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初次讎校付梓，始于宋太宗淳化五年，而在真宗景德元年，又詔命儒臣覆校這一印本，所校改繆誤，錄為六卷。但這次校改后并未重刻其書，世之行者仍“止是淳化中定本”，當時乃因“既已刻版，刊改殊少”，即只是適當改動了原有書版上很少一小部分錯訛的文字，也就是只對淳化舊版做了少量挖改（《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五冊《崇儒》四）。
仁宗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復上言：“國子監(jiān)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訛，恐誤后學，臣謹參括眾本，旁據(jù)它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謂景祐本《漢書》篇末附印官牒）至景祐二年九月，?？笔驴?，成《漢書刊誤》三十卷，同時“下國子監(jiān)頒行”新的校本。不過這次新成的印本，只是“改舊摹本以從新?！?，即依舊是在淳化舊書版上剜改錯謬，并沒有按照新改訂的文本重刻書版（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七仁宗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條。參據(jù)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
由于除此之外《漢書》在北宋時期再別無刻本，這也就意味著北宋刊刻的《漢書》，只有一種在景德和景祐年間兩度剜改修補過書版的淳化刻本，“傳說”中的景祐刻本《漢書》只不過是淳化刻本的景祐改補本而已。
過去人們看到的最早刊印的《漢書》，是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那個本子。這個本子當時是被張元濟先生認作北宋景祐刊本的，但后來人們認識到，其實際刻印成書，已是南宋初年（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之《目錄》）。這個新的認識，科學是科學了，當然正確也是正確了，可北宋刻本的《漢書》到底是個什么樣，從此也就再也無從知曉了。
盡管地不愛寶，在考古學家和盜墓者的眼前，新奇的景象總是層出疊見，可即使是這樣，人們要想看到一部完整的北宋刻本《漢書》再現(xiàn)于世，那可能性實在也太微乎其微了。全本的重出無由奢望，碎紙殘片，偶然一遇，倒是可以想象的事情。這不，我隨意翻檢黑水城出土文獻，就看到了下面這樣一個已經嚴重缺損的頁面——它只剩下煌煌一百卷《漢書》中某一頁面的一角（似乎應屬左上角）。
黑水城遺址出土北宋淳化刻后印本《漢書》殘頁（據(jù)《俄藏黑水城文獻⑤》）
首先，這書避宋諱。大家看殘頁上“敬憚”一語的“敬”字，少了最后那一捺，就是以空缺末筆的形式來表達對宋太祖祖父趙敬的敬意。這是其版刻出自趙家人天下的確證。什么意思？——宋朝刻的書，被輸入到西夏國治下今天我們稱作黑水城遺址的那個地方。
西夏雖然也有雕版印刷，但史金波先生曾總結其整體發(fā)展狀況說，目前所知所有可以確認為西夏本國所刻的漢文印本，其內容絕大部分都是佛經，“很少見到有世俗文獻”。與此同時，西夏又從宋金輸入許多漢文刻本，這表明“一些西夏境內需要的漢文書籍，以漢文化為主導的宋朝或金朝如果已經刻印，西夏就可以引進，而不一定需要自己重新開雕印刷。西夏文書籍則不然，非要在本國雕印不可”（史金波、雅森·吾守爾《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和早期傳播》）。這宋刻本《漢書》，就是西夏大量輸入的漢文書籍當中的一種，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情。
黑水城遺址出土北宋刻本呂惠卿著《呂觀文進莊子義》（據(jù)《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黑水城遺址出土北宋仁宗時期刻本《廣韻》（據(jù)《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其次，這幅殘頁雕印的內容，屬于《漢書》卷六六《陳萬年傳》的一部分，同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謂景祐本《漢書》相比，行款、字體都有很大差別，二者顯然不是一回事兒。兩相對照，我認為黑水城遺址出土的這個《漢書》殘片，其版刻字體的風格，也比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謂景祐本《漢書》要更古拙；同時在我們已知的南宋刻本中也沒有見到同樣字體和行款的本子。這樣一來，這個本子便只能屬于北宋刻本了。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謂景祐本《漢書》中的相關頁面
另外，這個殘片雖然沒有完整的一個字行，可是對照《漢書》其他版本，可以推知它應該是每半頁13行，滿行26字。對照北宋本《通典》的每半頁15行，滿行26字，還有北宋刻14行本《史記》的滿行26字，可知這種每行26字的行款，也是北宋時期比較通行的一種版刻形式。再看它的歐體字，還有似乎是左右雙邊的邊框，這些也都符合北宋官刻本的基本特征。
如前文所述，根據(jù)文獻記載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是在整個北宋時期，《漢書》只有太宗淳化年間這一個刻本，直至仁宗景祐年間，書版經過剜改修補，仍在刷印。黑水城遺址出土的這個殘頁，版片泐損的痕跡相當明顯，一些字跡已經邋遢難辨，這種晚刷后印的特征也同淳化本書版在北宋時期一直被長期沿用的情況相符。
基于上述情況，我判斷，黑水城遺址出土的這個《漢書》殘片，應該就是后印的淳化刻本。這個版本不僅比過去傳說中那個所謂景祐本更早，而且這還是《漢書》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國子監(jiān)較早刊刻的那一批正史之一。這不管是對版刻史研究，還是對《漢書》等正史版本的研究，價值可就太大了。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別人不一定也這么看，我說的也不一定就對。假如這樣的認識別人還沒有講過，而且我也碰巧說對了，那么，這也可以說是古代版刻研究史上一項比較重要的新發(fā)現(xiàn)（要是別人早就說過，當然誰說的就算誰的，現(xiàn)在檢索這么便利，我想搶別人的東西也是搶不來的，只是太過慵懶，以致一味閉門造車而已）。當年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在西安市文管會存放的一大堆古書零篇殘頁中發(fā)現(xiàn)一張元朝建陽書坊刊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讓宋元版刻“小說話本”的面目重現(xiàn)人世，成為20世紀小說研究資料上的一項重大發(fā)現(xiàn)（黃永年《記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殘頁》，見《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三冊）。這片淳化刻本《漢書》殘頁在版刻史上的研究價值，可以說是與之差相仿佛的。
最后附帶說一句，這寶貝現(xiàn)在保存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為啥？因為它是由那個國家一個叫作科茲洛夫的探險家發(fā)現(xiàn)的。
2020年9月21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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