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文化運動的特立獨行者

大家下午好！非常榮幸應(yīng)邀來到首都圖書館給大家做一個分享，分享我祖父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前后的一些經(jīng)歷。我把講座的名字稍微做了一個改變，原來是叫“梁漱溟：新文化運動的特立獨行者”，我給改成了“梁漱溟在新文化運動中特立獨行”，強調(diào)了一個動感的感覺，因為現(xiàn)在是一個符號的時代，需要標簽、需要符號，雖然我祖父身上有很多光環(huán)、很多標簽，但是我覺得他更是一個實干家，是一個行動的人，他的思想是能夠落實到他的行動中的。

1917年1月4號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晚間就在寓所接待了我祖父的拜訪。我祖父當時是持著這篇《究元決疑論》的文章向蔡先生請教，一見面蔡先生說：這個文章我已經(jīng)看過了，寫得很好，我這回受邀主政北大，希望你能來哲學(xué)門來擔任個教師，教印度哲學(xué)。

1911年，梁漱溟于順天中學(xué)高等學(xué)堂畢業(yè)，借長兄方留日歸來帶回的日本大學(xué)生服裝留影紀念。

我祖父有點兒驚訝，為什么？他只是一個中學(xué)學(xué)歷，中學(xué)畢業(yè)以后，他因為投身新聞事業(yè)，就做了一個新聞記者。他沒有去考學(xué)，沒有任何的資歷，蔡先生就邀請他出任北京大學(xué)的講師。他有點兒很驚訝，當時他就推托道：“蔡先生，印度哲學(xué)有六個門派之多，我只是對佛學(xué)略知一二，你讓我去教恐怕不合適?！辈滔壬f：“我現(xiàn)在也尋不到其他人，你來就好?！蔽易娓高€是在推辭，但是蔡先生說：“你不要把它當做你來教書，你就當做把喜歡哲學(xué)的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地來研究、探討?！?/p>

蔡先生再三邀請，我祖父也不好推辭，就應(yīng)承了下來，這一天他答應(yīng)了蔡先生的邀請出任北大的講師，但是他又向蔡先生言明，他無法立刻就任，那陣他還是司法總長的秘書，還有很繁忙的工作。蔡先生允許他介紹一個他認為能夠替代他的朋友來代課，我祖父就推薦了許季上先生來替他講印度哲學(xué)這門課，所以他還做司法總長的秘書。

青年梁漱溟

也就1917年的夏天，那陣隨著張耀曾辭離司法總長的職位，他也自然而然不再擔任這個秘書了，就閑賦在家。當時他也游歷湖南的寺廟，都差一點在那兒出家。但是因為兵禍、戰(zhàn)亂使他痛下決心，他還是想要做一番事業(yè)，對這個國家產(chǎn)生影響，所以他回到北京，也接到了蔡先生的通知，因為許丹先生（許季上先生）得了一場大病，不能再替他代課了，讓他趕快來上課。

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他就先去北大校長辦公室去正式報到。當時有蔡元培先生和陳獨秀先生在那兒，我祖父一進門寒暄過后，直截了當?shù)鼐蛦柌滔壬骸澳銈儗鬃邮鞘裁磻B(tài)度？”蔡先生一愣。因為你想想，我祖父當時二十四歲，一個小年輕兒，對一個校長，而且對他知遇之恩的校長，毫不客氣地問問題。蔡先生有一些驚訝，但是他還是很包容的。

他就答道：“我們不反對孔子。”我祖父就說：“我不但不反對孔子，我此次來北大就是替釋家孔子說個明白，不做旁的事情?！贝蠹铱梢宰⒁膺@一點，這是我祖父公開的第一次對孔子的表態(tài)，以后我會接著講他的態(tài)度，大家也可以看到。所以1917年的12月5日北京大學(xué)的《日刊》上正式刊出梁漱溟開始講授印度哲學(xué)。

