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倫敦書展攜西蒙·富迪（Simon Forty）和馬特·基林（Matt Killeen）兩位英國作家一起參加2019上海國際文學周。恰逢諾曼底登陸75周年，兩位英國作家將圍繞文學周的主題探討“家園”對國度及個人的意義。
8月16日，西蒙·富迪、馬特·基林與中國作家路內、王占黑走進作家書店，以“戰(zhàn)爭敘事與日常生活”為題展開對談，與讀者分享日常生活與寫作的關系，以及如何在戰(zhàn)爭背景下寫出人的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
戰(zhàn)爭敘事下的日常生活軌跡
西蒙·富迪撰寫過20多部軍事史書，包括《諾曼底戰(zhàn)場：D日和橋頭堡》（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一部視覺百科全書》（2002年）和《向萊茵河進軍：1944-1945解放法國和低地國家》（2015年）。他對出版事業(yè)和軍事主題的興趣源自他已故的父親喬治·富迪（George Forty）。
而馬特·基林已出版處女作《孤兒怪物間諜》，其續(xù)集《惡魔寵兒間諜》也將于2020年1月問世。馬特·基林談到自己在聽“戰(zhàn)爭有聲書”、整理戰(zhàn)爭資料時發(fā)現(xiàn)，對寫作受益最深的其實是一些生活細節(jié)，比如一個人該怎樣面對戰(zhàn)爭，一名戰(zhàn)士能夠去做和不能去做的事情，人們面對戰(zhàn)爭會有怎樣的反應？
8月16日，西蒙·富迪、馬特·基林與中國作家路內、王占黑走進作家書店，以“戰(zhàn)爭敘事與日常生活”為題展開對談，與讀者分享日常生活與寫作的關系，以及如何在戰(zhàn)爭背景下寫出人的真實
戰(zhàn)爭敘事是屬于男性的敘事，女性作為“他者”在戰(zhàn)爭場域中的角色是缺失的。但有一些被歷史忽視的細節(jié)其實也很重要，比如女性的軍服不合身，情急時就可能掉下來，或者因為鞋子大了3個尺碼，踩在泥里拔不出來……這些不被人注意到的細枝末節(jié)，反而會使故事更加具有感染力，也更強大。
王占黑認為，也許我們不應該把戰(zhàn)爭和日常生活分開來看。戰(zhàn)爭是突然闖入生活的悲劇，而日常生活永遠是戰(zhàn)爭故事的底色，兩者永遠沒辦法撕扯清楚。
“ ‘戰(zhàn)時’是說，戰(zhàn)爭不是一天產(chǎn)生，也不是一天結束的，戰(zhàn)爭是一段時間，而在這段時間里生活從未停止。就像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即便戰(zhàn)爭來臨后，人們還是要談戀愛、看報紙、坐公交車，還是要想如何立身處世，如何獲取利益?！蓖跽己谡f，“戰(zhàn)爭底下仍有一個基本的軌道在運行，只是一些細小的變化進入這個軌道，使得人的精神上發(fā)生了某種變化，和到不得已的時候他的生活上發(fā)生變化，比如買不起東西或者沒有辦法和遠方親戚取得聯(lián)系。”
路內向現(xiàn)場讀者講述了古今中外戰(zhàn)爭敘事在文學地位上的變化。他總結，所有戰(zhàn)爭敘事可以大體分為兩類：宣揚戰(zhàn)爭英雄、講述平民苦難。前者在歐洲冷兵器時代的文學中極為盛行，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出現(xiàn)后又逐漸退去，戰(zhàn)爭英雄敘事經(jīng)歷了從“備受讀者追捧”到“離開文學舞臺”的變化。
“我們古代漢語文學中有刺客英雄、俠客英雄，但缺乏真正的戰(zhàn)爭英雄。中國進入現(xiàn)代以后逐漸生長出了一些對英雄主義的向往，實際是五四運動以后受到了歐洲文化影響的結果?！?/p>
瑣碎日常可能更擊穿人心
王占黑的作品《空響炮》和《街道江湖》，描繪了一個由小城市平民階層所形成的熟人社會。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活躍于街角巷口的市井人物，他們的生活看似平淡無奇卻有著各自的“驚濤駭浪”，在每天調侃、斗嘴的過程中展示出普通人真誠又可貴的精神風貌。
王占黑介紹，她的創(chuàng)作與日常生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在最初，由于對周圍的生活環(huán)境和人群抱有極大的興趣，她開始嘗試寫作。最初的書寫從有趣的生活細節(jié)入手，比如人穿什么衣服、陽臺上晾什么或是炒什么菜，然后逐漸向深處展開，構思一代人在歷史沉浮中的種種經(jīng)歷，以及生活中的精神狀態(tài)。
“我更希望聚焦于一些小人物，通過嚴謹?shù)难芯亢拓S富的調查，將這些小人物準確地再現(xiàn)出來。”西蒙·富迪的寫作訴求與王占黑類似，他從事出版工作已有四十余年，擔任過從編輯到出版總監(jiān)等各種職位，專攻軍事史。
