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西方的某些觀點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設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這些觀點常常是好戰(zhàn)的，情緒激烈，偶爾還是排外的。這種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態(tài)度，主要歸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抱有深信不疑的態(tài)度，雖然正是西方帝國主義促成了這種態(tài)度。但與此同時，又出現(xiàn)了一種認識（盡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現(xiàn)的），即中國是一個應予珍愛的實體——這種認識與其說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見的，不如說是理性的和民族主義的。
排外主義的興起
雖然排外主義在中國與外界關系的早期歷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壓力加強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重要力量。排外主義的范圍廣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國人，但不反對模仿西方，為的是進行反擊。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不論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現(xiàn)代技術也好。
對西方技術的抵制
因為反洋教運動在其他篇幅中討論過（見上卷第十一章），我們在這里主要談談反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問題。這種反對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認為中國毋須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學士認為西方的技藝實際上華而不實，對于中國沒有必要，因為要成為一個強國，民心比武器更為重要。大學士倭仁斷言，夷人害怕中國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艦，而是它的民心。模仿西方并無益于戰(zhàn)勝敵人，反而會降低民眾支持政府的熱情。他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長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議，基本方案應該是振興民眾志氣，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術。他堅決認為，歷史明確表明，技術不能使一個積弱的國家強盛起來。［1］
某些官僚學者特別相信，中國的海防無須得到西式武器。劉錫鴻舉俄國和美國為例。美國之戰(zhàn)勝英國，并不是得益于海軍，而俄國僅僅擁有一支象征性的海軍，卻成功地向英國的霸權挑戰(zhàn)。另一些評論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所謂文化上的優(yōu)越性，他們表示，軍事技術之取得常常要以犧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為代價。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中國北邊諸蠻族雖有強大騎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無力組成一個國家。［2］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則強調儒家的道德原則，所以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他們頑固地主張，中國應該特別重視儒家禮、義、廉、恥的古訓。實際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們繼續(xù)說，如果鼓勵儒學之士向夷人學習，他們就會寡廉鮮恥。歸根到底，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恥和無愛國心，對中國將沒有用處，不管他們多么精通西法。［3］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響深而且遠。相反，他們認為功利之見是皮相之談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翁同龢經(jīng)常向這位年輕的國君講論義利之別的意義，這就不足為怪了。義利之別一講，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反對各種自強計劃，特別在1889年反對鋪設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的計劃。［4］
保守派提出了為什么中國不需要從事洋務的另外一些原因。他們堅持說，縱觀中國歷史，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學習。他們問道，為什么在十九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此外，他們還斷言，即令中國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學習。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擁有這方面最優(yōu)秀的專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國內部尋找這樣的人才。［5］
在某些士大夫看來，西方的好東西對中國不一定有用，因為每個社會的條件不同，價值各異。人口懸殊便是這樣一個差別。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勞動力的短缺，故需要機器。把機器引進人口過剩的中國，只會加重失業(yè)。另一個例子是鐵路。建筑鐵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該國的軍事力量如何。西方因為強盛，故能夠利用鐵路迅速進行運輸。中國因為在戰(zhàn)時不能保衛(wèi)自己的鐵路，反而會因有鐵路而吃苦頭，因為敵人會利用鐵路，以便于他們在中國調動軍隊。［6］
排外的紳士進一步爭辯說，中國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學習，即使它需要進行這種學習也不行。例如，軍事知識對一個國家太重要了，故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說道，夷人終是狡詐之徒，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會真心實意把軍事技術教給中國。由于同樣的原因，西方也不會把它最好的武器賣給中國。著名學者俞樾和曾經(jīng)入過李鴻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樣的見解。他們堅決認為，中國從西方得到的東西都是過時的和陳舊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自取敗亡。另一位學者李元度寫道，只有決心才能制服狡詐，只有果斷才能挫敗陰謀；但是決不能指望學生以計謀勝過先生。［7］
某些保守派大膽地斷言，現(xiàn)代技術沒有用處。著名湖南學者王闿運寫道，蒸汽動力的軍艦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斷煤的供應，軍艦也就無用了。此外，它們在內河不大靈活，在陸戰(zhàn)中完全無用。同樣，火炮必須輕巧和機動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難于移動。他們說，在昌明盛世，中國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這些無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財政拮據(jù)時，它千萬不能為此浪費金錢。
儒家關于宇宙的神話是設想天人之間互相起作用。保守派聲稱，引進采礦、鐵路、電報線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會違反包括“風水”——它對五谷的生長和人們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內的宇宙的常態(tài)。因此，他們常常引證異常的天文現(xiàn)象（例如彗星），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世的某種不祥之事的示警。他們還斷言，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火災，是上天具體暗示有條理的風水力量受到了妨礙和干擾。［8］
他們進一步斷言，雖然西方技術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益，但它的缺點遠遠超過它的優(yōu)點。舉例來說，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歸根到底是有害的，因為它會迅速耗盡在供應上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撫劉秉璋以這個理由來反對現(xiàn)代采礦業(yè)。另一些人則集中注意力于社會政治問題。例如，王炳燮聲稱，引進西方技藝會加深社會上的不公道，因為富者采用機器會愈富，而貧者由于失業(yè)會愈貧。［9］
這種社會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數(shù)人的政治后果。京師及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如軍機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撫王文韶和候補知府楊廷熙都指出有發(fā)生政治暴亂的可能性。在失業(yè)者中間，弱者將成為竊賊，強者將流為盜匪和叛亂分子。因此他們作出結論說，本來動機在于為中國謀利益的“洋務”活動，將導致公開的叛亂。光緒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就這樣與前輩理學家吳廷棟（1873年去世）的觀點合拍了：唯利是圖的活動的結果是絕無絲毫利益可言的。［10］
對帝國主義的畏懼
中國人的排外主義，在許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許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鏞和政治謀士王炳燮與薛福成認為，西方人正在采用“蠶食”政策。但是，在外國人能夠把中國夷為殖民地以前，他們將首先從經(jīng)濟上剝削它，攪亂它的社會秩序，干擾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淪喪。按照他們的意見，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國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以便進行他們的政治侵略。他們問道，如其不然，外國傳教士為什么不以在他們自己國家里敬拜上帝為滿足呢？他們堅持說，西方從政治上對中國的蠶食是逐步的，不過是堅定的。例如，南京條約還沒有提到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問題，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條約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們在六十年代推論說，西方列強在以后續(xù)修條約期間將會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謀求更多的特權。
中國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決不限于沿海地帶，內地廣泛散布的反基督教告白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情況。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擴張主義浪潮中的慘痛命運，從而悲嘆中國將很快步其后塵。六十和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廣西也發(fā)現(xiàn)過這類告白。
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傲慢態(tài)度與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排外情緒。1880年某些官員向北京提出請求，中國應該制止外國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們堅持說這種房屋將會用于軍事情報目的。1887年重慶一地方紳士指責一位法國主教建筑堡壘式的教堂和過著與中國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勢更加惡化的是，外國人的這些活動和特權常常得到炮艦外交——這種外交本來就加強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緒——的支持。西方列強這樣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高級官員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知識分子堅決認為，外國人在“榨取”中國經(jīng)濟和向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灌輸以后，最終會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國人推翻中國政府，把中國一口吞掉。這樣，中國便會遭受與爪哇和菲律賓一樣的命運。他們指出，通商口岸親西方的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謀逃稅，而已經(jīng)拒絕給孔廟交納自己一份維修費的中國基督教徒，將很快拒納任何賦稅了。王炳燮擔心，中國教徒因為要首先忠于他們的宗教領袖，會不忠于天子，從而不服從中國法律。［11］
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慫恿叛亂活動。這是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老話題，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時編成。1724年當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許多人已開始把它與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蓮教聯(lián)系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閩浙總督劉韻珂還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12］
另一些知識分子如王炳燮和陳寶琛堅持說，正如漢代的太平道促進了黃巾叛亂和白蓮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強大的反王朝勢力一樣，基督教也將導致中國產生更多的內部騷亂。在這些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看來，在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對太平軍叛亂運動的思想意識產生巨大影響時，這個宗教的邪惡性質便明顯無誤地表現(xiàn)出來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還廣泛地把基督教與反王朝的秘密會黨等同起來。正如王炳燮所認為的那樣，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國內騷亂的種子也被播下了。［13］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國應盡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國繼續(xù)允許外國人滯留下去，局勢會很快不可收拾，雖圣人也無能為力。從這種觀點來看，反傳教士運動是個吉兆，因為它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很高。他們預言，沒有這種排外騷亂之日，就是中國完全屈服之時。［14］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種荒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義。許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保?5］ 因此，外國人被稱為“鬼子”，被比作禽獸，認為他們殺害中國人是為了煉丹術和巫術的種種目的。為了制止這種野蠻行為，醇親王（奕?）在1869年提出了驅逐夷人的六點計劃。當他認識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實現(xiàn)以后，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張摒棄一切外國事物。他建議，朝廷應向人民以身作則，率先摒棄無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為這種從感情上憎恨外國人和外來事物的行動作出了表率。1867年他堅決辭謝了總理衙門的職務。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墜馬。以這種所謂的受傷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雖然朝廷幾次延長他的病假，倭仁堅持說還是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獲準辭職以后，他的傷勢突然完全“痊愈”。類似的例子還有鄧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總理衙門工作。他立即謝絕這個職務，聲稱他對夷務一竅不通。相反，他請求皇上給他委派一個軍務，因為他寧愿戰(zhàn)死疆場。徐桐的行為為這種荒謬的排外主義提供了又一個活見證。據(jù)說，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說他寧愿讓他的國家殘破，也不愿它改革。因此毫不奇怪，他后來成了應該對爆發(fā)義和團運動負責的主要煽動者之一。［16］ 1900年義和團的大屠殺使中國長期仇外的歷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拳民因為排外，他們反對使用西洋武器，寧愿使用傳統(tǒng)的刀矛。
主戰(zhàn)的對外政策觀點
排外主義的另一形式是主戰(zhàn)。不負責任的主戰(zhàn)論曾經(jīng)十分盛行于南宋時期（1127—1279年），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臨著自己的文明被毀滅的可能性。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軍事現(xiàn)實主義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義精神讓位給保守的主戰(zhàn)精神了。這個傳統(tǒng)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再度抬頭。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國、法國或日本作戰(zhàn)，這種態(tài)度使人聯(lián)想起南宋時期這類人物的“空洞的主戰(zhàn)論”，他們只會揮動筆桿子，但毫無實戰(zhàn)知識。
