稿；還有胡適早年留學美國時期的《日記》手稿的出現(xiàn)，雖然《胡適留學日記》早就出版過，但是手稿跟出版印刷本之間的差距很大?，F(xiàn)在已經有研究者、博士生在專門研究這些手稿，有好幾篇比較重量級的文章討論胡適早年日記手稿的問題；還包括巴金《懷念蕭珊》的初稿手稿。對于手稿研究，我也給予了很大的關注。手稿學明天就要開會，就是討論怎么樣把現(xiàn)代作家手稿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予以更大的重視。因為從手稿到出版、到再版，可能這里面的關聯(lián)不像我們以前所想象得那么簡單，有很多問題可以重新提出來討論：為什么會修改？是誰在修改？是作者本人修改還是編輯修改、出版社修改等等的問題。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往往會帶出一大串新的問題來。巴金故居周立民先生給我編的《現(xiàn)代中文學刊》寫了一篇補白，討論愛羅先珂《幸福的船》譯本中巴金所寫的《序》，《巴金全集》第17卷所收的該文結尾處的幾段話，就是這么幾句話，還有幾個不同的版本，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當然我們也沒有看到這篇序的原始手稿，但就是這么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怎么來處理？他最后給出的結論是“剪不斷理還亂”。

所以從毛邊本到手稿，到集外文，到社團、流派，到刊物，到文學活動，都在我關心的范圍之內。當然由于所見有限，能力有限，不可能全部都能夠處理得很好，但是我盡量給予關注，予以處理。還要特別強調的，就是近年以來大量的作家書信和日記的出現(xiàn)，對于我們的作家研究意味著什么？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剛剛董麗敏老師提到文獻學的規(guī)范，從理論到方法，可能不是一個能夠一步到位、解決的問題，我們只能逐步地完善。古人對古籍整理有一整套完整的、比較成熟的方式方法，哪些可以適用到我們現(xiàn)當代文學的文獻資料整理中，哪些又是需要調整的，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F(xiàn)代日記、書信的量可能也是巨大的，雖然能夠完整保存下來日記的作家并不多。魯迅還缺了一年日記，周作人的日記相對比較完整，但是1934年以后的，除了1939、1949兩年的已公布，更多的還沒有公布，里面有大量的信息，很多重要的材料。其他作家的日記，朱自清的雖然已經公布，但是里面問題多多。這些我們怎么來處理、怎么來面對，都是問題。很多沒有公布的，條件成熟可以公布，包括郁達夫的日記，郁達夫還有很多日記沒有公布。這些問題也是我們面臨的，公布以后我們可能對這個作家的看法會有一個新的，不說全新的，至少是部分新的認識。大量的日記、書信怎么來處理？我們編纂作家全集往往會碰到一個難題，就是書信搜集。一個作家一輩子寫過多少信，往往數(shù)量相當可觀，為什么寫那么多信，有人甚至是把這些信當中某一部分作為創(chuàng)作來看待，如果這樣的話，你對這些信熟視無睹，那就是說你放棄了對這部分創(chuàng)作的評論，是不是合適呢？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時代只有電子郵件了，《現(xiàn)代中文學刊》今年第六期就專門刊登了一個“現(xiàn)當代作家書信研究”專輯，之所以推出這個專輯，目的就是要把這個問題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我們還準備推出“現(xiàn)當代作家日記研究”專輯。所以一系列存在的問題，我們已經發(fā)現(xiàn)的這些問題，我們怎么來面對、處理，都是很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的。