多年的出版經(jīng)歷也讓他清楚市場需要什么樣的寫作。如今，西蒙·富迪越來越少從事出版相關工作，而將重心放在紀實寫作上。他認為，要寫好日常生活中的細節(jié)，一要依靠詳實周密的研究，二要有一位優(yōu)秀的編輯把關。
在一般人看來，日常生活是一種平靜的、表面化的生活，但路內認為，一個平凡人所經(jīng)歷的“必然”或大概率發(fā)生的事情，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并不那么“日?！?。換言之，即使是生活中的瑣碎日常也可能會產(chǎn)生狂風驟雨般的影響。比如，喜歡的寵物死了，或是與伴侶離婚了，這樣一種大概率的日常生活，于當事人來講，可能比一百年前的某場戰(zhàn)爭更能擊穿人心。
“所以我常常想，作為一個小說作者，他眼里的日常生活可能和普通人不一樣?！甭穬日f，“我會更注意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不那么表面化的東西，當然我也并不輕視表面化?！?/p>
用生活的原料烹調 “文學大餐”
寫文章如同烹飪，如果菜籃空空如也，即便是“巧婦”又如何能做出美味佳肴？在場作家提到，他們也需要從日常生活中揀選原料，小心控制文章火候，適當加入細節(jié)調味，方能色、香、味俱全。
馬特·基林就談到他如何為人物增添細節(jié)。在《孤兒怪物間諜》中，主人公莎拉是一位年輕女性。如何揣摩女性心理、塑造人物性格成為男性寫作者的難題。他的方法是，將自己的某些心理特質投射到人物身上，重點刻畫人性上共通的地方。
“莎拉會彈鋼琴、說很多語言，我可能不行，但有些方面，比如我們的好奇心、天真以及對于世界上陰暗的一面抱有期望，希望去打敗邪惡的情感還是相似的?！瘪R特·基林提到莎拉在納粹寄宿學校遭遇校園霸凌，自己也曾經(jīng)歷過，所以類似的細節(jié)被他一點點揉到作品中。他說，“我希望通過這些日常敘述來展示一些普世價值，包括親情、敵友等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情感?！?/p>
對王占黑來說，生活的原料除了生活細節(jié)，還有語言細節(jié)。她一向習慣于將吳語方言運用到小說寫作中。提起寫作動機，她表示最初只是想讓人物說出合適的、符合身份的話。比如，有一些上了年紀、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人，沒有辦法在去銀行取錢時說出“ATM機”這樣的術語，經(jīng)常會發(fā)音成“阿嚏機器”。
“這些細節(jié)很重要，我需要把它放進去，是為了人物能夠更像他自己。如果去掉的話，人物的生活性就有了一定缺失。”王占黑說。
此外，將方言加入寫作也不僅僅是讓人物變得立體豐滿，于作者而言，更是用另一種語法營造一種氛圍，讓讀者看到一兩行字的時候，就能大概意識到故事發(fā)生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和怎樣的生活場景。王占黑總結，將方言加入文字也決定了讀者進入小說的方式。
路內將中國的方言小說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在敘事時采用書面普通話，人物對白則使用方言；另一種是敘事和人物對話都采用方言，但這種方言不是方言本身，而是一些地域性的方言元素，典型作品如金宇澄的作品《繁花》。第二種方言寫作對作家來說更具有難度，如果沒有拿捏好分寸，容易使整個作品淪為電視劇劇本。
路內的寫作大體以普通話為主，但他發(fā)現(xiàn)，一些北方編輯會認為他在作品中使用了病句?！捌鋵嵾@是南方的語言思維影響了寫作表達。我想方言對寫作的影響已經(jīng)不僅限于詞，而是跟句型、句式有關了。順著這個方向推導，它會不會影響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遞進方式？會不會和段落與段落之間的關系有關？能不能影響到整篇小說的思維方式？”路內認為，受過英語、德語以及其他語言訓練的作家即便用中文寫作，也會寫出與眾不同的句型句式，“這既是一種自覺的東西，也是文化給予我們的認知方式?！?/p>
馬特·基林表示，兩種語言文化交織的寫作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他發(fā)現(xiàn)，一些英語成語或俗語沒辦法在當時的情景中表達，于是只能轉從德語中尋找對應詞，有時效果不錯，有時可能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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