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發(fā)現(xiàn)神會和尚的敦煌文獻開始，近代中國禪宗史研究的開端就奠基在“禪宗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之上，從而對過去由傳統(tǒng)《燈錄》建構的禪宗史進行批判和修正。但是除開“新材料”的使用之外，如何從傳統(tǒng)禪史材料中挖掘出新的研究視野，乃至運用現(xiàn)代學科的各種新方法去處理禪史的各項議題，也一直是禪史領域的學者們努力突破的方向。例如陳垣先生的《清初僧諍記》就是植基于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主義氛圍下而作的明清之際的僧諍研究，其中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視野則與時代危機密切相關。
10月11日-12日，由來自中國大陸、臺灣等地的禪史學者，在上海大學舉辦了一場名為“禪籍研究的新材料·新視野·新方法”的工作坊，試圖對未來漢語禪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視野與新方法”的研究取向作出一次集中的討論。本次工作坊是由上海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禪文化研究中心與臺灣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浙江理工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聯(lián)合主辦，上海寶山永福庵協(xié)辦。
與會者合影
明清禪史材料的新發(fā)現(xiàn)
重新發(fā)現(xiàn)“清代禪宗”，是這次會議的一個主要論題。在過去的禪宗史研究中，一般都比較關注唐宋禪宗史，認為唐宋為禪宗興盛期，相對而言比較忽略明清禪宗史。事實上，不了解明清，即難以理解民國佛教與今日之漢傳佛教，因此，對明清禪宗史的考察可以更加讓我們清楚了解今日漢傳佛教的現(xiàn)況。
在明清禪宗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方面，臺灣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近年來推動的“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與研究”計劃已經(jīng)取得初步的成果,目前共收錄了明清藏外文獻250余部。明清之際刊刻流通的《嘉興藏》作為民間的刻藏事業(yè)，刊刻過程相當漫長，而且缺乏完整有效的統(tǒng)計和整理，因此相當數(shù)量的明清禪宗文獻目前仍未得到有效的發(fā)掘與整理。與此相對應的，清代禪宗史長期以來也由于學者的忽視與文獻散佚的原因，許多重要的論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討論。
著名學者黃繹勛教授（臺灣佛光大學，《漢月法藏珍稀文獻選輯研究》）在本次會議上重點介紹了她對明末漢月法藏文獻的發(fā)掘與整理工作。漢月法藏作為晚明重要的禪僧，以及他門下弟子所代表的三峰派，在明清禪宗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因為雍正帝對三峰派的打壓，導致漢月法藏的著述大多湮沒。黃繹勛教授介紹了她對在上海圖書館與蘇州西園寺發(fā)現(xiàn)的漢月法藏的重要著作——《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者傳》所作的研究。這部著述是漢月法藏對于惠洪覺范《智證傳》的提唱，也是明末禪林對于宋代“文字禪”傳統(tǒng)的激活，也使得明末三峰派與天童派圍繞教、禪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直至最終分裂。黃繹勛教授目前已經(jīng)出版了《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后續(xù)會陸續(xù)推出所發(fā)現(xiàn)的漢月法藏的其他相關珍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相信這些文獻將會極大地推進明清之際禪宗史的相關研究。