晚清時期的主戰(zhàn)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識界對1840年、1860年和1884年幾次戰(zhàn)爭的憤怒。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奏稱：“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碑?860年中國與英法聯(lián)軍作戰(zhàn)時，北京許多官員都鼓吹主戰(zhàn)政策。全慶提出中國軍隊應該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時進攻外國軍艦；薛書堂則列舉了中國能夠贏得這場戰(zhàn)爭的五個原因。許多親王和高級官員請求皇帝親自指導這場戰(zhàn)爭。勝保將軍設想得更簡單。天朝沒有理由屈服，因為朝廷可以干脆地拒絕外國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堅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聲令下，他的部將便會捉拿夷兵，殺死夷官。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如果中國在沿海被戰(zhàn)敗，它應該從北京遷都陜西，以便繼續(xù)進行戰(zhàn)爭。［17］
1870年天津教案期間，京城許多官員，特別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壯派官員都主戰(zhàn)精神十足。他們堅持說，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當?shù)厍樾危瑧撛试S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戰(zhàn)。用精神力量武裝起來并且在數(shù)量上超過敵人的人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親王認為，中國能夠輕易地戰(zhàn)勝外國人，因為地方部隊可以對付少數(shù)西方軍艦發(fā)動的進攻，而中央政府則能夠粉碎外國人的主力攻勢。［18］
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幾十年間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戰(zhàn)精神，但它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出現(xiàn)了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團體，即堅定不移地鼓吹主戰(zhàn)的對外政策的“清流黨”。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jīng)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他們的領袖是有勢力的保守派、軍機大臣和皇帝的師傅李鴻藻（1820—1897年），如郭嵩燾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張同時在東部與日本作戰(zhàn)，又在西部與法國作戰(zhàn)。［19］
張之洞是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機期間，他極力敦促朝廷對俄國采取強硬的戰(zhàn)斗立場。在列舉了應拒絕1879年崇厚簽訂的條約（見第二章）的十點理由以后，他力主積極進行戰(zhàn)備，包括召募西方雇傭兵。當1883年中法戰(zhàn)爭在沿海地帶迫在眉睫時，張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顧慮，準備作戰(zhàn)，即使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法國也在所不惜。為什么？他指出，因為“非戰(zhàn)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zhàn)”。［20］ 同樣地，清流黨的其他成員如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黃體芳、吳大澂、盛昱、劉恩溥和李慈銘也擁護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采取主戰(zhàn)的行動路線，特別對俄國、日本和法國更應如此。他們藐視俄國的落后，法國的軟弱，日本的貧窮。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這些主戰(zhàn)的“清流黨人”相同的觀點。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類觀點評議過中國的對外政策。他斷言，上策是同夷人進行總體戰(zhàn)，完全消滅他們；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勢。他繼續(xù)說道，至于模仿夷人，這根本不能稱之為政策。他進一步闡述了進行戰(zhàn)爭的詳細的軍事戰(zhàn)略。例如，中國軍隊決不應該大規(guī)模集結，以避免夷人強大炮火的攻擊。但是，因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國情況，所以他的軍事建議大部分遠離實際。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他建議中國應該在沿海地區(qū)開挖溝渠，以阻止西方騎兵的流竄。［21］
應該承認，主戰(zhàn)派觀點并不曾始終占上風，何況中國又不是在對外戰(zhàn)爭中的勝利者。而且某些主戰(zhàn)論者如張佩綸和吳大澂都在戰(zhàn)場上出了丑。然而主戰(zhàn)的保守派必須對清廷之贊助不現(xiàn)實的政策和感情用事這一情況負主要責任。歸根到底，他們促成了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和義和團戰(zhàn)爭爆發(fā)。如果不否認朝廷政策中這個有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會認識到它的主戰(zhàn)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堅持文化主義
除排外主義以外，中國對外政策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士大夫們在思想上強烈地尊奉中國文化——特別是儒教正統(tǒng)——的影響。曾國藩在其聲討太平天國的著名檄文中，號召當世文人學士們與他一道保衛(wèi)孔孟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遺產。清廷為了力圖使政教合一的體制永世勿替，也強調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來提倡儒術。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給1898年湖南反對改良的運動提供了支持（見第五章）。
這種文化意識表現(xiàn)在保守派對外交的看法上。王闿運在獲悉郭嵩燾出使倫敦以后，于1876年致函郭嵩燾，建議他把孔子學說傳播到英國，因為英國尚無儒家學者賞光過。同樣，一位著名的翰林懷疑曾紀澤的外交能力，因為曾紀澤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22］ 那么，為什么儒家學說與對外政策的觀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呢？雖然儒家學說包含種種復雜思想，但是其中兩種思想特別與這個問題有關。
華夷之辨
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明華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國文明的標準來考慮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只有文明和野蠻，凡非文明就是野蠻。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23］ 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本身?？鬃釉谡摷褒R國著名宰相管仲時，他的頭腦里就有華夷之辨的概念。雖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輕視管仲，但他贊譽管仲保衛(wèi)中國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保?4］ 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即以此觀點發(fā)議論說，漢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換代，而蒙古之滅宋則意味著堯舜禹湯等儒家圣賢教導所體現(xiàn)的文明本身的毀滅。［25］
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國歷史學家稱夷狄為不行仁義，不遵圣化的人。中國人關于蠻夷的這種概念，其源蓋出于中國與其北邊諸游牧民族的長期沖突的經(jīng)驗。這些亞洲腹地的民族被認為貪詐和反復無常。由于這是中國與西方發(fā)生關系時的背景，所以大多數(shù)士紳也把西方人當作蠻夷的思想就不足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募外國軍官打太平軍與捻軍時，王炳燮稱這是“回紇助順”，即比之于八世紀中葉回紇人幫助唐朝鎮(zhèn)壓安祿山叛亂之事。由于同樣原因，李慈銘在評論1870年天津教案時寫道，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就象十至十二世紀中國和蠻夷之間的關系一樣，那時宋朝正面臨著北方夷狄遼國的威脅。［26］
這種視西人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對建立總理衙門的活動中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清廷在1861年以前沒有設立外事機構，因為中國的對外關系主要是以朝貢制度為依據(jù)，已由好幾個國家機構在處理。理藩院處理同俄國以及同北方邊境的事務。李慈銘在得知即將設立總理衙門以后，硬說這不合體制。他建議代之以在理藩院內部設立一個由恭親王率領的新部門，以處理和西方人的關系。④
同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朝貢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關系，認為辦外交事務有失他們的身分。軍機大臣閻敬銘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處理外交事務。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以后，他的許多朋友感到沮喪。李鶴年和馮譽驥極力勸他不要去蠻夷之邦，李慈銘在他的日記里為這一事實感到傷心：“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保?7］ 在七十年代末，李慈銘還繼續(xù)譴責中國派遣外交人員出國。
然而，按照大多數(shù)儒家學者的意見，正是這些夷人威脅著文明的存在。允許傳教士到內地去的天津條約，使許多紳士感到驚恐。例如，夏燮擔心這是圣人教誨完蛋的開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嘆說：中國數(shù)千年文明禮義之邦，即將淪為夷狄之國。嗚呼！［28］
王炳燮在六十年代寫道，雖然任何時候都發(fā)生過政治動亂，但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卻是嚴酷的，因為它可能使中國淪為野蠻之域。因此，外國的影響要比洪水猛獸更危險。他問道，一個人還能面臨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局勢嗎？當同文館的課程要列入天文和數(shù)學以外的科目時，許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銘和楊廷熙）都反對這種西學，因為他們擔心作為文明先鋒的孔門弟子也會被夷人同化。［29］
人禽之辨
儒家學者還有滿腦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學說，一個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稱為人。人的行為應該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和羞恥之心。特別是他應該遵行全人的教誨，包括三綱在內。這就是人必須作為一個人而活著的真諦。另一方面，禽獸是殘忍狡詐的，一心只求滿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個人的特點表現(xiàn)在這些屬性上，則他在道義上不配做一個人——實際上他是一個禽獸。
因為野蠻和禽獸不屬于文明的范圍，這兩個字眼常?？梢曰ビ?。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似乎已經(jīng)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種動物。用狄、蠻和其他名詞稱呼野蠻部落，這些漢字的部首都是指動物的。中國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關系部分地建立在這種荒誕的說法上面。正如骨頭和大棒政策把夷狄當作狗一樣，羈縻政策又把他們視作牛馬。嚴格說來，禽獸比夷狄更壞，因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獸則不可救藥了。
因此，儒家的學者們非常強調尊奉“名教”這一儒家的道德準則。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等級關系。有勢力的保守派李鴻藻為一個以體現(xiàn)文化為己任的學者應如何遵守正確的親子關系作出了榜樣。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親去世，他向朝廷請假二十七個月，以便遵制丁憂。8月18日，兩位皇太后鑒于李鴻藻身為軍機大臣和皇帝師傅，負有重任，準他一百天假，讓他居喪，隨后他必須復職，但不必參加規(guī)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鴻藻重新上奏，指出一個高級官員特別應該遵守圣人的教誨。李鴻藻繼續(xù)說，如果他背離了圣人的教誨，他就枉為人子，就這一點來說，也不配做一個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另給了他一些特權，包括在以后的二十七個月內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參加早朝和朝廷喜慶節(jié)日典禮。三天后，李鴻藻再次提出申請，堅持他原來的要求。他堅持說，如果不遵制丁憂，不僅會使他成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損于朝廷聲譽。因為他的第三次嘗試也沒有說服朝廷，官方的一百天假期屆滿后，他便借口養(yǎng)病，拒不上班。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二十七個月丁憂期滿以后，他的所謂疾病也“痊愈”了，并開始上班。李鴻藻堅持按儒家教義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為他堅持為之守制的那個婦女只是他的養(yǎng)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時，他又守制二十七個月。［30］ 保守派的官員包括倭仁、徐桐和許多御史都普遍贊揚他從嚴遵守儒家傳統(tǒng)的行為。
許多重視傳統(tǒng)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綱的西洋人的影響，人禽之辨很快就會泯滅。他們爭辯說，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領袖，勝過忠于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相信圣靈感孕的基督教義，這無異于公然否認自己的生父。孟子在指責墨翟和楊朱時說過，無父無君無異于禽獸。同樣地，這些學者也認為西方人與禽獸無異。的確，他們的著作經(jīng)常說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31］
這些道學夫子們進一步地發(fā)揮說，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fā)現(xiàn)，西洋人實際上禽獸不如。首先，禽獸不管對父親如何不孝，尚對母親有感情，而耶穌甚至不認母親。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靈活現(xiàn)地把基督教徒描寫成性行為反常和男女亂交的人（見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冊子神乎其神地問道：“他們豈非禽獸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僅不孝敬父母，而且開礦山、修鐵路和架電報線來破壞祖墳?？偠灾?，因為西方人禽獸不如，湖南學者王闿運便把他們比作“物”，即無感情、無生命的東西。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冊子警告說，盡管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中國人仍在信奉和實行這種墮落的西方宗教活動和技藝計劃。［32］
保守主義的影響
雖然晚清的保守主義可以部分地歸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數(shù)士大夫卻以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考慮為依歸。這種中國的文化主義結合著學究式的主戰(zhàn)性，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比較大膽的自強計劃最后都受到滯礙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納，甚至象王闿運和王先謙等人雖然贊成這些目標，但不愿意“改制”。1884年以后張之洞改變了他的態(tài)度，從保守主義變成實行洋務，他的應付變動時代的計劃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這一歷史悠久的儒家原則。
不僅京城官員，而且各省督撫都明顯表現(xiàn)出保守主義。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楨、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積極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劉坤一和李瀚章等，則對西方技藝采取非常冷淡的態(tài)度。李鴻章以前的將領之一劉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總督時，公開反對引進西學。中國文化的惰性還表現(xiàn)在一些關于改革的重要書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這一事實上。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1847和1852年經(jīng)過修訂，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覽。那一年，王茂蔭建議此書由官方重新刊行未準。另一類似例子則是馮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廬抗議》文集；此書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緒帝閱讀。［33］
