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之外的李鴻章

《李鴻章傳》，［英］布蘭德/梁啟超著，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定價：36.00元

下議院的大廳里總有許多精彩的典禮場景，每天由權(quán)杖引導，在牧師和秘書的陪同下，斯皮克先生的隊伍會從大廳里走過。布萊克·羅德也會定期來這里，每回都莊嚴地把下議院的門迎面猛地一關(guān)，然后在門上敲三下，接著開始召集下議院議員們到上議院去。但我親眼所見、印象最深的一幕是20多年前的一個夏天的午后。

當時我正離開下議院大廳，突然迎面遇見到了李鴻章，那時他正在旁人的引導下來聽一場辯論。他個子極高，面容慈祥，像是從另一個世界里走來的陌生人。一身藍色長袍使他看起來光彩榮耀，步態(tài)舉止又顯得他非常莊嚴高貴，嘴角流露出的謙恭笑容表示了他對所見一切的贊賞態(tài)度。

從容貌特征來說，很難想出這代人或上代人中有哪個人能接近李鴻章的樣子。這并不是說他會給你留下豐功偉績或大權(quán)在握的印象，而是他傳達了一種人格尊嚴，好似半人半神，自信而超然，但他在苦苦掙扎的凡夫俗子的眼里也不乏溫文爾雅的氣質(zhì)。

在這方面他似乎極好地代表了他的國家，一個他所特有的但仍然神秘的國家。當我們還是滿身涂滿藍色的野蠻人時，中國人早已享有文明，即使在今日他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我們所不及的。隨著中國政治的興衰變遷，中國人總是對文化抱有很高的標準，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懷有強烈的優(yōu)越感，對自己國家或是其他國家的政治利益擁有坦然處之的態(tài)度。這些特點，毫無疑問主要歸因于他們的閉塞狀態(tài)。正如1715年隨同彼得大帝的使節(jié)團訪問中國皇帝的約翰·貝爾先生所報道的那樣：

“大清帝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與世隔絕；其所處地理位置理想優(yōu)越，氣候條件健康宜人，東、南兩面由大海環(huán)繞；西、北兩面坐擁連綿的高原和荒山，著名的長城蜿蜒其中，成為另一道防御屏障。但以我之見，比上述提及的更能阻擋外國侵略的屏障是那片荒蕪的沙漠，它向西綿延幾百英里……東部和南部的海域確實是開放的，中國有可能在那里遭到襲擊；但我相信，沒有哪個君王會認為打破這樣一個強大民族的安寧是合理之舉，而且這個民族愿與鄰邦和睦相處，在自己的領(lǐng)土內(nèi)似乎感到心滿意足?！?/p>

約翰·貝爾的預(yù)言在100多年里都真實地發(fā)生了，正如他所言，東部南部的沿海地區(qū)遭到了襲擊。19世紀的歷史之所以關(guān)注李鴻章，是因為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政治家，領(lǐng)命去處理祖國因古老體制所遭遇的危機。其出身、教育背景、性情氣質(zhì)以及他種族的傳統(tǒng)，使他自然而然地對外來陌生人持輕蔑態(tài)度。然而，他是第一個承認這些“洋人”不可輕易忽視，承認他們在大清帝國的存在已成定局的中國人士，同時，他也是中國政壇上不可忽略的一個人物。

布蘭德先生在這本著作中明確指出，李鴻章身上有許多缺陷，這些缺陷對于一個主要興趣不在政治方面的民族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沒有第二個人比他更嫻熟地引領(lǐng)他的同胞們登上他們此后無法避免的國際政治舞臺；確實，盡管他身上有這么多的缺陷，但他在世界上為中國也為他自己贏得了一席之地，這遠遠超過了其本身的意義。總而言之，李鴻章為中國對外政策奠定了基礎(chǔ)，這種政策迄今為止對于中國來說還是前所未有的。

　　巴茲爾·威廉斯

1917年3月于切爾西

李鴻章是種種變革的最早提倡者，1850年以來，這些變革已經(jīng)開始改變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人們的行為方式，為了公正地評價李鴻章的事業(yè)，我們可以從宏觀的歷史角度出發(fā)研究他的事業(yè)開端，并仔細考察其生活的環(huán)境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因素，這樣的研究思路會比較適宜。

