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鐵馬的十六國，大約是中國歷史上最讓人感到混亂、陌生又不乏一絲神秘感的時代。“三分歸一統(tǒng)”的西晉王朝匆匆收場，北方歷史舞臺上突然出現(xiàn)了一大批匈奴、羯胡、鮮卑、氐、羌等勢力，雖然他們大多已經(jīng)在華北、關(guān)中定居了幾代人，但直到這時史書記載的聚光燈才照向了他們。在十六國的英雄榜上，石勒無疑是居于前列的人物，這位山西武鄉(xiāng)長大的羯胡所經(jīng)歷的起伏坎坷，可以帶我們領(lǐng)略彼時從最底層到最高層的全幅風(fēng)景。新整理點校的《十六國春秋輯補》（北魏崔鴻撰，清湯球輯補，聶溦萌、羅新、華喆點校，中華書局，2020年）將石趙相關(guān)的史料集中到短短數(shù)卷之中，為讀者省下許多搜集之苦，我們正可借此走近石勒和他的時代。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一、卑辭擒王浚
公元313年，石勒第三次攻下鄴城，司州、兗州、冀州大片地區(qū)已盡在掌握，成為北方一大勢力。此時晉朝留在北方的殘余力量還剩下并州的劉琨與幽州的王浚，他們分別依靠拓跋鮮卑和段部鮮卑的援助，與劉聰、石勒形成對峙。對于在河北發(fā)展的石勒來說，幽州的王浚是當(dāng)下最大的威脅。王浚“據(jù)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xiāng)”（石勒語，以下未擴注出處的引文均來自《晉書·石勒載記》與《十六國春秋輯補·后趙錄》），署置百官，稱制南面，已經(jīng)著手代晉稱帝，孰料翌年的三月三日，卻在大本營薊城被石勒兵不血刃地活捉了。此中曲折，頗可玩味。
在對王浚動手之前，石勒聽從了謀主張賓的建議，“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派遣兩位使節(jié)帶著大量珍寶和一封勸進王浚為天子的表文前往幽州。表中寫道：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nèi)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yuǎn)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系。伏惟明公殿下，州鄉(xiāng)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fù)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qū)除爾。伏愿殿下應(yīng)天順時，踐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dāng)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
石勒為上黨郡武鄉(xiāng)縣人，屬于并州，而王浚出身太原王氏，為魏晉時期第一流高門，當(dāng)然也是并州首望，“州鄉(xiāng)貴望，四海所宗”一語，可謂正中其懷。更有說服力的是“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在當(dāng)時的語境下，這是近乎自辱的卑辭。王浚仍然質(zhì)問其使者王子春，石勒已擁有強大實力，為何稱藩，可信嗎？王子春回答：
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圣旨。仰惟明公州鄉(xiāng)貴望，累葉重光，出鎮(zhèn)藩岳，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fēng)，戎夷歌德，豈唯區(qū)區(qū)小府而敢不斂袵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dāng)M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yuǎn)，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愿公勿疑。
除了重申“州鄉(xiāng)貴望”，王子春著重發(fā)揮的是“帝王不可以智力爭”的論點。舉陳嬰、韓信等例，明顯有兩漢之際班彪所撰《王命論》的影子。帝王之位因天命而非逐鹿獲得，而天命在于劉氏，這是西漢后期尤其東漢一朝力圖灌輸?shù)乃枷?，其影響非常深遠(yuǎn)（參看侯旭東《逐鹿或天命：漢人眼中的秦亡漢興》，《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5年第4期）。但正如曹丕在禪代儀式中說出的“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梟雄無不知曉，只要軍事政治實力具備，天命、符瑞、民意都是可以制造的。真正打動王浚的，還是那句“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焙吞烀f相比，華夷秩序的觀念發(fā)軔于戰(zhàn)國，完備于兩漢，甚至是比天命論更為成功的意識形態(tài)，其核心要點是華夏居中統(tǒng)治四夷，四夷居外接受統(tǒng)治，天命或許會轉(zhuǎn)移，但絕不會從華夏轉(zhuǎn)到夷狄。