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電視臺與甘肅電視臺聯合制作的電視系列片《河西走廊》的創(chuàng)新性和思想性體現在“跳出河西看河西”“跳出走廊看走廊”：首先，該片將游牧與農耕之間的關系置于歐亞史“國際化”的宏大背景下敘述，超越了民族國家背景下的“甘肅史”和“民族關系史”的眼光，凝煉出“河西走廊關乎國家經略”這一主題；其次拓展了季羨林先生提出的以四大文明匯流中心在敦煌和新疆的著名論斷，把敦煌進一步擴展到河西走廊，與新疆一起構成文明交匯的中心，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河西走廊“國際文明走廊”的過程；再次，以全景式的構圖，即地理生態(tài)、歷史、民族、宗教、外交、貿易等聚焦區(qū)域特性，這種大尺度的敘述方式具有典型的“區(qū)域研究”（area studies）特征，凸顯了河西走廊作為文明走廊和國家走廊的重要性；最后，在傳播手段上，歷史場景的生動再造形成視覺沖擊、主題音樂融雄渾與婉約于一體、解說詞也緊扣人心。該電視片是一次成功超越傳統(tǒng)民族國家的“邊疆研究”“民族研究”范式，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區(qū)域”敘述范式，這種整體的區(qū)域史觀——體現在河西走廊作為歐亞國際世界“綠洲橋”的意義。
一般而言，歷史進程的分析應該以有意義的時間和空間單元展開，這正是區(qū)域研究的理論基礎。日本學者松田壽男指出，公元前121年以來，如果把散布于天山山脈南北兩麓的綠洲進行連接，再將絲綢之路與之連接起來的話，這一部分正是東西交通的樞紐，是一座連接中國與中亞之間的橋梁，稱作“甘肅綠洲橋”。近年來西方學者也開始使用這一稱呼（Kan-su“oasis bridge”），今天則被引申為“大陸橋”。筆者認為，松田氏河西走廊“綠洲橋”的比喻恰到好處：“綠洲橋”能把絲綢之路上異質性的歷史空間連接起來。一個區(qū)域的形成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都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構成了一個各種因素相互關聯的共同體。如果缺乏這種內在的聯系，哪怕是地緣上很接近的地方也不能算是一個區(qū)域。只有存在這種內在聯系的，才是區(qū)域性的。“綠洲橋”盡管是對河西走廊區(qū)域特性的一個形象比喻，卻反映了復雜的歷史區(qū)域關系：蒙古草原、中原農耕、西域綠洲與雪域高原疊加在河西走廊，時空的關系尺度如光譜色彩斑駁，亦反映了歷史中國和世界的關系需要超越現代民族國家范式方能進行考量。
一、中亞史視域下的中國：單線社會形態(tài)說與文明等級論的局限
作為近代地理概念的“中亞”邊界不定。1930年，張星烺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七編即題為“古代中國與中亞之交通”，它涵蓋大宛、渠搜、康居、月氏及昭武諸國。1936年，曾問吾出版的《中國經營西域史》一書中專題論述“中亞”的邊界是：東接天山南北路，西臨里海，西北界烏拉爾嶺，東南界印度，南界伊朗高原，這與國內當今認同的中亞五國為中亞定義相一致。1984年，中亞史家張廣達提出，關于中亞范圍的大小因人而異。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政治形勢看，從四周幾大文明的交互影響看，中亞的范圍也確實可大可小。今天，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把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幾個蘇聯中亞加盟共和國看成是中亞的本部，而把與之毗鄰的地區(qū)也包括在中亞的范圍以內。因此，中亞地理向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奠基者陳瀚笙采取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中國的新疆、青海、甘肅河西走廊、寧夏、內蒙，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西部，印度西北部和蘇聯境內的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中亞是歐亞大陸上兩千多年來文化薈萃的地區(qū)，它的文化東面來自黃河-長江流域，南面來自恒河流域，西面來自幼發(fā)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以及伊朗高原和地中海東部。