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宗齊
《中國文學與文化》雜志（JCLC），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刊行
采訪者：何敏，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此熱彼冷
國內研究漢學家成果的學者遠多于歐美漢學家本身
讀書報：蔡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您是美國漢學界的知名學者，今天的訪談我首先特別想請教您對一個問題的看法：那就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已經成為國際學界的前沿課題，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在世界文學的語境下，我想知道您站在東西兩極文學之維的中間客觀地評價：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究竟處于怎樣的地位？造成這一現(xiàn)狀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蔡宗齊：謝謝你的提問！首先，世界文學這個概念表達了不同民族之間互相理解、欣賞、包容，推進人類整個文明進程的愿望。世界文學的提法緣起于歐洲，與西方的語言文化、價值體系和傳統(tǒng)緊密相聯(lián)。今天的中國文學在歐美文學傳統(tǒng)之外的文學里面，比較受重視，但仍然只是區(qū)域文學而已。這種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很復雜，其中很根本的一點是：一種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跟滋養(yǎng)這種文學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這兩者是同步的。中國從前國力、經濟都比較弱小，當時相對強大的歐美自然對中國文學文化傳統(tǒng)不會重視。然而，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國力增強，這種現(xiàn)象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今天的美國學界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關注與80年代初我剛到美國時相比，從語境來看已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我認為，中國文學也好，中國文化也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只會不斷上升。學術界、文化界的討論中，其實沒必要太介意這個地位問題。
讀書報：最近幾年，中國文化“走出去“是文化教育界的熱門話題。中國文化“走出去”肩負著對外傳播中國優(yōu)秀文化，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重任。但是美好的愿望常常沒有收到想要的成果。您覺得中國文化“走出去”怎樣才能成功？
蔡宗齊：在我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有四點。要把中國文化介紹到另一種文化傳統(tǒng)，首先，你要懂得使用他國人民所熟悉的語言和方法來講述中國故事；其次，你要能夠運用他國文化里重要的信息平臺和出版渠道；第三，你要選擇愿意為中國文化傳播出大力的合作伙伴；最后，你要建立一個深度文化交流的平臺。我相信，人類都有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會有一種平常心來接受他國的傳統(tǒng)。
讀書報：漢學界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里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蔡宗齊：漢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人文科學的學術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一門學科。傳統(tǒng)漢學主要指以文獻研究和古典研究為中心，集中于對中國傳統(tǒng)人文領域的研究。到了上個世紀中期，隨著二戰(zhàn)結束，美國漢學獨樹一幟，研究內容、方法與理念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擴展到社會科學、經濟、政治、商業(yè)等方面。因此有了一個新詞：ChineseStudy，即“中國學”?！皾h學”與“中國學”，無論是研究內容、方法，還是理論基礎、范式，常常是互通、互指、互為表達。漢學家大部分集中在歐美大學的東亞研究系，每年為社會培養(yǎng)一定數(shù)量的畢業(yè)生。他們的學術研究成果受到整個西方世界，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學術層面的信賴。西方如果要了解中國國情和文化，他們所依賴的