夷狄要想做天子，不僅上天不同意，人民也不允許。王浚之流對此毫不懷疑。兩年之前，劉琨曾送石勒之母王氏于勒，同時也帶了一封誠意滿滿的書信，其中寫道：“自古以來，誠無戎狄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yè)者，則有之矣。”石勒并未正面反駁，只是回復(fù)道：“君當(dāng)逞節(jié)本朝，吾自夷，難為效。”王子春的說法與劉琨的書信如出一轍，說明這是當(dāng)時頗為流行的“常識”，它能讓石勒無法反駁，也能使王浚打消疑慮。這就是王浚接受石勒“稱藩”的心理基礎(chǔ)，此后石勒向王浚使者示弱的表演才得以展開。在下一年三月三日（上巳節(jié)），石勒帶著大軍，趕著數(shù)千頭牛羊奔向薊城，王浚堅信石勒是來稱藩奉戴自己稱帝的，在沿途準(zhǔn)備好食物接待。等到數(shù)千頭牛羊填塞街巷，讓幽州士兵無法出動，石勒便長驅(qū)直入其府中，王浚毫無反抗地成了階下囚。
二、“小胡”印記
石勒的謀略能夠成功，固然是由于王浚華夷觀念根深蒂固，也因為石勒的“小胡”身份的確明顯。石勒是“羯胡”，據(jù)唐長孺先生考證，羯胡應(yīng)是較晚徙入山西、河北地區(qū)的塞外北族，他們在草原上曾是匈奴的屬部，因此也被目為“匈奴”，但在自居匈奴正統(tǒng)的“五部”看來，他們只不過是來歷不明的“雜胡”。羯胡中含有相當(dāng)多西域來源的人群，但他們并非直接來自西域，而是首先成為匈奴屬部，再從北方草原進入漢晉邊塞之內(nèi)的（唐長孺《魏晉雜胡考》，收入《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華書局，2011年）。石勒一家就屬于這類具有西域、匈奴雙重淵源的人群。史言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羌渠是一個常見的名號，東漢靈帝的南匈奴有位單于名羌渠，而在此之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烏桓大人羌渠，所以石勒的先世未必就是魏晉時期入塞匈奴十九種的“羌渠種”（《晉書·北狄傳》）。在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中，有一條輯自《太平御覽》而不見于《晉書·載記》的材料：
張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p>
這里的羌渠部人張季，姓、名、字俱全，且精通“相法”，其華夏化的程度已經(jīng)不低。再看石勒，其祖名耶弈于，父名周曷朱，又名乞翼加，都是典型的胡族名號，沒有華夏式的姓名。石勒家族大概率不屬于張季所在的羌渠部。石勒的胡名為?，“石勒”，是他跟隨汲桑起兵之后，后者為他取的漢字姓名，那時他已經(jīng)32歲了?！?”這個罕見的字，數(shù)次出現(xiàn)在與石勒相關(guān)的人中，很可能是專門用來對譯某個羯胡語詞。也許它與北族中普遍存在的統(tǒng)率名號B?g同源，該詞在中古北族的名號中常對譯為漢字“跋、弗、伏、匐、發(fā)、伐”等（羅新《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收入《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這些都是入聲字，而與背同音的?則是一個去聲字，對譯漢字的不同大概反映了羯語與鮮卑及突厥系語言的區(qū)別。用這個字取名的還有石虎的祖父“?邪”，他應(yīng)是石勒的叔父。另外，石勒早年隨汲桑起事失敗之后逃回山西，前往投奔一位壁于上黨的胡部大張?督，三言兩語陳說利害，就讓張?督跟著自己去投奔了劉淵。奪取?督數(shù)千部眾的指揮權(quán)后，石勒命?督為兄，賜姓石氏，賜名曰會。同樣的人名意味著相似的語言，同為上黨雜胡又多了一份地域認(rèn)同，再加上同為匈奴屬部的身份和對單于號召力的承認(rèn)，正是利用了這些背景，石勒才能說動張?督，他們才會結(jié)為兄弟。石會后來成為石勒手下的將領(lǐng)，在攻占匈奴漢國首都平陽之后，曾“奉命修復(fù)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完成了一個匈奴屬部雜胡對單于的最后敬意。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
石勒不識字，但一定會說漢語（當(dāng)時稱“夏言”、“晉言”），而羯胡也有自己的語言，他至少熟練掌握兩種語言。石勒稱趙王時，曾發(fā)生過這樣的事：
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yán)，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zhí)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御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p>
