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0年7月22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陳蘊茜因病逝世。陳蘊茜長期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是國內(nèi)較早倡導和踐行新文化史的學者之一，在歷史記憶、城市空間、性別研究等領域頗多建樹。學衡研究院同仁于沉痛哀悼之余，略述陳蘊茜學術研究的貢獻與特色如下，以慰逝者，以饗讀者。
陳蘊茜在哈佛
人生是一場旅行，史學研究則是特殊的知識和思想旅行。溫婉如玉的歷史學者陳蘊茜，在人世間只停留了短短55年，卻走過了一段光彩奪目的史學之旅。
（一）
陳蘊茜1983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先后讀完本科、碩士，1990年畢業(yè)后留系任教。1989年，還是二年級碩士生的陳蘊茜和導師方之光教授合作發(fā)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論文，題目是《太平天國與糧食問題》，為長期偏重政治、軍事問題的太平天國史研究注入了一絲清新的空氣。1991年，她首次以第一作者身份發(fā)表文章，主題是龔自珍的社會變革思想。
留校任教的最初十年，作為一名青年教師，陳蘊茜參與了不少集體性的研究項目，為此傾注了大量精力。她參與后來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指導教師崔之清教授主持的4卷本《太平天國戰(zhàn)爭全史》，聯(lián)合主編該書第四卷，并承擔了20萬字的寫作任務。張憲文教授主編的《金陵大學史》，她也承擔其中一章6萬字的寫作。她還與崔之清教授聯(lián)合主編2卷本《學林新篇》，納入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中國典籍精華叢書”。為迎接香港、澳門回歸，陳蘊茜在多年授課的基礎上，獨立編著《港澳概論》一書，在澳門回歸前夕公開出版。
與此同時，陳蘊茜也開始摸索自己的學術道路。1996-1997年，她接連發(fā)表四篇文章，討論從戊戌到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轉型問題，提出了一些在當時頗有新意的看法。比如她認為，清末教育制度由傳統(tǒng)向近代的過渡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型奠定了基礎，所受教育的差異導致知識分子分化為不同的群體；社會心理對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產(chǎn)生了“促進─阻礙”的雙重效應，等等。1997-1998年，她在《近代史研究》連續(xù)發(fā)表兩篇文章，對民國時期城市婚姻和家庭制度變遷進行深入探討，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較大的反響。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院長齊春風教授當時還是南大歷史系博士生，今天回憶起來，仍然記得這兩篇文章給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
（二）
進入21世紀后，陳蘊茜的史學研究逐漸進入新的境界。變化的契機有二：一是1999年開始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在職攻讀博士學位，促使她努力開拓個人學術研究的新天地；二是2001-2003年在哈佛大學及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學，幫助她找到了以新文化史探索民國社會政治變遷的新路徑。
2001年，陳蘊茜以南京大學副教授、在職博士生的身份入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員（visiting fellow）項目，赴波士頓進行為期一年半的訪問研修。訪學期間，她得到合作導師柯偉林（William Kirby）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孔飛力（Philip Kuhn）等知名學者的指導，修讀了人類學系華?。↗ames Watson）、何永生（Engseng Ho）、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等教授的課程，并和來自歷史學、考古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同屆訪問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
