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山西陶寺遺址，被認為可能是堯都；而距今約4000年左右的陜西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發(fā)現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時期最大規(guī)模的城址，有觀點認為或是黃帝居邑。石峁與陶寺遺址二者所存在的年代相差不多，且都處于黃河流域，很多考古發(fā)現均表明，兩者之間表現出交流互鑒、水乳交融乃至血脈相同的聯(lián)系。
當這兩大考古遺址的文物并列展出時，對于中國古文明的考察與研究則是多角度的。澎湃新聞獲悉，“黃河文明的標識——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今天起山西博物院正式展出，此次展覽分為兩大部分?！暗蹐蛑肌敝饕故咎账逻z址出土文物，“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這也是石峁遺址正式發(fā)掘以來首次大規(guī)模的展出。展覽持續(xù)至12月20日。
“黃河文明的標識——陶寺和石峁的考古揭示特展”海報
陶寺和石峁共同構成了黃河文明的標識
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蘇秉琦曾說，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則認為，石峁遺址石破驚天的發(fā)現， 確定了石峁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中國北方地區(qū)的核心引領作用。
從距今4300年前開始，黃河中游晉陜大峽谷兩岸，河汾之東，陶寺人夯土建都。而在陜北高原，石峁人砌石筑城。
從此，雙城并峙數百年。土城恢宏，石城巍峨，人口密集，規(guī)劃井然，社會分工明確，初現王權和禮制，以及中國早期國家基本面貌。陶寺與石峁，隔河遙望，南北呼應，在交流與碰撞中，共同推進了中華文明一體化格局的形成，成為黃河文明的顯著標識。
據山西博物院公布的資料，此次展覽在時間框架上確定為龍山時代，空間范圍上鎖定為黃河中游。根據展覽內容和展廳形制，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帝堯之都”主要展示陶寺遺址出土文物，并以文化相近的臨汾下靳墓地和芮城清涼寺墓地文物輔陳；第二部分“王者圣城”主要展示石峁古城文物，并以天峰坪東遺址和碧村遺址文物作為石峁古城文化的重要補充，以蘆山峁遺址文物作為連接陶寺和石峁的重要節(jié)點。據悉，此次展覽是石峁遺址正式發(fā)掘以來首次大規(guī)模的展出。
1984年陶寺遺址發(fā)掘現場
陶寺遺址1978年發(fā)現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40多年的考古發(fā)掘，揭示遺址面積近300萬平方米。清理出宮城、下層貴族居住區(qū)、王陵區(qū)、祭天祭地禮制建筑區(qū)、倉儲區(qū)、手工業(yè)作坊區(qū)、普通居民區(qū)等功能區(qū)域，發(fā)掘墓葬千余座，出土了彩繪龍盤、土鼓、鼉鼓、特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
陶寺遺址平面示意圖
陶寺遺址規(guī)?？涨暗某侵?，秩序井然的分區(qū)，氣勢恢宏的宮殿，中國最早的觀象臺，等級分明的墓葬，內涵豐富的文物……陶寺遺址的歷史年代、地理位置、文化內涵、規(guī)模等級、文明程度等，與史籍所載的“堯都”契合。學界普遍認同：這里就是帝堯之都。
展覽現場復原的觀象臺場景
此次展出的陶寺遺址文物中有彩繪蟠龍盤 、特磬 、土鼓、玉神面、釜灶、彩繪陶壺等。其中彩繪蟠龍盤中的彩繪蟠龍，身體飽滿而外張，沉穩(wěn)而強健，威嚴而神秘，是罕見的藝術珍品；特磬是目前發(fā)現年代最久遠的石磬，其器型碩大，音響清越，是后世按音序排列的編磬的鼻祖；土鼓是中國鼓類樂器的最早標本，以陶為腔，頂端蒙皮；玉神面與常見于長江中游江漢平原的玉人相似，造型典雅柔和，神態(tài)安詳神秘，玉質晶瑩潤澤，彰顯出墓主人不同尋常的尊貴身份。
彩繪龍盤?陶寺遺址
彩繪雙耳罐?陶寺遺址出土
銅蛙?陶寺遺址出土
釜灶?陶寺遺址出土
綠松石腕飾?下靳墓地出土
2004年清涼寺墓地發(fā)掘現場
石刀?清涼寺遺址出土
在陶寺遺址中，彩繪陶器發(fā)現數量較少，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同一種器物，依墓主身份不同，所用的件數、規(guī)格、結構、尺寸和精美程度也有不同，是墓主身份和等級特權的象征，從此開啟了隨葬品制度中長達幾千年的禮制傳統(tǒng)。彩繪紋飾的主題，如圈點紋、條帶紋、幾何紋、渦紋、云雷紋、龍紋、變體動物紋等，對后來青銅器的紋飾構成具有深遠的影響。此次展出的一件彩繪陶壺為泥質褐陶，外施黑色陶衣。頸下部有紅色條帶一周，肩部以磨光黑陶衣為地，上用紅彩繪卷云紋，下腹著繩紋。
