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本現(xiàn)代化的貢獻盡管不是有意識的，但仍適合作為本文討論的開端。貢獻是幾方面的。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歷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爭意識。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文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學者們都同意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產生的恐懼感有著重要意義，并且從中國傳來的消息顯然對那種意識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船只莫里森號出現(xiàn)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種種明顯失實的傳聞，說什么這位在廣州地區(qū)有著普遍影響的英國人，現(xiàn)在正準備對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領主德川齊昭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在中國戰(zhàn)敗的消息傳來從而證明他的預言錯了以后，影響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寫信給他的一個僚屬說：“這是一件外國的事，但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有益的警告?！保?］ 不久，荷蘭和中國的商人把中國的出版物帶到了長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廣為流傳，那里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得到這些作品。他的《海國圖志》有許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關于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宜于向西方學習的論點，以及他關于學習步驟可以與對道德和政治的正統(tǒng)學說的關心結合起來的主張，是投合許多日本讀者的心意的。佐久間象山在向其君主條陳有關海防的問題以后讀了魏源的著作，對他與魏源兩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驚奇。他寫道：“正當英夷侵犯清國之時，我奏陳了一項計劃。后來我看到中國作家魏源寫的《圣武記》……魏源與我出生兩地，素昧平生。但我們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嘆世局，而且我們既未謀面而見解一致，這豈非無獨有偶？我們真可以稱為異地的同志了。”［2］

　　當來自中國的新聞在量和質的方面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長提高時，這些新聞就成了使蔓延于該國的危機感加劇的重要因素。從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陰有可能把鴉片戰(zhàn)爭后解散鄉(xiāng)勇之事與廣東省的混亂局勢聯(lián)系起來。這種新聞對權貴們的影響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義則因關于中國叛亂的報道的混亂而沒有立刻顯示出來。報道來自不同的來源，有的從朝鮮通過對馬大領主轉述而來，有的通過商船從中國傳來，有的通過荷蘭人的消息從長崎傳來，有的來自一個在中國沿?；顒恿藥啄甑娜毡救?，有的則來自與倍理一起乘船來日本的一名廣東人帶來的出版物。日本人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報道最初談的是恢復明室和英國支持復明戰(zhàn)士的情節(jié)。逐漸地，比較準確的中國官方報道使讀者們了解到基督教、叛亂與所造成的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的關系。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報道，但一些虛構的傳說（如說復明戰(zhàn)士與清軍進行大戰(zhàn)）繪聲繪色，因而混亂不堪。許多這樣的報告取材于有關國姓爺（鄭成功）的老傳說，以美化報道中的英雄，但是愈來愈多的報道，卻把中國的災難與外國的干涉和征服聯(lián)系了起來。［3］

　　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后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開始收集有關中國人災難性經歷的第一手觀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輪船為千歲號，它于1862年出發(fā)；由于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長州、佐賀、尾張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負有他們政治當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們的旅行記載經過其他經上海前往歐洲的人員的記載補充后，就提供了關于中國沿海事態(tài)直接影響日本的重要的文獻資料。［4］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只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xù)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5］ 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xiàn)的優(yōu)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中國的沿海，特別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中國沿?？诎兜难笮校ㄈ玮脱笮校┰O在日本的分行（特別在長崎）為薩摩族、長州族和土佐族購買輪船和輕型武器。許多重要的中興領袖——其中有高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著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wěn)定加以區(qū)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采取了不同的態(tài)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lián)想脫離關系。幾十年后，在1885年福澤諭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后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后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余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于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復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歷。［6］

　　中國較早與西方接觸而使日本獲得的一個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處也使人很感興趣，因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兩國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的事物。西方書籍的早期中文譯本含有重要的漢字詞組，它們逐漸進入了日本人的“現(xiàn)代”思想中。到十九世紀末，這些漢字詞組已在日本廣泛流傳；后來日本詞傳入中國時，許多中國人認為要為這些詞匯（象為另外一些術語那樣）感謝日本。這種傳入在出版國際法的譯文方面尤其重要，因為需要譯好象“right”（權利）和“sovereignty”（主權）這樣一些相近的字眼。但這些術語與以后大量涌進中國語言中的日本詞相比，數(shù)量仍是比較少的。在早期自強運動的任何時期，都沒有一個日本留學生為學習現(xiàn)代化而留學中國。

　?。?］ 關于德川齊昭，見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載《水戶藩史料》，別集條，98。關于水野忠邦，見日本史籍協(xié)會編：《川路圣謨文書》，8（1934年）第318—319頁。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東方道德，西方科學”的佐久間象山》，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論文集》，Ⅰ，日本（1972年），第54頁。關于中國戰(zhàn)敗的第一個報道是在1840年通過一艘荷蘭船只傳到長崎的。

　?。?］ 關于《海國圖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響，見王家儉：《〈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349頁。各種譯文紛紛出現(xiàn)于1854年，并且持續(xù)到明治時代初期。關于《海國圖志》對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編者，即有聲望的儒家學者鹽谷宕陰（1810—1867年）的影響，見范古利克：《日本對鴉片戰(zhàn)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第4期（1939年）第478—545頁。佐久間象山對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關于槍炮的論點。他指出：魏源在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確的和站不住腳的。那好象兒童游戲。不親自進行研究，誰也不能洞悉這個問題的真髓。象魏源那樣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幸”。引自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編：《日本傳統(tǒng)的源泉》，第614頁。

　　［3］ 關于日本取得有關太平軍成就的情報的過程和結果，見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yè)會編：《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

　?。?］ 《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81—486頁。這里詳細敘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來源。

　?。?］ 因此，撰寫井上馨傳記的作者指出：“當他到達上海，從輪船甲板上看到約一百艘戰(zhàn)艦、輪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時，便大吃一驚。侯爵這時才開始認識發(fā)展海軍以便實行排外主義的必要性，也開始看清佐久間象山教導的全部意義和單純排外主義思想的不足?！币娋宪昂罹魝饔浘幾霑骸妒劳饩瞎珎鳌?，第1冊第90—91頁。

　　［6］ M.B.詹森：《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