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國共有3005所高等學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在這一千多所高校里，人們熟悉的“211”“985”不到十分之一。另一份數(shù)據表明，中國在校大學生里90%都在二本、三本及專科院校，一本院校只占全部高校的13%。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越來越多年輕人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只有少數(shù)學生能進入幾十所全國重點大學，更多的人只能走進數(shù)量龐大的普通二本院校?！痹趶V東一所二本院校從教14年之久的黃燈，發(fā)出了這樣的聲音。
黃燈（左）和她的學生們
黃燈是一名“70后”，1995年?？飘厴I(yè)于岳陽大學。岳陽大學隨后并入的學校相當于現(xiàn)在的一所二本院校。大學畢業(yè)后的黃燈接受分配，在一家國營工廠干過文秘、會計、組織干事，1997年從機關下到車間成為一名擋車工。1998年工廠接單困難后，她決定考研，并于次年被武漢大學錄取，后來又考上了中山大學的博士。2005年黃燈博士畢業(yè)，成為了一名大學老師。
在這里，黃燈教過2005級“80后”，也教過2015級“90后”。她目睹了高校擴招，見證了大學生如何一步步擁抱市場，更思考了在短短二十年時間里，那些起點像她一樣的二本學生所面臨的境地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她的花名冊上有4500多名學生，她從中選出100多名“80后”與“90后”寫成了《我的二本學生》。這份記錄從開學第一天開始寫，一直延續(xù)到學生們畢業(yè)、求職、買房、結婚。文稿完成于2018年下半年，曾在《人民文學》《十月》《天涯》《湖南文學》等刊物上發(fā)表，并于今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為老師，我對世界安全感邊界的認定來源于對學生群體命運的勘測。”黃燈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折射出中國最為多數(shù)的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他們實現(xiàn)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
《我的二本學生》書影
近日，黃燈就《我的二本學生》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這段時間正好有很多關于“內卷”的討論，“海淀媽媽”、“雞血爸爸”、“社畜”等皆是內卷大隊的堅定分子。
“‘內卷’的還有這群二本大學生啊，他們在四年大學時光里幾乎沒有放松過?！秉S燈說。
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他們失去了什么？
高中老師喜歡和學生說：“等你們考上大學就解放了，到時候想怎么玩就怎么玩?！?/p>
然而黃燈發(fā)現(xiàn)這對現(xiàn)在的大學生而言根本是一句“假話”?！斑M入大學校園第一天，我的學生們還來不及排解中學時代內心的淤積，就被告知就業(yè)的壓力、考研的壓力、買房的壓力。他們很早就知道這份本科學歷無論在深造還是求職中，都是劣勢?！?/p>
對比自己念大學的經歷和教學生的過程，黃燈能明顯感到中國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變化。在她的大學時代，哪怕是中專生、?？粕脖灰暈椤疤熘溩印?，大學教育注重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但現(xiàn)在的大學生變成了“找工作的主體”，按經濟學家溫鐵軍所言，“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
“隨著社會發(fā)展，高等教育大眾化，文憑在客觀上也被稀釋了，這是不可否認的?！钡珜τ诔錾淼讓拥哪贻p人，黃燈還是認為讀書是性價比最高的一件事。她想補充的是，真正的教育不應該只是讓年輕人“兌現(xiàn)”，還應該為了完善一個人。最起碼，在綜合素質被反復提及、強調的今天，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是年輕人的心理素質反而堪憂。他們走在畢業(yè)的關卡，“抑郁”“脆弱”“喪”……這些字眼如影隨形。
因為身處文學圈，黃燈經常聽到大家批評現(xiàn)在的大學生不讀書，哪怕是中文系出身也閱讀量極小。她對自己學生的閱讀情況也很不滿意，有一次她問班上多少人看過《紅樓夢》，結果舉手的五個人都不到。
和很多人一樣，她一度認為問題就出在“學生懶惰”，還有“被手機、網絡分散了太多注意力”。但在多年的教學生活中，她越來越發(fā)現(xiàn)還有別的因素。比如，她的學生們除了要上中文專業(yè)的課，還要考高數(shù)，上傳媒類甚至經濟類、金融類的課。學生們上課壓力極大，但大部分課程只是蜻蜓點水，沒有太多專業(yè)含量。就算如此，還有好多學生要為“將來好就業(yè)”輔修雙學位，瘋狂考證，哪里還有時間和精力“好好讀一本書”？
在具體的課堂中，黃燈會感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癥，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于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果子。孩子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就像是工廠里的標準化構件。
“大學教育的質量是值得我們反思的?！秉S燈感慨道，這一段在人生中無比重要的時光若沒能沉淀到生命里，而像泡沫一樣浮在表面，是很可惜的。
黃燈與學生們合影
大學生就業(yè)，和大學教育有多大關系？
黃燈一直在觀察學生們的畢業(yè)境況，她思考最多的是：孩子們的就業(yè)命運究竟和大學教育有怎樣的關系？
她對比了自己兩次當班主任的經歷。一次在062111班，她面對的是2006級的大學生；一次在1516045班，她面對的是2015級的大學生。
062111班上有一個叫楊勝軒的學生，1987年生于廣州芳村，個人能力非常不錯。畢業(yè)后他去過淘寶網店，爭取過街道辦的民政專職。他每年都在工作之余準備公務員考試，還始終保持著“兩年一證”的節(jié)奏，先后拿下會計從業(yè)證、證券從業(yè)資格證、社工證、駕駛證等等。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個周末，楊勝軒不是在上網絡課程，就是備考做題。