在描述李鴻章的畢生事業(yè)和其對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影響之前，最好大致回顧一下他初入官場時的中國形勢，尤其是要考察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歐洲物質(zhì)文明對中國所產(chǎn)生的影響。

對于長久以來就反抗變革的民族來說，突如其來、力量十足的新勢力使得這個民族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適應(yīng)困難，也讓其政治體制布滿重重危機。作為一個政治家，李鴻章最杰出的特點在于，他幾乎是同輩人中唯一能立即認識到這些強勁新勢力的人，他能認識到必須通過對古老的教育和政體進行改革才能與這些力量進行交流。

中國政府認可的治國方針在原則與傳統(tǒng)方面的特點是在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閉關(guān)自守中，進行基于道德力量的專制統(tǒng)治。李鴻章從一開始就參透了西方的蒸汽機和軍事科學必然會使中國的許多古老傳統(tǒng)淪為無用過時的東西從而被置于垃圾場。

他努力引導他的同胞們認識到這一事實，并努力把變化莫測的環(huán)境所帶來的危險減到最小，但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敗的，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在天性上就無法迅速完成被要求的轉(zhuǎn)變，而且因為李鴻章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舊是一個十足的清朝官吏。

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結(jié)束（1864年），出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可以說是已經(jīng)以外交家、政治家和行政官員的身份開創(chuàng)了他的事業(yè)。從這個時期到1870年，在他成為直隸總督之前，仍然負責指揮軍事作戰(zhàn)，鎮(zhèn)壓捻軍和其他造反者；但此時他已經(jīng)是一名大官了，從此以后他手中的筆要比一直握在手中的劍更加強勁，更加有力。

1867年李鴻章成為了湖廣總督，翌年出任南洋通商大臣，在后面這個職位上，他與歐洲官員和商人的接觸范圍和重要性得到了迅速擴大。在指揮作戰(zhàn)和赴任新職位的空隙里，他時不時地回安徽老家探望母親，找一些空余的時光來培養(yǎng)家庭習慣和品德。因此在1868年于武昌接任總督之前，他在安徽住了3個月。在他的結(jié)發(fā)妻子死在太平軍手上后，他又成婚了。在這個時候，老天爺，或者說是父母的智慧為他挑選了一個性格出眾的女人。

有關(guān)李鴻章的所有記載上都清楚地說道，他的達觀態(tài)度、克己哲學、逆境中的堅韌以及自由主義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因于他的母親和第二任妻子。他對這兩個女人是完全忠誠的；他的孝順在世人眼里的確光輝熠熠，尤其是在他母親的葬禮上，他在都察院的敵人都不止一次地以此作為例證來指責他強烈的虛榮心和來路不正的錢財。

1870年李鴻章率兵去陜西鎮(zhèn)壓叛亂之后（此后他便接任了直隸總督之位），就再也沒有與生前的母親見過面。他的母親在1882年春天在李鴻章的兄長、擔任湖廣總督的李瀚章的官邸里去世。李鴻章遵照傳統(tǒng)滔滔不絕地表達了他的悲痛之情，并以不惜一切代價的態(tài)度完成了這個儒家喪禮的愿望，這個愿望要求他離開公職守喪27個月。他向皇上遞交了卸任奏折，這被文人學士們視為效法的楷模。其中的幾篇奏折已經(jīng)印在英文作品中；但其中有一篇非常值得再次抄錄，不僅是因為它是這位總督文學作品中的典范，而且還由于它記載了某些事實，而這些事實關(guān)系到對他生平的研究。這篇文章刊載于1882年5月16日的《京報》上。

李鴻章近日接到家信說母親抱恙，上奏希望能獲假回家看望。他說母親（其娘家姓也為李）在出任湖廣總督的兄長李瀚章的官邸里已經(jīng)住了10年有余。她今年高壽83歲，身體一直很硬朗。但去年冬天得了痢疾，雖然醫(yī)生醫(yī)好了一些，但夜間仍有發(fā)燒跡象。春天的時候情況出現(xiàn)了一些好轉(zhuǎn)。