《究元決疑論》載于《東方雜志》1916年第13卷第5期

然后他通過這篇文章（《究元決疑論》）一是得到了蔡先生的賞識進了北京大學(xué)，同時也得到了一些前輩學(xué)者的垂青，像林宰平先生。林宰平先生大家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一說黃遠生最后的遺著的合集《遠生遺著》，還有梁啟超先生的《飲冰室合集》最后的編撰整理者全是他，而且梁啟超把他所有的東西直接就委托給林宰平先生。他是通過司法部的，因為他曾經(jīng)也是一個法律學(xué)家，也是留日學(xué)習法律的，所以他有一些法學(xué)界的朋友，他認識司法部的同事主動來結(jié)識我的祖父。

1920年的夏天有一輛小汽車——我祖父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那個時代要是看到一輛汽車是非常不容易的——停在了我們家在崇文門外英子胡同的門口。從車下走下來誰??？林宰平先生、蔣百里先生、梁啟超先生，還有梁啟超先生的嫡子梁思成先生，他們四個人來登門造訪，我祖父當時非常地驚訝，因為他非常仰慕梁啟超先生，但是為什么沒有主動去結(jié)識他呢？這可能就源于我的曾祖。我的曾祖也是非常贊同君主立憲的，曾四次投書兩次拜訪梁啟超先生而不得，所以基于這種情況，我的祖父可能有些擔心，覺得梁先生架子比較高大，可能不愿意見，所以他有這種抵觸心理。他沒有主動去拜訪他，相反是他們主動地來拜訪他，使得我祖父很驚訝。他們來拜訪他也是因為這篇文章，來探討佛法、佛理。

這篇文章還讓我祖父得以結(jié)識了熊十力先生，著名的一個哲學(xué)家，也被認為中國的新儒學(xué)的三圣之一。因為在這篇文章里我祖父指名道姓地批評了熊十力，說“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先生的字是升恒——“愚昧無知”，就是對佛法不懂，說三道四，批評了他。也是二十年前后的夏天，熊先生寫個明信片寄到北京大學(xué)給我祖父，在明信片上說：“那篇文章我看過了，罵我的不錯。我現(xiàn)在在南開教中學(xué)，暑假想過來，能不能見個面”。我祖父就回書：“可以，沒有問題”。這樣他們就在北京的廣濟寺得以相見，從此一見如故，成為終身的朋友。

熊十力

熊先生這個人為人非常豪放，他也是跟我祖父一樣是屬于自學(xué)成才的，沒有上過什么學(xué)，他學(xué)歷可能比我祖父還要低，這么一個學(xué)者。但是他為人豪放，行事很豪放，跟我祖父的風格很相反，但是他們倆卻非常友善、友好，而且經(jīng)常他們的學(xué)生都互為學(xué)生，我爺爺?shù)膶W(xué)生就管他叫真師，他的學(xué)生也管我爺爺叫術(shù)師，所以他們非常好。

熊先生這個人還有他自己一個特點，他這個人非常豪放，同時在生活中他非常隨意，這個人有一個小故事，就是他不識數(shù)。數(shù)字的大小、錢幣的大小他不知道，所以他兜從來不放錢。他曾經(jīng)跟我祖父還有一幫學(xué)生在大有莊，在中央黨校旁邊同住，不帶家眷，當時還有一個德國人。只有兩個人是吃單獨的飲食的，一個是西洋人，還有一個就是熊先生，為什么？熊先生的飲食每天必須有肉，而且不能少于半斤，其中有一天他就把負責采買的薄蓬山叫來：“小薄，這個肉我怎么覺得少？”后來薄蓬山說：“我看著他說的有半斤”，然后熊先生這個事就過去了?？墒沁^了一段時間熊先生還是覺得肉少，又把薄蓬山叫來問，薄蓬山說：“我親自在店里看他秤的，足足的八兩”——當時舊時的半斤就是八兩，有這么一個成語半斤八兩——但是熊先生不識數(shù)，他聽著感覺八兩就比半斤多，從此就不再問了。