馮翥說胡人“不可與語”，其實是說他們之間語言不通，石勒心領(lǐng)神會，又引申為“胡人正是不那么好說話”，表達了對趙國內(nèi)部胡人獲得特權(quán)地位的欣慰。羯胡的語言，來自西域的高僧佛圖澄也懂得，在石勒與劉曜決戰(zhàn)前夕，石勒向佛圖澄請教吉兇：
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仆谷劬禿當(dāng)?！唆烧Z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仆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dāng)，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p>
這十個字曾引來眾多歷史語言學(xué)家的興趣，試圖從中還原出一種可以辨識其系屬的古代語言。我不敢說這種語言屬于突厥語族還是伊朗語族，但至少不能直接用它來研究匈奴語，因為羯語不能等同于匈奴語。如果石勒也能說匈奴語的話，他應(yīng)該掌握三種語言了。高歡可以同時用鮮卑語和漢語發(fā)號施令，還能欣賞斛律金用敕勒語唱的歌曲，安祿山“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處在文化邊緣地帶的人們往往具備多語能力，古今莫不如此。
石勒身上的“小胡”印記，還有很多。比如他母親王氏，單看姓氏未必是胡人，但她去世后被“潛窆山谷，莫詳其所”，而后又虛葬于襄國城南。石勒本人死時，也是“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石勒稱趙王時，曾“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彼^“報嫂”，就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史記·匈奴列傳》），研究者稱之為“收繼婚”，這是匈奴中盛行的習(xí)俗。而“燒葬”則不行用于匈奴，匈奴墓葬迄今已發(fā)現(xiàn)數(shù)千座，雖在墓葬規(guī)格和形制上具有多樣性，但絕大多數(shù)墓中都有仰身直支的墓主人骨骼，與火葬后以骨灰入葬迥然不同（單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學(xué)報》2009年第1期）?；鹪崃?xí)俗流行于西域，粟特、焉耆等都奉行此法，羯人的燒葬或與其來自西域有關(guān)，上述潛窆虛葬的做法很可能是與火葬配合進行的。石趙的宮殿中有“胡天”，一般認(rèn)為是祆教的祠廟，如果羯胡像粟特一樣信仰祆教的話，火葬便更加自然了。由此看來，石勒母親即使不是羯胡，也已經(jīng)羯胡化了。羯胡“本俗”中的收繼婚與匈奴相同，又有不同于匈奴的燒葬，再次顯示了其雙重淵源。不過，在石趙統(tǒng)治期石氏家族的葬俗可能發(fā)生了變化，《晉書·慕容儁載記》寫道：
儁夜夢石季龍嚙其臂，寤而惡之，命發(fā)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shù)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
石虎的墓葬不僅輕易就被發(fā)現(xiàn)，從中還挖掘出了他的尸體，充分說明石虎死后沒有采用燒葬、潛窆、虛葬的做法。此中原因，或許是石趙建國后接受了更多漢晉華夏文化吧。
石勒等羯胡的長相也具有西域特征，即高鼻深目。在石趙后期曾發(fā)生這樣一件事：
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闭湓唬骸澳亢慰赡?？”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孫珍眼窩深，崔約就和他開玩笑說往里面撒尿能治療目疾，沒想到觸怒了同樣目深的太子石宣，招來滅門之禍。孫珍和石宣“胡狀”的表現(xiàn)是目深，這反映了時人對“胡”的印象。中原的華夏人用“胡”來指稱的對象，在戰(zhàn)國和西漢主要是北方的匈奴與東胡，而到東漢以后，“胡”的含義中用來指西域背景的“西胡”的成分越來越重。北亞的匈奴人、鮮卑人并不天生高鼻深目，漢代文字史料中對北方游牧民族的相貌幾乎沒有記錄，但在圖像資料中，比如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石雕，那個匈奴人就長著一張扁平的大臉。東漢畫像石等圖像中高鼻深目的胡人明顯多了起來，研究者認(rèn)為這與畫像的“格套”化有關(guān)，也就是說并不一定寫實。（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收入《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中華書局，2011年）不過西域胡人的高鼻深目確實存在，也確為漢人所知，《漢書·西域傳上》寫道：“自宛以西至安息國，……其人皆深目，多須髯?！边@句話來自漢朝派往西域使節(jié)的報告，新疆出土的眾多“干尸”也映證了這一點?！靶倥笔且粋€復(fù)雜的政治體，在其統(tǒng)治下不乏來自月氏和西域諸國的人群，這些容貌特異的胡人更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久之“高鼻深目”就成了中原人對胡人的刻板印象。就像上世紀(jì)國門未大開之前，中國人常以“金發(fā)碧眼”去概括歐美人的長相，可真實的情況是，金發(fā)碧眼者（blond）只是歐美人中很小一部分?；氐缴吓e石宣的例子，其母姓杜氏，大概率不是胡人，他的相貌特征只能遺傳自其父石虎。由此推斷，石勒家族在長相上應(yīng)該符合人們心目中的“胡人”特征。石勒本人的長相很有辨識度，少年時家鄉(xiāng)父老就說他“狀貌奇異”，后來被賣到河北平原的茌平縣為奴時，其主人師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昂鸂睢陛o助了石勒的創(chuàng)業(yè)，也見證了后趙的覆滅：
