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疫情緣故，今年線上學術活動蔚然成風。山東大學徐進和上海大學楊雄威兩位學者即利用寒暑假時間面向歷史學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進行系列在線教學活動。其中一期為提升青年研究者的理論和方法意識，由建構論切入，談理論與方法在史料解讀和論文選題中的應用。本期文字稿原發(fā)于公眾號“歷史研究與寫作訓練營”，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轉載，轉載時另做刪節(jié)、整理。
楊雄威：過去認為，傳統(tǒng)就像客觀歷史一樣是真實存在的，問題只在于你是否能發(fā)現(xiàn)它。但現(xiàn)在不一樣了，人們認為傳統(tǒng)是被發(fā)明出來的。這樣的看法背后有一個思想資源，就是建構論。它是20世紀的一個思潮，影響了很多學科，當然也包括歷史學，比如我們常說的“建構”“想象”“形象”“認同”“話語”“知識考古”等概念，都或多或少地和建構論思潮有關聯(lián)。
我之所以向大家介紹建構論，是因為它在方法論上具有普遍性。一旦掌握了“建構”這個概念，便會增加我們觀察和理解歷史的維度，當然也會增加論文結構的立體感。建構論不僅會引導我們關注共時狀態(tài)下認知與事實的關系，還會提示我們注意歷時狀態(tài)下權力與知識的關系。而后一種關系往往會把那些你認為是客觀實在的歷史變成歷史神話，或者稱之為歷史記憶。
近些年來史學家經(jīng)常關注的身份認同問題，便與“建構”相關。吉登斯在《社會學》一書中有個絕佳的案例：一個白人青年有越軌行為，警察會覺得他是偶爾為之；反之，換成一個黑人青年，就更容易被定性為犯罪。因為警察覺得白人青年可能有良好的教育，而黑人不一定有。結果便是在統(tǒng)計犯罪記錄時，數(shù)據(jù)顯示為黑人青年犯罪率比白人更高，更有犯罪傾向。這個數(shù)字又反過來影響警察和社會對黑人的定性。簡單來說就是認知建構了事實。還有個概念叫“情境定義”，也是很常見的，它講的就是認知對事實的影響。
我之所以如此欣賞建構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對“認知”這一環(huán)節(jié)的強調。實際上，歷史行動者幾乎總是面對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他要猜測對方怎么想，但是不一定都能猜對。比如民初南北雙方就處在這樣一種猜疑狀態(tài)，由此延伸出了一系列影響歷史進程的問題。
《社會學》
徐進：我的研究主題是民初猜嫌疑忌，實則是政治上南北雙方的互相認知問題。傳統(tǒng)的史學研究，一般探尋事實的問題：比如南方雙方是否雙方猜忌。具體而言，袁世凱是否要稱帝？南方是否獨立？而我的研究則是探討：南方認為袁世凱（北方）會怎么做？那么北方又認為南方會怎么做？兩者之間的認知與互動，如何推進歷史的發(fā)展。上述理論視角有助于研究者打開我們看待這段歷史的窗戶。
楊雄威：徐老師的發(fā)言也說明建構論其實改變了我們的研究重心。學術貴在創(chuàng)新，這一改變就提供了更多創(chuàng)新的機會。比如，傳統(tǒng)學者肯定希望一個研究能夠清晰回答晚清政府到底是不是媚外，可是既有大量材料證明它媚外，也有大量案例證明它不媚外，我們又憑什么厚此薄彼？我研究媚外形象的文章發(fā)表后，有位編輯親自動手改出了一個壓縮通俗版，并重新起名叫《晚清政府媚外嗎？》——言外之意，好像要么媚外，要么不媚外。其實我本人并不打算回答這樣的問題，我重點關注的是“媚外”這兩個字到底是怎么流行起來的？也就是說，人們是如何形成了這樣一種言說和認知的。
徐進：吉登斯有一個反思性理論。他說馬克思曾經(jīng)預言：按照他對社會經(jīng)濟結構的分析，因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以及經(jīng)濟危機，資本主義是一定會被取代的。但是事實上為什么資本主義現(xiàn)在還沒有被取代呢？吉登斯就認為并不是馬克思的分析不對，他認為人有一種反思性，馬克思已經(jīng)預言到這個東西了，人們就會針對這個做出改變。因為人們對馬克思這個結論做了一些針對性的措施，所以才導致最終的結果沒有發(fā)生。相對于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理論，這個也是一個反思性的理論。