保守派官員，特別是御史們，攻擊重實效的各級改革派。他們當然批評了最有影響的改革派，例如恭親王、曾國藩和李鴻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攻訐。例如，李慈銘大肆詆毀的人包括外事專家馬建忠、李鳳苞和陳蘭彬，以及企業(yè)家唐景星、徐潤和盛宣懷：他把所有這些人一概貶斥為賣國賊和“小人”。另一個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與外國人打過交道，又與1866年的潮州危機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牽連，他在保守派中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的批評使得他在1878年五十五歲時就過早地辭去福建巡撫之職而引退。第一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從1885年起在該島實行大膽的現(xiàn)代化計劃，但是保守派官員使得他于1891年被罷了官。
沒有一個改革派受到過象郭嵩燾所受的那種猛烈的攻擊。1876年他到英國擔任公使時，文人學士們諷刺他離開圣人的國度去為洋鬼子效勞。他的同鄉(xiāng)為他此行感到羞恥，企圖毀掉他的房子。他本來計劃寫一部關于自強運動和現(xiàn)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進一步批評，后來放棄了這個打算。1877年總理衙門發(fā)表他的贊揚西方文明的日記時，有人就說服朝廷銷毀印版。郭嵩燾理直氣壯，最初拒不屈服。在他從倫敦寄回來的報告中，他贊揚西方的技術、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彈劾，被指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國文化傳統(tǒng)。他終于向壓力屈服，于1879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外交前程?；貒院螅藦椒岛瞎枢l(xiāng)。劉坤一建議委派郭嵩燾到總理衙門工作，但是由于兩位有實權的保守派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景廉的反對，此建議未能實現(xiàn)。［34］
恭親王論及自強計劃進展緩慢時，指出保守派的反對是個重要原因。他的評論為中國鐵路發(fā)展的歷史所證實。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小小的上海-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鐵路建筑計劃，由于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于1877年夭折。劉銘傳1880年上疏建議修筑從北京至清江浦的鐵路，李鴻章支持他的建議。但是滿腦子傳統(tǒng)思想的御史和翰林先生們提出的論據(jù)說服了朝廷，使朝廷終于放棄了這個計劃。修筑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這一引起爭論的計劃，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敗的命運。［35］ 其他一些自強計劃，例如礦山、電報、輪船航運和技藝學校，都受到了同樣的反對。［36］
民族意識的出現(xiàn)
雖然民族主義作為廣泛的運動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國出現(xiàn)，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tài)卻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開始出現(xiàn)了。許多開明人士，特別是沿海一帶開明人士（例如王韜和鄭觀應）的排外情緒與其說是出于文化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由民族主義的感情激發(fā)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識的出現(xiàn)既表現(xiàn)在政治方面，也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方面。在官場中，對于國家主權的意識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的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明顯象征。在通商口岸，與西方進行商戰(zhàn)的思想，是商業(yè)民族主義的基礎。但是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民族意識是隨著由來已久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逐漸破產而開始出現(xiàn)的。
中國中心主義的崩潰
十九世紀下半期，中國中心主義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失去了影響。其最初的跡象是大多數(shù)有心改革的紳士們不再把外國人比作禽獸。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則徐和龔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內的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的名稱時，一般是加上獸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這種寫法就顯著減少了。除了象羈縻一類的陳詞濫調以外，郭嵩燾的文集，包括散文、詩詞和奏稿諸卷，都沒有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中國中心主義日益減弱的另一跡象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夷”字愈到后來就用得愈少。（與英國續(xù)訂的天津條約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魏源在五十年代寫道，西方人講禮貌、正直、有知識，根本不應該稱之為“夷”。魏源指出，他們是奇異之才和良友。一些開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詞稱呼西方：黃恩彤把西方稱為“遠”（遙遠的國家），丁日昌稱之為“外國”，其他許多人如恭親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則稱之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的許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稱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這些著作再版時都改稱為“洋”了。［37］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中國人的國際意識的覺醒明顯地表現(xiàn)在關于歷史上同類事件的討論中。1861年馮桂芬明確地把東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當時的世界加以類比。到1894年，另外十幾個人，包括鄭觀應、馬建忠、曾紀澤、王韜、彭玉麟、陳虬和張之洞等人也都是這樣觀察的。他們斷言，在春秋（公元前772—481年）戰(zhàn)國（公元前403—221年）時期，中國世界是由許多邦國所組成，就象十九世紀末的多國體系一樣。［38］ 這種想法就是暗示，中國不是中心王國，而是平等諸國之中的一個國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國那樣。這種類比盡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棄中國中心主義和把中國帶進它現(xiàn)在面對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進步的士大夫，特別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強調中國應該把握變動的時機，向西方學習。馮桂芬、何啟和胡禮垣為這種政策提出了一個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時，馮桂芬提到了兩條原則。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鑒諸國”。這些在平等基礎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強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榜樣。何啟和胡禮垣強調說，中國向它們學習無須感到難堪，因為歷史的循環(huán)性質便是如此。中國過去強大，它現(xiàn)在變弱了。另一方面，因為西方過去軟弱，后來它自然而然地變強了。［39］
另外一些中國中心論的名詞也引起了懷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詞。鄭觀應爭辯說，這個名詞沒有如實地反映中國，因為中國只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國家。他又說，中國人頭腦中如果不具有這種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中國便不會在心理上準備接受國際法的思想。［40］
經(jīng)濟民族主義
因為貿易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所以從貿易關系中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最早在通商口岸發(fā)展起來，就不足為怪了。貿易政策是中國從1840年以來碰到的老問題，但是現(xiàn)在對外貿易開始涉及中國的國脈民命。政府原來對待貿易抱毫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現(xiàn)在開明官員卻一變而真正為之苦惱起來了?！坝蒙讨埔摹钡恼咭呀?jīng)失去價值。取代它的是關于政府經(jīng)濟特權的新觀念和“用貿易為武器”的新策略。傳統(tǒng)名詞“利權”（必須與現(xiàn)代名詞“權利”區(qū)別開來）最初用于象稅收、鹽業(yè)專賣與漕運等官辦事務。但是，1862年李鴻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經(jīng)濟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以后，這個名詞便用來表示政府對于外國人力圖控制的經(jīng)濟和財政事務的行政權力。［41］ 后來李鴻章設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他最重要的目標是要恢復“利權”，即恢復經(jīng)濟控制。
丁日昌拒絕俄國、英國和美國經(jīng)營電報線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又以同樣的言詞堅持說，這種現(xiàn)代企業(yè)應該由中國經(jīng)營。1877年郭嵩燾從倫敦寫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鑄造銀元的權利也是主權國家的“利權”。鑒于外國銀元對中國經(jīng)濟的破壞性影響，他極力主張中國收回這種“利權”。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們強烈感到采礦權不應該落入外國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潤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對這個問題也是敏感的。［42］
根據(jù)某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說法，由于外國人控制清帝國海關，這種“利權”也已經(jīng)喪失給他們了。為了收回這種“利權”，鄭觀應建議應該任命中國人擔任海關副稅務司，以便在十年內取代洋員稅務司。鄭觀應繼續(xù)說，中國在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jīng)接替了擔任日本海關稅務司的外國人。在鄧承修看來，赫德?lián)魏ｊP總稅務司之事應給予嚴厲的指責。因此，他建議這個職位應該由兩個人擔任，一為中國人，一為洋員。1886年曾紀澤還給總理衙門寫信，強烈要求撤換赫德。陳熾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擊赫德，譴責他腐化，不正當?shù)乇Ｗo外國商人和干涉中國的關稅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國人替換赫德。［43］
鑒于西方在經(jīng)濟上對中國的蠶食，通商口岸開明的高級官員和愛國商人不久開始議論要同外國人進行“商戰(zhàn)”。“商戰(zhàn)”一詞1862年第一次出現(xiàn)在曾國藩的信中，不過那時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臺丁日昌1863年答應降低中國帆船的稅收，以便在牛莊-上海的豆類貿易上同外國船舶競爭。次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鼓勵中國商人購買和建造輪船。中國商人配備了現(xiàn)代化的海運工具后，就會勝過外國商人，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市場。丁日昌繼續(xù)說，西方人到中國的動機主要是尋求利潤。如果他們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離開中國。這樣，中國不須動武就能逐出外國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強調扶助和保護貿易的重要性，他在這里便使用了曾國藩的“商戰(zhàn)”一詞。1879年薛福成斷言中國和外國的商業(yè)競爭是不可避免的。［44］
在沿海一帶努力建立輪船企業(yè)的活動，表現(xiàn)了中國同西方進行商業(yè)競爭的志氣。容閎和許道身因愛國有心并且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68年他們試圖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股輪船公司。雖然這個計劃由于缺乏資金而流產，但中國輪船招商局卻于1873年辦了起來。創(chuàng)辦人李鴻章聲稱，這個企業(yè)的目的是與西方輪船公司作競爭。招商局兩位經(jīng)理唐景星和徐潤對于“商戰(zhàn)”有極其清楚的認識。1874年他們給股東的報告提到和外國輪船公司競爭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中國公司可以依靠漕糧運輸；第二，它的管理費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國商人托運的貨物。為了防止外國人認購公司股票，規(guī)定在股票證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貫，證券依法不能轉賣給外國人。［45］
在論述“商戰(zhàn)”問題的人士中，以鄭觀應所論最為完善，他成了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倡議人。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鄭觀應已經(jīng)詳細論述了商業(yè)和海運方面的競爭。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來的諸版中（1884—1893年），他越來越強調利用商業(yè)作為武器的必要性。當高級官員專心致力于軍事自強計劃時，鄭觀應則認為商業(yè)和工業(yè)在應付變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辯論說，因為西方之強是由于富，而富又發(fā)源于商業(yè)和工業(yè)，因此，中國學習和運用“商戰(zhàn)”，要比“兵戰(zhàn)”更為有用。
鄭觀應說，西方國家不僅用槍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業(yè)作武器。實際上，整個國家都是這種政策的后盾，因為外交談判也好，軍事沖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擴大貿易。而且，西方國家雖然利用商業(yè)作為武器，使某些地區(qū)成為其殖民地，但這種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緩慢的性質，幾乎不使受害者感到驚慌。因此，中國象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對西方的軍事侵略反應快，而對西方的經(jīng)濟蠶食則反應慢。實際上，中國由于貿易逆差，受到了它與西方的商業(yè)關系的嚴重傷害。鄭觀應聲稱，這樣一種經(jīng)濟壓榨比割地賠款為害更大。既然外國經(jīng)濟侵略具有這樣有害的性質，中國應該怎樣反擊呢？
鄭觀應說，中國必須在三個關鍵領域趕上西方。為了培養(yǎng)真正的人才，必須改革科舉制度，建立工藝職業(yè)學校。為了利用自然資源，采礦和農業(yè)現(xiàn)代化是最重要的。為了促進商業(yè)，政府必須改革稅制，廢除地方貿易中的厘金稅。在商戰(zhàn)方面，它將在兩條戰(zhàn)線進行，即增加中國的出口和減少中國的進口。為了減少進口，他主張中國制造現(xiàn)代商品和種植罌粟。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進生產茶葉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繅絲廠。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商人在理論上處于現(xiàn)存社會結構的底層。特別是，應該把商人看作紳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機會接近官吏。
鄭觀應作出結論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商品能夠卓有成效地與西方的商品進行競爭，洋商就不得不賠本，自然會回國去。與有爭論的和花錢的軍事自強計劃相比，“商戰(zhàn)”是一條同西方競爭的比較容易而有效的途徑。鄭觀應舉出了日本近代史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最初，日本和中國一樣，遭受外國剝削。但是，自從日本振興商業(yè)和工業(yè)并認真地同西方進行競爭以后，它不僅能夠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實際上還能從中獲利。鄭觀應認為，當今的世界是商業(yè)競爭的世界；［46］ 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提倡商業(yè)民族主義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們可以斷言，鄭觀應的思想觀點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從經(jīng)濟角度全面地解釋了世界歷史和具體地解釋了西方的社會。［47］
“商戰(zhàn)”是與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戰(zhàn)”的政策相類似的戰(zhàn)爭策略。為了達到利用商業(yè)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紀末需要有更廣泛的結構：包括對外貿易中的商品交換、貿易章程、海關稅率、條約、設立領事館和派遣外交使團出國。
國家主權觀念
