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前幾個世紀的歐美女性文學時（我將集中討論英語文學，也會提及關于其他語言的文學以及繪畫的例子），我們沒有發(fā)現絕對禁止女性以女性身份來寫作的做法，而美國黑奴則曾因為被禁止寫作埋沒了他們的很多詩學和修辭傳統(tǒng)，即使寫成了文字也遭到各種形式的貶抑，后面這一點和女性寫作的遭遇是一樣的。詹姆斯·鮑德溫列出的“一長串偉大詩人，荷馬以來的一些最偉大的詩人”很容易就被多數派文化打發(fā)到一邊了，在這種文化里，只有寫下來的東西才算數。那些留下來的斷簡殘篇絕大部分會被忽視，但如果這些東西真的出現時，就要用上更為復雜微妙的辦法了——這些我們會在下面討論。（例如，最初，黑人接受教育是違法的。等到黑人解放之后，黑人接受教育的機會稀少，質量低下，缺乏經費。這就是所謂進步。）
但是事實上，一些白人女性、黑人女性、黑人男性還有其他有色人種已經養(yǎng)成了把東西付諸筆端的討厭習慣，這些東西有的還出版了，出版的材料，特別是書，進入書店，出現在人們手上，收藏在圖書館，有時候還進入了大學課程。
那我們怎么辦？
首先，要意識到，沒有正式的從事藝術的禁令，并不妨礙法力無窮的非正式禁令的存在，這一點很重要。例如，貧窮和忙碌顯然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巨大障礙：19世紀的大多數英國工人一天得勞作十四個小時，他們不可能把時間花在完善十四行詩上。（當然，當工人階級文學確實出現時——出現過，而且會繼續(xù)出現——那就可以用對付女性藝術的方法來對付它。顯然，這兩個類別有部分重疊。）人們通常認為中產階級沒有受到貧窮和忙碌的困擾，但事實并非如此——如果這些人是中產階級婦女的話。把這些婦女稱為中產階級男人的附屬品也許更為準確，因為單靠自己在經濟上的努力，她們無法保住自己的中產階級地位；如果是演員或是歌手，她們就成了品行不端的人（我在后面還會談這個問題）；如果是已婚婦女，在英國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她們都會一無所有（1882年有了《已婚婦女財產法》）。未婚女性最好的工作是家庭教師，這是介于貴婦和女仆之間的某個奇怪的社會角色。這里有一位1811年的維頓小姐（Miss Weeton），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三個基尼金幣》讓人們知道了她，“我渴望學習拉丁語、法語、藝術、科學，學習所有的一切”——因為要履行家庭教師的種種義務，她的這種渴望讓她感到痛苦萬分，作為家庭教師，除了教書，她還要縫紉和洗碗。在她之后30年，我們發(fā)現《簡·愛》的作者一年有20英鎊的收入，“相當于為家庭教師洗為數不多的衣物所得收入的五倍”（由此可以推斷洗衣工一年的收入是四英鎊），“是《簡·愛》這本書價格的十一倍”，這是埃倫·莫爾斯在《文學女性》（Literary Women）中寫道的。M.珍妮·彼得森在她的書中提到，從休厄爾夫人1865年的小說中可以看出，當時保育員的工資相當于貼身侍女，學識一般的女家庭教師相當于男仆，學問精湛的女家庭教師相當于馬車夫或男管家。艾米莉·狄金森身無分文：她得向父親討郵票，問他要錢買書。正如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所言，“在那些出色的小說中，《維萊特》《愛瑪》（Emma）《呼嘯山莊》《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的作者都是“窮得連買幾刀稿紙都沒錢的女人”。至于人們總認為會和這種奇怪的貧窮相伴相隨的閑暇時間，艾米莉·狄金森似乎是有的（雖然她也要做家務，在母親去世前的生病期間照顧她）。但據傳記作家戈登·海特說，著名的瑪麗安·伊萬斯［Marian Evans，也就是后來的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她年近三十的那幾年里根本沒有自己的時間，她得料理家務，還要照顧生命垂危的父親，她“不分白天黑夜地護理……看上去像個幽靈”。1859年，在租借的房子里住了10年后，這位著名小說家和喬治·亨利·劉易斯買了房子，她“負責家務，例如：買家具……物色并管理仆人、點餐——最后這件事，劉易斯為了讓她有時間寫作有時也會分擔”?，旣悺ぞ永铮∕arie Curie）的傳記作者是她的女兒伊芙（Eve），她描寫了母親早年的家庭生活，那也正是她開始其科學生涯的時期。在工作一整天之后，居里夫人還要打掃衛(wèi)生、買東西、燒飯和照看孩子，而這一切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從不插手。