吉登斯理論和馬克思理論的對話如果應用到民初歷史的研究當中，會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從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南北雙方都在預言對方，北方預言南方一定會進行獨立；南方預測袁世凱一定會稱帝。這兩種認知和預言在以后的歷史事實中最終都實現(xiàn)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
楊雄威：這一講鼓吹理論的重要性，但是堅決反對套用理論。理論施展拳腳的空間應該是這樣的：我們在解讀史料當中，恰好看到了史料所展示的現(xiàn)象，跟某種理論是相關聯(lián)的，或者說這個史料所展示出來的東西，可以用言簡意賅、大家都能理解的概念表達出來，然后展示歷史學者既有的研究不是那么注意的方面。
我上面講的案例偏重共時狀態(tài)，接下來我再講解幾個歷時狀態(tài)下的案例。我提到的“歷史神話”這個概念，當然不是指《山海經(jīng)》之類的志怪記載，而是指在特定權力關系和發(fā)生機制下形成的歷史記憶。當代史學關注的重點可能已經(jīng)不是發(fā)掘所謂的真相，而是這種記憶背后的機制，特別是其中的權力關系。假如你能接受?？挛⒂^權力網(wǎng)絡的觀點，相信這種權力關系是普遍存在的，那你就可以大膽地說：一切歷史都是神話。
比如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就制造了中世紀暗無天日的神話。其實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機制。柯文的《歷史三調》在中國很有名氣。他的一調專門講作為神話的義和團運動，傳到中國史學界時，讀者耳目一新。更多時候我們不一定把它作為主題或題目，但你必須把它作為你觀察歷史的一個維度（因為歷史本來就有這個維度），然后你才能成為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歷史神話的終結者。
這里要再次提到霍布斯·鮑姆的《傳統(tǒng)的發(fā)明》，他考察蘇格蘭民族服裝，發(fā)現(xiàn)蘇格蘭短裙一開始不僅不是蘇格蘭的象征性符號，反而是被壓抑、被歧視的。我們當然沒必要糾結蘇格蘭短裙到底算不算蘇格蘭的傳統(tǒng)，而是應該去關注，所謂的傳統(tǒng)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們可以舉一反三，去關注任何時代的歷史。
《傳統(tǒng)的發(fā)明》
比如五四運動是不是反傳統(tǒng)？其實答案更多取決于后來人如何去解釋它。你需要它反，就挑著它反的方面講，需要它不反，就挑著它不反的方面講。理論這種東西是一種“器”或者說是一種工具。如果你有的話，你想用的時候就能用得到。
再舉兩個我本人在研究中遇到的例子，我前幾年關注一個師生關系變遷的題目，現(xiàn)在人們經(jīng)常抱怨說中國本有尊師重教傳統(tǒng)，可惜今天的師生關系變味兒了，師道尊嚴沒有了。但是你仔細去看歷史，這種抱怨一直存在。唐朝韓愈說：“師道之不存也久矣！”到宋朝照樣有人這么說，到明末清初黃宗羲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觀點也是如此，再看晚清的《申報》，不斷有文章作《續(xù)師說》《師說續(xù)》《后師說》，不斷在重復師道不存的觀點。再后來有人就說，自從科舉制廢除以后師道就不存在了。這個說法在當前文化界、史學界影響是很大的。其實當時也有人說，自從書院制結束以后，師道就不存在了。如果我們把這些敘述串起來看，那么請問師道到底什么時候存在過？
既然我們串起來發(fā)現(xiàn)師道什么時候都沒有存在過，那中國哪來的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呢？當然這個說法可能又違背常識了，所以我就通過這個來推斷，在中國歷史上有一種通過批判性敘事來建構和維系師道尊嚴的機制。那些批評乃至謾罵，首先不是代表事實如何，而是代表著意向如何。這種觀察方式能夠讓我們把歷史看得更清楚更有層次。