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圣、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yōu)楹鸂?，旬余，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也。
這里說“變?yōu)楹鸂睢?，說明這些壁畫上的賢圣、忠臣、孝子、貞女，原本應(yīng)是前代華夏王朝的人物，并非胡人。為了表現(xiàn)羯胡將遭遇滅頂之災(zāi)，這些圖像人物先變?yōu)椤昂鸂睢保ü烙嬛饕歉弑巧钅浚賹㈩^縮進了肩中。八年之后的350年，冉閔發(fā)動的大屠殺中，“班令內(nèi)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于是“一日之中，斬首數(shù)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余萬人。”屠殺的對象被限定為胡羯，而賞功的標(biāo)準(zhǔn)是斬“胡首”。一個首級如何判定是不是胡？自然只能看面貌特征，故而“于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東漢以來胡人形象被標(biāo)簽化為高鼻深目多須，使之成為異族、他者的可視化特征，文化與政治性的族際差異走向了種族化。石趙統(tǒng)治之下“諱胡尤峻”，同時又給予羯胡以特權(quán)地位，既是對“胡”之污名化的反抗，又進一步強化了石趙統(tǒng)治集團與“胡”的關(guān)聯(lián)。長期以來的歧視、永嘉之亂后的仇恨、加之石虎殘暴統(tǒng)治帶來的積怨，便一同聚焦于一個具有此種可視特征的“異族”，最終迎來了這場大屠殺的悲劇。
左圖：霍去病墓的馬踏匈奴石雕、右圖：唐三彩胡人俑
三、創(chuàng)業(yè)伙伴十八騎
在社會流動走向固化的兩晉時代，石勒從奴隸到皇帝的經(jīng)歷是一股逆流，要打破華夷、貴賤雙重壁壘。即便在十六國群雄中，石勒也是一個特例。劉淵有五部匈奴的強大背景，慕容、拓跋數(shù)代稱雄塞外后才進入中原，就連苻、姚兩家，也是氐羌中的大酋豪，又在石趙之世成為被徙往關(guān)東的關(guān)中豪族領(lǐng)袖。唯有“小胡”石勒，算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在創(chuàng)業(yè)建國過程中不僅沒有部落的支援，甚至連家族也無法提供多少支持。
石勒初期的創(chuàng)業(yè)伙伴，是頗具傳奇色彩的十八騎。據(jù)《十六國春秋·后趙錄》，與十八騎相遇相結(jié)時，石勒正處于生命中最低谷的時期。石勒出生于公元274年，即西晉武帝泰始十年。四年之后西晉滅吳，走向其曇花一現(xiàn)的全盛期。太安年間（302-304）并州饑亂，石勒和很多胡人一起，被他們的父母官并州刺史司馬騰掠賣到太行山東的冀州換取軍糧，在路上“兩胡一枷”，還不時遭到毆打，饑病交加，差點死在途中?！妒蛰d記》寫“時年二十余”，其實已經(jīng)年近三十。石勒死于公元333年，享年六十，前面三十年在并州地區(qū)當(dāng)著為人傭耕的雇農(nóng)，后三十年在河北地區(qū)征戰(zhàn)創(chuàng)業(yè)，而以319年稱趙王建國為標(biāo)志，后三十年也被分成大體對稱的兩段。無論如何，30歲左右的這場變故，讓石勒從自由民淪為了奴隸。到達河北之后，他被賣到茌平縣的師懽家為奴，很快聲稱自己經(jīng)常聽到鼓角之聲，師懽聽說后，“奇其狀貌而免之”。328年時，這位師懽以茌平令的身份向趙王石勒獻上了一只黑兔，被大臣解讀為水德的祥瑞，根據(jù)五德相生說，西晉為金德，繼晉而起的王朝應(yīng)該是水德。此前石勒一直以趙王若干年紀(jì)年，借此機會才創(chuàng)建年號，改元太和元年，向著稱帝又邁出了一步。此時距離師懽放免石勒過去了二十五年，師懽成為茌平令，顯然出于石勒的提拔，厚待在困難時期幫助過自己的故人，是石勒的美德之一。這種美德按當(dāng)時觀念應(yīng)歸為“義”，義是所謂任俠的關(guān)鍵，而與十八騎的結(jié)合最初便是一個恩義式的任俠行為。那年石勒剛剛被師懽免除了奴的身份，重獲自由，一面以善相馬的才能依附于鄰近的馬牧率汲桑，一面仍需四處傭耕以維持生計。在鄴城附近的臨水縣當(dāng)雇工時，又被一股游軍所囚，眼看要重演被賣為奴的劇情，他卻設(shè)法逃脫出來，據(jù)說有神人化為群鹿吸引軍人注意力幫助了他。一無所有的石勒，