到了20世紀，這種情況并無多少改觀。西爾維婭·普拉斯早晨五點鐘起床寫作，雖說她的工作時間相當有限，但和作為工人階級女性的蒂莉·奧爾森相比已經幸運得多。奧爾森描述了自己既要照顧家庭，又要寫作，還要為了維持家庭生計全職在外工作的三重壓力，她寫道：
四個孩子中最小的那個去了學校……我的工作……我的寫作，我可以用某種方式把寫作放在內心四處帶著，工作的時候，做家務的時候。在汽車上的時間，甚至是沒位子不得不站著的時候……工作時的一點點偷閑……家務做完后的深夜……有時候我這種三重身份的日子難以繼續(xù)。一天工作十五小時的現實對我的寫作干擾太大。我不再有那種瘋狂的忍耐力……常常有寫作的沖動，常常又失去……我的作品死了。
奧爾森還引用了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話：
家務似乎占據了太多時間……這個星期你和戈登（Gordon）一直在聊天，而我在洗碗……你走以后，我散了個步，滿腦子全是平底鍋和燃油爐的影子……不管我在做什么，寫什么，你（約翰·米德爾頓·默里）都會嚷嚷：“親愛的，有沒有茶喝呀？已經五點鐘了?！?/p>
曼斯菲爾德很自責，她繼續(xù)寫道，“今天我討厭自己”，然后求默里對她說“我能理解”。（她并不求他幫忙。）
奧爾森在關于麗貝卡·哈丁·戴維斯的那本令人傷心的傳記中［根據戴維斯的《鐵磨房的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所寫］，逐一討論了一個人為什么不可能同時成為藝術家、全職家庭主婦和母親、全職養(yǎng)家者。1881年，戴維斯在給兒子理查德·哈丁·戴維斯（Richard Harding Davis）的信中寫道，“靠的不是靈感，是練習。真正持久的成功需要付出時間和耐心扎實的工作?！保ǖ?49頁）但她自己，正如奧爾森明確指出的，并沒有也不能按照她自己的建議去做：“在做完家務，照顧好克拉克（Clarke，她丈夫）和孩子后，她已累得筋疲力盡，然后用那些擠出來的時間去寫一本需要她全身心投入的書。有時候為了趕每個月苛刻的進度，她只能寄出大段來不及校對加工的文字?！保ǖ?29頁）也許喬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都沒有孩子并不是偶然，伊麗莎白·巴雷特實際上也差不多（她很晚才生了一個孩子，而且有仆人幫忙），而戴維斯呢：
……毫不懷疑地接受……克拉克作為一個男人應該能夠大顯身手，而她作為女人的使命是要幫助他實現那個目標：料理家務、照顧孩子、創(chuàng)造讓他能夠集中精力、放松身心的良好氛圍。
當代的一位作家凱特·威廉曾寫道：
……有太多壓力逼著我再次放棄寫作，成為母親，成為家庭主婦，等等……我丈夫很理解我，他希望我寫作，但他似乎也無能為力……我意識到，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上幾乎每一個人，會把越來越多的責任加在任何一個愿意繼續(xù)接受這些責任的女人身上。一旦其他責任太重，她就必須放棄對自己的責任?；蛘咚椭荒懿扇氐鬃运降牧?，拒絕這個世界，然后接受任何可能出現的負罪感。
除非一個女人知道自己是另一個弗吉尼亞·伍爾夫或簡·奧斯丁（Jane Austen），否則她怎么可能說“不”？……一般來說，人們都認為要把孩子、房子、學校職責、丈夫的需要、院子等擺在前面……要改變順序……太難了。我們的成長經歷里壓根就沒做這種準備。
簡·奧斯丁
如果說時間很重要，那么獲得材料和訓練的機會也很重要。這對作家來說也許不像對畫家那么明顯，但如果說女性從來沒有被剝奪獲得高級書寫紙和鉛筆的權利，那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禁令根本無法實施。不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歷史人人皆知，根本不需要在這里再費筆墨。也許不那么廣為人知的是，這種不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做法改頭換面后繼續(xù)存在。例如，1953年我進入康奈爾大學的文理學院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的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女生名額。等我1967年以教師身份再次進入這個學院時，這個配額已經提高到50%。1973年我離開時，這個學院正在熱烈討論是否要完全廢除配額，是否要允許入校女生的人數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男生（因為參加新生入學考試的女生在學術背景上普遍優(yōu)于男生）。