信息數(shù)據(jù)基本來源于漢學家提供的資料。另外，無論是從事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大學教授，或是其他社會各界中國問題的專家，都是先在大學東亞系接受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基本訓練，然后走向研究中國各種領域的道路。因此，漢學界的學術思想和成果會對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國家關系、社會、文化和文學等各個層面的交往產生極為重要影響。
讀書報：我們常說，漢學界的研究成果對中國而言是“他山之石”，可以從另一個視角幫助我們更看清自己。反之亦然，漢學界的成果對西方世界而言，也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汲取中國文化的精華，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那怎樣才能調動漢學家的積極性來讓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呢？
蔡宗齊：這不能勉強。只能讓漢學家自己來推動漢學領域各個學科的發(fā)展，來進行更深層次的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只有研究漢學的學者愿意跟中國學者深入交流，把中國學者的成就做為自己研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來共同研究關注的課題，才能真正持久有效地把中國的故事介紹給世界。
讀書報：漢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文學與文化，而我們熟悉的另一門顯學“國學”與“漢學”有同樣的研究對象，您能介紹一下二者的異同嗎？
蔡宗齊：“國學”是國人自己對中國學術傳統(tǒng)與文化精髓的研究。而“漢學“主要是指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傳統(tǒng)的研究。二者有著相同的研究對象，但研究的語境和方法有很大的區(qū)別。漢學不是國學，它的生存土壤是西方的學術話語與價值體系，帶有明顯的西方特定時期的歷史、文化的痕跡。它是本質上更從屬于西學的一種學術形態(tài)。但漢學與國學同時又息息相關，兩者是各自的鏡像。
讀書報：是的，人類歷史的傳統(tǒng)多種多樣，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從單極向多極化發(fā)展的過程，中國與西方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多認知差異，是源于兩種基本上為異質的文明。講到這里我想請教您對“漢學主義“的看法。從薩義德的東方主義開始，中國學術界將后殖民理論用于歐美漢學研究，有學者認為西方漢學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客觀知識。您怎樣看待這種對漢學的批評聲音呢？
蔡宗齊：當下國內出現(xiàn)批評漢學界的聲音，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是當前中西學術交流中出現(xiàn)的不平衡現(xiàn)象。近年國內掀起了“國外漢學研究”熱，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專著介紹歐美漢學的研究成果，許多主要的大學都創(chuàng)辦了漢學研究的中心及專門刊物。歐美學界從事傳統(tǒng)漢學研究的學者人數(shù)頂多千把人，而國內研究漢學家成果的學者數(shù)量遠勝于歐美漢學家本身。然而，國外漢學界卻沒有投桃報李，很少真心熱情地關注和介紹“國學”研究的成果，盡管國學研究者的數(shù)目是以數(shù)十萬乃至百萬為計的。此熱彼冷，這種巨大的反差自然會引起不少學者的非議詬病。
另一個原因是漢學本身的歷史包袱。漢學在不同歷史時期受當時主流思潮和意識形態(tài)影響，會以居高臨下的傲慢態(tài)度流露出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偏見。傲慢也好、偏見也好，今天的學者如果單從學術上來提出、分析這些問題，也無可非議。但如果貼上什么主義這種政治或者意識形態(tài)的標簽，進行過份苛刻的批評和鞭撻，這對加強中西文化的了解、溝通與交流沒有什么好處。寬容、尊重、理解，應該是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基本態(tài)度。如果對方有偏見，交流的狀態(tài)不理想，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實際工作來改變這種狀態(tài)，減少不必要的攻擊與抱怨，這才是更實際、更有建設性的做法。