剛才董老師提到上海師大老一輩的現(xiàn)代文學學人，提到邵伯周、陳娟先生，我還想到史承鈞先生，他還健在。提到邵伯周先生，我馬上想到他爽朗的笑聲，他是茅盾研究專家，非常好的一個老人，許多前輩都已經離我們遠去。昨天去世的孫遜先生，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有一個講話非常有意思，他說你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文獻學是必須面對的、認真面對的，20年代發(fā)現(xiàn)脂批甲戌本《紅樓夢》，三十年代發(fā)現(xiàn)《金瓶梅》，給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推動，他說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這樣的作品可能已經很難了，他認為這是古典小說研究文獻學的一個瓶頸。如果把這個觀點，搬到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上面來講，你現(xiàn)在要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代重要作家的重量級的作品，可能不容易了，一開始我就談到，魯迅你要發(fā)現(xiàn)新的（作品），容易嗎？可能性幾乎為零。其他作家呢？王賀研究的是新感覺派，新感覺派作家有沒有發(fā)掘的空間？可能這個問題要王賀來進一步實踐、解決。再如張愛玲，再發(fā)現(xiàn)一部像《小團圓》這樣的作品，可能已經不可能，但是在紀念她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還是找到了她翻譯的《冰洋四杰》，雖然不全，不是在香港報紙上的全部連載，但也算是一個新的發(fā)現(xiàn)。實際上對某一個作家的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往往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講到張愛玲，前兩天我還得到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我也可以給大家看看。這是一份《太太萬歲》的說明書，這個說明書很有意思，了解張愛玲的肯定知道，關于電影《太太萬歲》，曾經有過一場爭論，當時很多上海報紙包括《大公報》等都有刊登，牽扯到一些作家，如洪深等。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但是沒想到這份說明書是解放以后的，解放以后還上演過張愛玲編劇的電影?？凑f明書，這個電影院叫“人民影戲院”，后面有劇情介紹，第一句話就很有意思：“故事發(fā)生在舊社會里”，這都是解放以后的話，然后有整個劇情的介紹，下面是“導演?；?編劇張愛玲”。這個電影不一定是在上海放映，我初步查了一下，上海找不到“人民影戲院”，應該是某個大城市的，還要進一步查考。這樣的一個資料，當然不是什么特別重要的，但至少告訴我們一點：1949年以后還在上映張愛玲創(chuàng)作的電影。這是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我們只知道1949年后張愛玲還在上海發(fā)表她的小說散文，但是她的電影竟然還在上演，日夜場連演，一整天連著放，很有趣。

我曾經這樣想過，我們現(xiàn)在已處于信息社會、互聯(lián)網時代，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還包括當代文學研究，整個文獻保障體系跟以前應該有什么不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昨天我看到復旦大學陳尚君兄討論互聯(lián)網時代的古典文學文獻研究的一篇文章，他說由于互聯(lián)網、數(shù)據(jù)庫，他《全唐詩》的整理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但是如果放到我們現(xiàn)代文學領域里面，我們這個現(xiàn)代作家的數(shù)據(jù)庫，整個一個時代的新文學作品的總匯，可以做嗎？《全唐詩》的總匯他可以這樣做。近代以來由于“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xiàn)，白話作品大量出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誰敢說哪個數(shù)據(jù)庫能把所有民國時期的現(xiàn)代文學的作品一網打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吧？他可以編《全唐詩》，王賀能編現(xiàn)代文學全部小說？全部散文？全部新詩？這個太可怕了，當然不是沒有可能，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個數(shù)據(jù)庫可能建立起來，也許可以，但目前還不現(xiàn)實?！度圃姟贰度卧~》都可以借助于現(xiàn)代化的手段處理好，越來越完善，我們現(xiàn)在不要說現(xiàn)代文學的全部作品，就是某一個作家的數(shù)據(jù)庫也不完全，魯迅的數(shù)據(jù)庫就那么完美了？很多網上下載的魯迅文章錯字很多。廖久明兄編“回憶郭沫若資料匯編”，準備出版一整套的書，但整個電子數(shù)據(jù)庫呢？這些就夠了？有沒有重大的遺漏？我想都是問題。研究者又該怎么面對？明年有兩個重要文學社團的紀念，一個是文學研究會一百年，一個是創(chuàng)造社一百年，這兩個重要的文學社團的數(shù)據(jù)庫在哪里？我沒看到。在座的諸位是不是看到了？有沒有人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們現(xiàn)在重大項目多了去了，最基本的東西你做出來了沒有？這都是問題，不是某一個人能夠完成的，不是說我個人有興趣我來做一個，需要一批都意識到這個問題重要性的人來做，這才也可能做好，更方便我們來利用。接下來你還要能夠利用，怎么更好的來使用。然后我們才能夠進行第二步，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新的觀點、新的思路。你第一個都沒有做好，怎么進行？所以說，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實際上有一個實踐的問題，這個實踐包括怎么跟現(xiàn)代技術更好的結合。古典文學原來的基礎就比較好，文獻整理這套規(guī)范本來就很好，而且現(xiàn)在又走在前面，做的比較好，而我們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不說落后，也至少是滯后。哪怕你用一個小的入口切入，你做一個現(xiàn)代作家的舊體詩數(shù)據(jù)庫，從魯迅那代人下來，很多現(xiàn)代作家都寫舊體詩，當代如聶紺弩等人，能不能做一個數(shù)據(jù)庫？有人做嗎？郭沫若50年代以后那些詩，他自己也認為寫得不好的，但要做的話，無論好壞，也都得放進去?，F(xiàn)在做民國舊體詩詞數(shù)據(jù)庫的，可能仍限于專寫舊體詩詞那批文人，新文學這個層面上是不是包括了？像沈祖棻，一身兩任，詞寫得很好，新詩也很出色，兩邊都跨的，希望兩邊都要包括進去，更理想。而且這個難度是相當大的，民國的南方這一帶、京滬這一帶、長江三角洲這一帶，北方如大西北、東北等，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傳承，這些地區(qū)文人的舊體詩不得了，海量的資料。