而且他這個人非常容易相信人?？赡苡捎谛芟壬易娓傅年P(guān)系，我的父親還認了熊先生做干爹。他1948年的時候在北大教書，我爸就去看他，看我爸學(xué)的是生物，所以他就問：“培寬，吃什么有營養(yǎng)？”我爸說牛奶，現(xiàn)在從西洋看他們吃牛奶都比較強壯，說了一通，然后說還有紅辣椒，維生素A、維生素C，挺好，挺好。過一段我爸又去看他，就看到熊先生拿牛奶煮面條吶，然后小菜里也有紅辣椒。這是熊先生的兩段軼事。

熊先生后來經(jīng)我祖父的介紹，去了南京支那內(nèi)學(xué)院學(xué)習，當時他在支那內(nèi)學(xué)院也結(jié)識了陳銘樞先生。所以這篇《究元決疑論》使我祖父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垂青，讓他來到了北大任教，也結(jié)識了一些前輩大家，也結(jié)識了一些好朋友，所以這篇文章對改變他的人生命運起著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他1917年12月份正式就任北大的講師，可是他卻說“北京大學(xué)培養(yǎng)了我”。這是北大檔案館、歷史館可以找尋到他教課的課表，還有他做的課題，也有孔子哲學(xué)。

梁漱溟1942年桂林留影

他進入北大以后他還寫下了一篇小文章叫《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當時軍閥混戰(zhàn)，他起來號召大家起來舉行“國民息兵會”，這個活動李大釗先生也參與了。他當時為了表明態(tài)度，寫了一篇小文章，大家通過這個小文章的一段話可以看到我祖父那時就開始了一種擔當?shù)木?，我給大家稍微念一段：“余以為若不辦，安得有辦法。若要辦即刻有辦法。今但決于大家之辦不辦，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就是我們），吾曹之中必自我始。個個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為，而望誰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他那時就開始對社會問題的關(guān)注和一種擔當?shù)木袢⑴c解決這些問題，這個小文章當時他自費印刷了幾千冊，在社會上還有在北大的教研休息室里散發(fā)。其中有一次辜鴻銘先生走到教研休息室，看到這個小冊子，拿起來看了看，我祖父當時在一旁，望了他一眼，他說了一句話“有心人哉！”胡適先生也看到了這篇文章，他當時是北大的教授，留洋的博士，在日記里寫下了“梁先生這個人是要革命的”。

來到北大，我祖父的學(xué)歷是最低的，又沒有什么背景，當時北大已經(jīng)是人才濟濟，“新派”、“舊派”?！靶屡伞钡娜宋锵窈m、陳獨秀、李大釗；“舊派”的劉師培、黃侃、林琴南等等都云集在此。當時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發(fā)源地，而我祖父在“新派”、“舊派”的中間，左右不能。他對舊派是不認可，他認為他們說的那些舊道理被陳獨秀罵得體無完膚，回嘴不得；而“新派”又認為他是“舊派”的人物，又不太理會他，所以他倍受壓力。這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標志性的一個雜志《新青年》。當時“新派”他們高喊著“打倒孔家店”、民主、科學(xué)的口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矚目，其中為首的就是陳獨秀先生，我祖父對他的評價是：陳先生是一個反封建的闖將，是“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陳先生之精辟廉悍，每發(fā)一論，辟易千人”，所以他非常欣賞陳先生那種豪放、勇敢的態(tài)度。陳先生也是中共早期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有“南陳北李”之稱。

1918年7月，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門畢業(yè)合影。前排教師左起：康寶忠、崔適、陳映璜、馬敘倫、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陳漢章，二排左四為馮友蘭。

這是1919年北大哲學(xué)門的畢業(yè)照。這個照片還有一個小故事，就是當時照完這張照片，班長孫炳文拿這張照片就去給陳先生看，陳先生看過說照得都挺好的，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長了一點。大家可以看到在右邊第二、三中間有一只腳伸得比較長，就一只腳。后來孫炳文先生說這哪里是梁先生的腳，是您的腳伸到梁先生前面去了，陳獨秀看過哈哈大笑。在第二排左四就是馮友蘭先生，他的畢業(yè)論文指導(dǎo)者是我的祖父，我祖父記得他畢業(yè)論文是他給批閱的。馮友蘭先生原來也是“尊孔派”，后來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以后我再講1974年那一段。