在此之前，李鴻章曾讓長子李經(jīng)方代為照顧母親，此后李經(jīng)方便來信說母親還是咳嗽不止，難以吸收足夠的營養(yǎng)。母親年老了身子越發(fā)衰弱，加上長久不見李鴻章病情更加嚴重。這個消息傳到李鴻章耳中后，他顯得萬分焦慮，寢食難安。

自1870年春李鴻章率兵前往陜西起，他就未能和母親見上一面。官員為朝廷效命多年而顧不上料理雙親的情況十分常見?，F(xiàn)在他母親的病情越發(fā)嚴重，李鴻章倍感焦灼，日夜輾轉(zhuǎn)不安。因此李鴻章誠懇地向皇帝表明，是否能讓他獲假探親。他希望如愿以償?shù)玫脚鷾剩⒖虛P帆啟程行至武昌，拜見母親直到看到她康復為止，才能滿足自己對母親的愛（如同烏鴉反哺一般）。若得皇上慷慨允許，他將會感激不盡。如果他獲假成功，且母親看到久久未歸的兒子能夠回家探望必定會恢復健康。若是如此，他便速速回到工作崗位。

工作上的這些責任至關(guān)重要，包括對北洋海防的指導、中外交涉事件的管理以及地方事務(wù)的處理，因此李鴻章希望能有一個官職相當?shù)娜俗鏊拇砜偠?，以防各類事?wù)受到拖延和干擾。他懷著無法形容的苦惱和憂懼遞交了這份呈請，很快它被交到了皇帝手上。

李鴻章沒有對他在天津所負責任的重要性做出一番夸贊之詞。朝鮮問題和日本在朝鮮方面的訴求讓清政府感到了嚴重的不安，與法國發(fā)生的新糾紛的陰云又飄蕩在越南的上空。李鴻章還沒來得及出發(fā)去伺候母親以盡孝道，老夫人就在武昌去世了，因此皇帝有了足夠的理由拒絕批準他回家侍奉母親的請求。他為了國家利益而壓制了個人的悲哀。1882年的秋天，他獲得了為期兩個月的假期，因此可以回家處理母親的喪事。

李鴻章母親的葬禮儀式包含了隆重而壯觀的祭奠過程，這不僅說明了李鴻章遵守正統(tǒng)思想和孝順之道，還展現(xiàn)了他的家族在過去的20年里獲得的財富和權(quán)勢。在他母親的墳前匯聚了一大批祖先崇拜者：他的兄長總督李瀚章、兩個弟弟以及20個孫子和8個重孫。接下來，老夫人的牌位以十分虔誠的儀式供奉在李家的祠堂里，這一儀式非常復雜而隆重，一大批達官貴人都在場觀禮，大家心懷誠摯的敬意，因為這位母親培育了兩名總督兒子，值得稱贊。《回憶錄》的作者斷言李鴻章在他訪問德國的第七天寫了下面的日記：

“今天我閉門謝客，不見任何來訪者，因為我一直都在思念著已上天堂的母親，她就是在14年前的今日去世的。我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包括磨難和悲傷，無論高興還是自豪，我都忘不掉天上的母親，不管過去還是現(xiàn)在，她都在我的身邊。

“我的父親先于我母親去世多年。他的墳?zāi)箟延^卻空寂。母親千百次地祈求神靈，希望父親的在天之靈能讓她快樂地和他在天上見面。她絕對沒有自殺的意思。很多沒有見識，當然也有許多有知識的父母都認為這樣做既偉大又光榮。但如果母親自殺，父親絕對不認為他深愛的妻子是對的，也不會讓先走一步的他感到欣慰……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莫過于母親的過世，我希望能夠為她守孝一年，但皇上和俄國已經(jīng)開始談判有關(guān)朝鮮地位的問題，所以我只好和總督衙門保持聯(lián)系。