當然，在可以控制材料和訓練機會的領域，這種控制是存在的。凱倫·彼得森（Karen Petersen）和J.J.威爾遜（J.J.Wilson）在《女藝術家》（Women Artists）中寫道，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的兩位女創(chuàng)始人（瑪麗·莫澤和安杰莉卡·考夫曼）在約翰·佐范尼創(chuàng)作題為“研究裸體模特的院士”（The Academicians Studying the Naked Model）的學院創(chuàng)始人群像時沒有在場，而只是“出現在墻上的圖畫中，因為根據法律和習俗，她們不允許和裸體模特一起待在畫室里，不論模特是男是女”。（直到1922年該學院才允許其他女性加入。）我們發(fā)現，雖然在之后的一個世紀里，女性可以利用古代的石膏模型學習，但在1848年，“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的裸體雕像館只在周一、周三和周五三個上午的十點和十一點之間向女性開放。”直到1883年，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托馬斯·伊肯斯開設的“女性人體繪畫課”還“禁止使用真人裸體”，他們在母牛身上學習解剖。
即使紙和筆比畫布和顏料更容易得到，即使女性可以解決好時間問題并妥善處理被認為是第一要務的家庭義務，即使她們沒有被正式剝奪正規(guī)教育，仍有一種強大而無形的東西叫社會期望。我們先來看看出生于1661年的安妮·芬奇，即溫切爾西伯爵夫人，她有幸擁有閑暇、財富和（據弗吉尼亞·伍爾夫說）一個善解人意的丈夫：
哎呀！一個妄想寫作的女人
如此自以為是，卻得到尊重，
任憑她有什么美德也無法彌補這樣的錯誤。
再看看多蘿西·奧斯本是如何評論溫切爾西伯爵夫人同時代的紐卡斯爾伯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的，她同樣悠閑自在，生活富裕，“嫁給了最好的丈夫”：“這可憐的女人肯定是有點瘋了，否則她絕不可能荒唐到要冒險寫書作詩的地步。就算我兩個星期睡不著覺，我也絕對不會做這種事?！?/p>
1837年，夏洛特·勃朗特寫信給當時的桂冠詩人羅伯特·騷塞，想聽聽他對她的詩歌的看法。騷塞回答說，“看得出你很有才華”，但“建議她放棄成為詩人的想法”：“文學不能成為女人一生的事業(yè)，而且不應該是。你在該做的事情上投入的時間越多，就越不會有空閑時間花在文學上，哪怕是……為了消遣。”勃朗特回信說：
我很注意不讓自己走神，讓人覺得我古怪……我不僅努力地用心完成女人應盡的義務，而且還努力讓自己對它們產生濃厚的興趣。我不是一直都能做到，因為有時候當我在上課或縫紉時，我寧愿自己是在閱讀或寫作，但我盡量克制自己。
又過了很多年，埃倫·格拉斯哥拿著自己第一部小說的手稿到紐約城找一位“文學顧問”（即代理商），那人告訴她，“你太漂亮了，不應該當小說家。你不穿衣服的時候和穿衣服時一樣可愛嗎？”然后他企圖強奸她，“在我答應還會再來后才讓我走，他不僅留下了我的手稿，還拿走了（我的）50塊錢……我渾身是傷，氣得渾身發(fā)抖?！彼髞碚业哪俏怀霭嫒藳]有侵犯她，但“他不想要女人寫的東西，特別是那些年紀輕輕還可以生孩子的女人……‘我給你最好的建議是……不要寫作了，回南方去，生幾個孩子……最偉大的女人不是寫出杰作的女人，而是生出健康漂亮娃娃的女人’”。
1881年，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評論喬治·艾略特，說她“有一種女性的無能，無法描寫有真正男子氣的主人公”（著重是我加的）。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丈夫倫納德（Leonard Woolf）雖然娶了伍爾夫這樣一位文學家，而且對她呵護有加，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卻仍然會在現代語言協(xié)會前任會長弗洛倫斯·豪30多歲時對她說：“像你這樣的漂亮姑娘為什么要把生命浪費在圖書館里呢？”