成慶（上海大學，《<天童直說>與密云圓悟、漢月法藏論諍再考》）通過新發(fā)現(xiàn)的密云圓悟撰述的《天童直說》，試圖厘清漢月法藏與密云圓悟最終師徒反目的經(jīng)過。密云圓悟作為晚明臨濟正宗的代表，雖然一方面試圖“籠絡”漢月法藏的三峰系，但是對于漢月所倡導的教、禪不離的“臨濟宗旨”則表示極為強烈的反對。《天童直說》中收錄了密云在漢月晚年時期的通信，而成慶則指出漢月在崇禎七年寫給密云圓悟的信是漢月與密云最終決裂的關鍵轉折，《天童直說》中收錄的“后錄”呈現(xiàn)了密云與漢月決裂的一些歷史細節(jié)片段，漢月法藏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為捍衛(wèi)“五家宗旨”立場，不惜與密云圓悟及其所代表的臨濟宗正統(tǒng)徹底決裂，讓三峰一門陷入了非常尷尬的道統(tǒng)困境，也埋下了皇權介入天童、三峰僧諍的遠因。從禪學思想史角度而言，漢月揭橥的明代禪宗思想困境問題無法得到延續(xù)性的思考與討論，而清代禪門則繼續(xù)著“反對文字”與舉揚“棒喝”的禪林傳統(tǒng)。
在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方面，釋法幢（臺灣佛光大學，《明清禪籍的刊行與入藏——以碩揆禪師現(xiàn)存<語錄>為例》）對于康熙年間三峰系的《碩揆禪師語錄》研究也極大豐富了明清之際禪宗史的研究?！洞T揆禪師語錄》收錄有碩揆禪師寫給他人的四百七十多封書信，由于碩揆禪師是三峰系的代表人物之一，與當時的士人群體互動頻繁，也可以借此尺牘書信梳理清楚三峰系在清代的發(fā)展情況。而虞桑玲（上海古籍出版社，《<天童寺志> 版本源流考》）對于明末以降刊刻的五個《天童寺志》的版本內(nèi)容作出了詳盡的考察，從編撰者以及收錄的內(nèi)容方面，也可以觀察到明末士人群體與天童寺之間的交往與互動情形。
會議現(xiàn)場
禪史里的解經(jīng)學和圣徒傳
禪宗史上的主要文本為“語錄”，但事實上禪宗一開始仍然是和佛教經(jīng)典緊密聯(lián)系的，如《楞伽經(jīng)》與《金剛經(jīng)》，但是由于語錄的興起和禪宗對于經(jīng)典的態(tài)度逐漸轉變，使得在禪宗史演變過程中，佛教經(jīng)典的角色也隨之發(fā)生非常劇烈的變化。
著名學者龔雋教授（中山大學，《中古禪學史上的<維摩經(jīng)>》）在本次會議上介紹了對于《維摩經(jīng)》在禪史中角色轉變的研究。他認為，《維摩經(jīng)》在初期禪的發(fā)展中雖然不如四卷《楞伽經(jīng)》與《金剛經(jīng)》那么鮮明地具有宗派標志意義，卻細致入微地滲透到禪門思想的許多面向。中國禪宗進入所謂“古典禪”階段后，初期禪門所注重的“方便通經(jīng)”逐漸為“語錄”“機緣問答”所替代。這一問題其實也和另外一個禪宗史的議題密切相關，那就是禪宗內(nèi)部對于禪、教關系的認知問題，這也是晚明之際漢月法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這些“非典型禪僧”與叢林正統(tǒng)之間產(chǎn)生矛盾的另外一條理解線索。
在龔雋教授的論文中，他還分析了《維摩經(jīng)》在“初期禪史”中對北宗、保唐系以及南宗禪法中的影響，而《維摩經(jīng)》在“古典禪史”時期在禪門中更多表現(xiàn)于不立言說的一面，因而對《維摩》的應用也特別強化了經(jīng)中靜默主義的觀念。
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禪宗的燈史，是現(xiàn)代禪史研究的一個主要前提假設，無論是胡適對于神會和尚與惠能大師的研究，都是通過“歷史”來消解燈史的道統(tǒng)觀念，不過現(xiàn)代的禪史研究卻不強調(diào)對道統(tǒng)的消解，而是試圖通過新的研究視野與角度重構燈史所流傳的圣者形象，從而只是呈現(xiàn)歷史形象的建構過程，而不帶有早期禪史研究的歷史批判性格。