“剛收到莫爾托克先生的一封來信。我打算明天再讀。今晚我必須讀書，多花幾個鐘頭讀書，讀哲人的思想，以此紀念我的母親?！?/p>

這個虛構(gòu)性的《回憶錄》非常有趣，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正確的概念，即正統(tǒng)的儒學家是怎樣表達孝道的基本信條的。在這里很難說清楚他的正統(tǒng)行為有多么誠摯的情感，也很難說他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教育后代才擺出的姿態(tài)。那些熟悉他的人一定不會懷疑他對母親（以及他對家里的其他人）懷有的真摯感情；但他特殊的氣質(zhì)讓他很難控制自己不把對親友的感情變成為政治和文學服務(wù)的工具。李鴻章把他在波茨坦珍貴的5小時的休息時間拿來閱讀《孟子》，以紀念母親，是十分符合經(jīng)典傳統(tǒng)的做法，但這未必全然可信。

在公事繁忙后的空余時間里，李鴻章骨子里是個愛家的男人。哪怕在他獲得財富和盛名之后，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沒有煩惱，因為第二任妻子婚后好幾年都沒有生育。曾有一段日子她的健康狀態(tài)不是很好，到了1879年身體完全垮掉了，在他人的勸說下李鴻章請來了一位英國女醫(yī)生，后者由天津倫敦教會的麥肯齊醫(yī)生協(xié)助。妻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救治，李鴻章因此對歐洲的醫(yī)學技術(shù)建立了堅定的信心。他指定麥肯齊和歐文兩位醫(yī)生為他和家里的男子進行常規(guī)的檢查和護理，以此大膽地證明了自己的信心，歐文醫(yī)生甚至在1896年陪同他去海外游歷。

李夫人康復后不久便做了母親，這讓總督特別高興。之前為了延續(xù)香火，他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所以過繼了一個侄子，他是已故兄弟李昭慶的兒子。這個養(yǎng)子名叫李經(jīng)方，就是后來大家熟悉的李襲侯，曾擔任過清政府駐倫敦、東京的公使等其他職務(wù)。在清朝統(tǒng)治的時期，他在政治上因同情日本、反對俄國的外交綱領(lǐng)而為人所知。清朝滅亡后，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的危險歲月中，他在大連尋求庇護隱退起來。他的一生在政治方面從未表現(xiàn)過非凡的精力和原創(chuàng)力。他對事務(wù)的處理很有養(yǎng)父精明的特點，但卻沒有養(yǎng)父的勇氣和主動性。如果一般的報道說的是真話，那么他和李鴻章一樣具有利欲熏心的嗜好，萬事都非常小心，避免做出不利于李家，尤其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來。

在研究李鴻章的一生和他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時，對他的下一代的性格和行為也應(yīng)該加以注意，而且可以說他們和李鴻章的性格和行為一樣重要——不對，是更加重要，因為李鴻章在很多方面影響著他的下一代人。但是也有人明確地反對像在本書這樣的作品中對李經(jīng)方、李經(jīng)邁和李經(jīng)述這些官員的官方記錄和私生活進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夠說的和必須說的是，盡管這位大總督的后輩們在文學聲譽或政治功績方面無人能趕超李鴻章，但如同他們斂財和聚財?shù)哪芰Φ玫阶C明一樣，這個家族的智慧在中國確是獲得了很好的聲譽。

今天當古老的大清帝國的命運在懸而未決的形勢中瑟瑟發(fā)顫時，每件事情似乎都肯定地表明，由于沒有做好適應(yīng)不斷變化的準備，它的家臣就應(yīng)該接受懲罰。李鴻章的后人和所有清朝高官的政治主張聽起來就像是即將來臨的暴風雨之前的鳥鳴聲。

當這個國家遭遇到新的令人可悲的威脅時，一個聰慧的愛國主義集體（即維新派的“知識分子”和舊的政治體系里的官僚們）完全能夠保護它，讓它避免災(zāi)難，但是它的領(lǐng)導人卻在為了地盤、錢財和權(quán)力而進行卑鄙的斗爭。在這一點上，李家沒有繼承其中最有名的那個成員的洞察力和遠見。