勸阻女性求知是一種普遍現象，現在仍然很常見，潑冷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當22歲的女大學生弗洛倫斯·豪退學后又回到學校時，這兩件事都沒有“在家庭生活中激起一點漣漪”，也就不足為奇了。她的家人只是“討論了她是否應該回到學?！@會浪費錢”。同樣一家人，“她弟弟退學讓大家驚愕不已”，為慶祝他重返校園“舉行了盛大派對”。豪補充說，“各種故事表明……女性的教育……和男性的教育相比毫不重要?！奔词故窃谶M入一所知名女子學院后，伊麗莎白·珀柯達（Elizabeth Pochoda）得到的也是同樣的信息；她提及，像蘇珊·朗格爾這樣具有奉獻精神和創(chuàng)造力的女性思想家讓學生們感到既尷尬又畏懼：
性隱私……首先不斷提醒人們，追求知識是不現實的……這些只是借來的長袍，只有傻子才會在劇院之外還穿著。
下面是1969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女研究生收集的一些教授語錄：
“讀書能讀到這個程度的女孩子一定是瘋子。”
“招生委員會沒把工作做好，整個新生班級沒有一個漂亮姑娘?！?/p>
“他們塞給我太多女學生，我得想想法子了?！?/p>
“我們希望來這里的女學生都是能干的好學生，但我們不指望她們才華橫溢或是富有創(chuàng)造力?！?/p>
“我知道你很能干，你的論文導師也知道你很能干。我們想知道的是，你做這些事是認真的嗎？”聽到這話的是一位女博士生，她已經在這個項目上花了五年時間和一萬美元。
勸阻往往并不采用明顯的方式。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學習寫作的學生在我的辦公室里哭，不是因為她的家人反對她寫作，而是因為他們覺得寫作可以讓她在結婚之前有事可做：“沒有人把這當回事！”［不把她的寫作當回事的包括一個全是男生的寫作班，他們嘲笑她寫了一個有女主人公的“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式的故事”——這是她的話。］我的一個出版過兩部小說的同齡人痛苦地說，她父親對她第一本書的關注還不如對她編織流蘇花邊（這“只需要扁形動物的智商”）這一愛好的關注。下面這段話還是凱特·威廉說的：
如果一個女人開始寫小說，她的家人……（會）認為這很可愛或是思想早熟，至少是沒有危險的……我丈夫家的人對我的態(tài)度是，反正這沒什么壞處，可以讓我天天晚上待在家里，而且不需要花任何人一分錢……所有人……都認為這只是我心血來潮……這種高高在上的態(tài)度最讓人難以接受……我的第一任丈夫在我離開他之前從來沒有讀過我寫的任何東西，他認為那些都是雞毛蒜皮的東西。
正如當代小說家奎因·亞布羅（Quinn Yarbro）所說的，編輯們也許會對他們欠錢的女作者說“應該向丈夫多要些錢”，或者問她們（就像菲莉絲·契斯勒遇到的）要錢來干什么。有一次，亞布羅的丈夫需要完成客人委托的工作，在家留宿的客人們會隨時打斷女主人的寫作，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亞布羅說：“他生氣了，因為我把寫作放在了他的事之前”）。J.J.威爾遜下面這番話描述的不僅是畫家卡林頓當時所面臨的社會期望，現代評論家們仍然是抱著這樣的態(tài)度：
……他（林頓·斯特雷奇）被人們期待的目光包圍著……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著這位未來的偉大作家創(chuàng)作出杰作……卡林頓，沒有人對你有這種期望，對你的所有期望似乎還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性生活處理好，你的日子就過好了……當林頓·斯特雷奇被所有人奉為“創(chuàng)造者”的時候，當拉爾夫·帕特里奇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職業(yè)讓所有人殫精竭慮的時候，你作為畫家的形象卻被籠罩在人們懷疑的目光中。
有時候，人們會公開說女人不能或者不應該成為藝術家，確實，這就是那些生活問題專家給出的建議。阿娜伊思·寧的心理分析師奧托·蘭克（Otto Rank）對她說：“神經質的女人治愈后成為女人，神經質的男人治愈后成為藝術家……要創(chuàng)造就必須破壞。女人不會破壞?！敝蟮囊粋€分析師（也是男性）得付出極大努力才能抵消這個建議的破壞性。
