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失利后：茅屋半間無得住，牡丹猶自起樓臺

徐渭（1521-1593），字文長，紹興府山陰人，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戲曲家。徐渭自評“書一詩二文三畫四”，他的繪畫研究相比書法詩文最晚進入現代研究視野，吳昌碩、齊白石等人對徐渭繪畫風格的實踐推動了徐渭在繪畫史上的地位，潘天壽以畫家的身份研究徐渭使人們注意到徐渭繪畫的藝術理論性，后代學者多沿著此路徑對徐渭繪畫風格進行分析。

失敗的科舉經歷是學界分析徐渭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徐渭坎坷的科舉激發(fā)了他的藝術創(chuàng)作，這樣的論斷漸成“常識”，學者多探討其科舉與詩文書法之間的關系，但少有人深入論斷徐渭的科舉與繪畫之間的關系。1990年高居翰先生在故宮博物院吳門畫派研討會上提出“有素養(yǎng)的職業(yè)畫家類型”作為探討畫家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繪畫風格關系的一個概念。高居翰認為，社會地位就像畫家所繼承的特性一般，其在特定的風格上有著與生俱來的表達方式。他以吳偉為典范，建立一個明代的畫家類型。這類畫家有如下全部或部分特征：中下階層出身，或家境貧寒；幼時即天資聰穎；所受教育以入仕為目的，但卻中途受挫；行為放誕，有時佯狂或甚至到了真瘋的地步；其別號或齋名冠上如“仙”“狂”及“癡”等字；參與通俗文化如雜戲、詞曲等；愛好優(yōu)雅都會生活，縱情酒色；愿與富裕和有權勢的人結交，但卻不至于諂媚。在高居翰先生的啟發(fā)下，筆者認為徐渭或許代表了一批在科舉中苦苦掙扎不得法、最后不得以“皈依”藝術的畫家。本文愿以徐渭為例，探究科舉失利者如何一步步走向藝術創(chuàng)作之路。

科舉“八不售一”

徐渭出生在一個家道中落的中下層官僚家庭。其父徐鏓于弘治二年中舉，官至“夔州府同知”，但在徐渭出生百天之際就去世了，“是年五月望，渭生百日矣，先考卒”。徐鏓的弟弟徐镃成化十六年中舉，官至福建邵武府同治。徐鏓的族弟徐冕弘治五年中舉，官至刑部郎中。徐渭的兩個哥哥徐潞、徐淮也均未取得功名，徐鏓一家因為徐鏓本人的早亡，徐渭的兄長徐璐不善于經營，到徐渭十歲時已經破落。到徐渭二十五歲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二哥徐淮去世，“有毛氏遷屋之變，費悉空?！毙旒疫B祖宅都被鄉(xiāng)里豪紳奪取，“卜居為豪無賴所佳誤，家殆盡”。徐渭因入贅潘家，一直在潘家居住?？芍旒业慕洕鸂顩r非常糟糕。

徐渭的科舉之路異常艱辛。少年英才的他20歲時才“進山陰學諸生，得應鄉(xiāng)科”，然此后“舉于鄉(xiāng)者八而不一售”。在徐渭四十二歲那年，胡宗憲因嚴嵩倒臺解幕，徐渭恐受其牽連精神大受打擊。他四十三歲那年入李春芳幕僚，后因開罪李春芳被廢考。“是歲甲子，當科，而以是故奪。后竟廢考”，廢考一事導致徐渭狂病發(fā)作，嘉靖四十六年，精神錯亂中的徐渭殺妻，入獄七年，被張元忭等人營救出獄后，徐渭也失去了生員資格。

徐渭的科考之路也并未受到家族的什么幫扶。徐家出的唯一的一個進士是徐冕的孫子徐桓，萬歷八年庚辰的進士，官至給事中、按察副使。徐桓中舉時徐渭已至晚年，已因殺妻入獄案剝奪了生員資格。徐渭曾試圖讓自己的兒子徐枚投靠徐桓，但枚在桓處不得桓意，徐渭感慨道“前世不知作何業(yè)，有此惡種”。

繪畫“窮而后工”

徐渭既不能通過科舉考試來改變生活境遇，就必須用自己的才能謀生。入獄前他靠做幕僚以文代耕，但在殺妻入獄后，被剝奪生員資格的他境況全然改變，他將目光投向了繪畫了。徐渭曾自評“書一詩二文三畫四”，筆者認為徐渭的繪畫緣起于他科舉失利。

隆慶二年（1568），四十八歲的徐渭在獄中寫下《贈送馬先生序》，文中表露出習畫的意愿：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為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為安史所污，與王維等就系宜陽，然卒用畫得免。......而病就榻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時者三數年之月，不滯廢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茍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倘得宜陽之免乎？”

他介紹鄭虔因書畫才能被唐玄宗賞識，而自己八試不第現在還深陷囹圄，他在反思感嘆之余，認為自己與鄭虔的差別在于繪畫。所以他感慨道：“嗟乎哉!使曩時者三數年之月，不滯廢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茍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倘得宜陽之免乎？”筆者認為此時徐渭已產生了寄希望于繪畫來解決現實困境的想法。

駱玉明、賀圣遂認為，徐渭開始習畫的時間是在隆慶二年（1568年）。此觀點亦可從現存徐渭作品中得到證實。故宮博物院藏徐渭《花卉圖》中有一副牡丹圖，上有題詞“四十九年貧賤身，何曾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從四十九年貧賤身一句能推測出來，此作應題于1569年，徐渭四十九歲的時候。此圖與萬歷五年（1577年）的《十六種花卉卷》中的牡丹畫法接近，基本可以斷定為是徐渭早期繪畫作品。