經(jīng)濟民族主義因政治民族主義而加強，后者最明顯地表現(xiàn)在關于國家主權的意識上。為了保持這種主權，均勢政策被認為是最有用的。因為1860年以后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商務和談判日益頻繁，中國逐漸吸收西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每個國家享有平等主權）的觀念。但是，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受到了損害。條約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處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國人在談判中總按照條約維護他們的既得權利，如果有進一步的利益，他們又總是抓住不放的。中國常常不能利用條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條約的束縛。人們有感于此，終于產生恥辱心情，這便使人們進行具體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爭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強烈地引起中國注意的問題是治外法權問題。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實行治外法權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祥對英國公使阿禮國說，如果外國人放棄這一權利，那么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內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們企圖保留這種權利，中國政府將竭盡全力把外國人和圍繞治外法權的糾紛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內。郭嵩燾任中國駐倫敦公使時，1877年他請清帝盡快廢除這種權利，次年他和索耳茲伯里勛爵討論過這個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繼任人曾紀澤強烈要求總理衙門積極正視這個問題。他在題為《中國先睡后醒論》一文中，要求中國人盡快取消治外法權。事實上，鄭觀應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經(jīng)批評了西方人的法律權利。①
雖然中國接受了治外法權的思想，但是最初沒有中文專門名稱。王韜是最初提到它的學者之一，他使用了“額外權利”這樣的說法。但是，黃遵憲使用的“治外法權”成了它的標準名詞。九十年代初期，陳熾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都列舉了治外法權給中國造成的有害影響，要求以公義之名廢除它。［48］
正是這種漸漸熾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郭嵩燾在1877年，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鄭觀應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認為，傳統(tǒng)的中國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嚴。此外，由于權紳的干預，法律也不能嚴格執(zhí)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爭辯說，甚至中國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國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國法律。因此他們建議改善監(jiān)獄條件，廢除斬首和肉刑，用勞役代替監(jiān)禁。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強的平等對待。［49］
與中國主權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規(guī)定的關稅稅率問題。1878年，即最初的條約關稅稅率確定以后三十三年，御史李璠論述了進口關稅率太低及其對中國經(jīng)濟的不利影響。八十年代，曾紀澤就英國進一步干涉中國關稅章程問題，向英國公使威妥瑪提出過抗議。1889年曾紀澤在和日本駐華公使討論中國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條約時，指出獲得關稅自主應該是兩國恢復國家主權的第一步。1884至1892年間鄭觀應曾三番五次評論過這個問題。他論證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如何，首先應該有權控制自己的關稅率。他明確地主張中國應該采取保護關稅方針。［50］
另一個涉及到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是最惠國特權。這是1843年與英國簽訂的虎門附約第一次承認的。從此以后，它成為條約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國權利受到巨大損害。1879年曾紀澤在英國和巴西駐英公使談話時，抱怨最惠國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說明中國迫切希望從條約中廢除此款。同年，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一文中討論了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他認為它們是條約里最有害于中國的兩條條款，主張應設法予以廢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論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已由李鴻章轉送給總理衙門考慮。［51］
國際法（主權國家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被認識到了。雖然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把瓦特論文中的國際法部分摘譯出來，但是還沒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國際法著作。1862年丁韙良著手翻譯沃頓的《萬國公法》，總理衙門經(jīng)過仔細校訂，在兩年后予以出版。恭親王和文祥對此書評價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給地方當局參考。掌握了這種新知識以后，恭親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國領海的丹麥船只。另一個例子是1875年在解決馬嘉理案件中引證了沃頓的著作。［52］
1869年丁韙良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以后，他和一些漢人與滿人同事翻譯了另外幾種著作，包括布倫奇利的《國際法匯編》、伍爾西的《國際法研究導論》和國際法研究所編輯的《戰(zhàn)爭法手冊》。這些著作對一些官員產生了影響。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燾，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對國際法作了好評。伊犁危機期間，他在1880年上奏時，指出對崇厚的處分太重，應該按照國際法則來處理。同樣，李鴻章引證國際法，強調兩國之間即使爆發(fā)戰(zhàn)爭，彼此也不應該侮辱對方的外交人員。［53］
與翻譯著作在中國官員中產生影響的同時，通商口岸的商人-學者直接從西方人那里得到國際法知識。一個恰當?shù)睦邮歉母锱少I辦鄭觀應。［54］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視國際法，以致他在其論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這個問題。在后來的版本中，鄭觀應進一步論述了國際法的原則和用途。
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國研究國際法，回到中國以后他在國際問題上給李鴻章提供過寶貴意見。1884年中法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以前，李鴻章派馬建忠赴上海按照國際法安排把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事宜。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為這些輪船在戰(zhàn)爭期間沒有受損失，戰(zhàn)后按照原議由中國人買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啟超、陳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對這個問題作了評論。［55］ 為了實行國際法，1893年陳虬倡議設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性組織。他預言他的建議將在三十年內成為事實。④
均勢論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雖然被認識到了，但是，一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則是另一個問題。按照某些開明士大夫的意見，答案在于恰當?shù)乩镁鶆莸脑瓌t。他們強調說，一個小國處于強大國家之間，求得生存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春秋時期（公元前722—481年）的小小的燕國。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和瑞士。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及其朝鮮和安南（越南）等屬國也采取這種政策。
在巴黎研究國際法的馬建忠，1878年詳細闡述了西方的均勢理論及其發(fā)展史和實際價值。馬建忠從巴黎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勢”一詞；該信預定呈交總理衙門（大概是由李鴻章送交）。這種政策的一個有勢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鴻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寫道，日本人的到來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牽制西方在華勢力的一種力量。八十年代，為了阻止外國人的進一步侵略，他試圖使西方在華勢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間繼續(xù)有人鼓吹這種政策；一個著名人物就是張之洞。［56］
李鴻章在他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這一原則。到1879年，他決定開放朝鮮，讓它與西方進行貿易和開展外交。李鴻章在致一位朝鮮高級官員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時和丹麥等國歷史即證實了西方互相牽制和平衡理論的價值。朝鮮面臨日本的侵略，應該向這些國家學習。李鴻章繼續(xù)說道，朝鮮或許敵不過日本，但是如果朝鮮決定向西方貿易開門，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將受到西方列強的牽制。［57］ 1880年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試圖讓一位正在東京訪問的朝鮮官員牢記，西方國家有一套均勢體系，如果朝鮮與西洋諸國簽訂條約，這種均勢就會保證朝鮮的和平。［58］ 這表明西方國際體系的觀念正被采用，以適應清朝對朝鮮的新政策目標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十年，許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懷和其他經(jīng)世派學者在內，建議朝鮮應該仿效比利時和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它們的獨立由于均勢的原則而得到大國的保證。［59］
曾紀澤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即開放中國的屬國，讓它們與西方列強進行貿易和外交。1883年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jīng)加劇但還沒有爆發(fā)軍事沖突時，曾紀澤極力主張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勢政策。曾紀澤指出，這種“開門”政策猶如投羊羔以引虎斗。［60］ 因為沒有哪一只老虎強大到能搶走羊羔，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時人們還認識到，均勢可以維護享有平等主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和平。少數(shù)中國文人從1878年的柏林會議獲得這種思想，那次會議迫使俄國讓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從而防止了大國之間的戰(zhàn)爭。例如，馬建忠從巴黎寫回一封信，說明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國家；雖然它們都是主權國家，但是它們之間的和平關系卻靠均勢來維持。中國能否同強大主權國家結盟而從中得到好處呢？馬建忠的答復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證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結盟是處理對外關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時期，鄭觀應主張同美國結盟，張煥綸主張同英國結盟，這便是他們對結盟理論的應用。［61］
?。?］ 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34、277—283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頁；卷79第1—2頁。
［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1頁。
?。?］ 陸寶千：《倭仁論》，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頁，特別是第260頁。《洋務運動》，第1冊第121頁。
?。?］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頁。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
?。?］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1—353頁。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3頁。
［8］ 王闿運：《湘綺樓文集》，第2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575頁。
?。?］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8—359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頁。
?。?0］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7頁。
?。?1］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年》，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頁。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頁。
?。?2］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6冊第383頁。
?。?3］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頁。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第8—9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頁。
［14］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第148—149頁。
?。?5］ 《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春秋左傳》，第355頁。
?。?6］ 關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見張灝：《倭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頁。
［17］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1第48、56頁。
?。?8］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頁。
［19］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89頁。關于這個官僚團體的總的看法，見郝延平：《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載《中國論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頁。
?。?0］ 張之洞致張佩綸的一封信，見邵循正等編：《中法戰(zhàn)爭》，第4冊第518—519頁。關于張之洞對伊犁危機的觀點，見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252頁；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頁。
?。?1］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頁。
?。?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7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75—76頁。
?。?3］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國，一個遙遠的帝國，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載《提奧奇尼斯》雜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頁。
?。?4］ 《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論語》，第282頁。
?。?5］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15頁。
［26］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頁?！吨袊说氖澜缰刃蛴^》，第295頁。
?。?7］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99頁、526頁。閔爾昌輯：《碑傳集補》，卷13第15頁。
?。?8］ 引自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21—22頁。關于夏燮的觀點，見他的《中西紀事》，卷16第6頁。
?。?9］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堆髣者\動》，第6冊第153—154頁。
［30］ 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7—154、241頁，卷2第414頁。
?。?1］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頁。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31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第24頁。
?。?2］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頁。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fā)展（1860—1870年）》，第51頁?！逗７罊n·天險》，第212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57頁。