我的《十講》里面，最后涉及到的兩個問題屬于交叉學科，一個是新文學跟音樂的關系，一個是新文學跟美術的關系。我覺得這兩個關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新文學跟美術，到當代都是這樣，一直到今天，黃永玉先生既是大畫家，又是大作家，九十多歲還在寫長篇，不得了。很多美術家、畫家本人的文章，也寫得很好，也是一個作家。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研究往往忽略、忽視了，或者對這種文化現(xiàn)象、文學現(xiàn)象重視不夠。當然我們會提到魯迅的美術設計，他的封面設計，除了魯迅之外呢？還有很多人，現(xiàn)在已經有一些研究者，尤其是美術史、書籍裝幀研究者在做這項工作，有一些新的材料會披露，但是總體來講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往往新文學作品的裝幀設計理念跟作品當中所反映的作者追求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怎么對此進行研究，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音樂，現(xiàn)代文學和音樂的關系。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當中有許多作品，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寫到過音樂，或者說跟音樂有關，好像也沒有人研究。搞音樂的不關心這些東西，我跟搞音樂史的專家也交流過，他們對這個興趣不大，那我們搞文學的呢？為什么小說男女主人公會聽貝多芬，作家的意圖在哪里？諸如此類的問題，應該有人研究。研究沈從文的，我想也應該了解一下，沈從文自詡“鄉(xiāng)下人”，但實際上他對古典音樂很有興趣，很喜歡聽古典音樂，古典音樂對他的創(chuàng)作有沒有影響？有什么影響？研究沈從文的專家會注意到這個問題嗎？他1940年代以后的作品尤其是散文當中，很多地方寫到音樂，這當然與他的夫人張兆和的一個兄弟是搞音樂的有關系，但如果沈從文沒有共鳴，沒有這方面的修養(yǎng)，他未必會對音樂那么有興趣。

當然，上面講的許多方面我自己沒有能力做好，我只不過提出問題，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如現(xiàn)代文學跟所謂的舊文學、通俗文學之間的關系?，F(xiàn)在有很多學者在研究通俗文學，但是把這些文學統(tǒng)統(tǒng)命名為“通俗文學”、“舊文學”合適嗎？可能都有爭議，未必合適，你的就是新的，人家就一定是舊的嗎？他也同情勞動人民，他的白話可能寫的比你更好，你的歐化的白話老百姓看都看不懂的，為什么就說人家是舊的？動不動就新的、舊的，有必要嗎？新就一定好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文獻學上怎么來處理？新文學當中有一大批作家，都是從所謂的通俗文學、舊文學起家，像戴望舒、施蟄存、張?zhí)煲?、葉圣陶等，也有相反的，從新文學走向舊文學的，如寫武俠的宮白羽。我曾經想編一本《現(xiàn)代作家文言文作品集》，現(xiàn)代作家尤其是五四這一代，到1930年代初這一代，文言文都寫得不錯，像魯迅、茅盾、葉圣陶、俞平伯、錢鍾書，把他們這些文言文章收集起來，很好玩的。王統(tǒng)照母親去世，他寫了一篇祭文，非常漂亮，我在上海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那個老板特別厲害，他說：陳老師，你看王統(tǒng)照的！我一看不得了，線裝的、王統(tǒng)照母親去世的祭文，我馬上買下來了。跟王統(tǒng)照兒子聯(lián)系，他說根本不知道祖母去世我爸爸還寫過祭文，提供給他，正好還來得及補入《王統(tǒng)照全集》，這是很重要的史料。這批作家的舊學功底很深厚的，王統(tǒng)照這篇祭文就寫得很有感情，對母親深沉的愛是用文言文寫出來的。我們搞新文學研究的，往往不注意這方面，很少留意這方面。我們現(xiàn)在講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作家的身上傳統(tǒng)文化怎么體現(xiàn)？當然魯迅當年講過中國書最好不要讀、少讀，但是我想我們今天還是應該好好讀讀，尤其他們這批人寫的文言文章。當然1930年代以后，到1940年代的作家，這方面的功力已經大不如從前了。我們研究民國時期舊文學的，往往把新文學這批人排除在外，他們往往不會注意這些問題。