今非昔比
中國古典文學在美漢學研究中已滑到邊緣位置
讀書報：在2014年，您與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共同創(chuàng)辦了英文期刊《中國文學與文化》。這是美國漢學界中國文學研究領域里非常重要的事。創(chuàng)辦這本期刊是不是您剛才說的那種旨在促進中外學術交流的實際的、有建設性的工作呢？
蔡宗齊：對。做這件實際的工作既是要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力圖幫助改變漢學古典文學界生態(tài)之舉。我上世紀八十年代讀博士的時候，古典文學是美國漢學研究的一個中心，而如今已滑到邊緣的邊緣。怎樣才能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呢？辦雜志，開拓發(fā)表研究成果的園地，無疑可以幫助吸引更多的年輕學者進入古典文學和文化研究的領域。坦白說，現(xiàn)在年輕學者大都熱心于對現(xiàn)當代文學文化的研究，而古典文學發(fā)展急需新生力量。
同時，創(chuàng)辦這個雜志也是要為推動中外學術深度交流作出擔當。與漢學界現(xiàn)有的所有學術期刊不同，《中國文學與文化》是真正做到了全面的國際化。共同創(chuàng)辦者是北京大學和伊利諾伊大學；編輯委員會成員一半來自北美，一半來自大中華地區(qū)；而發(fā)表的園地也是中外學者共享的，第一至六期共刊發(fā)48篇文章，其中20篇是由大陸港臺學者撰寫、美國年輕學者翻譯改寫而成。用這樣新的形式辦學術雜志，對于漢學和國學都是雙贏的。一方面，漢學通過歡迎大陸港臺學者的參與，發(fā)現(xiàn)許多新的研究課題和熱點，為自身的發(fā)展找到了源頭活水。另一方面，來自大中華地區(qū)的學術成果用符合西方學術的規(guī)范來寫成英文，達到漢學界出版的嚴格標準，在頂尖的出版社的雜志上發(fā)表，從而真正進入西方世界的學術流通系統(tǒng)。
努力做這些有益于漢學、國學自身發(fā)展、可以真正雙贏的實際工作，從中加深雙方的相互理解，建立合作伙伴的友情，比起糾纏于歷史，一味批評指責漢學，張貼政治標簽，難道不更有意義嗎？
讀書報：這樣一本旨在宏揚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術期刊，有什么基本的辦刊思路？
蔡宗齊：很簡單，那就是“天下學問一家”。這是袁先生與我在創(chuàng)刊號上寫下的，也是我們最初的學術理想。所謂“天下學問一家”，就是天下學問，無論東西南北，無論漢學國學，不同傳統(tǒng)的學問能夠深度交流，互相融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今天的世界本來就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學問今后的發(fā)展必定如此。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盡力整合海內外各方資源，給歐美漢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開辟中國文學與文化西傳的新路徑，讓世界真正理解、欣賞和接受中國文學和文化。
讀書報：期刊辦到現(xiàn)在，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果？
蔡宗齊：雜志現(xiàn)在共出版了三卷六期。第一、二期合編出版，第六期已經送交杜克出版社。這六期所載文章大多數(shù)是漢學界和國學界的重量級學者，從發(fā)行效果來看，比我的設想更好。更重要的是，在辦雜志的過程中，一些年輕的美國學者有機會與國內學者共同合作，一方面把國內的作品翻譯成英文，讓東亞學者的研究課題可以進入西方。同時，翻譯合寫也是學術成果，通過這種方式可以美國年輕的學者有機會發(fā)表文章，幫助他們以后拿到終身教職，為漢學界培養(yǎng)后備力量。同時，這樣的交流可以使國內外學者成為學術研究的伙伴，建立友誼，就可以打破中國傳統(tǒng)國學與漢學的明顯分界，成為有共同學術追求的伙伴。創(chuàng)造這種局面無論是對現(xiàn)在的學術研究，還是將來的漢學格局，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種合作特別體現(xiàn)在我們的專輯編輯出版方面。我們到現(xiàn)在一共發(fā)行了三個專輯，一本是袁先生和商偉編輯的《中國文學和視學文化》，第二本是我編輯的《中國詩歌聲音與意義》，第三本是有關古典文學理論與現(xiàn)代文學關系的專輯，由王德威教授編輯。專輯從不同角度來探討一個共同的話題，于國學方面，增加了漢學視角，對漢學方面，也得到國學界的反鐀，這樣得到的研究成果對雙方都是一種超越。給予時日，整個學術界的生態(tài)會從長遠產生變化。我對此很有信心。漢學界對國學界的需要不少于國學對漢學的需要。你想，這么少的人數(shù)是無法涉及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方面面的，有了國內學者的參與，漢學界的發(fā)展會更有朝氣，不斷涌現(xiàn)出新的觀點，新的聲音，新的視角。