?。?3］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頁。王家儉：《魏源年譜》，第82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630頁。
?。?4］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507、554、665、666、865頁。
［35］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jīng)營》，第37—45、54—56、76—78頁。
?。?6］ 例如參見《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2第992頁?！督煌ㄊ贰ず秸帯罚?冊第149、184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2—2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44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頁。
?。?7］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38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第6冊第508—509頁?！逗７罊n·機器局》，卷1第4頁。
?。?8］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66頁。鄭觀應：《易言》，卷2第12頁。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2第9頁。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5第1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4第21頁。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卷101第9頁。陳虬：《經(jīng)世博議》，卷4第8頁。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頁。陳熾：《庸書》，卷8第1—2頁。
?。?9］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頁。
［40］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第8頁。
?。?1］ 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9頁。
?。?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52—25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45頁。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散見書內各處。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第112—120頁。《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47頁。
?。?3］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第4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6、318頁。
?。?4］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7第44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56—62頁。《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4—5頁?！堆髣者\動》，第1冊第165頁。薛福成：《籌洋芻議》，第10頁。
［45］ 《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39、144、147頁。
［46］ 劉廣京：《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載《清華學報》，第8期第1—2冊（1970年），第373—425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2第35—43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1第1頁；卷2第37頁；卷4第56—57頁；卷7第19頁；卷8第32頁；卷8第53頁。
?。?7］ 關于鄭觀應時代的社會經(jīng)濟和思想背景，見郝延平：《中國商埠的“新階級”：買辦商人的興起》，載《商業(yè)史評論》，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頁。
［48］ 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25—26頁。黃遵憲：《日本國志》，卷7第21—23頁。陳熾：《庸書》，卷7第4頁。
［49］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83—684頁。何啟和胡禮垣：《新政真詮》，第11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第8頁。宋育仁：《時務論》，第3、8—9頁。
?。?0］ 《洋務運動》，第1冊第116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4、306—307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第1—3頁；卷4第9頁。
?。?1］ 《洋務運動》，第1冊第165頁。曾紀澤：《曾惠敏公手寫日記》，第2156—2157頁。薛福成：《籌洋芻議》，序和第1—2頁。
?。?2］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頁—26頁?！独铠櫿轮屡硕π聲?，第13頁。
?。?3］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5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574、863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頁。
?。?4］ 關于鄭觀應的改革思想與他作為買辦商人背景的對照，見郝延平：《改革派買辦鄭觀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頁。
?。?5］ 《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54—155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95、208頁。1898年畢永年和唐才常在長沙成立了國際法研究協(xié)會。
?。?6］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2第10—11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頁；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頁。
?。?7］ 李鴻章：《李文忠公遺集》，卷5第18—19頁。
?。?8］ 朝鮮公使金弘集回答說，他在《萬國公法》（沃頓原著，丁韙良譯）一書中見到了“均勢”一詞。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修信使記錄》，第177頁。
?。?9］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頁。
?。?0］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頁。
?。?1］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第13—14頁。鄭觀應：《易言》，卷2第13頁。張煥綸的建議見之于曾紀澤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記》，卷1第8頁。也可參看坂野正高：《留法時期的馬建忠——對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兩份意見書》，載《國家學會雜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頁。
排外主義的興起
雖然排外主義在中國與外界關系的早期歷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壓力加強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重要力量。排外主義的范圍廣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國人，但不反對模仿西方，為的是進行反擊。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不論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現(xiàn)代技術也好。
對西方技術的抵制
因為反洋教運動在其他篇幅中討論過（見上卷第十一章），我們在這里主要談談反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問題。這種反對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認為中國毋須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學士認為西方的技藝實際上華而不實，對于中國沒有必要，因為要成為一個強國，民心比武器更為重要。大學士倭仁斷言，夷人害怕中國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艦，而是它的民心。模仿西方并無益于戰(zhàn)勝敵人，反而會降低民眾支持政府的熱情。他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長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議，基本方案應該是振興民眾志氣，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術。他堅決認為，歷史明確表明，技術不能使一個積弱的國家強盛起來。［1］
某些官僚學者特別相信，中國的海防無須得到西式武器。劉錫鴻舉俄國和美國為例。美國之戰(zhàn)勝英國，并不是得益于海軍，而俄國僅僅擁有一支象征性的海軍，卻成功地向英國的霸權挑戰(zhàn)。另一些評論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所謂文化上的優(yōu)越性，他們表示，軍事技術之取得常常要以犧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為代價。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中國北邊諸蠻族雖有強大騎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無力組成一個國家。［2］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則強調儒家的道德原則，所以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他們頑固地主張，中國應該特別重視儒家禮、義、廉、恥的古訓。實際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們繼續(xù)說，如果鼓勵儒學之士向夷人學習，他們就會寡廉鮮恥。歸根到底，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恥和無愛國心，對中國將沒有用處，不管他們多么精通西法。［3］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響深而且遠。相反，他們認為功利之見是皮相之談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翁同龢經(jīng)常向這位年輕的國君講論義利之別的意義，這就不足為怪了。義利之別一講，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反對各種自強計劃，特別在1889年反對鋪設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的計劃。［4］
保守派提出了為什么中國不需要從事洋務的另外一些原因。他們堅持說，縱觀中國歷史，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學習。他們問道，為什么在十九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此外，他們還斷言，即令中國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學習。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擁有這方面最優(yōu)秀的專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國內部尋找這樣的人才。［5］
在某些士大夫看來，西方的好東西對中國不一定有用，因為每個社會的條件不同，價值各異。人口懸殊便是這樣一個差別。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勞動力的短缺，故需要機器。把機器引進人口過剩的中國，只會加重失業(yè)。另一個例子是鐵路。建筑鐵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該國的軍事力量如何。西方因為強盛，故能夠利用鐵路迅速進行運輸。中國因為在戰(zhàn)時不能保衛(wèi)自己的鐵路，反而會因有鐵路而吃苦頭，因為敵人會利用鐵路，以便于他們在中國調動軍隊。［6］
排外的紳士進一步爭辯說，中國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學習，即使它需要進行這種學習也不行。例如，軍事知識對一個國家太重要了，故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說道，夷人終是狡詐之徒，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會真心實意把軍事技術教給中國。由于同樣的原因，西方也不會把它最好的武器賣給中國。著名學者俞樾和曾經(jīng)入過李鴻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樣的見解。他們堅決認為，中國從西方得到的東西都是過時的和陳舊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自取敗亡。另一位學者李元度寫道，只有決心才能制服狡詐，只有果斷才能挫敗陰謀；但是決不能指望學生以計謀勝過先生。［7］
某些保守派大膽地斷言，現(xiàn)代技術沒有用處。著名湖南學者王闿運寫道，蒸汽動力的軍艦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斷煤的供應，軍艦也就無用了。此外，它們在內河不大靈活，在陸戰(zhàn)中完全無用。同樣，火炮必須輕巧和機動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難于移動。他們說，在昌明盛世，中國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這些無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財政拮據(jù)時，它千萬不能為此浪費金錢。
儒家關于宇宙的神話是設想天人之間互相起作用。保守派聲稱，引進采礦、鐵路、電報線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會違反包括“風水”——它對五谷的生長和人們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內的宇宙的常態(tài)。因此，他們常常引證異常的天文現(xiàn)象（例如彗星），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世的某種不祥之事的示警。他們還斷言，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火災，是上天具體暗示有條理的風水力量受到了妨礙和干擾。［8］
他們進一步斷言，雖然西方技術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益，但它的缺點遠遠超過它的優(yōu)點。舉例來說，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歸根到底是有害的，因為它會迅速耗盡在供應上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撫劉秉璋以這個理由來反對現(xiàn)代采礦業(yè)。另一些人則集中注意力于社會政治問題。例如，王炳燮聲稱，引進西方技藝會加深社會上的不公道，因為富者采用機器會愈富，而貧者由于失業(yè)會愈貧。［9］
這種社會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數(shù)人的政治后果。京師及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如軍機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撫王文韶和候補知府楊廷熙都指出有發(fā)生政治暴亂的可能性。在失業(yè)者中間，弱者將成為竊賊，強者將流為盜匪和叛亂分子。因此他們作出結論說，本來動機在于為中國謀利益的“洋務”活動，將導致公開的叛亂。光緒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就這樣與前輩理學家吳廷棟（1873年去世）的觀點合拍了：唯利是圖的活動的結果是絕無絲毫利益可言的。［10］
對帝國主義的畏懼
中國人的排外主義，在許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許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鏞和政治謀士王炳燮與薛福成認為，西方人正在采用“蠶食”政策。但是，在外國人能夠把中國夷為殖民地以前，他們將首先從經(jīng)濟上剝削它，攪亂它的社會秩序，干擾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淪喪。按照他們的意見，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國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以便進行他們的政治侵略。他們問道，如其不然，外國傳教士為什么不以在他們自己國家里敬拜上帝為滿足呢？他們堅持說，西方從政治上對中國的蠶食是逐步的，不過是堅定的。例如，南京條約還沒有提到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問題，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條約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們在六十年代推論說，西方列強在以后續(xù)修條約期間將會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謀求更多的特權。
中國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決不限于沿海地帶，內地廣泛散布的反基督教告白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情況。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擴張主義浪潮中的慘痛命運，從而悲嘆中國將很快步其后塵。六十和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廣西也發(fā)現(xiàn)過這類告白。