當然“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不得不說，就是胡適先生，胡適之。我祖父對他的“白話文運動”是非常欣賞的，他說“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你看他對白話文的評價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新文化運動中新舊交鋒，我祖父又參與其中，他們之間難免有一些文章進行交鋒和碰撞，所以他們就產(chǎn)生了一些碰撞，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很平常。但我祖父卻表明他自己對這種碰撞的一種態(tài)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不認為我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是我的敵人，我是沒有敵人的?！彼终f“在這個時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們都是一伙子！”這句話放到當下也有他深刻的意義，希望大家去思考。我們搞階級斗爭、搞對立是沒有出路的，我們和而不同這才有這個國家的發(fā)展。

1920年3月14日，左起為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

這是非常著名的李大釗先生、胡適、蔡元培、蔣夢麟先生，蔣夢麟后來也做過北大的代校長。

新文化運動雖然蔡先生不是主要的人物，但他對新文化的產(chǎn)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人物。我祖父認為：“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xué)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個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后世。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時，許多人都參與期間的。然而數(shù)起來，卻必以蔡先生居首。”所以我祖父對蔡先生非常的推崇。他又說道：“所有陳、胡（陳獨秀、胡適）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個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能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fā)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fā)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我祖父對蔡先生的推崇去年我還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認為梁漱溟對蔡先生夸大了蔡先生的功勞，但是我以為他認為蔡先生的理念不過是現(xiàn)代大學(xué)所應(yīng)該具備的理念，此言不差，但是我又請問：蔡先生就任北大馬上快一百年了，這一百年來舉目望去，中國又有哪位校長又做到了呢？這個很重要，知行合一，我一直會要強調(diào)的“知行”，知道沒有用，需要行動。

這句話覺得挺重要，希望給大家念一下：“他（蔡先生）對于我講的印度哲學(xué)、中國文化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學(xué)興趣相應(yīng)而俱來的。換而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于實用，或獨斷固執(zhí)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xué)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于一個為政于國的人有時同屬必要吧！”治國也是如此。

梁濟（1858-1918）

就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我的曾祖在1918年9月就開始寫他的遺書《敬告世人書》。他當時看到社會動蕩，在政府里的人都是為一己之利，根本不考慮國家，根本不考慮民眾的情況下，他決定以身殉死，警醒國人。他在《敬告世人書》中寫道：“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

就在1918年他生日的前三天，他就準備去投湖，當時他誰也沒告訴，而且他寫下了遺書，把他自己的債務(wù)、欠的錢都還掉了，找人借的錢挨家都送還后，就在一天，在家中他跟我祖父碰了個面。他問我祖父：“世界會好嗎？”我祖父隨口答道：“會好的，相信一天天會往好里去的?！边@就是他們父子最后的對話。

有一個著名的我祖父跟美國艾愷教授的對話“這個世界會好嗎？”就源自于這句話，是我的曾祖問我的祖父“世界會好嗎？”三天后就是他的六十歲生日，家里都準備給他過生日了，他投積水潭自盡。后人為了紀念他，在他投湖殉道之處立了“桂林梁先生殉道處”，“文革”期間也被毀壞了，碑的右首第一人就是剛才我說到的彭翼仲先生。

他在北大因為受到新派、舊派的這種壓力下，他得自己去鉆下心來研究文化、研究哲學(xué)。所以，他在寫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后他說過一句話：“諸君或不相信，《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這本書是逼出來的?！本褪黔h(huán)境所逼、形勢所逼，迫使他不得不對中國文化、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世界上三大主流文化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1920年他就做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的演講，開始在北大，然后在山東，后來成為當時在“新文化運動”中非常有影響的一部著作。

當時蔣百里給他的老師梁啟超寫信稱贊此書“此亦邇震古鑠今之作”；胡秋原先生說：“有獨創(chuàng)的意義和可驚嘆的深刻思想力”；熊十力先生也說：“梁先生提出‘未來世界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復(fù)興’這話，是很有膽識的”?！稏|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在當時迅速被印成十二國文字，而且也多次再版，從22年至今一直都是由商務(wù)印書館出。這本書也讓他一舉成為全國乃至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哲學(xué)家，甚至于直到三十年代，西洋人一直以為梁氏是中國的唯一哲學(xué)家。