菩提達摩的歷史形象并不清晰，卻依然被尊為禪宗“東土初祖”。實際上，作為“虛構的達摩”一直在推動唐代禪思想的發(fā)展。蔣海怒（浙江理工大學，《菩提達摩的四種人生——唐代禪宗史里的想象力之案例分析》）仔細考察了百年來國際禪學界針對菩提達摩的考察史和存在的問題，并在“想象菩提達摩”主題下，勾勒出唐代禪僧創(chuàng)造出的四種菩提達摩：游化僧、大量禪文獻的偽撰者、東土及印度的祖師，以及作為解脫依據(jù)的性靈。我們需要被激發(fā)去思考：“想象菩提達摩”如何成為了唐代禪思想發(fā)展的動力，不僅塑造出各種形式的菩提達摩形象，流動的想象力也主動構建出禪宗思想的歷史。“想象菩提達摩”，不僅意味著“想象的思想性”，而且更進一步揭明了“思想的想象性”。最終，在對“祖師西來意”的當下追問中，“歷史的”菩提達摩的容貌、家世、師承、游化事跡已經(jīng)不重要了，修行者“心”是與達摩之“心”合一，這是“身與心”、“物與我”、“歷史與現(xiàn)實”的統(tǒng)合，是“祖師”與“主人公”的相逢?！跋胂笃刑徇_摩”也使得他最終來到了每一位禪僧的心里——以恰如其分地滿足禪宗“以心傳心”宗旨的方式。
李迎新（中山大學，《由凡而圣的惠能形象——圍繞其主要傳記文本的考察》）則同樣對惠能這位禪史圣僧的形象建構問題展開了考察。作者通過對契嵩本、宗寶本、惠昕本、法海本《壇經(jīng)》的考察，認為各個版本的編撰者都通過不同的敘事文體來試圖表達他們所意圖構建的惠能形象。
江泓（暨南大學，《從歷史史實到宗教觀念——重設禪宗史料解讀重心之探討》）則通過惠洪覺范在《禪林僧寶傳》中如何敘述“矮師叔倒屙”的公案，來分析禪史敘述中“歷史維度”與“宗教維度”之間的緊張關系，標明傳統(tǒng)禪史史籍的寫作，不可避免地帶有“宗教先行”的色彩。
禪宗清規(guī)與政治、制度之互動
禪宗叢林作為重要的宗教組織，以何種原則與制度來組織僧團，是禪宗歷史上不斷演化的重要議題。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佛教戒律進入中國之后與本土政治制度之間的沖突與磨合。如何用現(xiàn)代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禪史，也是未來禪史領域的一個可以尋求突破的切入口。
李忠達（臺灣東海大學，《元代禪宗清規(guī)中祈禳儀式的標準化歷程》）運用美國人類學家華琛（James Watson）提出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理論，考察了元代禪宗的清規(guī)發(fā)展過程中祈禳儀式的標準化歷程。他指出，在元代，國家權力透過清規(guī)體例和節(jié)日禮儀的標準化，被標準化的清規(guī)已頒布到禪、律、教寺的佛教叢林，為住寺僧人所恪守。儀式化的定期祝禱成為出家生活的一部分，皇帝藉此分享了佛陀的神圣性，而禪林則在不斷重復的念誦祈福中，成為支持皇帝統(tǒng)治的力量。
張文婷（臺灣佛光大學，《〈百丈清規(guī)證義記〉看清代中期佛教與政治之互動——以<祝厘章>和<報恩章>為中心的考察》）以清代儀潤源洪所著《百丈清規(guī)證義記》卷首的〈祝厘章〉與〈報恩章〉為考察對象，重點考察了儀潤如何通過《證義記》來建構叢林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尤其是通過“祝釐”與“報恩”來協(xié)調(diào)叢林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白ａ崱笔嵌U林中為皇帝“祝延圣壽”的儀軌，而在《證義記》中甚至出現(xiàn)了?！盎屎笄铩钡谋磉_，這更加反映出儀潤在注解《百丈清規(guī)》中的政治考量，也讓我們對于清代中晚期佛教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有了非常直接的了解。
曾堯民（臺灣法鼓文理學院，《傳佛心印在天臺——以幽溪傳燈為主的探討》）根據(jù)幽溪傳燈《天臺傳佛心印記注》、《幽溪文集》所收《天臺祖庭元旦禮文序》、《天臺祖堂小宗題名記》等文，分析了幽溪傳燈如何為了建構天臺傳承譜系，而重新注釋《天臺傳佛心印記》。雖然此文的研究對象是針對明末天臺譜系的問題，但事實上，禪宗譜系與天臺宗譜系的建構都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而且彼此都存在傳承的宗旨與根據(jù)問題的闡釋困境。
禪宗文獻的整理與多元化闡釋