有人可能會以為這種“專家式”的建議幾十年前就已經消失了，但亞布羅在談到自己的青少年時期時還是這么說：
去找心理醫(yī)生……那是在1959年，那個年代所有的女性都應該結婚而且住在郊區(qū)。因為我沒有這個打算（那兩年我拄著拐杖……你不可能拄著拐杖去約會）……因為那時我計劃在中學里工作……那個心理醫(yī)生說我是在拒絕自己的女性特質……說我妒忌男性生殖器，我需要的是和男人上床然后懷孕，這樣我就正常了。
最可怕的事也許是發(fā)現傳遞這種信息的可能是那些新手藝術家向往的高雅文化。小說家筆下的女性人物和畫家筆下的裸體女性一樣讓人沮喪。當代學者李·R.愛德華茲（Lee R.Edwards）在回憶大學時代時坦率地說：“既然我在小說里認識的女性沒有一個人和我的生活或想要的生活有關，那我就不是女人……如果莫莉·布魯姆是女人，那我是什么？是異形或是恐龍?！?/p>
阿德里安娜·里奇這樣寫道：
所有關于女人的詩歌都是男人寫的：男人寫詩，女人存在于詩里，這似乎是規(guī)則。這些女人往往都是美人，但都受到失去美貌和青春的威脅……或者她們紅顏薄命，年紀輕輕就死去，就像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露西和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麗諾爾?；蛘摺軞埧帷谠姼枥锸艿街肛煟驗樗芙^成為詩人的奢侈品……努力寫作的女孩或婦人……特別容易受到語言的感染。她在詩歌或小說里尋找她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她熱切地尋找向導、地圖和各種可能性……一次又一次……她所找到的東西卻否定了她所做的一切……她找到的是一個可怕的女人和一個夢幻……“無情的美人”……她恰恰沒有找到的卻是那個全心投入、努力工作、困惑不解但時而令人鼓舞的生靈，她自己。
某些文化偏見甚至可以消滅女性藝術家記錄下來的有關女性經驗的具體證據，而且是在一個人年紀很小的時候。小說家塞繆爾·德拉尼記錄了自己和一個12歲女孩的對話，那孩子“已經讀完了吉恩·里斯的所有六本書，她是個相當聰明的孩子！”
我：你喜歡什么類型的書？
里維：哦，這個嘛……你知道的，關于人的書。
我：你能不能想一想，你讀過的書里有沒有你特別喜歡的女性人物？
里維：哦，我從來不讀有關女人的書！
可悲的是即使是一個12歲的孩子都已經知道女人不是人了！
西爾維婭·普拉斯（1932-1963），美國女詩人
這種讓女人不要當創(chuàng)作者的警告不僅會消耗女性的時間、精力和自信心，而且徹底地滲透到她們對自己的期望中，使她們的身份出現真正的分裂，這才是特別具有危害性的。評論家兼詩人蘇珊娜·猶哈斯（Suzanne Juhasz）發(fā)現西爾維婭·普拉斯遭受著極其嚴重的身份分裂：“這種極度的痛苦……源于……（生活在）50年代，新英格蘭，中產階級。”猶哈斯接著寫道：
漂亮姑娘和聰明姑娘之間經常辯論她們誰的日子更難過。其實根本沒必要選擇，兩種人都不好過……對于聰明的年輕姑娘來說，特別是50年代的美國中學生，只有一種辦法可以證明她們的智力，那就是證明她們和其他所有人一樣……是“正常的”（因為正常就意味著漂亮而且受人歡迎）。
猶哈斯補充說：“她需要樣樣出色，因為只有那樣，她才可能兩樣兼得：作為女人和作為詩人?！焙喍灾绽剐枰龅酵昝?，但（和所有人一樣）無法做到。還有一種保持完美的辦法：“在死亡中找到完美?！庇谑俏覀冏x到了：
這個女人終于完美，
她死去的
身體籠罩著成功的微笑……
普拉斯在31歲時自殺。
阿德里安娜·里奇回憶自己的大學時代以及“我當時經歷的身份分裂，一方面我是那個寫詩的女孩，那個在寫詩中找到自我的女孩；另一方面我在與男人的關系中找到自我”。
安妮·塞克斯頓似乎也感受到了相同的身份沖突，她在1968年《巴黎評論》對她進行的采訪中說：
我想要的……是結婚生子。我覺得如果有足夠的愛讓我把那些噩夢和幻覺寫下來，它們就會消失。我盡了最大努力要過正常的生活，因為我就是那樣長大的，那也是我丈夫希望我過的日子……在我28歲的時候，平靜打破了。我出現了精神錯亂，想要自殺。
那次采訪的六年后，她再次企圖自殺——這一次她成功了。她再也無法承受更多失望。
本文摘自《如何抑止女性寫作》（【美】喬安娜·拉斯/著 章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三輝圖書，202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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