這是源于什么呢？陳獨秀、胡適之、張申府等等那些大家，為什么西洋人沒有認同他們呢？就源于他們是拿來主義，沒有創(chuàng)新。梁漱溟呢？是在總結(jié)三種文化的基礎(chǔ)上對三種文化的評判，他是有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所以這上頭也談到了孔子，我祖父對孔子的態(tài)度在這本書又一次體現(xiàn)，但是他不是簡單地贊成，當下現(xiàn)在也開始“尊孔”了，我有些擔憂，我怕是一種簡單的，對待文化一定要是繼承發(fā)展的，不能抱住老道理來解決新問題，我們得有發(fā)展的。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書影、梁漱溟題記說明

這是商務(wù)印書館在各個時代出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不同的版本，這本書現(xiàn)在還在商務(wù)印書館出。從1922年到現(xiàn)在都快一百年了。這本書讓他迅速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知名的人物，當時他在北大只是一個講師，可是當時北京做民意測驗，全國十大名人梁漱溟跟馮玉祥并列第十，可見這本書給他帶來的影響力。

通過這個書他也結(jié)識了像后來大家都知道的李濟深先生，他也是國民黨的元老，還有陳銘樞先生，最重要的就是馮玉祥先生。馮玉祥先生還專門請他去南苑，他那陣屯兵南苑。在南苑練兵有五個旅，他親自陪同，每個旅做一次儒家哲學(xué)的演講，營以上的軍官都要聽，當時就有韓復(fù)榘先生在此旁聽。就因為有這份淵源，才有后來我祖父在山東得到韓復(fù)榘先生支持搞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實踐，以后再講這個話題。

1935年，從事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的同仁合影于鄒平。前排左一為梁漱溟，右二為晏陽初。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比較中國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文化的類型，他認為中國文化是人對人的；西洋文化是人對物的；印度文化是人對自身的。都有不同的訴求、欲求。我在這兒對這本書不做過多的介紹，我只是把他的結(jié)論告訴大家，我祖父對三種文化的比較得出的結(jié)論是：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fù)興。我這里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中補遺的一段話，這句話大家可以仔細去品味它：

“我相信凡是人都是會自己去走對的路的，所有的不對都在‘我一定要怎么樣怎么樣’。這就是說，有些人想借某種權(quán)利去壓下別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見；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為我們有什么意思可以盡管陳述；但不應(yīng)該強眾從我?！边@句話非常重要?！耙驗榇蠹冶緛矶际亲约耗茏邔Φ穆罚绻媸强课乙粋€人去糾正大家，即是已足表明此事之無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對的；人在直覺上都自然會找到對上去。所以知識上、人格上的錯處壞處，都是一時的，結(jié)果是終究要對的。用強力干涉，固然錯誤，憂愁這世界要愈弄愈壞，也是錯誤。我信人都是好的，沒有壞的；最好是任聽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對。因此我全無悲觀，總覺得無論如何都對。我從來未曾反對過誰的說話。同我極不對的話，都任憑去說，說了有好處的，因為經(jīng)過了這一步，便可以順次去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這話看似平常，實甚重要?！本攀嗄炅耍R上一百年了，這段話所闡述的這些問題在當下依然存在，所以我們需要反思如何改變這種現(xiàn)象。

左起依次為葉麟、朱謙之、梁漱溟、黃艮庸

他在北大交的這些朋友都是亦師亦友式的，這是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第一版，他登了一張照片，你看邊上的幾個人，從左到右：葉麟、朱謙之、梁漱溟、黃艮庸。其實除了我祖父之外那三個人都是他的學(xué)生，但是他無所謂師生。我祖父特別寫道：“這是我同我三個頂好的朋友葉麟、朱謙之、黃慶（艮庸）的照相，他們都是北大的學(xué)生，卻四人年皆在二十幾歲，差不許多。我們相與并無所謂先生和學(xué)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和見解并不相同，幾乎一個人一個樣子，所以議論每多不合，但是總覺得相對是第一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