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傲慢態(tài)度與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排外情緒。1880年某些官員向北京提出請求，中國應該制止外國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們堅持說這種房屋將會用于軍事情報目的。1887年重慶一地方紳士指責一位法國主教建筑堡壘式的教堂和過著與中國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勢更加惡化的是，外國人的這些活動和特權常常得到炮艦外交——這種外交本來就加強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緒——的支持。西方列強這樣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高級官員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知識分子堅決認為，外國人在“榨取”中國經(jīng)濟和向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灌輸以后，最終會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國人推翻中國政府，把中國一口吞掉。這樣，中國便會遭受與爪哇和菲律賓一樣的命運。他們指出，通商口岸親西方的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謀逃稅，而已經(jīng)拒絕給孔廟交納自己一份維修費的中國基督教徒，將很快拒納任何賦稅了。王炳燮擔心，中國教徒因為要首先忠于他們的宗教領袖，會不忠于天子，從而不服從中國法律。［11］
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慫恿叛亂活動。這是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老話題，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時編成。1724年當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許多人已開始把它與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蓮教聯(lián)系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閩浙總督劉韻珂還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12］
另一些知識分子如王炳燮和陳寶琛堅持說，正如漢代的太平道促進了黃巾叛亂和白蓮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強大的反王朝勢力一樣，基督教也將導致中國產生更多的內部騷亂。在這些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看來，在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對太平軍叛亂運動的思想意識產生巨大影響時，這個宗教的邪惡性質便明顯無誤地表現(xiàn)出來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還廣泛地把基督教與反王朝的秘密會黨等同起來。正如王炳燮所認為的那樣，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國內騷亂的種子也被播下了。［13］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國應盡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國繼續(xù)允許外國人滯留下去，局勢會很快不可收拾，雖圣人也無能為力。從這種觀點來看，反傳教士運動是個吉兆，因為它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很高。他們預言，沒有這種排外騷亂之日，就是中國完全屈服之時。［14］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種荒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義。許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保?5］ 因此，外國人被稱為“鬼子”，被比作禽獸，認為他們殺害中國人是為了煉丹術和巫術的種種目的。為了制止這種野蠻行為，醇親王（奕?）在1869年提出了驅逐夷人的六點計劃。當他認識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實現(xiàn)以后，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張摒棄一切外國事物。他建議，朝廷應向人民以身作則，率先摒棄無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為這種從感情上憎恨外國人和外來事物的行動作出了表率。1867年他堅決辭謝了總理衙門的職務。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墜馬。以這種所謂的受傷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雖然朝廷幾次延長他的病假，倭仁堅持說還是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獲準辭職以后，他的傷勢突然完全“痊愈”。類似的例子還有鄧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總理衙門工作。他立即謝絕這個職務，聲稱他對夷務一竅不通。相反，他請求皇上給他委派一個軍務，因為他寧愿戰(zhàn)死疆場。徐桐的行為為這種荒謬的排外主義提供了又一個活見證。據(jù)說，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說他寧愿讓他的國家殘破，也不愿它改革。因此毫不奇怪，他后來成了應該對爆發(fā)義和團運動負責的主要煽動者之一。［16］ 1900年義和團的大屠殺使中國長期仇外的歷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拳民因為排外，他們反對使用西洋武器，寧愿使用傳統(tǒng)的刀矛。
主戰(zhàn)的對外政策觀點
排外主義的另一形式是主戰(zhàn)。不負責任的主戰(zhàn)論曾經(jīng)十分盛行于南宋時期（1127—1279年），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臨著自己的文明被毀滅的可能性。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軍事現(xiàn)實主義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義精神讓位給保守的主戰(zhàn)精神了。這個傳統(tǒng)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再度抬頭。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國、法國或日本作戰(zhàn)，這種態(tài)度使人聯(lián)想起南宋時期這類人物的“空洞的主戰(zhàn)論”，他們只會揮動筆桿子，但毫無實戰(zhàn)知識。
晚清時期的主戰(zhàn)精神部分地是出于知識界對1840年、1860年和1884年幾次戰(zhàn)爭的憤怒。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奏稱：“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碑?860年中國與英法聯(lián)軍作戰(zhàn)時，北京許多官員都鼓吹主戰(zhàn)政策。全慶提出中國軍隊應該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時進攻外國軍艦；薛書堂則列舉了中國能夠贏得這場戰(zhàn)爭的五個原因。許多親王和高級官員請求皇帝親自指導這場戰(zhàn)爭。勝保將軍設想得更簡單。天朝沒有理由屈服，因為朝廷可以干脆地拒絕外國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堅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聲令下，他的部將便會捉拿夷兵，殺死夷官。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如果中國在沿海被戰(zhàn)敗，它應該從北京遷都陜西，以便繼續(xù)進行戰(zhàn)爭。［17］
1870年天津教案期間，京城許多官員，特別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壯派官員都主戰(zhàn)精神十足。他們堅持說，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當?shù)厍樾危瑧撛试S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戰(zhàn)。用精神力量武裝起來并且在數(shù)量上超過敵人的人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親王認為，中國能夠輕易地戰(zhàn)勝外國人，因為地方部隊可以對付少數(shù)西方軍艦發(fā)動的進攻，而中央政府則能夠粉碎外國人的主力攻勢。［18］
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幾十年間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戰(zhàn)精神，但它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出現(xiàn)了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團體，即堅定不移地鼓吹主戰(zhàn)的對外政策的“清流黨”。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jīng)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他們的領袖是有勢力的保守派、軍機大臣和皇帝的師傅李鴻藻（1820—1897年），如郭嵩燾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張同時在東部與日本作戰(zhàn)，又在西部與法國作戰(zhàn)。［19］
張之洞是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機期間，他極力敦促朝廷對俄國采取強硬的戰(zhàn)斗立場。在列舉了應拒絕1879年崇厚簽訂的條約（見第二章）的十點理由以后，他力主積極進行戰(zhàn)備，包括召募西方雇傭兵。當1883年中法戰(zhàn)爭在沿海地帶迫在眉睫時，張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顧慮，準備作戰(zhàn)，即使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法國也在所不惜。為什么？他指出，因為“非戰(zhàn)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zhàn)”。［20］ 同樣地，清流黨的其他成員如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黃體芳、吳大澂、盛昱、劉恩溥和李慈銘也擁護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采取主戰(zhàn)的行動路線，特別對俄國、日本和法國更應如此。他們藐視俄國的落后，法國的軟弱，日本的貧窮。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這些主戰(zhàn)的“清流黨人”相同的觀點。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類觀點評議過中國的對外政策。他斷言，上策是同夷人進行總體戰(zhàn)，完全消滅他們；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勢。他繼續(xù)說道，至于模仿夷人，這根本不能稱之為政策。他進一步闡述了進行戰(zhàn)爭的詳細的軍事戰(zhàn)略。例如，中國軍隊決不應該大規(guī)模集結，以避免夷人強大炮火的攻擊。但是，因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國情況，所以他的軍事建議大部分遠離實際。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他建議中國應該在沿海地區(qū)開挖溝渠，以阻止西方騎兵的流竄。［21］
應該承認，主戰(zhàn)派觀點并不曾始終占上風，何況中國又不是在對外戰(zhàn)爭中的勝利者。而且某些主戰(zhàn)論者如張佩綸和吳大澂都在戰(zhàn)場上出了丑。然而主戰(zhàn)的保守派必須對清廷之贊助不現(xiàn)實的政策和感情用事這一情況負主要責任。歸根到底，他們促成了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和義和團戰(zhàn)爭爆發(fā)。如果不否認朝廷政策中這個有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會認識到它的主戰(zhàn)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堅持文化主義
除排外主義以外，中國對外政策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士大夫們在思想上強烈地尊奉中國文化——特別是儒教正統(tǒng)——的影響。曾國藩在其聲討太平天國的著名檄文中，號召當世文人學士們與他一道保衛(wèi)孔孟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遺產。清廷為了力圖使政教合一的體制永世勿替，也強調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來提倡儒術。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給1898年湖南反對改良的運動提供了支持（見第五章）。
這種文化意識表現(xiàn)在保守派對外交的看法上。王闿運在獲悉郭嵩燾出使倫敦以后，于1876年致函郭嵩燾，建議他把孔子學說傳播到英國，因為英國尚無儒家學者賞光過。同樣，一位著名的翰林懷疑曾紀澤的外交能力，因為曾紀澤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22］ 那么，為什么儒家學說與對外政策的觀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呢？雖然儒家學說包含種種復雜思想，但是其中兩種思想特別與這個問題有關。
華夷之辨
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明華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國文明的標準來考慮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只有文明和野蠻，凡非文明就是野蠻。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23］ 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本身?？鬃釉谡摷褒R國著名宰相管仲時，他的頭腦里就有華夷之辨的概念。雖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輕視管仲，但他贊譽管仲保衛(wèi)中國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保?4］ 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即以此觀點發(fā)議論說，漢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換代，而蒙古之滅宋則意味著堯舜禹湯等儒家圣賢教導所體現(xiàn)的文明本身的毀滅。［25］
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國歷史學家稱夷狄為不行仁義，不遵圣化的人。中國人關于蠻夷的這種概念，其源蓋出于中國與其北邊諸游牧民族的長期沖突的經(jīng)驗。這些亞洲腹地的民族被認為貪詐和反復無常。由于這是中國與西方發(fā)生關系時的背景，所以大多數(shù)士紳也把西方人當作蠻夷的思想就不足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募外國軍官打太平軍與捻軍時，王炳燮稱這是“回紇助順”，即比之于八世紀中葉回紇人幫助唐朝鎮(zhèn)壓安祿山叛亂之事。由于同樣原因，李慈銘在評論1870年天津教案時寫道，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就象十至十二世紀中國和蠻夷之間的關系一樣，那時宋朝正面臨著北方夷狄遼國的威脅。［26］
這種視西人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對建立總理衙門的活動中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清廷在1861年以前沒有設立外事機構，因為中國的對外關系主要是以朝貢制度為依據(jù)，已由好幾個國家機構在處理。理藩院處理同俄國以及同北方邊境的事務。李慈銘在得知即將設立總理衙門以后，硬說這不合體制。他建議代之以在理藩院內部設立一個由恭親王率領的新部門，以處理和西方人的關系。④
同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朝貢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關系，認為辦外交事務有失他們的身分。軍機大臣閻敬銘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處理外交事務。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以后，他的許多朋友感到沮喪。李鶴年和馮譽驥極力勸他不要去蠻夷之邦，李慈銘在他的日記里為這一事實感到傷心：“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保?7］ 在七十年代末，李慈銘還繼續(xù)譴責中國派遣外交人員出國。
然而，按照大多數(shù)儒家學者的意見，正是這些夷人威脅著文明的存在。允許傳教士到內地去的天津條約，使許多紳士感到驚恐。例如，夏燮擔心這是圣人教誨完蛋的開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嘆說：中國數(shù)千年文明禮義之邦，即將淪為夷狄之國。嗚呼！［28］
王炳燮在六十年代寫道，雖然任何時候都發(fā)生過政治動亂，但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卻是嚴酷的，因為它可能使中國淪為野蠻之域。因此，外國的影響要比洪水猛獸更危險。他問道，一個人還能面臨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局勢嗎？當同文館的課程要列入天文和數(shù)學以外的科目時，許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銘和楊廷熙）都反對這種西學，因為他們擔心作為文明先鋒的孔門弟子也會被夷人同化。［29］
人禽之辨
儒家學者還有滿腦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學說，一個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稱為人。人的行為應該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和羞恥之心。特別是他應該遵行全人的教誨，包括三綱在內。這就是人必須作為一個人而活著的真諦。另一方面，禽獸是殘忍狡詐的，一心只求滿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個人的特點表現(xiàn)在這些屬性上，則他在道義上不配做一個人——實際上他是一個禽獸。
