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在民國

《民國古琴隨筆集》（增訂本），嚴曉星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8月即出

本書能夠刊行增訂版，得益于近年來民國文獻的大幅度電子化。初版收入十一篇文章約三萬五千字，本次增訂了七篇文章約一萬五千字，篇幅擴充了不少。這里照例說說新增七篇的內(nèi)容與價值。

稍稍梳理史、集兩部文獻，大致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中層以上的縉紳之家，女眷對琴藝的研習應該是比較常見的現(xiàn)象，亦不乏富有天分與創(chuàng)造力之人。但歷代閨閣之中的文藝活動，以文學創(chuàng)作最易保存、最易傳播，進入欣賞、流通乃至研究領(lǐng)域也最早。這從難以計數(shù)的女性文學作品的各種別集、選集、總集以及相關(guān)文學史、傳記、論著中，亦可見一斑。緊隨其后的，大約是閨秀書畫作品。書畫與文學的傳播，高度依賴筆紙這樣的物質(zhì)媒介，古琴則不然。以閨閣之私密，她們琴藝往往不為人知，即使偶爾被記錄下來，也必然掛一漏萬；她們的社會參與度幾乎為零，其琴學淵源、研習心得缺乏交流，更無從對琴苑產(chǎn)生直接影響。像清代師妙靈能傳下《梅花仙館琴譜》稿、抄殘本各一部，已是鳳毛麟角，盡管查阜西先生對琴譜的評價并不高。

大約正是因為這些緣由，閨秀與古琴的關(guān)聯(lián)，迄今未曾進入研究者全面考察的視野。瘦巔《古琴與婦女》較早關(guān)注這一現(xiàn)象，且經(jīng)過了深思熟慮。他認為，女性接觸古琴，有可能受到彈琴的父兄影響，而父兄也把琴當作“施行禮教的工具”，尤其是識字的女性，更容易因為文字的形容而對古琴印象深刻；彈琴之于女性，可用作消遣，可抒發(fā)感情、表明心志，并一再強調(diào)“婦女們也是大多數(shù)人承認為富于情感的，而且他們享受特有的自然美，與柔和的品性，是以婦女對于美術(shù)，比較的特別有興趣”、“古代的婦女，從她們的環(huán)境上，很容易與古琴相近”。約此前三年，顧頡剛發(fā)表的《莊暗香》，雖不過是一條閱讀史料的五百字札記，卻表現(xiàn)出了對人才自毀的強烈遺憾：“社會上主張女子只應事人，不應有才藝，一個音樂天才就會懊悔彈琴不是女兒的事，從此丟了！許多平常人中，有幾個天才，何等的可以寶貴，乃必納之于常人之途，甚而至于空氣濃重，使不待禁而自絕，這是何等可怕的事！”尊重女性的心性，珍惜女性的才華，不再固守舊道德的女性觀，也不將女性彈琴視為僅可供男性贊嘆或炫耀的資本，這些具有女權(quán)意識的評說未必完美，卻已非常難得。本書按照發(fā)表時間排序，顧頡剛《莊暗香》因而成為增訂版首篇，其鮮明的“現(xiàn)代性”，并不弱于初版第一篇的陳西瀅《聽琴》。