中亞史家王治來則給出的范圍是：中亞地區(qū)，位于亞洲內陸中部，地當歐亞交通干道要沖，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地區(qū)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至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界并沒有專門的“中亞史”研究這一分支學科，相關內容分別設置在“蒙元史”、“北方民族史”和“西北邊疆史”等課程中。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影響中國內陸邊疆安全的背景下，1980年，中亞史專家項英杰率先在貴州師范學院招收中亞史專業(yè)的研究生并翻譯出版了中亞史相關資料，貴州師范學院成為國內少數的招生單位之一，重點開拓了中亞國際關系史領域。國內還有一些科研單位開始進行相關研究，新疆社會科學院成立了中亞研究所，1984年，痛感國內相關人才和成果缺乏，中亞史家王治來呼吁加強“中亞史的教學和研究”，“中亞史，可以說一半是中國史，一半是外國史。具體地說，一半是中國西北地區(qū)的歷史，一半是歐亞大陸中部的歷史”。這種劃分當時令人費解，同一個“中亞”區(qū)域空間被分別切割劃入兩個歷史地理空間，可以稱為“中亞兩段論”；中國史與外國史的時空坐標完全不一樣，如近代的劃分，中國以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為時間坐標，而外國史的“近代”主要以英國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為起點，這就無法將“中亞史”——作為歷史學的整體區(qū)域問題進行討論。這就造成同一個民族一部分在“近代時間”，另一部分還在“古代時間”的尷尬情況。王治來指出：“1949年建國后，我們在歷史課的設置上仿照蘇聯的制度，把中亞地區(qū)的阿富汗、伊朗等國放在亞洲史中講，把蘇聯中亞地區(qū)放在蘇聯史中講，而蘇聯史又主要是講俄羅斯，很少講少數民族，甚至圖書館的分類法中也缺少中亞一類。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書以歐洲為中心，也很少講中亞。至于中國的西北地區(qū)，在一般的中國通史教材中，也講得不多。”蘇聯與中國都是采用社會形態(tài)單線進化論來構建彼此的邊疆部分，當時的中國歷史是以中原王朝為中心進行建構，而中原王朝之外的游牧政權歷史則被納入到少數民族史中；而蘇聯的歷史是以俄羅斯史為中心書寫，中亞民族史是蘇聯的少數民族史。如蘇聯東方學家加富羅夫的《中亞塔吉克史》，這種以縱向時間為中心的歷史建構過程，其核心是歐洲的“五階段社會形態(tài)說”，背后是“文明等級論”。
古代的中亞地區(qū)被稱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the Crossroad of Civilization）。在中世紀時期，中亞的文明都居于世界文明的先進地位，遠遠勝過西歐。然而在歷來的世界史教科書中，都是以歐洲歷史為中心，對中亞很少講到。而“文明等級論”乃是近代西方人對于世界各地不同風土人情所劃定的一套等級秩序，有分為野蠻、蒙昧、半開化、啟蒙、文明五個等級的，也有分為三個等級的（野蠻、蒙昧、文明），還有分成四個等級的（野蠻、蒙昧、半開化、文明）。這套等級秩序其實既有著空間上的內涵，也潛藏著時間上的指向，在對于不同地區(qū)和人民進行貼標簽式的定義的同時，也暗藏著對這些地區(qū)當前處境和未來走向的限定。文明論體現了歐洲的話語權，航海大發(fā)現使得歐洲對于世界體系的認知走在前列。地理作為描繪新世界的重要方式和技術手段，歐洲學者建立了基于“西方-東方”的二元結構體系并以此劃分了歐洲與亞洲。躋身歐洲國家的沙皇俄國在亞洲腹地的巨大利益，通過科學考察，描繪出精確的地表、地貌等地理要素，將原來歐洲人認為的“韃靼利亞”構定為“亞洲俄羅斯”，基于文明等級的世界地理觀念來統(tǒng)治亞洲腹地，從空間上重新建構了“中亞”。在西方為中心的觀察中，“中亞史”就是落后的東方“韃靼史”，從地域上被“少數民族化”和邊緣化了。
王治來指出中亞史與“中國史”存在重疊部分：一是中亞史就是中國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二是中亞史也是中國西北邊疆的歷史；三是中亞史也是中外關系史（或者叫做中西交通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史）。而中亞史的外國史部分就是蘇聯的少數民族史。社會學家、民族學家谷苞對此體察最深：