或許像當前的歐洲戰(zhàn)爭所造成的狀況那樣，中國的所有弱點都暴露了出來，中國在邊境上得不到任何力量的防御，這是李鴻章外交資源和他消極的抵抗力所沒法顧及的。事實上，無論是那些支持袁世凱稱帝的人還是那些企圖推翻他的人，都沒有表現(xiàn)出建設(shè)性的政治才能，也沒有任何制止黨派斗爭以便采取行動保護國家、對付外來侵略的努力。相反，外來侵略勢力由于新舊中國政治家而受到鼓舞，他們利用此時的紛爭和動亂以便摧毀這個國家民族獨立的最后希望。政治家們行為背后的動機已經(jīng)非常明顯，都是些圖謀私利的野心家和唯利是圖的貪欲者。

除一兩個例外，李家自從革命以來，比起出謀劃策保護國家，更加關(guān)心自身的前景。李家的成員似乎分成兩類：一類對民國的共和綱領(lǐng)懷有正統(tǒng)保守派的仇視態(tài)度；另一類則因為對民族的忠心而反對袁世凱稱帝的企圖。譬如李鴻章的次子李經(jīng)邁是清朝統(tǒng)治時期的一位杰出人物，無論在哪里他都既是資本家又是軍火商人，尤其是在維也納的時候。1911年他反對反清運動；然而他和弟弟李經(jīng)述都對袁世凱懷有敵意。和李經(jīng)方一樣，他們可以稱為正統(tǒng)主義者，因為他們反對未經(jīng)戰(zhàn)無不勝的武力而獲取“天命”，建立任何本民族的王朝。

李經(jīng)述是李鴻章的次子，他在父親去世三個月后也過世了，那時正值1902年1月慈禧太后在外逃難后返京。他的去世通常被官方評論者描述為孝道的感人例子，因為他父親李鴻章一去世他就跟著去世了，但實際上卻是由于生活習慣上的放蕩所致。

李鴻章的侄子、云貴的前任總督李經(jīng)羲是李家后人中最著名最受尊敬的一位。他是堅定的?；逝?，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前往青島避難。在青島許多滿人和前清的高官們在德國的保護下感到安全；但在袁世凱全面解散國民黨后，在他人的說服下他返回北京，很顯然地認為滿人會很快重獲皇位，在那里他擔任了短命的政務(wù)會總理，但當政務(wù)會被幾乎都由袁世凱的追隨者組成的國務(wù)會取代后，同時擁袁復辟有了明確指向時，他又離開了北京開始了隱退的生活。

李經(jīng)羲忠誠地擁護舊政權(quán)，從他自己的觀點看還是一個愛國者，在勇氣、創(chuàng)造力和獨立思想方面，他和他著名的伯父十分相似。他的許多公文都體現(xiàn)了這些品質(zhì)，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奏折里，他建議朝廷就邊境問題向英國宣戰(zhàn)，在1909年的一篇奏折里，他催促攝政王召開會議，這個時間點比慈禧于1907年承諾的日期要早。1902年，他曾被老佛爺免去官職，理由是“一貫使性子又愛抱怨”，但此后又恢復了原職。

盡管在家庭生活中李鴻章天性是個“好孩子”，和藹又可親，但對兒子們他卻是一個嚴厲的父親，尤其是在有關(guān)學習方面。對于他們的學習科目，他的見解不能說是非正統(tǒng)，但至少是自由主義的思想。他期望他的兒子、孫子和侄子們都能對孝道懷有虔誠的態(tài)度，同時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也能懷有敬意，如同他平時一貫的表現(xiàn)那樣。他的家庭生活和大多數(shù)中國有錢人中的“大爺”一樣，是建立在家長制的秩序之上的，隨著他的子孫數(shù)量的不斷增多，他的家庭生活變得十分混亂，就像一個大客棧一樣。

