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能救中國嗎？

1840年6月21日，英國遠征軍艦隊駛抵珠江口，鴉片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這場戰(zhàn)爭自此將中國拖入了近代的角斗場，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兩年后，中國簽訂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迫向英國賠償兩千一百萬銀元、上海等五口通商，并割讓香港島。

如何應對西方列強的全新挑戰(zhàn)，自此成為近現(xiàn)代中國人無法回避的難題。在《南京條約》簽訂后不久，魏源編寫成《海國圖志》五十卷，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到1852年再擴充為一百卷，其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命題。這被廣泛贊譽為卓見，在編入中學歷史教科書后更是家喻戶曉，連穿越小說《新宋》也將“長技治夷”作為救亡之策，但問題恰恰在于：“師夷長技以制夷”真的能救中國嗎？

“長技”的本意

魏源在《海國圖志》“原敘”中確實說這是“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但他隨后就表明，僅僅這樣仍是治標不治本的：“然則執(zhí)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笔裁床攀亲罡镜摹氨尽焙汀盁o形之兵”？就是人心。

孤立地看待魏源的那個命題，可能讓我們誤以為他是一個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思想的西化論先驅，但通盤來看，就可知他所說的“長技”僅指對方在軍事作戰(zhàn)上的長處，既未必承認對方科技或思想之優(yōu)越性，更不見得是要推動整個國家“西化”。換言之，那只是“戰(zhàn)術”，而不涉及“戰(zhàn)略”層面。事實上，他認為軍事挑戰(zhàn)僅僅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依靠的是從政治和道德上解決“人心之積患”——在這方面，他其實與當時被視為“頑固保守派”的那些士大夫并無本質區(qū)別。

魏源

從魏源對戰(zhàn)艦、槍炮的估算也可證實這一點：“工匠習其鑄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計每艘中號者，不過二萬金以內，計百艘不過二百萬金，再以十萬金造火輪舟十艘，以四十萬金造配炮械，所費不過二百五十萬，而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既然他樂觀地估計二百五十萬銀元就能“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那就明白可見他所說的“長技”僅限于堅船利炮，其主張最遠恐怕也不超過洋務運動的范疇。

這里的關鍵在于他所說的“師夷長技”究竟何意。所謂“長技”，典出《管子·明法解》：“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痹诖呵飸?zhàn)國時代列國競爭的環(huán)境下，諸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之類的說法，所在皆是?！睹献印る墓稀窂娬{，即便是小國，只要取長補短，也能治理好：“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p>

秦漢帝國統(tǒng)一天下之后，列國紛爭的局面轉變成了華夷之分。西漢初年的大臣晁錯在分析長城內外局勢時就指出“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漢書》卷四九《晁錯傳》），所謂匈奴之長技都是軍事技能：“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贝祟愖h論，后世論政論史多有，如北魏時高閭獻議筑城防范柔然：“北狄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zhàn)，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保ā段簳肪砦逅摹陡唛倐鳌罚┨拼鷮Ω锻回剩沧⒁獾健巴回仕L，惟恃騎射”，而要戰(zhàn)而勝之，辦法就是讓劉仁恭所部“能騎射者二千余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以至于突厥人見到都“咸謂似其所為，疑其部落”（《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一），最終大破突厥，可說是唐代版本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明代抗擊倭寇，戚繼光也提出擊敗倭寇須“伐其長技”，即打擊其長處；后調防北方邊境，他又提出“虜之長技在沖突”，指出必須車兵、步兵、騎兵相互配合，如此才能擊敗游牧騎兵的沖擊。天啟元年（1621），徐光啟主張用更精強的紅夷大炮壓制后金騎兵，因為“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shù)且不若彼遠矣”。后金一方，天聰六年（1632）佟養(yǎng)性也陳奏：“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國火器既備，是我奪其長技，彼之兵既不能與我相敵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何不增添兵力，多拏火器，以握全勝之勢……我國如將火器練成一營，真無敵雄兵，以之威服天下有余矣！”

不難看出，歷來文獻中所謂“長技”，只不過是考察雙方戰(zhàn)術中的長處，考慮的重心是如何揚長避短，最終克制對方的“長技”，戰(zhàn)而勝之。“師夷長技”通常只是一部分軍隊采納戰(zhàn)術，并不等于全國上下“師夷”，更不等于承認對方在文明上的優(yōu)越性，就像西漢對匈奴、唐代對突厥、明代為倭寇，也都既承認其難對付，又繼續(xù)視之為蠻夷。明正德十六年（1527），汪鋐在借鑒、仿制葡萄牙人的蜈蚣船、佛朗機銃后，在屯門海戰(zhàn)中大獲全勝，被視為歷史上第一位倡導“師夷制夷”的軍事家，此后明清也都曾仿制西洋的紅衣大炮，但這并不等于以西方為師，更不等于由此尊重洋人、變更國體。