讀書報：您在2014年還主持復刊了《嶺南學報》，與《中國文學與文化》結為姐妹雜志?！稁X南學報》過去曾經刊載過陳寅恪、吳宓、王力等著名學者的文章，是民國時期學人發(fā)聲的重要論壇。請問怎樣理解兩本刊物互為“姐妹雜志”的提法？
蔡宗齊：我很感謝嶺南大學給我提供幫助，創(chuàng)造條件，讓我主持復刊《嶺南學報》。這個雜志在歷史上對國學研究起過重要作用，至今依然是學界共同的記憶。我對嶺南很有感情。也許是命運的安排，我在學術上的尋夢追夢，總與嶺南有關。我出生在嶺南大學的舊址，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學的康樂園，在那里度過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時光。我1984年離開廣州，到海外求學，一去就是32年?，F(xiàn)在，中國各方面都強大了，學術環(huán)境也和以前大不相同，我又回到嶺南，希望能夠為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推廣盡綿薄之力。這是我個人的人生經歷，從起點出發(fā)，歷經世事，最終回到起點。
我在嶺南有了新的夢想，嶺南位于中外文化交匯之處，給我足夠的平臺，能夠請國內國外學者進行交流，把我的眼界從英文學界擴展到中文學界，這對于我學術理想和人生追求有著極大的影響，也是極好的安排。嶺南給我一筆不少的資金來復辦《嶺南學報》。《嶺南學報》創(chuàng)刊于1929年，1952年因嶺南大學的解散而閉刊。復辦《嶺南學報》，不敢奢望重現(xiàn)昔日的輝煌，但力圖促進中西學術深度交流，開天下學問一家的風氣。《嶺南學報》會發(fā)表《中國文學與文化》部分論文的中文版，同時也為《中國文學與文化》推薦優(yōu)秀中文學術論文。這樣，優(yōu)秀的稿件在中文世界和英語世界都能產生影響。和《中國文學與文化》一樣，《嶺南學報》同樣也六輯完成出版。第一期的作者都是學術界的領軍人物，以后每期都有重量級的學者賜稿，所有稿件要經過匿名審評，以確保學報的質量。隨著學報逐漸取得同行的認可，已有不少學者愿意把質量較高的稿件投給我們。
讀書報：除了《中國文學與文化》和《嶺南學報》兩本雜志，您近期還有其他學術興趣點嗎？
蔡宗齊：雖然我手里有兩本專著在寫，但過去幾年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組織學術活動來推動學科發(fā)展。要真正改變西方漢學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不利現(xiàn)狀，光是自己一個人閉門寫書寫文章是不夠的，一定要把同領域各個學者的力量都聚合起來，集中做一些項目，才會更有成效。我正在與袁行霈教授合作，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寫《如何讀中國文學》系列叢書，其中包括《如何讀中國詩歌》《如何讀中國小說》《如何讀中國戲曲》《如何讀中國散文》《如何讀中國文學批評》四部文學導讀集，以及四部配套的語言教本。我編纂的《如何閱讀中國詩歌》已在幾年前出版，很受歡迎。這套系列叢書是以這本選集為樣本設計的。
讀書報：“萬物一體”“天下一家”，這是王陽明的大理想。“天下學問一家”這句話本身包含著無數(shù)中國學者的向往。在中西文學交流的話語中，學者一方面要有深切的關懷意識，同時又要理性地認識到種種現(xiàn)實受制因素。在另一篇訪談中，您也提到理想一詞。我很感動您對學術的理想與激情，感動于您心存理想，而后埋頭做實事，促進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的人生態(tài)度。
蔡宗齊：是的，我喜歡談夢想，或者理想。理想主義是事業(yè)和人生的基礎，一切從夢想開始，沒有夢想，人怎么能夠超越平俗的現(xiàn)實，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呢。我常常對我女兒講，一個人要有理想，但接下來，就需要為理想大量投入，甚至做出一定的犧牲，才能慢慢讓理想變成現(xiàn)實。不然就是空想。我相信，促進中外學術深度交流，開天下學問一家的新風，也是所有中國學者的夢。有了追夢的激情、勇氣和執(zhí)著，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有希望共同努力，讓夢成真。我與袁先生合作，學到許多東西，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對學術事業(yè)永無止境的追求。有他老人家的榜樣在前，我自己絕對不敢叫苦，只能憑著“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為實現(xiàn)天下學問一家之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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