中國從春秋戰(zhàn)國之交便進入了封建社會，但是對我國的邊疆地區(qū)和各個少數民族來說，并非都是從此時進入了封建社會的。這就需要根據各個地區(qū)和各個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所處的社會發(fā)展階段），作出符合實際的論斷。解放前，舊中國的社會性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由于歷史發(fā)展的不平衡，每個地區(qū)、每個民族所處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是互不相同的。
谷苞不主張采取線性的社會形態(tài)說作為“西北邊疆”和“民族史”建構的依據，而應依據各民族所依存的具體和客觀的社會條件。
“中亞”概念是來自海洋地緣政治的產物，與亞洲的構建關系密切。從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一種嶄新且全面的地緣政治形勢在廣闊的中亞地區(qū)發(fā)展確立”。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標志是，“在西方的史籍中，‘中亞’一詞開始取代‘韃靼’地區(qū)，隨著它在俄語、英語、法語及其他語言的譯文中大量使用，‘中亞’的提法在19世紀后半期已被廣泛接受”。以海洋為中心的中亞視角取代了以歐亞大陸游牧民（所謂“韃靼”）為中心的視角，同時也取代了中國歷史的“西域”視角。在俄羅斯帝國和歐洲的觀念中，中國被分為“長城外”（游牧韃靼區(qū)）和“長城內”（農業(yè)區(qū)）兩個地緣板塊，將農耕和游牧人群絕對化并按照單線社會形態(tài)說納入到不同的時間序列中?！爸袊北环譃轫^靼民族史與中原史（漢族史）兩個層面。因此，無論是社會形態(tài)學說還是民族主義的劃分，背后依然采取的是時間進化模式和文明等級論，以“點與點”和“線與線”將這一區(qū)域的歷史整體性切割了，嚴重淡化了這一區(qū)域異質性社會共生和共時性的關系。因此，谷苞在大量的農牧區(qū)調研基礎上進一步指出：
把歷史上的游牧民族說成是“隨畜逐水草”、“肉食酪飲”是不準確的。游牧民族并非“隨畜逐水草”，而是根據牧民多年積累的天文、地理的知識世代相承的游牧經驗，按不同的季節(jié)進行游牧的。游牧不是隨畜而是根據牧民的意志游牧的經驗。游牧民族也非一概都是“肉食酪飲”。糧食和乳制品在其食物構成中的比重是相當大的。毗鄰農業(yè)區(qū)的牧民是沒有不吃糧食的，一般中等牧民和貧苦牧民所占有的少量畜群是經不住常年“肉食”的。
從中西交流的空間看，從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七河草原、阿姆河、錫爾河流域本來存在共時性、流動性的空間“絲綢之路”，在單線社會形態(tài)學說下，沿線區(qū)域均被“民族化”或“民族國家化”，形成了靜態(tài)的歷史地理空間，絲綢之路整體性出現撕裂化、碎片化。
二、中國史視域下的中亞：以“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為中心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這一名篇中指出：
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tǒng)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tǒng)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與某甲外族之關系，其范圍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系，然后三百年間中國與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時當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蓋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huán)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間之單獨性也。