因為野蠻和禽獸不屬于文明的范圍，這兩個字眼常?？梢曰ビ?。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似乎已經(jīng)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種動物。用狄、蠻和其他名詞稱呼野蠻部落，這些漢字的部首都是指動物的。中國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關系部分地建立在這種荒誕的說法上面。正如骨頭和大棒政策把夷狄當作狗一樣，羈縻政策又把他們視作牛馬。嚴格說來，禽獸比夷狄更壞，因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獸則不可救藥了。
因此，儒家的學者們非常強調尊奉“名教”這一儒家的道德準則。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等級關系。有勢力的保守派李鴻藻為一個以體現(xiàn)文化為己任的學者應如何遵守正確的親子關系作出了榜樣。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親去世，他向朝廷請假二十七個月，以便遵制丁憂。8月18日，兩位皇太后鑒于李鴻藻身為軍機大臣和皇帝師傅，負有重任，準他一百天假，讓他居喪，隨后他必須復職，但不必參加規(guī)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鴻藻重新上奏，指出一個高級官員特別應該遵守圣人的教誨。李鴻藻繼續(xù)說，如果他背離了圣人的教誨，他就枉為人子，就這一點來說，也不配做一個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另給了他一些特權，包括在以后的二十七個月內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參加早朝和朝廷喜慶節(jié)日典禮。三天后，李鴻藻再次提出申請，堅持他原來的要求。他堅持說，如果不遵制丁憂，不僅會使他成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損于朝廷聲譽。因為他的第三次嘗試也沒有說服朝廷，官方的一百天假期屆滿后，他便借口養(yǎng)病，拒不上班。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二十七個月丁憂期滿以后，他的所謂疾病也“痊愈”了，并開始上班。李鴻藻堅持按儒家教義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為他堅持為之守制的那個婦女只是他的養(yǎng)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時，他又守制二十七個月。［30］ 保守派的官員包括倭仁、徐桐和許多御史都普遍贊揚他從嚴遵守儒家傳統(tǒng)的行為。
許多重視傳統(tǒng)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綱的西洋人的影響，人禽之辨很快就會泯滅。他們爭辯說，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領袖，勝過忠于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相信圣靈感孕的基督教義，這無異于公然否認自己的生父。孟子在指責墨翟和楊朱時說過，無父無君無異于禽獸。同樣地，這些學者也認為西方人與禽獸無異。的確，他們的著作經(jīng)常說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31］
這些道學夫子們進一步地發(fā)揮說，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fā)現(xiàn)，西洋人實際上禽獸不如。首先，禽獸不管對父親如何不孝，尚對母親有感情，而耶穌甚至不認母親。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靈活現(xiàn)地把基督教徒描寫成性行為反常和男女亂交的人（見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冊子神乎其神地問道：“他們豈非禽獸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僅不孝敬父母，而且開礦山、修鐵路和架電報線來破壞祖墳?？偠灾?，因為西方人禽獸不如，湖南學者王闿運便把他們比作“物”，即無感情、無生命的東西。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冊子警告說，盡管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中國人仍在信奉和實行這種墮落的西方宗教活動和技藝計劃。［32］
保守主義的影響
雖然晚清的保守主義可以部分地歸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數(shù)士大夫卻以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考慮為依歸。這種中國的文化主義結合著學究式的主戰(zhàn)性，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比較大膽的自強計劃最后都受到滯礙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納，甚至象王闿運和王先謙等人雖然贊成這些目標，但不愿意“改制”。1884年以后張之洞改變了他的態(tài)度，從保守主義變成實行洋務，他的應付變動時代的計劃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這一歷史悠久的儒家原則。
不僅京城官員，而且各省督撫都明顯表現(xiàn)出保守主義。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楨、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積極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劉坤一和李瀚章等，則對西方技藝采取非常冷淡的態(tài)度。李鴻章以前的將領之一劉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總督時，公開反對引進西學。中國文化的惰性還表現(xiàn)在一些關于改革的重要書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這一事實上。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1847和1852年經(jīng)過修訂，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覽。那一年，王茂蔭建議此書由官方重新刊行未準。另一類似例子則是馮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廬抗議》文集；此書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緒帝閱讀。［33］
保守派官員，特別是御史們，攻擊重實效的各級改革派。他們當然批評了最有影響的改革派，例如恭親王、曾國藩和李鴻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攻訐。例如，李慈銘大肆詆毀的人包括外事專家馬建忠、李鳳苞和陳蘭彬，以及企業(yè)家唐景星、徐潤和盛宣懷：他把所有這些人一概貶斥為賣國賊和“小人”。另一個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與外國人打過交道，又與1866年的潮州危機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牽連，他在保守派中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的批評使得他在1878年五十五歲時就過早地辭去福建巡撫之職而引退。第一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從1885年起在該島實行大膽的現(xiàn)代化計劃，但是保守派官員使得他于1891年被罷了官。
沒有一個改革派受到過象郭嵩燾所受的那種猛烈的攻擊。1876年他到英國擔任公使時，文人學士們諷刺他離開圣人的國度去為洋鬼子效勞。他的同鄉(xiāng)為他此行感到羞恥，企圖毀掉他的房子。他本來計劃寫一部關于自強運動和現(xiàn)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進一步批評，后來放棄了這個打算。1877年總理衙門發(fā)表他的贊揚西方文明的日記時，有人就說服朝廷銷毀印版。郭嵩燾理直氣壯，最初拒不屈服。在他從倫敦寄回來的報告中，他贊揚西方的技術、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彈劾，被指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國文化傳統(tǒng)。他終于向壓力屈服，于1879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外交前程?；貒院螅藦椒岛瞎枢l(xiāng)。劉坤一建議委派郭嵩燾到總理衙門工作，但是由于兩位有實權的保守派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景廉的反對，此建議未能實現(xiàn)。［34］
恭親王論及自強計劃進展緩慢時，指出保守派的反對是個重要原因。他的評論為中國鐵路發(fā)展的歷史所證實。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小小的上海-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鐵路建筑計劃，由于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于1877年夭折。劉銘傳1880年上疏建議修筑從北京至清江浦的鐵路，李鴻章支持他的建議。但是滿腦子傳統(tǒng)思想的御史和翰林先生們提出的論據(jù)說服了朝廷，使朝廷終于放棄了這個計劃。修筑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這一引起爭論的計劃，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敗的命運。［35］ 其他一些自強計劃，例如礦山、電報、輪船航運和技藝學校，都受到了同樣的反對。［36］
民族意識的出現(xiàn)
雖然民族主義作為廣泛的運動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國出現(xiàn)，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tài)卻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開始出現(xiàn)了。許多開明人士，特別是沿海一帶開明人士（例如王韜和鄭觀應）的排外情緒與其說是出于文化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由民族主義的感情激發(fā)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識的出現(xiàn)既表現(xiàn)在政治方面，也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方面。在官場中，對于國家主權的意識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的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明顯象征。在通商口岸，與西方進行商戰(zhàn)的思想，是商業(yè)民族主義的基礎。但是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民族意識是隨著由來已久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逐漸破產而開始出現(xiàn)的。
中國中心主義的崩潰
十九世紀下半期，中國中心主義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失去了影響。其最初的跡象是大多數(shù)有心改革的紳士們不再把外國人比作禽獸。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則徐和龔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內的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的名稱時，一般是加上獸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這種寫法就顯著減少了。除了象羈縻一類的陳詞濫調以外，郭嵩燾的文集，包括散文、詩詞和奏稿諸卷，都沒有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中國中心主義日益減弱的另一跡象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夷”字愈到后來就用得愈少。（與英國續(xù)訂的天津條約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魏源在五十年代寫道，西方人講禮貌、正直、有知識，根本不應該稱之為“夷”。魏源指出，他們是奇異之才和良友。一些開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詞稱呼西方：黃恩彤把西方稱為“遠”（遙遠的國家），丁日昌稱之為“外國”，其他許多人如恭親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則稱之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的許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稱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這些著作再版時都改稱為“洋”了。［37］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中國人的國際意識的覺醒明顯地表現(xiàn)在關于歷史上同類事件的討論中。1861年馮桂芬明確地把東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當時的世界加以類比。到1894年，另外十幾個人，包括鄭觀應、馬建忠、曾紀澤、王韜、彭玉麟、陳虬和張之洞等人也都是這樣觀察的。他們斷言，在春秋（公元前772—481年）戰(zhàn)國（公元前403—221年）時期，中國世界是由許多邦國所組成，就象十九世紀末的多國體系一樣。［38］ 這種想法就是暗示，中國不是中心王國，而是平等諸國之中的一個國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國那樣。這種類比盡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棄中國中心主義和把中國帶進它現(xiàn)在面對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進步的士大夫，特別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強調中國應該把握變動的時機，向西方學習。馮桂芬、何啟和胡禮垣為這種政策提出了一個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時，馮桂芬提到了兩條原則。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鑒諸國”。這些在平等基礎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強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榜樣。何啟和胡禮垣強調說，中國向它們學習無須感到難堪，因為歷史的循環(huán)性質便是如此。中國過去強大，它現(xiàn)在變弱了。另一方面，因為西方過去軟弱，后來它自然而然地變強了。［39］
另外一些中國中心論的名詞也引起了懷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詞。鄭觀應爭辯說，這個名詞沒有如實地反映中國，因為中國只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國家。他又說，中國人頭腦中如果不具有這種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中國便不會在心理上準備接受國際法的思想。［40］
經(jīng)濟民族主義
因為貿易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所以從貿易關系中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最早在通商口岸發(fā)展起來，就不足為怪了。貿易政策是中國從1840年以來碰到的老問題，但是現(xiàn)在對外貿易開始涉及中國的國脈民命。政府原來對待貿易抱毫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現(xiàn)在開明官員卻一變而真正為之苦惱起來了?！坝蒙讨埔摹钡恼咭呀?jīng)失去價值。取代它的是關于政府經(jīng)濟特權的新觀念和“用貿易為武器”的新策略。傳統(tǒng)名詞“利權”（必須與現(xiàn)代名詞“權利”區(qū)別開來）最初用于象稅收、鹽業(yè)專賣與漕運等官辦事務。但是，1862年李鴻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經(jīng)濟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以后，這個名詞便用來表示政府對于外國人力圖控制的經(jīng)濟和財政事務的行政權力。［41］ 后來李鴻章設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他最重要的目標是要恢復“利權”，即恢復經(jīng)濟控制。
丁日昌拒絕俄國、英國和美國經(jīng)營電報線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又以同樣的言詞堅持說，這種現(xiàn)代企業(yè)應該由中國經(jīng)營。1877年郭嵩燾從倫敦寫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鑄造銀元的權利也是主權國家的“利權”。鑒于外國銀元對中國經(jīng)濟的破壞性影響，他極力主張中國收回這種“利權”。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們強烈感到采礦權不應該落入外國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潤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對這個問題也是敏感的。［42］
根據(jù)某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說法，由于外國人控制清帝國海關，這種“利權”也已經(jīng)喪失給他們了。為了收回這種“利權”，鄭觀應建議應該任命中國人擔任海關副稅務司，以便在十年內取代洋員稅務司。鄭觀應繼續(xù)說，中國在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jīng)接替了擔任日本海關稅務司的外國人。在鄧承修看來，赫德?lián)魏ｊP總稅務司之事應給予嚴厲的指責。因此，他建議這個職位應該由兩個人擔任，一為中國人，一為洋員。1886年曾紀澤還給總理衙門寫信，強烈要求撤換赫德。陳熾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擊赫德，譴責他腐化，不正當?shù)乇Ｗo外國商人和干涉中國的關稅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國人替換赫德。［43］