再舉一例。近代中國經(jīng)歷了各種內憂外患，一度四分五裂之后，怎么又一次恢復到了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國家狀態(tài)？這里面有什么邏輯力量在推動？這里有一個事實：20世紀以來人們不斷批評中國是一盤散沙，可恰是在這種批評過程中，中國再次變成了“混凝土”。實際上當時照樣有人反思說，中國社會遠比歐洲更有凝聚力。如果我們稍微對比下中歐的歷史，這種反思看上去也有道理。胡適和傅斯年都表達過這么一個意思：中國自從周代結束封建社會以后就進入了平民社會，所以就一盤散沙了，而西方封建制下有貴族作為社會重心。但他們當時特指的是社會，問題是“社會”到底是什么東西？五四前后有一批自由主義者強調社會比政治更重要，但是就這批自由主義者群體內部來說，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也不盡一致，胡適的處理尤其顯得模糊曖昧。但在民國主流敘事中，且不管社會到底是指什么，反正中國社會就是一盤散沙。
小結一下，日本動漫里的那個柯南說“真相只有一個”。我們過去總以為有一個客觀的歷史，這個歷史的真相是唯一的。但問題是，當事人對時代的認知，以及后人對歷史的認知總會五花八門，所以我們不一定非得找到這個客觀的、唯一的東西。而是要換個角度去觀察人們對歷史五花八門的認知和言說，它們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也在不斷影響歷史進程，塑造新的歷史。這些認知和言說在以前往往是我們認識歷史真相的障礙，但如果我們轉變思路，意識到這層機制的存在，障礙反倒有機會變成題目了。
徐進：楊老師講的是在理論的指引下，怎么樣能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我來講社會科學理論視角下的選題。
在我看來，二十年以來我們受兩種理論路徑影響非常大——一種是解讀，一種是解釋。首先我來講一下解讀這種視角，這種視角是受到人類學的影響。
我們如果讀過吉爾茨的《巴厘島》，就會知道人類學特別注意所謂的各種現(xiàn)象，比如說斗雞或原始社會中各種現(xiàn)象代表的意義是什么？這樣一種人類學知識很快和歷史學結合，尤其是對新文化史有特別重要的影響。比如說在普利斯頓大學有一個新文化史家達恩頓寫了一本《屠貓記》，還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等都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之作。那么它就給人們一些非常重要的啟示，比如達恩頓就特別強調，我們理解十七、十八世紀的農(nóng)民、法國工匠，不能用今天的概念來理解他們，而是要用他們理解他們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比如說“屠貓”在我們今天看了就是一個十分殘忍的行徑，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紀是一個什么樣的認知呢？他通過大量的當時的文本和圖畫發(fā)現(xiàn)：貓在當時的法國是一種淫穢的、可能和巫術相結合的東西，那它給我的啟示就不一樣。達恩頓也說在十七、十八世紀的一句話、一個諺語可能就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東西完全不一樣，所以他提出了要“去熟悉化”，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能進入一個相異的體系。
這樣一種把文本放在語境中的解讀，特別注重理解他們新的意義體系和觀念的方法，很快對中國的史學也產(chǎn)生了影響。我們知道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志田老師在《近代史學十論》中有一篇文章叫《不改原有之字以開啟相異的意義體系》，我們要用當時人認知他們自己的概念來分析，比如年鑒學派有一個歷史學家他曾經(jīng)提出這樣一個爭議：在拉伯雷時代，到底是信教還是不信教？信上帝還是不信上帝？后來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十七、十八世紀那個時候，還沒有信與不信這樣的概念，所以這個討論是沒意義的。
《近代史學十論》
楊雄威：徐老師講的這個解讀在人類學有很廣泛的應用，它在歷史學里面也有很普遍的應用場景。據(jù)說巴士底獄被攻陷那天，國王在日記里寫道：今日無事。在現(xiàn)代敘事邏輯中，巴士底獄事件可是人類歷史新紀元，怎么能說今日無事？這不恰好證明了這個國王的昏庸無道嗎！但是如果你回到當時的語境，巴士底獄事件本來就是很小的規(guī)模，沒有太多跡象告訴人們它是個里程碑。所以你得站在那個國王及當時人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才能有一個公允的評價。