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群盜。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
這一切都發(fā)生在303-304年之間。猶如芒碭山的劉邦，抑或梁山泊的宋江，石勒就此踏上了金戈鐵馬的后半生。
這十八騎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幾個姓氏一看就很特別，比如夔、支，基本可判定是來源于西域的姓氏。夔氏據(jù)說來自天竺，支則是月氏（貴霜）人的漢姓，湯球輯本《后趙錄》中有《支雄傳》，也說“其先月氏胡人也”；此外呼延氏是匈奴貴姓，常與單于聯(lián)姻；劉雖為漢姓，但已有大量匈奴、屠各人改姓了劉（唐長孺《魏晉雜胡考》）。此外，一些看似平常的姓氏，如張、王，也未必都是華夏，前文提到過石勒與之結(jié)拜兄弟的胡部大張?督，就是一個采用張姓而仍用胡名的胡人，與之類似的還有一個烏丸酋長張伏利度。還有十八騎排名第一的王陽，趙國建立后擔(dān)任“門臣祭酒”，專理胡人辭訟，后又以此職專統(tǒng)六夷輔佐太子石弘，故而王陽大概率也是胡人。當(dāng)然這不是說十八騎都是胡人，其中一定也有非胡人，事實上他們的族屬來源十分復(fù)雜。籍貫地域也是一樣，石勒來自并州，而桃豹為范陽人，其他人來歷不詳。地域與族屬并非凝聚他們的決定因素，當(dāng)然也不構(gòu)成阻礙。在亂世中相似的經(jīng)歷與處境，以及雄武善騎射的作戰(zhàn)能力，讓他們在鄴城以東的山澤間聚集起來。這批人數(shù)不多的“群盜”，很快奉馬牧率汲桑為首領(lǐng)，又隨汲桑加入西晉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的隊伍，在公師藩、汲桑相繼敗亡之后，再投奔匈奴五部的領(lǐng)袖、曾同屬成都王穎陣營、此時已稱漢王的劉淵，由此匯入永嘉年間北方巨變的洪流。
十八騎不只是石勒創(chuàng)業(yè)初期暫時的伙伴，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在石趙建國之后仍然身居要職，可以說構(gòu)成了石趙政權(quán)中功臣集團的重要部分。309年石勒被劉淵任命為安東大將軍、開府時，
以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為將率。
這是他手下的核心武將名單，其中除了孔萇，都是原十八騎的成員。十八騎中未列入這個名單的人，很多在此后依然活躍。比如郭黑略，在311-312年葛陂之戰(zhàn)期間仍在軍中，并在此時向石勒引見了佛圖澄。再如張越，后來成為石勒的姐夫，但因在與諸將賭博時戲言忤勒，正好被石勒撞見，獲罪被殺，時在316年左右。又如郭敖，330年石勒稱趙天王時，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仆射，居于整個官僚隊伍的“端右”。
十八騎作為功臣集團的代表，在趙國建立后的政治中表現(xiàn)如何？與大多數(shù)十六國政權(quán)一樣，石趙在權(quán)力繼承方面屢屢遭遇致命性的危機。眾所周知，石勒臨終安排了其子石弘繼承皇帝之位，但不出兩年就被石虎篡奪了。石虎從輩分上本是石勒的侄子，但“勒父朱幼而子之”，當(dāng)時就有人說他是石勒的弟弟。當(dāng)石勒被掠賣到河北時，石虎與其他家人仍留在并州。311年，西晉并州刺史劉琨為了爭取石勒，特地將勒母王氏與石虎一起送到了葛陂，這年石虎17歲，石勒38歲，兩人相差21歲。而后來立為世子的石弘，要到314年才出生，又比石虎整整小了19歲。石虎在投奔石勒之后，很快表現(xiàn)出勇猛善戰(zhàn)同時也暴戾殘忍的性格，屢建軍功，成為石勒麾下的得力戰(zhàn)將。與慕容、拓跋、苻氏、姚氏等宗族殷繁、父子兄弟子侄一齊上陣的局面不同，小胡石勒缺乏家族支援，石虎就是唯一參與到早期艱難創(chuàng)業(yè)歷程的石氏家族成員。石虎曾經(jīng)驕傲又憤懣地對兒子說：
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已。吾躬當(dāng)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yè)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fù)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后，不足復(fù)留種也。
傳弟還是傳子，是許多亂世政權(quán)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尤其對于缺少嫡長子世襲傳統(tǒng)的胡族來說，石虎更有理由要求繼承大位。然而石勒另有打算，積極扶持自己的兒子石弘、石宏，先后將統(tǒng)領(lǐng)六夷的大單于一職交給這兩位十多歲的孩子，讓石虎尤其感到氣憤。在這場涉及接班人的斗爭中，功臣元老們的態(tài)度無疑十分重要，十八騎作為石勒最早的恩義伙伴，如何選擇其立場呢？