《徐渭人物花卉圖》，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914b816dd50c4af496596392f2830acf

說明：（明）徐渭，《徐渭人物花卉圖》，藏于故宮博物院，文物號：新00082136-9/15。此畫作于1569年。畫面題詩：“四十九年貧賤身，何曾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p>

《十六種花卉圖》（局部），資料來源： 紫都、馬剛編著：《徐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說明：（明）徐渭，《十六種花卉圖》（局部），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此畫作于萬歷五年（1577年）。畫面題詩：“老夫墨掃草間秋，六瓣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沙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p>

“墨牡丹”可謂是徐渭獨創(chuàng)的意象，他認為“牡丹為富貴花主，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鉤染烘托見長。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終不是此花真面目。蓋余本窶人，性與梅竹宜，至榮華富麗，風若馬牛，宜弗相似也”。潑墨畫人間富貴花這種新意背后，我們能洞察到徐渭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靈性與反叛，亦能窺見他對現實境況的些許失意。正如高居翰先生所言：“徐渭苦悶的一生雖然經常見諸其文字，卻從未把這份自怨自艾表現在畫上。”徐渭一生留下許多關于“墨牡丹”的畫作和詩文。1579年初夏，徐渭在1569年牡丹詩作的基礎上稍作改動，“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憶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又創(chuàng)作新詩一首“毫端紫兔百花開，萬事惟憑酒一杯。茅屋半間無得住，牡丹猶自起樓臺”，徐渭將這兩首詩一并題在了另一幅牡丹畫作上。之后的萬歷二十年（1592年），人生已至尾聲的徐渭又將此詩題在了另一幅牡丹圖中。

自隆慶元年下獄褫奪生員資格后，“洛陽春”成為徐渭再不可即的癡念，他寄希望于繪畫，試圖效仿鄭虔期望得到君主的賞識，但是無果。他在人生的最后時刻仍希冀“牡丹猶自起樓臺”，但現實報以他的是“茅屋半間無得住”。

繪畫沒有成為他改變命運的另一個契機，只是成為了他養(yǎng)家糊口的生計來源之一。從留存作品來看，徐渭的繪畫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祝壽圖、寫真像，或者是佛教、道教題材的民間繪畫，這符合明中期市民生活的審美，可看做是徐渭對于顧客和市場的迎合。從文字記錄來看，陶望齡《徐文長傳》中稱徐渭：“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蓖跛既我舱f他“貧即鬻自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余錢”。徐渭經常將自己的書畫報酬記錄在題畫詩中，報酬或是錢兩或是物品，在《盛懋畫千巖競秀卷》中徐渭記載了自己題畫所得“三百青蚨”；某子以大蟹索畫，徐渭回之以墨蟹一臍和松根醉眠道士圖一幅。

筆者認為記錄報酬于詩中亦是徐渭的一種反叛，因為中國傳統士人是恥于將藝術與金錢沾染關系的。他“以畫代耕”卻不曾“因畫致富”，“得飲食便止”。徐渭在萬歷五年(1577)的《十六種花卉卷——梅花》題詩道：“曾聞餓到王元章，米換梅花照絹量。畫手雖低貧過爾，絹量今到老文長?！彼酝趺岬涔首悦悖秩玖恕笆坎挥觥钡睦ьD。因此徐渭對自己書畫報酬的記錄可以理解為他對社會的一種諷刺。

（明）徐渭，《十六種花卉卷——梅花》，藏故宮博物院。

在明代科舉取士的大背景下，對于生員們而言，科舉（仕途）與藝術（文藝）之間，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科舉仕途，藝術不過是培養(yǎng)“士人”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非最終目標。明代謝肇淛總結道：“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務，溺進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科考成功者入仕后專心于如何仕進，于藝術方面更加不復留心，而科考失敗者窮而后工，于書畫處不斷取得造詣。徐渭就是“山林之士”中的典型代表，類似的還有唐寅、陳洪綬等等。

吳歷在《墨井畫跋》中曾云：“古人能文不求薦舉，善畫不求知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痹诖死碚撓拢煳硷@然不是個有藝術追求的文人，他作《上提學副使張公書》“托書自陳”始得入山陰縣學為諸生；他還寄希望于繪畫，希望求得賞識改變命運。而正所謂“窮而后工”，惡略的境遇令徐渭不得以向現實低頭，也令他于困境中、現實中產生無數藝術創(chuàng)作的靈感。

按高居翰先生根據社會階層和經濟狀況對畫家風格的分析與定位，徐渭顯然屬于“有素養(yǎng)的職業(yè)畫家類型”。但在具體畫家的個案藝術分析中，還應視具體情況而論。徐渭的繪畫題材選擇并未十分怪異，甚至還迎合了市場需要，他原創(chuàng)性的特殊之處更多的是展現在畫面表現形式和筆觸運用上。筆者認為，徐渭終身都掙扎在科舉與藝術之間，即使在“茅屋半間無得住”的晚年，他仍期待“牡丹猶自起樓臺”。筆者認為，徐渭的繪畫選擇，受到了他科舉失利、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的影響，其作品中的反叛色彩，充滿了對社會無奈的表達與抗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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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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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紫都、馬剛編著：《徐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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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高居翰著：《江岸送別》，夏春梅等譯，北京：三聯書店，第2009年。

7.（美）高居翰：《唐寅與文征明作為藝術家的類型之再探》，北京故宮博物院：《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8.孫明道：《布衣與簪裾：科舉下的徐渭董其昌畫風》，《中國書畫》，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