徐進：我也舉幾個例子，我們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用這種視角去解讀，要注意語境，開啟相異的意義體系，如果是相同就沒意義了。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閱讀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史料和江西時期的史料會發(fā)現(xiàn)：中共槍和人的比例經(jīng)常是1:2或1:3，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理解這個事情。我們發(fā)現(xiàn)當時的槍支是很稀少的，人們非常重視槍支。在這個角度可以說因為槍少，所以造成了槍支和整個兵員的比例是1:2或1:3。
但是繼續(xù)閱讀史料會發(fā)現(xiàn)陳毅有一段話說：我們?yōu)槭裁礃屌c人的比例要1:2呢？是因為紅軍只打可以殲滅全勝的仗。為什么打這樣的仗呢？是因為打了這個勝仗以后，我們可以有繳獲，可以有俘虜，而當我們繳獲之后，我們的槍支就需要人背，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紅軍有時候一直在作戰(zhàn)，甚至在流動作戰(zhàn)，而且條件很差，經(jīng)常會有人生病，病兵很多。那么這些人生病了，槍怎么處理？也沒人背。所以在這兩種條件之下紅軍創(chuàng)造了一個特殊軍事編制：槍支是1，兵源就要達到2倍。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相異的理解，和通常的理解不一樣。
楊雄威：這個例子很有意思，我們以前往往會認為槍和人1:2無非就是當時紅軍缺槍，因為這好像是個常識。實際上我們需要擺脫成見，認真審視細節(jié)，才能更準確的把握當時的歷史。
徐進：另外我再舉一個我在研究五六十年代統(tǒng)購統(tǒng)銷制度時候的例子，這個涉及到我們對數(shù)字的解讀。“大躍進”之后，我們整體是在一種浮夸的氛圍當中，在閱讀當年縣委會議記錄時，也會發(fā)現(xiàn)當時畝產(chǎn)也能達到四五百斤，而在會議記錄中，各個人發(fā)言都達到了九百、一千斤。那么這個時候是不是就認為縣委會議上的發(fā)言是沒有邏輯的？因為他們的數(shù)字完全是假的，是浮夸的。這是我們第一步的認識。當我們到第二步認識的時候，就要去探討當他們要用浮夸的數(shù)字時，他們所要反映的意見，這就變成需要我們繼續(xù)深入解讀的。在我的解讀之下會發(fā)現(xiàn)：其實他們說的畝產(chǎn)量的數(shù)字與真實的畝產(chǎn)量數(shù)字之間的比是2:1，當我們破解了這個密碼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各個縣委的意見和傾向到底是什么。
除了解讀這種路徑之外，我們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是解釋。這些年中共黨史越來越強調解釋，尤其是新革命史說法的提出，新革命史針對的對象有幾個，比如說傳統(tǒng)的革命史的研究或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針對這樣的一種研究，李金錚老師提出要把西方研究社會史的方法（注重地緣、學緣、儀式、政策與效果的落差）引入進來。近些年應星老師他們講，歷史不但要求真還要求解。改革開放以后求真就是對史實的重建，楊奎松老師一直從事這種開拓性的工作，并做出了相當大的成績。六十年代的這一批學者又開始對僅僅求真不滿意，認為也要尋求解釋，然后開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
楊雄威：徐老師講數(shù)字這個案例也說明了：數(shù)字本身有自己的產(chǎn)生邏輯，是特定的歷史氛圍和文化的產(chǎn)物。如果對此毫無覺察或者思考不周，見到數(shù)據(jù)拿來就用，那么再好的數(shù)學模型也不會產(chǎn)生對統(tǒng)購統(tǒng)銷史的準確解釋。