他按照家族式的方式管理這個大家庭，他的幸福觀意味著有益的紀律加上快樂與和睦。他期望兒子們能以他為榜樣，孜孜不倦，富有責任心，但同時他認識到且總是承認，他的兒子們?nèi)狈σ环N貧困的刺激，這個刺激在他年輕時曾激發(fā)過他的野心，讓他奮斗不止。在其他方面，他們也因為家里物質(zhì)上的富裕而受到阻礙和影響。李鴻章對自己是坦誠的，算是一個思辨的哲學家。他在世時就很清楚，他的家人和親友因為貪污公款和腐敗已經(jīng)臭名昭著了，這使他們成為國人指責的對象。

李鴻章為兒子們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本人和極其貪心的哥哥李瀚章的所作所為為兒子們做了壞榜樣，他沒法指望后人們養(yǎng)成樸素的廉潔品質(zhì)。他明白，對金錢的貪婪是萬惡之源；和慈禧太后一樣，李鴻章習慣打著官府的名號每隔一個時期就對這個萬惡之源加以譴責，但事實上他找不到任何中庸方法來控制對金錢的貪婪，在這一點上，兒子們也和他一樣。

19世紀90年代天津的總督衙門成為貪婪的投機者和卑鄙的陰謀策劃者的聚集地，這種墮落的影響力漸漸彌漫并破壞了他家庭生活的品質(zhì)，這個時候他的兒子們也長大了，通過他的關(guān)系也謀求到了官位。毫無疑問，李夫人有益的影響本來是可以做些彌補工作的，但是在她1892年過世后，這種有益的影響力也消失了；年老的總督大人最后8年的生活是孤寂沒落的，心中充滿了失敗和屈辱的痛苦。這樣的生活對他的心理產(chǎn)生了很明顯的影響，一方面是日益加劇的犬儒主義，一方面是積極的人生觀正在消失，而這個人生觀是迄今為止讓他有別于其他人的一種優(yōu)秀品質(zh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對他產(chǎn)生了很大且有益的影響力，他從妻子那里得到了許多聰慧的忠告，這使他能夠承擔起職務(wù)的重擔。而李鴻章自己說他也曾經(jīng)是一個愛意濃濃、體貼入微的丈夫。

李鴻章性格和藹，喜歡飲酒作樂。他對吃喝這些事情有很明確的想法，適可而止，盡管只是偶爾醉酒。他的身體狀況從整體上來說，非常健康；的確，他一生的成功秘訣之一就是身體一直充滿活力。1889年，他面部癱瘓，但不久就痊愈了。他那非凡的生命力在1895年再次展露出來，當時他正在馬關(guān)和日本的全權(quán)代表進行談判，他的臉部被一個日本人射中。那時他已經(jīng)72歲了；他憑著堅強的意志克服了傷痛，漸漸康復起來并贏得了朋友以及敵人真誠的欽佩。對李鴻章來說，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從他的外交觀點來看，這是個偶發(fā)事件。

李鴻章知道自己是世界舞臺上的一位大人物，于是十分欣賞自己的成功之處。他擁有官僚階級的傲慢，為自己的權(quán)力而感到自豪，但這種自豪又由于個人的天真和孩童般的滿足而變得可愛了。

倘若早出生50年，或讓他的事業(yè)在乾隆皇帝統(tǒng)治時期，李鴻章可能會因為文學成就而獲得一般性的名聲，到死也只能拿個大學士的頭銜，獲得政治家神圣的名望，賺取幾百萬兩銀子。但是來自西方的沖擊力和他在太平天國運動時獲得的有關(guān)外國人及其事物的特殊知識，讓他一舉成名，其偉大程度超過了以前所有的官僚。同時，他還接觸到了獨立于一般性的衙門“壓榨”機器之外的斂財手段和方法（此處指李鴻章通過創(chuàng)建北洋水師來斂財）。于是，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他的名字從中國的蕓蕓眾生中凸顯出來。他在外國人的腦海里幾乎擁有超人的特質(zhì)，比如外交上的聰慧和卓見。

事實上，李鴻章身上并沒有什么超人的特質(zhì)。他之所以能獲得非凡的名聲，原因在于一些前所未有的條件，即使在他落魄的時候，也能為他不斷地創(chuàng)造發(fā)揮專業(yè)知識和無窮精力的機會。

（本文摘自《李鴻章傳》，［英］布蘭德/梁啟超著，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定價：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