“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發(fā)生的重要地緣空間就是中亞。張廣達指出，陳寅恪以大量例證說明，研究唐代政治史，必須通觀諸族的相互關系，然后始能了解唐代三百年間中原與邊疆民族的更迭盛衰情況。陳先生的這一看法，也可以應用于研究中亞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在中亞歷史上，充滿了看來似乎是孤立的、互不相關的的偶然事件。有些事件經過后來歷史風云的驗證，證明確實是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jié)；另外一些事件則不然，例如民族的遷徙，則往往需要在數十年、數百年的歷史時期內上下追溯其起訖、原委和后果。而民族遷徙的影響往往波及到四周的某些歐亞國家，給這些國家的政治局勢以深刻的影響，使這些國家的歷史面貌發(fā)生巨大的變化。蔡鴻生教授稱贊其為“一個惠及后學”的卓識：這篇文章以現代國際觀念來看唐史的典范性的學術演示，“這種對歷史聯系的網絡式理解，把雙邊與多邊結合起來，構成一個互動的視野，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公元前2世紀，原生活于中國境內的古代月氏人在匈奴和烏孫的打擊下，被迫西遷至中亞阿姆河以北的區(qū)域，從而引發(fā)了張騫出使西域、全線貫通絲綢之路的壯舉。古代月氏西遷中亞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歐亞大陸古代東西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漢朝將帕米爾東西統(tǒng)稱為西域，或可將帕米爾以東稱之為“內西域”，而將帕米爾以西稱為“外西域”。從西漢時期的經略看，采取的是先“外西域”而后“內西域”的方案，有輕重緩急之分，先“外西域”而后“內西域”，關鍵之役均在“外西域”，如李廣利伐大宛以及唐代高仙芝出奇兵至蔥嶺以西西域諸國，河中地區(qū)一通，整個絲綢之路綠洲路基本就通。因此，歷史上的西域或中亞存在著不同的區(qū)域核心，這些區(qū)域核心基本上決定著整個絲綢之路的走向和命運，也是構成走廊通道空間的動力機制。河西走廊與河中地區(qū)就是權重最為關鍵的區(qū)域。在宋代以前，隴右河西一直是中原統(tǒng)一王朝重點經營的區(qū)域，因為在海上交通還不發(fā)達的時期，受中國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huán)境的制約，東南的大海是當時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西南則是長年冰雪、氧氣稀薄的青藏高原，而北部則是難以通行大漠，加上西南、東北和北方長期以來為各少數民族占領，人口分散，不易供給，因此中原王朝向外交往發(fā)展的空間主要是經過隴右穿河西達西域中亞之絲綢之路。這種打通河西走廊的作用，只有依賴大規(guī)模的政治力和組織力即國家政權的力量方能實現。除了核心動力機制以外，通道空間還受到地理環(huán)境（主要是綠洲受水資源限制）和政治環(huán)境的制約。無論如何，絲綢之路在地緣上依賴的綠洲通道，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政治環(huán)境相對脆弱，要保證通道空間通行安全，也同樣依賴于國家力量的保護。
張騫通西域之前，綠洲原來之間的道路也是存在的，但是以中央政權的行為將其變?yōu)橛薪M織和有效率的“綠洲路”則是張騫鑿空西域后完成的。河西走廊原來是匈奴右賢王的轄地，被霍去病的漢軍擊敗以后，設立河西四郡作為中原的戰(zhàn)略屏障和地緣連環(huán)區(qū)的意義重大。正如西漢末年揚雄在《涼州箴》中所總結的地緣性，“南排勁越，北啟強胡。并連屬國，一護彼都”。可見該地區(qū)既是“南排勁越，北啟強胡”的南北分割的戰(zhàn)略區(qū)，也是“并連屬國、一護彼都”的東西間的連接區(qū)和緩沖區(qū)。唐代對河西的重視有增無減。崔融在《拔安西四鎮(zhèn)議》中也提到了河西地區(qū)軍事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性，如安西四鎮(zhèn)無軍駐守，則西域既動自然威臨南羌，“南羌樂禍……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作為國防前哨重鎮(zhèn)的涼、甘、肅、瓜等州應成為戰(zhàn)略后方或邊疆緩沖區(qū)，其重要性猶比吐谷渾故地的河湟地區(qū)之于吐蕃。不過，唐政權的周邊形勢比漢代更為復雜，除了北方突厥以外，還有西南方吐蕃和西方大食的興起。突厥一旦和吐蕃聯合反唐，則河西走廊與安西四鎮(zhèn)就岌岌可危。如高宗儀鳳四年（679），西突厥阿史那都支與李庶匐率眾侵逼西域，聯合吐蕃，唐朝遣派重臣裴行儉前往征討。裴提出以護送波斯王子泥涅師為名“便宜從事”，最終將叛亂剪平。河西走廊與安西四鎮(zhèn)形成了唇亡齒寒的關系，與帕米爾以西地區(qū)亦有強烈的關聯性。陳寅恪對此有深刻分析：