十八騎元老中，確有人被安排到了石弘一邊。石弘幼年時，石勒除了安排一批華夏文士教以儒經(jīng)、律令，還專門“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劉徵、王陽都是十八騎成員。在石勒稱趙王的第八年，即326年，石勒強迫石虎交出鎮(zhèn)守鄴城的權(quán)力，“以世子弘鎮(zhèn)鄴，配禁兵萬人，車騎（虎）所統(tǒng)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lǐng)門臣祭酒王陽專統(tǒng)六夷以輔之?！笔张扇?zhí)行這一重大任務(wù)的，正是王陽，他名列十八騎首位，又長期擔(dān)任門臣祭酒負(fù)責(zé)對“胡人”的管理，既指揮禁兵，還專統(tǒng)六夷，又曾教石弘擊刺，無疑是太子黨中的重臣。此后他的名字再也沒有見于史料，下場不明。另一位十八騎成員郭敖，在330年已是尚書左仆射，地位也很高，在334年，即石勒死后的第二年、石虎即將廢除石弘前夕，被派往關(guān)中作戰(zhàn)，在馬蘭山軍敗于羌酋薄句大，石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按郭敖的資歷，一次戰(zhàn)敗即被處死頗不正常，很可能他也是支持石弘的一派。這一批舊臣在石虎奪位前受到排擠，石勒劉皇后言“先帝舊臣皆已斥外，眾旅不復(fù)由人”，大概指的就是這種狀況。
然而，十八騎成員頗有些仍活躍于石虎統(tǒng)治時期。曾與王陽共任門臣祭酒的夔安，在石虎初即位就被任命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成為朝臣中地位最高的人，領(lǐng)銜勸進石虎稱尊號的也是他。340年九月夔安死，被東晉一方當(dāng)作三月“熒惑從行犯太微上將星”的應(yīng)驗，可見其地位。338年，石虎討伐遼西鮮卑段遼時，四大主將中的兩位便是桃豹與支雄，桃豹于下一年去世，身份是位極人臣的太保（或許是死后贈官）。郭黑略在石虎后期曾率軍與長安北山的羌人作戰(zhàn)，幾陷險境，佛圖澄以佛法為之祝愿。劉徵從323年起擔(dān)任青州刺史，一直到石趙滅亡前夕回到鄴城。還有逯明，345年石虎大規(guī)模搶奪百姓妻女充后宮，激起民變，“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弊钔淼囊粭l記載是趙鹿，在350年冉閔之亂中，他以太宰身份率領(lǐng)一批軍隊奔往襄國。這里舉出的已經(jīng)有七人，他們在石虎統(tǒng)治期都身居高位，至少未遭明顯的打壓，考慮到十八騎中一些人可能已先于石勒去世，以及史料記載的不完整，這一比例可說非常之高了。
至此可以推論，大多數(shù)在石勒后期尚存的十八騎等功臣元老，支持或默許了石虎對石弘的奪權(quán)。何以如此？恐怕其中有超出個人忠誠品質(zhì)之外的原因。如前文所引石虎的怨言，在定都襄國之后，石勒已經(jīng)較少親自率軍征討，在前線指揮軍隊的常是石虎和其他功臣武將。石虎在軍隊中的威信和人脈，無疑是石勒之下一人而已。反觀石弘，一方面比石虎年輕19歲，沒機會參與建國時期的戰(zhàn)爭；另一方面石勒更加注重他的文化素養(yǎng)，安排了一大批儒士去教他經(jīng)典文化，把他培養(yǎng)得“虛矜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真正與石弘深度綁定的，是程遐、徐光、張躍等一幫文臣謀士。石虎和石弘之間，隱然是幼弱與資深、武功與文治、胡夷與華夏之間的分歧，十八騎等胡族居多的軍功武臣，選擇支持石虎，并不十分讓人意外。
北齊婁睿墓壁畫（局部）
四、胡人可為天子乎？
小胡石勒憑借卓越的政治軍事能力，在永嘉亂世一步步成為太行山以東最具實力者，其后趙王、趙天王、趙皇帝一路升級，并沒有遇到真正的障礙。天下固由馬上得之，石勒深諳此理，當(dāng)319年匈奴劉曜中途追回冊封石勒為趙王的使節(jié)時，石勒憤然說道“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jié)邪！”經(jīng)過一番準(zhǔn)備，當(dāng)年就正式稱了趙王，與劉曜徹底攤牌。然而自古無胡人為帝王的說法言猶在耳，誰不愿意做一個名正言順具有合法性的帝王？石勒和他手下的文臣們?nèi)绾谓鉀Q這個合法性困境呢？
最老套辦法的宣揚應(yīng)符受命。在稱趙王之前，照例要有群臣勸進。石虎領(lǐng)銜的勸進上疏中寫道：
伏惟殿下天縱圣哲，誕應(yīng)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yè)，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征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系仰，誠應(yīng)升御中壇，即皇帝位。
這里提到的符瑞、征祥，就是像師懽所獻的黑兔之類的東西，各地爭著制造這些符瑞，日月相繼地送到石勒面前。這是基于漢代就已盛行的天人感應(yīng)思想，王莽禪代時做了第一次大規(guī)模運用，此后王朝“禪讓”之際，都成為標(biāo)配的程序。越是對自身合法性不自信的統(tǒng)治者，比如孫吳末代君主孫皓，越熱衷于用這些符瑞去證明天命在己。石虎當(dāng)上“大趙天王”后，有人在武鄉(xiāng)獲得一枚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送到鄴城。夔安等大臣趁機勸進：