與精神底色變化相應的，是古琴的物質(zhì)傳播新途徑：唱片與廣播；而與唱片相比，廣播具有更廣大的覆蓋面與影響力?？箲?zhàn)爆發(fā)之前，從《舊中國的上海廣播事業(yè)》（檔案出版社，1985年12月）一書來看，時常出入電臺的演奏古琴的琴人，是吳浸陽、鄭覲文；而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夏一峰、徐元白、程獨清則是中央廣播電臺的?？?，尤其是夏一峰，電臺開播第一天（1928年8月1日）就播奏《普庵咒》，從此古琴節(jié)目就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播奏單中（《絕響：國鵬輯近世琴人音像遺珍》，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琴人在廣播過程中的狀態(tài)，張子謙《操縵瑣記》偶有記錄（參與廣播自1939年始），但更早更詳盡的記述，卻是程獨清的《播音》。播音的技術(shù)、環(huán)境、程序，自己的心理，由演奏者一一寫來，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古琴本身及其衍生品，歷來被視為雅玩。清內(nèi)府藏有宋代廣窯琴，乾隆帝嘗為之作《宋瓷琴》詩，梁詩正諸臣工亦有《奉敕題古瓷琴》詩，足見重視。1929年5月，馬衡、郭葆昌、鄭穎孫、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等在故宮考察此琴，由郭氏撰成《故宮辨琴記》（刊于《故宮周刊》第十期，同年出線裝單行本，次年《音樂雜志》第一卷第九期亦載）；不久，黃秋岳《說宋廣窯修身理性琴》又加申說（刊于《春明畫報》第十一期，署名“聆”），其后略予增訂，易題為《宋廣窯沙胎琴》，收入他的名著《花隨人圣庵摭憶》。郭、黃二文均為文言，天麓《廣窯琴》則用白話文。如今，廣窯琴完好地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天麓在文末的懸念，也總算有了一個答案。

以上四篇，無論現(xiàn)代還是傳統(tǒng)，均為初版十一篇所未及的范疇；新增的另外三篇，則呼應與豐富了初版的內(nèi)容。同樣是聽琴，陳西瀅重在表達意見，周作人看大于聽，高長虹的《藝術(shù)演奏會聽琴速寫》更接近多數(shù)人聽琴的體驗，甚至提及自己半途而廢的學琴經(jīng)歷。這位個性鮮明的新文學家，接觸古琴的因緣、教他彈琴的人物，都不免令人好奇。蔣組若《訪問張一留老居士的補記》、林綠《操琴者》寫的都是琴人，與初版海戈筆下的曾胖子、李恩績筆下的鄭琴師各有異同。鄭琴師即近代國樂史上重要人物鄭覲文，李氏寫出了他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張一留亦非無名之士，蔣組若真實地記述了他篤修凈業(yè)的晚年片段。曾胖子是諢號，林綠筆下的“朱先生”不僅隱去其名，恐怕連姓也是假的。曾胖子于政治可謂懵然無知，亦滿不在乎，其個性粗放可喜；朱先生卻曾經(jīng)是一位革命者，其個性深沉謹慎。民國風云激蕩，頗不乏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琴人，或響應革命，或投身軍旅，或創(chuàng)建社團，或另有隱秘身份，了解了這一背景，朱先生的人生選擇也就不那么突兀了。非常時代，當然就會有非常琴人。

增訂版一仍舊例，只收隨筆，不選學術(shù)文章與報刊連載的“古琴常識”之類；只收散篇，不采專著；只收白話，不錄文言。之所以強調(diào)最后一點，一來是因為多年前已將晚清光、宣兩朝至民國間關(guān)于古琴的文言散篇輯出百馀條，對所涉人事詳加注解，足可另成一書，二來也借此表達了我的一些想法。古琴到了二十世紀，面對的“變局”極為復雜，其中之一便是“如何被敘述”，而語言文字是最重要的敘述載體，又在其間經(jīng)歷了從文言到白話的更替。對語文敏感的人不難發(fā)現(xiàn)，文言與白話，在寫作方式、精準程度、慣用模式、語境營造、視聽質(zhì)感等方面存著很大差異，這必然會對古琴敘述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從文言與白話的數(shù)量對比來看，文言文對古琴敘述的附著力尤其“頑固”，那么目前輯得的這十八篇白話文字，也就尤其難得，值得集中行世，其中的微妙意味，讀者諸君不妨細細體會。

新增七篇中的兩篇由黃惲先生提供，沈慧瑛、林寧兩位女士于校勘文本多有助力。多謝這些可敬的友人為這本小書增色。

初版問世時，辛豐年先生是入集文章中唯一存世的作者，然而十一個月后（2013年3月），他也與人世告別，享年九十周歲。他少年習琴，畢生未曾放棄古琴愛好，至今我仍然懷念與他聊歷史和時事、書籍和音樂（包括古琴）的點點滴滴。逝去的時代若令人留戀，正是因為這些有光彩的人。

（本文為《民國古琴隨筆集》[增訂本]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