徐進：這里面特別要注重的是社會科學和歷史學對解釋路徑的辦法是不一樣的，我們知道歷史學一般是通過時間脈絡、歷史性這樣一個過程，來解釋為什么后面的事情發(fā)生了。如果大家看過楊奎松老師的文章，他是非常典型的這樣一種方式。但是對于社會科學來說，解釋一般是結構性的，通過比較，也產(chǎn)生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比較歷史社會學的著作。為什么中國、法國呈現(xiàn)不一樣的革命特征呢？因為它們的社會結構不一樣。
這樣一種路徑，外國學者很早就進行了。在近代史研究中，周錫瑞老師的研究就是特別體現(xiàn)這樣方法的一個例子。比如兩湖的地域、經(jīng)濟及各種特征和陜北就不一樣。所以他們展現(xiàn)出來的革命的辦法、形勢也不一樣，也即不同的結果會導致不一樣的革命。劉昶老師曾經(jīng)也寫過一篇文章來解釋，為什么在江南發(fā)展不出中共的革命，而在北方就發(fā)展得出來？這樣一種通過結構、比較的解釋，其實就是引入社會科學辦法的一種研究。
這樣一些新的視角的引入，可以讓我們在研究中視角更廣，但是不能套用理論。我舉一個南昌起義的例子，南昌起義為什么失敗了？一般會說政策不對或者時機不對，不應該南下去廣東。引入地緣的觀念會對這個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們會發(fā)現(xiàn)南昌起義兵源中有一部分是廣東兵，有一部分是兩湖兵。往廣東進軍，廣東兵是愿意的，但是兩湖兵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有很多往家鄉(xiāng)逃亡。還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如1928年的時候井岡山有一次失敗，就是因為本來應該打另外一個地方，但是當時的這些兵都不愿意回井岡山了，就都跑回了家鄉(xiāng)湖南。所以這種地緣的觀念，怎么解釋歷史事件？提供了幫助，但是絕對不能套用。
楊雄威：徐老師談的這些案例也說明：一個學者研究一個題目往往是有預設的，后面跟風的人多了之后，實際上后來的學者已經(jīng)忽略了這個預設，不知道一開始為什么要去研究這個東西？比如，我們經(jīng)常能看到這樣一種說法：近代中國農(nóng)村瀕臨破產(chǎn)或者近代農(nóng)村經(jīng)濟瀕臨破產(chǎn)，那破產(chǎn)的農(nóng)村或農(nóng)業(yè)到底是什么樣子呢？這里一定有一個理論的預設，但很多人是不明就里的，不知道什么是破產(chǎn)，就人云亦云講瀕臨破產(chǎn)。
徐進：我原來也發(fā)表過一篇文章是講地域社會革命動員的。這篇文章當時我也是受到《社會運動理論》一書的影響，這本書讓我關注的視角轉移了，它說革命是需要資源的，需要錢?？墒清X從哪里來？有錢和沒錢的時候，革命就是兩種特征。中共二七年以后經(jīng)費減少的時候，地下黨窮的要命怎么進行革命？所以這個時候就讓黨員找工作。在二七年之前的時候就是職業(yè)革命家，經(jīng)費很充足。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觀察到當時上海和廣州就不一樣，鄭超麟有一個回憶：廣州黨當時在國共合作條件下，國民黨是給他們發(fā)經(jīng)費、發(fā)薪水的。所以鄭超麒見了廣州來的同志讓他們請吃飯；上海地下黨當時是秘密的，經(jīng)費也沒那么多。這就告訴我們在理論的指引下，關注的視角可能不一樣。
楊雄威：徐老師多數(shù)的案例是講基層的狀況。實際上這些東西也需要應用到政治史甚至宮廷政治的研究。比如說戊戌變法特別是戊戌政變在過去幾十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但是最厲害的研究者，可能關注了某一天皇帝穿什么樣的衣服，卻仍然沒有清楚地解釋慈禧太后為什么要發(fā)動針對她兒子的一個政變。