這一段學術經(jīng)歷，從兩個方面改變了陳蘊茜學術研究的方向和特色。一是國際化視野。哈佛期間，她養(yǎng)成了廣泛閱讀英文文獻的習慣，極力克服彼時部分國內(nèi)學者閉目塞聽、自說自話的缺點，有意識地與海外學者交流對話，預流國際學術前沿。正因如此，她后來發(fā)表的許多論著不僅在國內(nèi)學界產(chǎn)生很大反響，也得到國外相關領域?qū)W者的關注和認可。二是跨學科意識。也是在哈佛期間，她了解到在西方學界方興未艾的新文化史，并對文化人類學尤其是象征、符號、儀式等問題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開始了將文化人類學概念和理論融入中國近代史研究、在中國學界倡導和踐行新文化史的努力。
在新的學術視野和理念之下，陳蘊茜的史學研究漸入佳境。一方面潛心研究民國時期的孫中山符號和孫中山崇拜，撰寫和完善博士學位論文；一方面在新文化史的學術觀照下，深入探索中國近代城市空間、大眾文化、歷史記憶等問題。新世紀的最初十年里，她在《開放時代》《學術月刊》《史林》《江海學刊》《江蘇社會科學》《南京大學學報》等刊物發(fā)表了一系列有新意、有分量的文章，從公共設施與知識生產(chǎn)、住宅建設與社會分層、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意識形態(tài)沖突等不同角度，對近代中國的公園、公墓、劇場以及整體城市空間進行多角度的考察，并從理論上深入闡述了空間維度對于中國城市史研究的意義。
這些成果題材新穎，眼光獨到，既凝聚著扎實的資料功夫，又具有自覺的理論色彩，體現(xiàn)了鮮明的史學創(chuàng)新意識，得到相關領域?qū)W者的一致好評和廣泛征引。城市史、社會史、文化史甚至建筑學、旅游學等領域的許多學者，都從她的研究中獲益。
這些研究與當時孫江、王笛等人正在提倡的“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相呼應?，F(xiàn)任澳門大學歷史系主任的王笛教授回憶，自己就是在15年前和同仁一道主編《新社會史》叢書時認識陳蘊茜的，叢書第3輯《時間·空間·書寫》收入她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沖突——以中國近代公園為中心的考察》，“為集子增色不少”。
（三）
陳蘊茜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增補完善而成的《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從1999年開始攻讀博士學位起，到2009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正式付梓出版，這部著作真正是“十年磨一劍”的產(chǎn)物。
陳蘊茜著，《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論文選題確定后，孫中山符號研究就成了陳蘊茜生活的重心。她“沉醉于搜集資料、發(fā)現(xiàn)問題的愉悅之中，以至于搜集資料上癮”，“中山”二字時時伴隨她的學習和生活，“每到一地，就去找孫中山相關資料，去尋孫中山紀念物，每發(fā)現(xiàn)一座中山公園、一條中山路都如獲至寶”。“中山”于中華民族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符號，于陳蘊茜則是“二十年治學生涯中最重要的學術符號”。
孫中山研究無疑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顯學”，百余年間，中外學界關于孫中山生平與思想的研究論著可謂汗牛充棟。在悠久而厚重的學術傳統(tǒng)之下，研究者要想擺脫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謂“影響的焦慮”，寫出一部真正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孫中山研究專著，洵非易事。陳蘊茜的這部著作，一改以往政治史研究的本質(zhì)主義視角，采用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徑，將政治史與文化史、社會史，歷史學與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相結合，加上嫻熟的史料爬梳功夫，不僅成為孫中山研究領域別開生面的力作，也為大陸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實踐案例。該書以九章、60余萬言的篇幅，著力探討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孫中山崇拜的形成與發(fā)展，解析國民黨為塑造、推展孫中山崇拜所運用的形式和手法，透視民國時期國家與社會、精英與民眾之間復雜多元的互動關系。透過孫中山崇拜研究，該書揭示了國民黨權力技術的多樣性、靈活性與控制性，以及中國從傳統(tǒng)國家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國家權力如何進行現(xiàn)代性建構并發(fā)揮其控制社會的功能，從而折射出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的復雜面相。