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dāng)?shù)以象七政，寸之紀(jì)以準(zhǔn)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jǐn)昧死上皇帝尊號。
簡直嚴(yán)絲合縫，天命是不是表達得太直白了呢？原來這枚玉璽是在石弘統(tǒng)治期間，石虎專門制造的。雖然在奪位過程中沒用上，仍不妨在之后來個錦上添花。
然而符瑞讖緯之類為前代華夏君主所慣用，其虛偽性也并不全然是秘密，關(guān)鍵是并不能正面回應(yīng)胡人能否為天子的問題。此時流行的另一個說法正可補充這一漏洞。繼王浚、劉琨之后，石勒最后消滅的西晉北方遺臣是邵續(xù)。當(dāng)石季龍將邵續(xù)俘獲送到石勒面前時，勒命徐光責(zé)讓他為何負(fù)隅頑抗不早歸順，“以夷狄不足為君邪？”邵續(xù)敏銳捕捉到了此中機鋒，在一通常規(guī)的忠臣事主無二心的解釋之后，說道：
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dāng)何常邪。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fēng)……
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古代華夏最偉大的圣王都能出于四夷，誰還能說胡人不能為天子呢？這真是打破天命觀之華夷壁壘的絕佳論證。無獨有偶，在石勒之前，304年劉淵決定自立建國時，就向群臣說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顧惟德所授耳?！鄙院竽饺輳@也說過同樣的話。士族渤海高瞻降于廆，卻不愿接受官職，慕容廆對他說明自己的志向是匡復(fù)晉朝帝室，收復(fù)二京，接著說：
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
三份如出一轍的論證說明，這一說法在彼時確實一定程度流行著。稍往前追溯，在劉淵之前，這樣的話已出于西晉時期的華譚之口。華譚原為孫吳人，晉滅吳之后到洛陽做官，屢屢受到中原士族的歧視。華譚在秀孝對策中拔得頭籌，博士王濟卻嘲笑說：“君吳楚之人，亡國之余，有何秀異而應(yīng)斯舉？”譚答曰：
秀異固產(chǎn)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于江郁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東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聞乎？
三國分立之時，在宣傳當(dāng)中，中原的魏晉政權(quán)常常將吳、蜀稱為蠻夷，以此解決大一統(tǒng)尚未實現(xiàn)的尷尬。此前吳蜀人士對這一攻擊的反駁，都是在證明本地名列東漢十三州，絕非王化禹域之外。惟華譚采取退步反擊的策略，就算吳是蠻夷之地又如何，文王、大禹還不是出于東夷、西羌？這段對話在當(dāng)時可能廣為人知，正在洛陽當(dāng)質(zhì)子的劉淵一定有所耳聞。追根溯源，此說最早見于西漢初年陸賈的《新語·術(shù)事》，先秦文獻中說文王生于西夷是主流，《新語》的東夷說比較小眾，何以在西晉十六國時如此流行，也是很有趣的問題，為免過于枝蔓，這里就不討論了。
獲取天命的辦法還有很多，比如占領(lǐng)前代王朝的都城，尤其是洛陽城。洛陽是東周、東漢、魏、西晉的都城，又戴著天下之中、周公營建的光環(huán)，此時已是無可置疑的神圣之都。十六國政權(quán)積極爭奪洛陽，東晉的北伐也常以收復(fù)洛陽為主要目標(biāo)。（參看胡鴻：《天下之中的苦樂悲歡》，收入耿朔、仇鹿鳴主編《問彼嵩洛：中原訪古行記》，中華書局，2019年）321年，即石勒稱趙王的第三年，便下令在襄國“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又“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四年后再“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于單于庭”；在正式稱帝的331年，又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這原是漢晉洛陽城南郊禮制建筑的三件套；至此仍覺不夠，甚至有移都洛陽之意，先命洛陽為南都，設(shè)置相應(yīng)的官署。搬運洛陽的帝都舊物，似乎就分享了洛陽的正統(tǒng)性，這與秦始皇搬運九鼎異曲同工；對于無法搬運的宮殿、禮制建筑，就仿而造之；得隴望蜀，最終還是難以抵御定都洛陽的誘惑。洛陽就像一塊飽含正統(tǒng)性的磁石，時刻吸引著那些對天命不夠自信的北族君主，直到496年，北魏孝文帝終于完成這一近二百年的集體夙愿。
在塑造正統(tǒng)性的武器庫中，“歷史”從來不會缺席。石勒不識字，卻并不缺乏歷史感。319年，石勒稱趙王之后的第一批命令中，就包括：
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