徐進：我特別強調一定要把理論的視角和閱讀史料結合起來，新的理論認識就指示我們要用當時人的認知。羅志田老師指出：在1927年北伐的時候有南北觀念，南人和北人的觀念對當時的老百姓傾向誰，支持誰，是有影響的。因為從北洋時期開始，大量的北方兵占領了南方，所以南方對北方兵是有意見的。這樣一種南北的觀念在南昌起義過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為什么南昌起義之后中共的軍隊往廣東打的時候，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就逃掉了呢？那是因為當時的粵軍，當時與中共相對立的國民黨那一方就說：“北方的軍隊要打過來了”。這便是利用了這種觀念，一個是要注意到南北觀念對當時認知是重要的，是影響他們傾向誰，不傾向誰的因素。但是也要通過史料的閱讀能夠找到和這個視角契合的史料，不能套用。南北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不是南昌起義這個個案當中，老百姓逃掉、不支持南昌起義的原因？
南昌起義雕塑
我最后還要強調，當我們用理論的時候發(fā)現(xiàn)弊端越來越多，就是過度理論化。當你的思維完全被理論籠罩的時候，理論就成為一個聚光燈，它只能讓你看到理論包含的地方。但是從某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是反理論的，這是黃宗智老師的話。也就是應該通過個案的研究找出和理論差異、矛盾的地方，進而把它提煉成概念，和這個理論相對話。
另外一個就是這種模仿式的研究，比如所謂的關鍵詞研究，關鍵的概念。陳建華當時就根據(jù)革命做了一個概念式的研究，非常精彩。但是后來關鍵概念、關鍵詞的研究，往往陷入模式化，它成了從1840年或某某年到后來，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用過這個詞羅列下來。這樣就不是一個研究了，完全忽視了為什么用這個詞，它的語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看今天各種各樣的關鍵詞研究就沒有新意了。
如果模仿沒有新意，那怎么樣破解呢？還是要從史料的閱讀中發(fā)現(xiàn)相異的東西。應星老師有一篇文章就是《談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建立》，他是通過學緣、地緣因素來說明這個網(wǎng)絡是怎么建立的，為什么不是南昌二中，而是南昌一中？為什么是廣信府這個地區(qū)？等等，還有一系列的論證。那么再去研究這個的時候，也按照學緣、地緣是可以的。要論證另外一個地區(qū)、甚至這個地區(qū)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里。還有一個不是從學緣、地緣來建立網(wǎng)絡的，陳獨秀就說，我們共產(chǎn)黨早期的組織網(wǎng)絡怎么建立的呢？可以按照《新青年》的銷售網(wǎng)絡，然后往下發(fā)展。這就是另外一個因素，拿出證據(jù)就有一個不一樣的例子。
楊雄威：有了理論和方法的加持，題目可選擇的范圍一下子就變得很廣闊，就可以在很多層面關注傳統(tǒng)政治史不關注的東西。很多學者都會建議自己的學生去找新史料，但實際上常見史料可能會更好一些，因為它的體量很大，而且包含的信息和議題也往往更受人矚目。只不過問題在于前輩學者不放心，覺得這些舊史料我已經(jīng)讀過，你憑什么能比我讀出更多的東西來？其實隨著理論和方法的進步，舊史料里有的是新東西。
徐進：我也強調為什么很多比較“虛”的研究就變成了套路化呢？因為他不會做實證研究，不會從“實”的角度進入，不了解“實”，“虛”也就沒辦法展開。我舉一個例子，“東亞病夫”這個詞很多都是從話語研究，即這個詞是傳教士帶來的，這就變成完全概念史的研究。在我看來，傳教士還有當時很多醫(yī)生往往發(fā)現(xiàn)，在江南這個地方，因為當時的血吸蟲病和當時的各種傳染病對江南大部分人口都有影響，所以他們形象就是那么瘦弱，也才會慢慢衍生這樣一個認知。這個例子就告訴我們，不能光看傳教士的話語，“虛”的方面他們總是這么叫我們東亞病夫，另一方面實際的狀況對他們產(chǎn)生這樣的認知有沒有影響呢？從這個角度入手，可能做出有新意的東西。
楊雄威：做一個總結，此次對話之所以從建構論說起，是因為我們覺得理論很重要，而同學們受風氣的熏陶，可能比我們更加關注理論，但問題在于如何把理論和史料解讀、論文選題結合起來。歷史學沒有什么獨家秘訣，更不存在什么包打天下的研究套路，這個在線談話只是就我們自身的研究所得略作發(fā)揮，為初學者提供一點參考。說到底題目還是應該從史料閱讀中去發(fā)現(xiàn)、去挑選，而不是說先有一個理論然后再去套。我們今后的課程也會側提升史料解讀的比重，通過對各種史料片段的解讀來演示實際的研究過程。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