這些史料，魏源都不會陌生，他一生注重實學，講求“致用”，認為經學已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惡夫饾饤為漢，空腐為宋”，強調“能致用便為實學，識時務不是愚人”（魏源《贈筠谷從兄》）。正因此，他向來著意于邊疆史地，就在《海國圖志》首次出版的1842年，還曾將著成《圣武記》刻印。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中，對“長技”的關注只是他務實的表現(xiàn)，但卻最多只是在技術層面采納西方的戰(zhàn)術、技藝，他的本意恰恰是要以此來更好地捍衛(wèi)中國原有的國體和儒家道德。

因此，當他提到“師夷長技”時，所舉出的例子就只是諸如康熙曾借荷蘭兵船攻打臺灣、用耶穌會士建造的大炮鎮(zhèn)壓三藩叛亂這一類，這與左宗棠1866年提議采用蒸汽輪船時提及清初耶穌會士幫助建造紅衣大炮正是同理。更有甚者，《海國圖志》中也包含無須“師夷”即可“制夷”的言論，乃至列舉出安南的札船、緬甸的木柵，用來說明土法可“制夷”。

不論如何，魏源所說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其實大大低估了西方的挑戰(zhàn)，因為問題在于：唐朝可以學習突厥的長技而不被異化，但晚清可以僅僅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就戰(zhàn)而勝之嗎？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對此看法最為冷靜：“‘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在已知歷史結論的人們眼中格外觸目驚心，許多人以為他已經找到了鑰匙?！钡庾x下來的結論是：“魏源心目中‘夷’之‘長技’有三：戰(zhàn)艦、火器、養(yǎng)兵練兵之法?！越袢罩R來判斷，似可認定，僅‘師’這些‘長技’還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么好‘制’的。”

魏源的神話

魏源一生著述很多，其生前最暢銷者其實是編定的《皇朝經世文編》，但對后世來說，他的名聲主要都是由《海國圖志》這一本著作奠定的，而大部分人對這部書所知的又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句話。雖然也早有人發(fā)現(xiàn)書中有不少訛誤，但大體都認為這是一部巨著，有一種經久不衰的神話甚至暗示：如果當初清廷能像日本那樣重視這部著作，本來中國近代史的面貌將完全不一樣。

張宏杰《簡讀中國史》就說：“鴉片戰(zhàn)爭后，魏源寫了《海國圖志》，介紹外國形勢。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對此書不加理睬，不久此書就在中國絕版，而日本人則視如珍寶，不斷翻印?！贝_實，《海國圖志》在問世之后，因輯錄“異邦蠻夷”情形而受主流社會攻擊排斥，1858年王茂蔭建議將之刊刻重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是知夷難御非竟無法之可御”，但朝廷不予理睬，這部書在國內僅勉強刊刻千余冊。

《海國圖志》

相比起來，《海國圖志》在日本被視為“有用之書”，乃至被推為“天下武夫必讀之書”，紛紛加以翻譯、訓解。從1854-1856年僅僅三年時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就有二十一種，“書價飆升三倍，對維新派思想體系之完善不無推動之功”（劉檸《中日之間》）。日本左翼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現(xiàn)代史》中稱：“幕府末期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傾向開國主義，其契機是讀了中國的《海國圖志》。”民國時錢基博也不吝贊詞：“日本之象山、吉田松陰、西鄉(xiāng)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之而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yè)，則源有以發(fā)其機也?！?/p>

照此，似乎《海國圖志》是“墻內開花墻外香”，甚至明治維新的成功也有賴于此。但客觀來看，日本對西洋的了解比晚清中國深入得多，其第一本介紹西洋的本國著作是《解體新書》（1774），比《海國圖志》的出版早了六十八年。德川幕府1855年開設洋學所翻譯西洋書籍，教授外國語文，這所學校后來更名為“蕃書調所”“洋書調所” “開成所”等，成為東京大學前身。在這些方面，日本無疑走在前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當時的思想家對西方列強的威脅有著清醒的認識，像佐久間象山雖然認同《海國圖志》所指出的“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zhàn)”等諸多分析，強調“驅逐防截，以制賊死命于外海”的重要性，但他對能否“制夷”絕無幻想。魏源所說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其實是士大夫普遍主張的“以夷制夷”的延伸，其前提至少是“夷”有辦法可“制”，但日本國內當時普遍的觀感卻是“連中國都戰(zhàn)敗，日本更毫無勝算”，佐久間象山所竭力謀求的最好結果，在清朝看來卻是最壞的結果：“對等開國”。