唐關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鎮(zhèn)為防護國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門也。玄宗之世，華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稱盛強，中國欲保其腹心之關隴，不能不固守四鎮(zhèn)。欲固守四鎮(zhèn)，又不能不扼據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斷絕其與大食通援之道。當時國際之大勢如此，則唐代之所以開拓西北，遠征蔥嶺，實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專咎時主之黷武開邊也。夫中國與吐蕃既處于外族交互之復雜環(huán)境，而非中國與吐蕃一族單純之關系，故唐室君臣對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諸族相互之關系。易言之，即結合鄰接吐蕃諸外族，以為環(huán)攻包圍之計。
唐史學者李鴻賓通過推論“外族盛衰連環(huán)性”總結了唐朝衰亡的原因：安史叛亂的直接后果導致西域疆域的喪失，北方草原的脫軌，使得吐蕃進占河西隴右。西域腹地丟失，河西走廊的地位也就不存在了。晚唐五代敦煌曾出現過沙州歸義軍政權，它試圖與長安朝廷溝通以彰顯自身的法理地位，但在周邊各種勢力的夾擊和阻遏之下，危殆之中使出渾身解數的目的也只能是求存圖安。在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之下，唐朝必然衰亡。如果進一步引申該論點，就是唐朝疆域是若干地緣板塊粘合在一起的：而銜接這幾大板塊的就是河西走廊。在大一統(tǒng)時期，河西走廊就作為一個整體地緣板塊出現，而在南北分治時期，在地緣上就顯示出“破碎地帶”的特征：以敦煌為中心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區(qū)、以張掖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部地區(qū)、以武威為中心的河西走廊東部地區(qū)，形成相對獨立發(fā)展時期。不過，河西與中原在文化上的紐帶不僅不會中斷，反而保留了其文化精髓。陳寅恪獨具慧眼稱：
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tǒng)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后，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yè)。
無論是漢朝通過聯系烏孫、大月氏等異質性政權對抗匈奴，還是唐朝通過聯系帕米爾以西昭武九姓的胡人城邦政權來對抗東突厥、吐蕃和大食，河西走廊都是距離帕米爾以西地區(qū)最近和最重要的通道。從歷史上看，若游牧政權控制了西域，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常常是遠交近攻。對天山北路附屬于游牧力量的西域諸國采取打擊，而對天山南路、嶺外諸國采取聯合，在從側翼圍攻游牧力量的同時，也確保了東西之間的通道；反之，在游牧力量內附或西遷的情況下，中原王朝通常試圖對西域采取全盤經略，而這種全盤戰(zhàn)略，除了保障東西貿易通道之外，主要還是防范游牧力量的回遷。中原政權對西域經營的不穩(wěn)定及其具體策略，體現的正是亞洲內陸作為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的過渡地帶在各自的王朝興衰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但在這些政權中，興起于草原的蒙古政權又不一樣：其（蒙古）是先定西域而后擊中原。在一定程度上，這是草原游牧力量與西域力量結合得最好的一次，同時也是草原力量第一次徹底統(tǒng)治中原地區(qū)。清朝擊敗了以伊犁草原為據點的準噶爾蒙古后，徹底完成南北結構整合，基本解決了“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的問題。正如左宗棠力爭塞防的原委時說：“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wèi)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西北臂指相連”即以“張國臂腋以通西域”的河西走廊為喻，可見中亞的空間意義是動態(tài)和關聯的。