在禪宗史研究中，基本文獻的整理仍然是一項非?；A而重要的工作。文獻整理不僅能夠為佛學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參考，從中亦能解讀出佛學發(fā)展過程中不同面向的思想面貌與時代特征。
林欣儀（臺灣佛光大學，《六朝唐宋時期天臺與禪宗典籍中“禪病”一語初探》）從晚明漢月法藏《于密滲禪病偈》與無異元來《博山參禪警語》中的“禪病”一詞的用法為引子，回溯考察了唐宋以后的“禪病”概念變遷。這種以“關鍵詞”為主題的研究方法比較接近思想史中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是這種概念史的梳理同樣面臨一個闡釋學的困境，那就是如何還原“關鍵詞”的語境（context）問題，這也是與會代表在討論時所提出的質(zhì)疑。
《宗門武庫》和《大慧禪師禪宗雜毒?！肥谴泶蠡圩陉蕉U學思想的重要語錄。陳進（西南政法大學，《<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上卷與<宗門武庫>對勘研究》）對《雜毒海》上卷和《宗門武庫》中的 81 段文字進行了非常詳盡的對勘研究。雖然大慧宗杲是宋代禪宗史上的關鍵人物，但是對于其基本文獻的整理與梳理，國內(nèi)仍然不多，尚缺乏非常經(jīng)典的研究成果。
邱怡瑄（臺灣大學，《南浦文之（1555—1629）詩文集中的佛教視野與文化中介》）主要以日本宮內(nèi)廳書棱部所藏的慶安二年（1649）中野道判刊本《南浦文集》，與鹿兒島大學玉里圖書館館藏寫本的《南浦文集》、《棹歌》、《戲言》等文獻進行互相補正，考察各版本呈現(xiàn)的南浦文之思想與生活風貌。文章指出，刊本系統(tǒng)的《南浦文集》 更集中地展現(xiàn)出他出仕任官的公務面向，也即他身為僧人卻必須面對處理的“世情” 一端，但在寫本系統(tǒng)中，南浦文之則表現(xiàn)更多對修行生活的懷念與向往，有更多內(nèi)向的反省。作者進一步說明南浦文在近世江戶學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東亞佛教交流史中的地位。
另外，釋自孝（臺灣佛光大學，《晚明宗教融合現(xiàn)象之探研——以〈天臺山方外志〉為主》）以《天臺山方外志》為主要討論對象，對晚明宗教融合現(xiàn)象的形成原因及相關例證進行了相關的研探。
本次會議中具有跨學科研究特征的一篇論文為徐怡（浙江理工大學，《意識科學的第一人稱方法與禪》）從科技哲學的視角所進行的研究，她在文中探討在當代意識科學發(fā)展中，佛教心學為意識科學第一人稱方法引入的新的視域、資源和啟示。作者將之概括為五個方面：以止、觀為基礎范式的佛教禪修體系為建構意識科學的第一人稱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資源；自證等佛教心識結構理論為意識體驗的第一人稱自我揭示何以可能給出了理論響應；佛教禪定中，存在描述純粹意識狀態(tài)的大量記述，這為理解意識本性給出了一個深厚的東方視角，而如果純粹意識與意識內(nèi)容是可以分離的，那么這也為意識的神經(jīng)相關物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借鑒研究異常意識狀態(tài)的病理學方法論，認知神經(jīng)科學對禪定狀態(tài)的神經(jīng)相關物研究拓寬了意識科學的研究領域。雖然西方學術界在意識哲學、腦科學與禪學領域研究方面作了非常多的跨學科嘗試，但是國內(nèi)禪宗研究仍然主要沿用傳統(tǒng)的文史哲研究方法，少有自然科學與禪學研究的關聯(lián)研究，對于這篇文章的討論也是本次會議當中相當熱烈的一幕。
附記
隨著漢語禪學學術界對于歐美日禪宗研究的引介與熟悉，加上兩岸禪學研究的頻繁交流，以及年輕一代禪學研究者的成長，中國大陸的禪學研究目前逐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過去引介式的研究模式逐漸擴展為更為專業(yè)化的文獻整理與多學科研究視野的采用，也意味著歷史學科中比較前沿的研究方法與視野也同步影響到禪史研究領域，這也是本次會議與會代表感受最為強烈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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