功夫不負有心人。前沿的選題、開闊的視野、獨到的眼光、得當?shù)姆椒?，加之“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毯式搜索”而來的翔實而系統(tǒng)的資料支撐，使這部著作甫一問世便引發(fā)中外學界的關注和贊譽，《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中英文學術刊物，乃至《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等報刊，紛紛刊發(fā)書評和書介，一時間好評如潮。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該書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文化人類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卻并未生搬硬套，而是在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大量搜集和認真考訂的基礎上立論，因而能夠言之成理、言之有據(jù)。著名學者李天綱在書評中寫道：“作者并不放棄歷史學的基本功，費了大量時間在檔案、報刊、雜志、方志、筆記、文集、回憶錄中查考有關文獻和傳說。本書在主題和主旨上，表現(xiàn)了作者對‘后現(xiàn)代’和‘新歷史’的關切。然而，全書的學術根底和寫作風格，卻完全是歷史學傳統(tǒng)的篤實考證?！?/p>
學界同仁談到陳蘊茜的這部代表作，除了贊嘆其視角之新穎、構思之精巧、資料之翔實、論證之嚴密，并譽為中國新文化史研究的標志性成果，往往還會加上一句話：這本書，在學術史上是會留下來的。對于一位學者來說，得到這樣樸實而崇高的評價，此生足矣。
（四）
2009年《崇拜與記憶》一書出版，標志著陳蘊茜關于孫中山符號的研究暫時告一段落。
這一年，在日本任教十年的孫江開始籌劃回歸母校。結合陳蘊茜及其他同仁已有的研究基礎，孫江設想以記憶研究作為未來若干年的團隊工作重點。大家反復討論，確定以“南京：現(xiàn)代中國的記憶之場”作為大型跨學科研究項目的主題，制定了詳細的研究計劃和工作方案，包括外文成果翻譯、本土案例研究、國際學術交流等等。當時，陳蘊茜在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擔任為期一年的駐院學者。在院長周憲教授支持下，高研院成立了“公共記憶研究中心”，由陳蘊茜擔任中心主任。2010年9月，南京大學與日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聯(lián)合舉辦“中日視野下的東亞知識體系構建”國際學術研討會，由記憶研究團隊承辦，記憶研究也是這次會議的重要主題之一。2014年12月，南京大學學衡跨學科研究中心成立，兩年后更名為學衡研究院，學術重心之一仍然是記憶研究（另一個是概念史研究）。
自南大記憶研究跨學科團隊創(chuàng)建伊始，陳蘊茜一直是核心成員，在溝通、協(xié)調(diào)和組織開展各項工作上付出了大量精力。2013年，孫江領銜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xiàn)代中國公共記憶與民族認同研究”，陳蘊茜從選題到申報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并承擔子課題的研究工作。她擔任《學衡歷史與記憶譯叢》副主編，在組織翻譯國外記憶研究成果方面做了許多工作。2015年，諾拉《記憶之場》中文選譯本出版。2017年，阿萊達·阿斯曼《記憶中的歷史》中譯本面世。這些成果出版后受到讀者歡迎，對國內(nèi)記憶研究不無推動之功。學衡研究院在記憶研究方面的其他重要工作，如《記憶之場》全本翻譯、《文化記憶研究指南》中譯等，也都凝聚著她的心血。
與此同時，陳蘊茜本人也在記憶研究領域繼續(xù)耕耘。她參與華中師范大學羅?；萁淌?、朱英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委托項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闡釋”，承擔其子課題的研究工作，和學生王楠等人合作撰寫《紀念空間與辛亥革命百年記憶》一書，收入《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文庫》，于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正式出版，后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