彩繪陶壺?新石器時代?高24厘米，腹徑13厘米?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石峁遺址地處晉陜高原北端，黃河西岸，興建于4300年前。石峁城址以皇城臺為核心，內城墻和外城墻呈半包圍狀將“皇城臺”環(huán)抱，是中國已知規(guī)模最大的龍山時代晚期城址。城內密布著大量宮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業(yè)作坊等遺跡現象。經過多年考古發(fā)掘，出土了陶器、玉器、骨器、銅器、壁畫、纴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遺物。種種跡象表明，石峁遺址是其時中國北方區(qū)域政體的中心，已經跨入了邦國都邑的行列之中。
石峁遺址皇城臺發(fā)掘現場
石峁遺址與大河相伴，雄踞高山之上，發(fā)現的超大型城址、宏大建筑、復雜宗教現象、精美玉器，及其與周鄰聚落形成的多層級關系，都表明在4000年以前，以石峁遺址為中心的河套地區(qū)形成了高度復雜的社會文明。石峁文化以農業(yè)生產為主，等級分化明顯，神權在社會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已經步入早期國家的發(fā)展階段。石峁的發(fā)現改變了學者們對中華文明進程的傳統(tǒng)看法，引發(fā)了人們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多元性的反思。
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
此次展出的石峁遺址文物包括雙面人面石雕、蛇紋鬲、口簧、銅刀等。其中雙面人面石雕兩面各雕一人物，表情生動，藝術風格成熟，與湖北天門后石家河文化中玉人相似，從其形態(tài)上看，可能是立于柱頭的裝飾。
雙面人面石柱?石峁遺址出土
蛇紋鬲?石峁遺址出土
石峁遺址內發(fā)現銅器的地點主要是在皇城臺，器型包括刀、鏃、錐，還出土有鑄銅石范，為揭示中國北方地區(qū)早期銅器的形制和技術特征增添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為研究中國早期銅冶鑄技術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物證。
銅刀?新石器時代?長8厘米?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遺址出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石峁與陶寺在典型器物、信仰習俗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王巍曾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guī)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對于石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前不久在研討會上說，石峁石破驚天的發(fā)現， 確定了石峁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在中國北方地區(qū)的核心引領作用。他認為石峁遺址有助于以更廣大的視野理解中華文明的形成。
對兩大遺址的對比，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此前發(fā)表研究文章認為，隨著各自考古新發(fā)現的不斷披露，石峁與陶寺，這兩處活躍在公元前三千紀末期、分別矗立于河套核心區(qū)域和中原腹心地帶的都邑性大遺址，在城市規(guī)劃、城垣結構、日用器皿、用玉傳統(tǒng)、埋葬習俗、彩繪習慣、“暴力現象”等方面表現出諸多相似之處。邵晶在《石峁遺址與陶寺遺址的比較研究》一文中從典型器物、重要遺跡、信仰習俗等方面的比較分析入手，試圖闡明石峁遺址和陶寺遺址所代表的兩類考古學遺存及其背后的人群在發(fā)展繁衍過程中，是如何突破空間阻礙，演繹距今4000年前后國家層面交流互動的社會圖景。
土鼓?新石器時代?通高80.4厘米，上口徑25.6厘米，最大腹徑41厘米?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邵晶認為，在典型器物上，石峁與陶寺的陶器面貌在陶寺晚期時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典型陶器方面，在陶寺早期，石峁與陶寺有聯(lián)系的證據很少。自陶寺中期以來，北方石峁對南方陶寺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陶寺中晚期以來的陶器面貌，受石峁影響的外在體現顯而易見。如陶寺中期，可能是受到來自北方的以石峁為代表的雙鋬鬲考古學遺存的影響，陶寺產生了帶雙鋬的空三足器；陶寺晚期，大量來自北方的文化因素明確表現在陶寺文化的陶器面貌上。除典型陶器外，作者指出石峁遺址及“石峁遺存”核心分布地區(qū)還發(fā)現一些與陶寺遺址相同的器物，如陶鼓、石磬、石廚刀、骨制口簧、細石器等，這些兩者共有的“特殊器物”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連接石峁和陶寺的重要紐帶。