作為區(qū)域體系的“中國史”與作為民族國家史意義的“中國史”二者之間亦不重合，但是其中有著強烈關聯，如果不把中國歷史的變化追溯到帕米爾以西地區(qū)，中國的歷史整體性難以描述?？梢姟巴庾迨⑺ブB環(huán)性”始終是理解歷史中國與歐亞世界的一把鑰匙。
三、河西走廊“綠洲橋”中的歷史中國與區(qū)域性世界
“綠洲橋”作為一種區(qū)域與整體的關系和空間舞臺，直接體現了“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發(fā)生的重要整體性的地緣空間意義?！皹颉本褪峭ǖ?，橋頭的一端是長安、洛陽等中華帝國的腹心城市；另一端是昭武九姓等河中地區(qū)的城市；更遠的一端則是地中海腹地城市?！皹颉备嗟囊饬x體現是異質性社會的中轉站。最早因軍事政治動因建設的“綠洲橋”，卻因為屯墾戍邊將士的龐大后勤供給又史無前例地拉開了一張“網”。
唐代經營西域，延展了漢代在中亞的格局，河西四郡、安西和北庭兩大都護府以及安西四鎮(zhèn)的設置，將突厥和吐蕃的聯系切斷，從而促成了絲綢之路的繁盛。唐代西域的碎葉城（今天吉爾吉斯境內的托克馬克附近就是突厥可汗廷）位于草原道和綠洲道的交匯處，成為一個新興的貿易城市。而突厥則以碎葉為依托，與東羅馬帝國通商，粟特商人活躍一時?？梢娭形鹘涣魇贩从车牟粌H是中原與西域的關系，還有草原與西域的關系；除了北方的蒙古高原外，南方的青藏高原也是中西交流的一部分。作為河西走廊“綠洲橋”平行部分的青海路，青藏高原河湟地區(qū)也發(fā)揮了連接塔里木盆地和關中平原的功能。通過分岔的道路網，絲綢之路又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周邊的“胡、戎”之地，形成互動與雜糅的網絡。這張路網既是歷史中國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具有重合性。這張網由若干個貿易體系疊加：絲綢貿易與其他貿易結構更多的是一種朝貢結構，而非單純的貿易結構。
拉鐵摩爾曾分析說，在中國，國家征收具有地域代表性產品的貢物。如絲綢之路奢侈品部分進入國庫，部分作為禮物賞賜給朝臣、貴族、行政官員，擴而充之，也作為禮物讓蠻族使節(jié)帶回給游牧首領和那些在塔里木盆地綠洲的小王公們。這一貿易導致了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在特權人之間最好稱之為禮物貿易（gift-trade）……皇帝的禮品必須比朝貢的貢品更為慷慨，那些在漢人與游牧部落以及接近他們的亞洲內陸綠洲團體之間直接流傳的東西，都是接著以這一類似的方式輾轉，直至中國的商品最終到達地中海地區(qū)而遙遠的西方區(qū)域的商品進入中國。朝貢貿易是體現中華帝國“區(qū)域性世界”的一個重要內容，朝貢貿易也帶動了區(qū)域民間貿易。如《史記·大宛列傳》按顏師古“正義”引康泰《外國傳》曰：“外國稱天下三眾，中國人眾，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也”，清晰地將不同區(qū)域的特性表達出來。大黃、茶葉、瓷器、藥材、香料、動物、植物、音樂、舞蹈、魔術、食物等都是絲綢之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前現代貿易主要通過畜力運輸，高昂的交通成本必是考慮的因素，而河西走廊的區(qū)位恰好在四大板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域綠洲和關中平原）的等距離中心，敦煌自然就是十字路口。誠如松田壽男指出：敦煌作為聯系綠洲世界、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中心，也是一個區(qū)域性世界的中心。季羨林則認為，世界四大文明匯聚的中心只有一處：新疆與敦煌，沒有之二。向達也提出，自張騫鑿空西域以后，陸路方面，敦煌一隅綰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則率取道徐聞、合浦。
綠洲可耕可牧的資源稟賦是商隊和過往各種人群的天然補給站和中轉站。綠洲人群保持著半農半牧生活，但是純游牧部族在此也能夠找到很理想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山谷適合于養(yǎng)畜，在夏季氣候開始溫暖的時候可以從事耕種農作；高原草原適合飼養(yǎng)綿羊、山羊、牛和馬匹。因為前述這一系列原因，這些占有戰(zhàn)略性位置的復合型社會成為游牧政權與中央王朝政治角力的舞臺。它們在此交融、協商各自的身份認同并進行斗爭，這個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近代。它們正好把自己置于不同生態(tài)文化類型的交錯與匯合點，不斷從某個文化區(qū)轉移到另一個文化區(qū)，構成了一種疆域中的“邊緣社會”（marginal society）。在大一統(tǒng)瓦解的時候，河西走廊“綠洲橋”的功能中斷，“橋”又還原成一個個綠洲“島”，成為各種異質性人群組成的邊緣社會的避難所。