我期待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在新的技術手段、新的條件下面，能夠有一個新的面貌，從而為我們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和當代文學的研究提供更強有力的文獻的支持。此外，還有一個檔案的問題，也應該特別提出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檔案，如果能夠更好的被利用，對我們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又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南京大學沈衛(wèi)威教授，一直帶著他的一批學生在整理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里面的東西，有很多有趣的發(fā)現(xiàn)，內容非常的豐富，我們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而不是從政治學或者社會學的角度來切入。其實搞史學、社會學的，對檔案的利用很充分，我們以前好像覺得文學跟檔案關系比較遠，但是現(xiàn)在慢慢地發(fā)現(xiàn)，檔案對文學研究同樣有很大的幫助，與現(xiàn)代作家直接相關或者間接相關的檔案，還需要系統(tǒng)的梳理和利用，當然這又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應該提出來，進行討論，引起關注和重視。

王賀（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謝謝陳老師精彩的報告！陳老師除了從一開始、回顧自己的治學經歷，在北京的時候接觸到趙燕聲的那批資料開始，討論到他這些年我覺得在傳統(tǒng)文獻學、古典文獻學基礎上面發(fā)展出來的一些新的、很重要的近現(xiàn)代文獻研究的面向，比如說簽名本和手稿的研究，當然也包括常規(guī)的文獻資料如作家書信日記、檔案資料等等的搜集和利用的問題。以檔案資料為例，這些年有一些討論，包括檔案資料怎么樣和當代文學史的研究結合，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領域當中也有一些應用，但是總體來說，我們現(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包括文獻學的研究，對檔案資料的關注還不是很夠，可能這也和我們的研究習慣有關，我們大多數(shù)的研究成果，對資料的利用、處理、引用是有些任意的，在搜集資料的時候可能對資料的批判、“史料批判”有時可能沒有特別注意。比如同樣一個關于某個觀點或者是某個問題的一個資料，從它的可靠性的程度而言，可能這個檔案的可靠性，要比作家作品、他的自我陳述、其他人對他的一些評論等等，可能更可靠一些。當然陳老師也談到數(shù)據(jù)庫的建設問題，因為我這幾年也在做數(shù)字人文，特別關心這方面的問題，陳老師自己雖然不太用電腦，但是他對這些新的現(xiàn)象新的問題非常敏感，也一直特別鼓勵支持我們，數(shù)據(jù)庫對我們整個不僅對古典文獻的研究，或者現(xiàn)代文學史、文獻學的研究，對整個人文學術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便利，可能還有很多的一些挑戰(zhàn)。當然現(xiàn)代文學的數(shù)據(jù)庫海內外很多很多，但是專題性的數(shù)據(jù)庫，比如說陳老師講到的舊體詩詞的數(shù)據(jù)庫，包括比如說一個好的、完整的魯迅研究數(shù)據(jù)庫，可能都沒有，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的數(shù)據(jù)庫也都沒有。我們國家那么多重大項目選題很多都是史料整理和數(shù)據(jù)庫建設，但是這些數(shù)據(jù)庫建成了沒有，另一方面建設了數(shù)據(jù)庫之后能不能給我們用，是光盤版的還是在線的、聯(lián)機的，另外怎么樣設計這些數(shù)據(jù)庫的功能，是不是開放，整體上提供了哪些資料，有哪些可以供我們做一些數(shù)據(jù)分析和挖掘，不只是說一個簡單的信息查詢等等，都還需要討論和實踐。

陳老師剛也談到新文學和舊文學、通俗文學，和音樂、美術關系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恐怕是很困難的。因為一方面要求我們對音樂史、美術史、藝術史研究有很好的把握，另一方面有了這個把握之后，才能更好的處理文學和音樂、美術的這樣一個關聯(lián)。陳老師舉到了沈從文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現(xiàn)代文學里面非常多。比如說新感覺派小說里面，寫到、提到很多法國古典音樂，詠嘆調等等，我其實一直在想為什么他們會寫到這些東西。我們也不能說他們完全是趕時髦，當然“趨時”是海派或者說整個新感覺派都有的一個特點，當然也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音樂的修養(yǎng)、美術的修養(yǎng)，純粹是“趨時”使然。當然葉靈鳳的美術修養(yǎng)還是很高的，其他人未必很高，但是他們把這些東西放到自己的文本當中，放進整個的敘事的脈絡、抒情的脈絡當中來，還是很值得考慮的問題。

關鍵是我們今天怎么樣把這些問題提出來，關聯(lián)起來最終做一個新的詮釋。我想這樣一方面我們的資料整理工作可以給現(xiàn)代文學、文獻的研究提供一批基礎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也許可以推陳出新，做一些新的研究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