口簧?新石器時代?長4.63厘米，寬1.6厘米?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石峁遺址出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特磬 ?新石器時代?長79厘米，高32厘米，中部最厚5.5厘米，底緣厚1厘米?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方面的對比，是論證石峁遺址與陶寺遺址關系的重要內容。在崇玉和用玉上，從遺址本身和相同遺存分布范圍內其他遺址的觀察來看，石峁與陶寺有較多相似；在朱繪和彩繪的使用上，陶寺遺址彩繪與石峁遺址壁畫在圖案的“折勾”形態(tài)有相似之處；在“暴力現象”和人祭行為上，陶寺遺址表現出明顯的“暴力色彩”，石峁城址的修筑也“使用”了大量人頭；在殉女現象上，石峁遺存分布區(qū)域內流行在豎穴土坑墓內殉人的風俗習慣，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內也可能也出現了殉葬女性的葬俗。
玉神面?新石器時代?長6.5厘米，寬3.3厘米?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通過各個方面的比較分析，邵晶認為，這兩大“集團”之間交流互鑒、水乳交融乃至血脈相同的聯(lián)系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角度來看均可找到例證。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勇認為，公元前2300年前后，晉陜高原北端以石峁城址為核心“大一統(tǒng)”的政治格局形成。大致與此同時，晉陜高原南端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的蘆山峁遺址的出現，宣告了晉陜高原南端區(qū)域政體中心的形成，或可代表了活躍在黃土高原腹地一支與石峁集團勢均力敵的族群，“探討公元前第三千后半葉晉陜高原的區(qū)域格局，陶寺遺址是不容回避且難以繞開的。陶寺與石峁這兩大都邑性遺址，除了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則下城址建設中夯筑與石筑傳統(tǒng)的差異外，在典型器物、筑城規(guī)劃、城址結構、夯筑技術、用玉制度、彩繪圖案、殺戮祭祀、鑄銅技術等方面更多展示了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可能遠非承前啟后、敵我對峙等簡單認識能夠概括的?！彼J為，以黃土與石料為原材料構筑大型公共設施及宮室建筑成為晉陜高原南、北兩端的建筑傳統(tǒng)，深刻影響了區(qū)域政體的社會形態(tài)乃至治理體系。公元前兩千年前后，活躍在晉陜高原這一區(qū)域的主要社會集團最少包括了以石峁為核心北方集團、以蘆山峁為核心的中部集團及與石峁極密切的陶寺集團，在一定時期內與夏集團鼎足而立，保持著自己獨立的文化傳統(tǒng)與發(fā)展軌跡，構建了“萬邦林立”的社會圖景。
澎湃新聞獲悉，結合這一考古對比展，山西博物院同時推出“追跡文明”的系列講座，其中包括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的《考古發(fā)現所見黃河流域文明起源》，介紹一萬年以來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游地區(qū)史前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的脈絡，重點介紹社會分工和分化的出現和日益強化，權貴階層、王權和國家的形成，此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勇則將講述《黃土、石頭與城——公元前第三千紀的晉陜高原》。
（本文部分圖文據山西博物院相關資料及澎湃新聞此前報道，同時參考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相關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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