上黨公、大將軍、大單于是石勒從匈奴漢國先后獲得的官爵，到后期是三者兼任的，分開撰述他在不同身份上的作為，以合成一部完整的建國史，充分顯示了他對修史的重視。趙國建立之后，日常記注和國史撰述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后世所見《十六國春秋》和《晉書·載記》中英明神武的石勒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這些史臣“潤色鴻業(yè)”的結(jié)果。
除了在乎自己高大的歷史形象，石勒大概確實也是一個歷史愛好者，如果他有一個偶像，那估計就是劉邦。不少人都知道《世說新語·識鑒篇》中的故事：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dāng)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在基于石趙國史的《晉書·載記》中，又補充說“勒雅好文學(xué)，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用耳朵聽書學(xué)習(xí)歷史，石勒倒是今日諸多音頻課愛好者的先驅(qū)。他最愛聽的，大概就是劉邦建立漢朝的故事。這也不難理解，從布衣到天子，沒有貴族背景，沒有血統(tǒng)憑借，沒有家族支援，與石勒如此相近的前任帝王，僅劉邦一人而已。崇拜也好，借鑒也罷，劉邦的故事石勒一定聽得滾瓜爛熟。所以我們看到，劉邦特意給素所不快的雍齒封侯，石勒也找來少年時為搶漚麻池經(jīng)常與他打架的李陽，拜官賜宅；石勒回到故鄉(xiāng)武鄉(xiāng)，發(fā)令免除其賦役，令文開頭就說“武鄉(xiāng)，吾之豐沛”；第三次攻下鄴城時曾征辟一位西晉遺臣趙彭，擬任魏郡太守，趙彭婉言拒絕，石勒默然不快，氣氛頓時緊張，謀臣張賓趕緊說趙彭“以將軍為高祖，自擬于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于是石勒大悅；石勒妻劉皇后，本為匈奴后部人，曾袖劍手?jǐn)胤闯?，史書便說她“有呂氏輔漢之風(fēng)”。明白了這些，便更好理解那段石勒自比古代帝王的著名故事：
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dāng)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dāng)并驅(qū)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dāng)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dāng)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
遇到劉邦，就北面而事之，與韓信彭越爭做開國功臣；遇到劉秀，與之并驅(qū)逐鹿，尚不知勝負(fù)如何。所謂“在二劉之間”不過是謙辭，石勒內(nèi)心之中，其實早已自比于劉邦了。
無論舉文王大禹，還是向往洛陽，抑或自比劉邦，合法性的論證仍然沒有跳出兩漢魏晉以來的華夏政治文化，華夷秩序的魔咒仍在其中，無法完全解除。在十六國時代，這一問題近乎無解。然而正在此時，變化的契機已經(jīng)悄然出現(xiàn)，那就是佛教日漸加速的傳播及其對政治的介入。后趙時期，佛教在中國北方已經(jīng)有相當(dāng)程度的流行，石趙治下的百姓營造寺廟，相競出家。于是，石虎下令料簡，將不合法的出家者變回國家編戶，引起一場朝堂上的爭論：
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yīng)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背慷嗤人?。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于饗祀，應(yīng)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yīng)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p>
當(dāng)大臣祭出華夷之防，將佛作為“外國之神”加以反對時，石虎敏銳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一反此前的態(tài)度，在詔書中他不僅承認(rèn)“出自邊戎”，而且肯定“佛是戎神，所應(yīng)兼奉”，從此夷、趙百姓事佛便成為合法行為了。石趙國祚短促，佛教在政治中的作用未及發(fā)揮。此后，歷十六國至南北朝隋唐，佛教日漸興盛，成為“征服中國”的第一信仰，跳出華夏天命話語的佛教王權(quán)觀，諸如轉(zhuǎn)輪王、菩薩皇帝等，也成為皇權(quán)合法性論證的新途徑（參看孫英剛《轉(zhuǎn)輪王與皇帝：佛教對中古君主概念的影響》，《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3年第11期）。胡人可為天子乎？舊問題終于有了新的答案。當(dāng)然，這個答案，石勒永遠(yuǎn)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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