1863年初，朝廷督促幕府和各藩上奏“攘夷”的策略，松代藩藩主專門向佐久間象山問策，卻得到一個冷淡的回絕：“攘夷”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因此不可能想出具體策略。他在回信中甚至斬釘截鐵地說，不僅自己沒有能力想出具體策略，即使去問松代藩傳說中的英雄真田幸村恐怕也不會有什么好辦法，哪怕是諸葛亮再世、孫子復活，也不可能想出“攘夷”的具體策略，因為“兩國相戰(zhàn)，我之國力不及敵國，縱使我之德義遠勝于彼，亦難以得志。此即天下之正理、實理、明理、公理也”。在他看來，儒學者都是無用的存在，他提出的著名觀點“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其中前者僅指忠孝的重要性，而后者卻涵蓋以數(shù)學和物理學為基礎的工學、軍事科學等應用科學，比魏源所說的“長技”深入得多。

這意味著，在面臨西方挑戰(zhàn)時，中日兩國原有的政治結構、社會心態(tài)、思想基底乃至危機意識都很不一樣，因而對《海國圖志》的價值認知也迥異。即便這本書對明治維新有所推動，真正關鍵之處也不是書本身，倒不如說是日本社會已經做好準備接納書中的思想和即將到來的變革。單靠一本書根本不足以引發(fā)變革、有效應對列強的挑戰(zhàn)，就像數(shù)十年后梁啟超對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推崇備至，但駐華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則譏諷說，倘若根據(jù)《日本國志》來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記載來理解今日中國的時局。

《海國圖志》在國內的處境表明，魏源的思想無法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中留下建制性遺產。更重要的是，魏源自身其實也難以掙脫儒家傳統(tǒng)的框架。他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常使人誤以為他主張“技術現(xiàn)代化”，研究中國軍事史的歐陽泰甚至稱他是“主張西化的著名先驅”。事實上，他雖然強調實學，但仍以規(guī)復三代之治為目標，因而宣稱：“君子之為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彼^不是要“西化”，只不過強調要務實地研究實現(xiàn)“王道”的手段，但對“王道”本身的信念十分堅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保ā赌ぶ纹弧罚?/p>

他和那些“頑固守舊派”有一個共識：解決整體危機（包括“制夷”）的根本在于“人心”。被視為守舊派代表的倭仁就曾說：“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差別只是，倭仁認為應當專注于“禮義”和“人心”，而魏源則認為“權謀”和“技藝”也不可偏廢，但梁啟超對李鴻章的批評其實也完全適用于他：“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yōu)于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在這樣的視角下，洋人的“長技”往好里說也只是為了補益“王道”的手段。晚清堪稱最深刻了解西洋的王韜，公認其改革建議已超越了單純的洋務論，在《弢園文錄外篇·變法中》更提出師法西方：“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這類所說的“師其長”就已不再只是戰(zhàn)術，而變成了謀求富強的治國術，以導入西洋機器強兵為首，兼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但他也仍然堅稱：“且此之所變者，特其跡焉而已。治國之道，固無容異與往昔者也?！保ㄍ瑫蹲兎ㄗ詮娚稀罚┮驗椤翱鬃又溃说酪病?，是“不可變者”。

直至戊戌變法之后，梁啟超等新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才呈現(xiàn)出新的面貌，而此時對“西人之長”的理解也出現(xiàn)了極大的變化。教育家蔡元培提倡兼容并蓄，將現(xiàn)代描繪為中西文化融合的時代，強調在藝術領域也大膽取人之長：“彼西方美術家能采用我之長，我人獨不采用西人之長乎？”這就使得人們更容易在回溯時，將率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誤認為是提倡現(xiàn)代化的先驅了。

但回到他所處的歷史語境來說，魏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tǒng)士人，他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將自己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試圖從實務入手，鍛造一個能更有效應對內外挑戰(zhàn)的國家?？罪w力在《現(xiàn)代中國國家的起源》中對他的評價是中肯的：“魏源那一代的改革活動家，將注意力集中在治國從政的具體問題上，他們的目標是實行經世致用的治國之道，而不是帶有根本性質的改變?！敝劣谀莻€先驅者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后人在“從后往前讀歷史”時建構出來的，而不是真實的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