盡管楊勝軒的公務員考試名次逐年提高，但因為報考人數(shù)漲幅更大，結果總是不盡人意。楊勝軒越來越認為“關系太重要了，就算進入面試，沒有關系也很難突破”，但依然會在年滿35歲之前把它看成一項“必須堅持的事業(yè)”。
楊勝軒在班上不是個例。黃燈發(fā)現(xiàn)，062111的學生已將考公務員看作比考大學更重要的事。而且畢業(yè)多年后，這批“80后”同班同學的財富狀況已經發(fā)生了巨大分化，分化的關鍵在于是否曾在某些時間點拿得出一筆房產首付。讓黃燈印象深刻的是，楊勝軒還說過這么一句話：大家更愿意關注鄉(xiāng)村的問題，而城市里家境一般的孩子沒人關心。
另一方面，相比062111的學生中還有三分之一留在深圳、廣州，1516045班上沒有一個“90后”學生敢理直氣壯地說出“我要待在大城市”，更沒有一個學生相信能憑借自己在大城市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
比如1516045班上來自廣東湛江的秀珊，她是村里唯一的大學生。考上大學后，她被村里人問到畢業(yè)后分配哪里，秀珊說沒有分配，村里人一下覺得這所大學“有問題”。秀珊在大一時還充滿熱情，后來越來越消極，“我們很年輕，不想回家，但要留在廣州的話，可能一個月的工資付完房租都沒錢買衣服了?！?/p>
在畢業(yè)前夕，秀珊和同學們會用“咸魚”來形容自己的狀態(tài)，用“上岸”來形容找到工作。這讓黃燈對當下年輕人的生存處境充滿擔憂。她說，對她那時的普通大學生而言，無論出身如何，只要擁有一個共同的大學文憑，同窗的就業(yè)質量就相差無幾。但從062111班到1516045班，學生們的去向越來越受制于個體背后掌握的資源，普通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
“我的學生90%來自經濟發(fā)達的廣東地區(qū)，我任教的學校一直以就業(yè)優(yōu)勢著稱，生源也非常出色。盡管是一所二本學校，但70%的學生只有上了一本線才有機會招進來，他們的境況尚且如此，而全國還有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學生?！?/p>
黃燈想追問的是學生背后的社會關系、原生家庭、個人能力在就業(yè)質量中所占的具體權重?！叭绻錂嘀卦絹碓奖粋€人實際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對大學教育的審視將來會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p>
黃燈
記錄的局限，記錄的力量
在新書出版后，黃燈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反饋”。
比如一位來自二本院校的工科生說，書里的那些二本學生之所以難找工作，是因為讀了中文系，他們理工科生還是好找工作的。
“這個孩子說得有道理。但是我寫這份文本，從來就沒想過要代表所有的二本學生。書名叫《我的二本學生》，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份田野調查的場域，我的觀察對象是我的學生，甚至還有‘在場’的我自己。我是中文系出身，幾屆學生也都是。在對話之外，他們課上課下的發(fā)言、論文作業(yè)、郵件微信都是一手的鮮活的資料，通過這些‘抓手’，我想看見并記錄一部分被遮蔽的年輕人的生存境況，并通過間隔十年的對比了解他們命運的變遷?！?/p>
上個月，她和賈樟柯在新世相有一場關于二本學生的對談，說到了記錄的力量。“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流失，它的場景、它的建筑、它的人物、它的聲音，都會在變化中流失掉。1998年賈樟柯拍了《小武》，他那時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試圖用影像記錄下這個時代真實的一面。這在我看來就是一種‘非虛構的精神’。”
而她寫自己的二本學生，也是有意識地想為這個群體留下點什么，畢竟比起媒體爭相報道的“北大才子”“復旦新生”，占中國高校學子大多數(shù)的二本學生一直是“沉默”的。也有讀者留言說，那三本學生怎么辦，?？粕趺崔k，一本學生群里的邊緣人又怎么辦。黃燈回：“那應該由你們的老師來寫。”
可以看到，這本《我的二本學生》和《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 在今年的非虛構討論中常被提及，并由此展開非虛構寫作倫理、“社會學熱”等引申話題。在《我的二本學生》之前，黃燈已有非虛構作品《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大地上的親人》。
“我在寫作時并沒想到‘社會學熱’ ‘非虛構熱’，我只堅信我所關注的問題非常重要。它是一份紀實性文本，除了對校名和人名做了處理，作者的能動性非常之少。”
紀實性文本的“靜止性”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一位被寫進書里的女學生就告訴黃燈，自己這兩年日漸安穩(wěn)，回頭再看2018年之前的記錄竟有些難以置信?！爱斠粋€人的生活狀態(tài)和心態(tài)改變了，再回頭審視以前的生活，他/她會覺得‘這是我嗎’。生命總是開放的，動態(tài)的，它和相對靜止的文本會有碰撞，但這也是記錄有意思的地方。”
最讓她意想不到的是一些來自“211”“985”畢業(yè)生的反饋。往往在一次分享活動結束后，她會留下來和在場的主持人、媒體人多聊一會。
“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名校，也是‘80后’、‘90后’。有一個說，以前她看不到二本學生這一群體，以為一本學生已經到處都是了，她突然發(fā)現(xiàn)同齡人還有另外的生活圖景。還有一個說，她總覺得上名校全靠自己努力，但現(xiàn)在感慨擁有經濟穩(wěn)定的家庭和開明的父母是多大的幸運，她不再將一些人的失敗簡單粗暴地歸咎于‘不努力’?！?/p>
這些聲音是黃燈在寫《我的二本學生》時完全沒想到的。她驚喜的是，這些年輕人依然會自發(fā)地思考問題，依然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他們眼里是有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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