陳蘊茜后期的記憶研究，尤以長文《山歌如火：〈劉三姐〉的性別意識與階級抗爭》最為經(jīng)典。文章以電影《劉三姐》的開場作為起筆，從不同文本的敘述策略入手，細致梳理了“劉三姐”如何從民間傳說，逐步演變?yōu)閺V西彩調(diào)劇、歌舞劇，最后被拍成電影、廣為人知的過程，考察了1950年代大眾文藝政策指導下的文藝工作者如何通過收編、改編、重述劉三姐傳說，來展現(xiàn)性別反抗與階級斗爭。她認為，“劉三姐”傳說的演變歷程是大眾文藝政策付諸實踐的經(jīng)典體現(xiàn)，也是后來樣板戲模式的前奏。這是一個喚起民眾的社會等級差異記憶，進而將其同質(zhì)化為集體的階級對立、階級斗爭記憶的過程，也是將地方性收編、融匯于國家性的過程，它使一個地方性、邊緣性的民間傳說成為一部宣傳階級斗爭的文藝經(jīng)典，最后又超越地方性而成為代表中國的經(jīng)典。文章的結尾也頗有詩意：“這個經(jīng)典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唱著山歌、撐著竹筏、踏著漓江山水而來的美麗劉三姐印象……”這篇文章2010年發(fā)表于黃東蘭主編的《新史學》集刊第四卷《再生產(chǎn)的近代知識》，后來又被翻譯成英文，刊載于英文學術雜志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在國內(nèi)外學術界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此文發(fā)表后，本就有一幅美妙嗓音的陳蘊茜，也在同行和朋友中得了一個“劉三姐”的雅號。
陳蘊茜的記憶研究經(jīng)典文章《山歌如火：〈劉三姐〉的性別意識與階級抗爭》發(fā)表于《新史學》集刊第四卷
陳蘊茜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還嘗試將記憶研究與性別研究這兩個跨學科領域結合起來，打開一塊學術新天地。2013年2月，她和南京大學記憶研究團隊前往日本長崎大學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主題是李香君形象與近代記憶變遷?？上?，這次會議之后不久，她便身染重疾，一年間動了兩次大手術。她的好友和兄長孫江感嘆道：“如果不是病魔，該會寫出多少與自己身材不相稱的厚重著作?！比肆﹄y以勝天，憾哉！
（五）
一位學者，他/她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學術生命卻會代代傳承。陳蘊茜教授英年早逝，留下了太多的遺憾，但她的著作會留在人類知識寶庫中，她的學生會將她未竟的學術事業(yè)發(fā)揚光大。
三十年來，陳蘊茜在培養(yǎng)學生方面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她帶學生，都是手把手地指導他們查找資料、設計構思、組織運用材料，反反復復逐字逐句審讀修改學生的文稿。在承擔集體性的記憶研究項目過程中，也吸收研究生參與，“師傅”帶著“徒弟”邊學邊干，讓學生們在實踐中得到鍛煉。在陳蘊茜的傾心引導下，一些學生也走上了記憶研究之路。她的學生王楠在碩士階段就寫出了關于秋瑾記憶的精彩論文，發(fā)表在孫江主編的《新史學》集刊第八卷《歷史與記憶》上；讀博士期間研究南京大屠殺記憶，學位論文《作為表象的事件——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政治（1982-2014）》提出許多創(chuàng)見，現(xiàn)已成為該領域的前沿學者。另一名學生黎心竹，從記憶視角研究南京白局、十五貫、白蛇傳等民間文藝的傳承和變遷，是一位非常有潛力的學術新人，博士論文《動物與靈異：中國傳統(tǒng)戲曲中的善惡主題及其現(xiàn)代改造》得到答辯委員的一致好評。另一些學生則從記憶研究轉向概念史研究，如碩士生鄭雪君的學位論文《“基督抹殺論”的譜系——幸德秋水<基督抹殺論>的底本與中譯本之比較》，已初窺概念史門徑，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陳蘊茜既堅實厚重、又有新意和靈性的史學研究風格，可謂后繼有人。
陳蘊茜在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三十年，在同事、同行、朋友和學生當中，她的“好人”形象有口皆碑。她治學勤謹、精益求精，以開創(chuàng)性的論著，引領了新世紀以來國內(nèi)新文化史研究的潮流。她誠懇友善、熱心助人，臉上總是帶著微笑，走到哪里就給哪里帶來溫馨的氣氛。最近七年備受病痛折磨，但她一直以微笑出現(xiàn)在大家面前，對學生和后輩的關愛一如既往，對學術的執(zhí)著認真始終如一。這樣一位可親、可敬、可愛的學者盛年離去，實在令人痛惜。
天地悠悠，山高水長，陳蘊茜教授的學術功德，連同她善良真誠的微笑，都已成為恒久歷史的一部分。
（李里峰、李恭忠、王楠執(zhí)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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