絲綢之路的相對衰退與16世紀以來以歐洲開辟的海上商路有關。進入19世紀中葉，工業(yè)化的交通工具在時空連接上更為便捷，在效率上達到傳統(tǒng)時代運輸能力的數十倍，促進了區(qū)域與外界的聯系，從而引發(fā)了全世界范圍內不同區(qū)域之間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也包括文化的發(fā)展與變化。從前的“區(qū)域性世界”被整合為“世界性區(qū)域”。如俄國進入中亞以后，鐵路隨之也修建到了中亞，工業(yè)化的運輸效率自然遠超畜力運輸，“將駱駝與火車賽跑，勝負之數，可想而知”。以俄國工業(yè)化帶動的全新的歐亞大陸世界性區(qū)域已經成為主體，“中亞”即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區(qū)域性世界整合進世界性區(qū)域后并不意味著區(qū)域性世界的消失，它依然會作用于世界性區(qū)域并且對世界性區(qū)域的發(fā)展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造就了區(qū)域與區(qū)域之間的差異。原有的“區(qū)域性世界”被轉化為“民族貿易”“邊境貿易”的方式保持下來并受到現代商業(yè)貿易的影響，呈現一種疊合的空間。如20世紀初的伊犁：“商業(yè)、市場極其繁榮，可以看到漢、滿、回、維商人為主，錫伯、索倫、額魯特、蒙古、哈薩克、俄國喀山州的伊斯蘭教徒、柯爾克孜、安集延、塔什干、浩罕、猶太、俄羅斯人……各族商人之多，為天下一大奇觀?！币虼?，我們以“中亞史”作為一種世界性架構的時候，需要區(qū)分不同的空間性質，否則就會陷入早期西方和俄國認知論的陷阱中；或者說我們應以區(qū)域關系的平等互動視角投射到中亞史，如“綠洲橋”就是一例。正如陳瀚笙說，中亞地區(qū)的文化與我國的歷史關系源遠流長，絲綢之路沿線的歷史都曾受到過其他國家的影響，決不是孤立的。而許倬云指出中華帝國體系之成長，有兩個層面：一是向外擴大，即帝國體系在空間上的擴展；二是向內充實，即帝國體系內部的充實。從河西走廊“綠洲橋”為樞紐的“區(qū)域性世界”中，我們發(fā)現中華帝國還有一個自外向內充實和自內向外流動的結合過程。
四、結論
河西走廊“綠洲橋”作為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和樞紐，無論膚色各異、身份各異，南北往來的各族人群總是要在“橋”上匯聚起來，“橋”就不僅僅只發(fā)揮過路的功能，而是作為“十字路口”一個特殊的空間出現，也是異質性文化交匯的中心。因此，處于文明交匯和交通樞紐的河西走廊“綠洲橋”作為一種區(qū)域研究路徑，既改變了歷史研究向來以“中心”為對象的局面，又超越了中心對中心、中心對邊緣的研究視角。以往的歷史研究是以西方（歐洲）為參照的東西二元論，將西方視為高于東方的等級，將西方時間視為先進于東方時間，導致中亞的地域與社會呈現不平等的結構與“失語化”。而通過河西走廊“綠洲橋”可以觀察到“游牧、綠洲與農耕”的異質性社會均可以利用綠洲以搭建各自的舞臺，形成共時與交匯的關系，由此我們可以對中國自身的歷史世界進行深入細致和復線化的認識與討論，從“區(qū)域性世界”層面更深刻地理解“河西走廊關乎國家經略”的意義。今天，現代絲綢之路上繁忙的高鐵、管道和航空運輸早就取代了大漠駝鈴，驛使也被電子郵件和微信等網絡工具取代。不過，空間的縮短并不代表異質性社會與文化上的隔閡和誤讀隨之降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使得這一情形令人憂慮。絲綢之路上的河西走廊“綠洲橋”曾經作為多元和異質性文明共生的歷史空間意義值得追思。1985年，張廣達曾經指出：人們?yōu)樽约鸿T造的精神壁壘有時還遠不如高山、巨浸、戈壁、沙漠等易于打破。如果要超越地理、族群、社群和意識形態(tài)的時空與文化壁壘，歷史區(qū)域中的河西走廊“綠洲橋”依舊有不可替代的啟迪性。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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