鑒于西方在經(jīng)濟上對中國的蠶食，通商口岸開明的高級官員和愛國商人不久開始議論要同外國人進行“商戰(zhàn)”。“商戰(zhàn)”一詞1862年第一次出現(xiàn)在曾國藩的信中，不過那時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臺丁日昌1863年答應降低中國帆船的稅收，以便在牛莊-上海的豆類貿易上同外國船舶競爭。次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鼓勵中國商人購買和建造輪船。中國商人配備了現(xiàn)代化的海運工具后，就會勝過外國商人，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市場。丁日昌繼續(xù)說，西方人到中國的動機主要是尋求利潤。如果他們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離開中國。這樣，中國不須動武就能逐出外國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強調扶助和保護貿易的重要性，他在這里便使用了曾國藩的“商戰(zhàn)”一詞。1879年薛福成斷言中國和外國的商業(yè)競爭是不可避免的。［44］
在沿海一帶努力建立輪船企業(yè)的活動，表現(xiàn)了中國同西方進行商業(yè)競爭的志氣。容閎和許道身因愛國有心并且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68年他們試圖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股輪船公司。雖然這個計劃由于缺乏資金而流產，但中國輪船招商局卻于1873年辦了起來。創(chuàng)辦人李鴻章聲稱，這個企業(yè)的目的是與西方輪船公司作競爭。招商局兩位經(jīng)理唐景星和徐潤對于“商戰(zhàn)”有極其清楚的認識。1874年他們給股東的報告提到和外國輪船公司競爭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中國公司可以依靠漕糧運輸；第二，它的管理費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國商人托運的貨物。為了防止外國人認購公司股票，規(guī)定在股票證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貫，證券依法不能轉賣給外國人。［45］
在論述“商戰(zhàn)”問題的人士中，以鄭觀應所論最為完善，他成了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倡議人。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鄭觀應已經(jīng)詳細論述了商業(yè)和海運方面的競爭。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來的諸版中（1884—1893年），他越來越強調利用商業(yè)作為武器的必要性。當高級官員專心致力于軍事自強計劃時，鄭觀應則認為商業(yè)和工業(yè)在應付變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辯論說，因為西方之強是由于富，而富又發(fā)源于商業(yè)和工業(yè)，因此，中國學習和運用“商戰(zhàn)”，要比“兵戰(zhàn)”更為有用。
鄭觀應說，西方國家不僅用槍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業(yè)作武器。實際上，整個國家都是這種政策的后盾，因為外交談判也好，軍事沖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擴大貿易。而且，西方國家雖然利用商業(yè)作為武器，使某些地區(qū)成為其殖民地，但這種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緩慢的性質，幾乎不使受害者感到驚慌。因此，中國象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對西方的軍事侵略反應快，而對西方的經(jīng)濟蠶食則反應慢。實際上，中國由于貿易逆差，受到了它與西方的商業(yè)關系的嚴重傷害。鄭觀應聲稱，這樣一種經(jīng)濟壓榨比割地賠款為害更大。既然外國經(jīng)濟侵略具有這樣有害的性質，中國應該怎樣反擊呢？
鄭觀應說，中國必須在三個關鍵領域趕上西方。為了培養(yǎng)真正的人才，必須改革科舉制度，建立工藝職業(yè)學校。為了利用自然資源，采礦和農業(yè)現(xiàn)代化是最重要的。為了促進商業(yè)，政府必須改革稅制，廢除地方貿易中的厘金稅。在商戰(zhàn)方面，它將在兩條戰(zhàn)線進行，即增加中國的出口和減少中國的進口。為了減少進口，他主張中國制造現(xiàn)代商品和種植罌粟。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進生產茶葉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繅絲廠。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商人在理論上處于現(xiàn)存社會結構的底層。特別是，應該把商人看作紳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機會接近官吏。
鄭觀應作出結論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商品能夠卓有成效地與西方的商品進行競爭，洋商就不得不賠本，自然會回國去。與有爭論的和花錢的軍事自強計劃相比，“商戰(zhàn)”是一條同西方競爭的比較容易而有效的途徑。鄭觀應舉出了日本近代史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最初，日本和中國一樣，遭受外國剝削。但是，自從日本振興商業(yè)和工業(yè)并認真地同西方進行競爭以后，它不僅能夠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實際上還能從中獲利。鄭觀應認為，當今的世界是商業(yè)競爭的世界；［46］ 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提倡商業(yè)民族主義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們可以斷言，鄭觀應的思想觀點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從經(jīng)濟角度全面地解釋了世界歷史和具體地解釋了西方的社會。［47］
“商戰(zhàn)”是與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戰(zhàn)”的政策相類似的戰(zhàn)爭策略。為了達到利用商業(yè)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紀末需要有更廣泛的結構：包括對外貿易中的商品交換、貿易章程、海關稅率、條約、設立領事館和派遣外交使團出國。
國家主權觀念
經(jīng)濟民族主義因政治民族主義而加強，后者最明顯地表現(xiàn)在關于國家主權的意識上。為了保持這種主權，均勢政策被認為是最有用的。因為1860年以后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商務和談判日益頻繁，中國逐漸吸收西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每個國家享有平等主權）的觀念。但是，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受到了損害。條約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處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國人在談判中總按照條約維護他們的既得權利，如果有進一步的利益，他們又總是抓住不放的。中國常常不能利用條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條約的束縛。人們有感于此，終于產生恥辱心情，這便使人們進行具體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爭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強烈地引起中國注意的問題是治外法權問題。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實行治外法權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祥對英國公使阿禮國說，如果外國人放棄這一權利，那么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內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們企圖保留這種權利，中國政府將竭盡全力把外國人和圍繞治外法權的糾紛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內。郭嵩燾任中國駐倫敦公使時，1877年他請清帝盡快廢除這種權利，次年他和索耳茲伯里勛爵討論過這個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繼任人曾紀澤強烈要求總理衙門積極正視這個問題。他在題為《中國先睡后醒論》一文中，要求中國人盡快取消治外法權。事實上，鄭觀應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經(jīng)批評了西方人的法律權利。①
雖然中國接受了治外法權的思想，但是最初沒有中文專門名稱。王韜是最初提到它的學者之一，他使用了“額外權利”這樣的說法。但是，黃遵憲使用的“治外法權”成了它的標準名詞。九十年代初期，陳熾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都列舉了治外法權給中國造成的有害影響，要求以公義之名廢除它。［48］
正是這種漸漸熾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郭嵩燾在1877年，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鄭觀應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認為，傳統(tǒng)的中國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嚴。此外，由于權紳的干預，法律也不能嚴格執(zhí)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爭辯說，甚至中國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國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國法律。因此他們建議改善監(jiān)獄條件，廢除斬首和肉刑，用勞役代替監(jiān)禁。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強的平等對待。［49］
與中國主權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規(guī)定的關稅稅率問題。1878年，即最初的條約關稅稅率確定以后三十三年，御史李璠論述了進口關稅率太低及其對中國經(jīng)濟的不利影響。八十年代，曾紀澤就英國進一步干涉中國關稅章程問題，向英國公使威妥瑪提出過抗議。1889年曾紀澤在和日本駐華公使討論中國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條約時，指出獲得關稅自主應該是兩國恢復國家主權的第一步。1884至1892年間鄭觀應曾三番五次評論過這個問題。他論證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如何，首先應該有權控制自己的關稅率。他明確地主張中國應該采取保護關稅方針。［50］
另一個涉及到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是最惠國特權。這是1843年與英國簽訂的虎門附約第一次承認的。從此以后，它成為條約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國權利受到巨大損害。1879年曾紀澤在英國和巴西駐英公使談話時，抱怨最惠國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說明中國迫切希望從條約中廢除此款。同年，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一文中討論了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他認為它們是條約里最有害于中國的兩條條款，主張應設法予以廢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論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已由李鴻章轉送給總理衙門考慮。［51］
國際法（主權國家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被認識到了。雖然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把瓦特論文中的國際法部分摘譯出來，但是還沒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國際法著作。1862年丁韙良著手翻譯沃頓的《萬國公法》，總理衙門經(jīng)過仔細校訂，在兩年后予以出版。恭親王和文祥對此書評價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給地方當局參考。掌握了這種新知識以后，恭親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國領海的丹麥船只。另一個例子是1875年在解決馬嘉理案件中引證了沃頓的著作。［52］
1869年丁韙良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以后，他和一些漢人與滿人同事翻譯了另外幾種著作，包括布倫奇利的《國際法匯編》、伍爾西的《國際法研究導論》和國際法研究所編輯的《戰(zhàn)爭法手冊》。這些著作對一些官員產生了影響。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燾，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對國際法作了好評。伊犁危機期間，他在1880年上奏時，指出對崇厚的處分太重，應該按照國際法則來處理。同樣，李鴻章引證國際法，強調兩國之間即使爆發(fā)戰(zhàn)爭，彼此也不應該侮辱對方的外交人員。［53］
與翻譯著作在中國官員中產生影響的同時，通商口岸的商人-學者直接從西方人那里得到國際法知識。一個恰當?shù)睦邮歉母锱少I辦鄭觀應。［54］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視國際法，以致他在其論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這個問題。在后來的版本中，鄭觀應進一步論述了國際法的原則和用途。
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國研究國際法，回到中國以后他在國際問題上給李鴻章提供過寶貴意見。1884年中法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以前，李鴻章派馬建忠赴上海按照國際法安排把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事宜。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為這些輪船在戰(zhàn)爭期間沒有受損失，戰(zhàn)后按照原議由中國人買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啟超、陳虬和涂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對這個問題作了評論。［55］ 為了實行國際法，1893年陳虬倡議設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性組織。他預言他的建議將在三十年內成為事實。④
均勢論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雖然被認識到了，但是，一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則是另一個問題。按照某些開明士大夫的意見，答案在于恰當?shù)乩镁鶆莸脑瓌t。他們強調說，一個小國處于強大國家之間，求得生存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春秋時期（公元前722—481年）的小小的燕國。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和瑞士。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及其朝鮮和安南（越南）等屬國也采取這種政策。
在巴黎研究國際法的馬建忠，1878年詳細闡述了西方的均勢理論及其發(fā)展史和實際價值。馬建忠從巴黎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勢”一詞；該信預定呈交總理衙門（大概是由李鴻章送交）。這種政策的一個有勢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鴻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寫道，日本人的到來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牽制西方在華勢力的一種力量。八十年代，為了阻止外國人的進一步侵略，他試圖使西方在華勢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間繼續(xù)有人鼓吹這種政策；一個著名人物就是張之洞。［56］
李鴻章在他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這一原則。到1879年，他決定開放朝鮮，讓它與西方進行貿易和開展外交。李鴻章在致一位朝鮮高級官員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時和丹麥等國歷史即證實了西方互相牽制和平衡理論的價值。朝鮮面臨日本的侵略，應該向這些國家學習。李鴻章繼續(xù)說道，朝鮮或許敵不過日本，但是如果朝鮮決定向西方貿易開門，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將受到西方列強的牽制。［57］ 1880年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試圖讓一位正在東京訪問的朝鮮官員牢記，西方國家有一套均勢體系，如果朝鮮與西洋諸國簽訂條約，這種均勢就會保證朝鮮的和平。［58］ 這表明西方國際體系的觀念正被采用，以適應清朝對朝鮮的新政策目標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十年，許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懷和其他經(jīng)世派學者在內，建議朝鮮應該仿效比利時和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它們的獨立由于均勢的原則而得到大國的保證。［59］
曾紀澤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即開放中國的屬國，讓它們與西方列強進行貿易和外交。1883年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jīng)加劇但還沒有爆發(fā)軍事沖突時，曾紀澤極力主張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勢政策。曾紀澤指出，這種“開門”政策猶如投羊羔以引虎斗。［60］ 因為沒有哪一只老虎強大到能搶走羊羔，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時人們還認識到，均勢可以維護享有平等主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和平。少數(shù)中國文人從1878年的柏林會議獲得這種思想，那次會議迫使俄國讓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從而防止了大國之間的戰(zhàn)爭。例如，馬建忠從巴黎寫回一封信，說明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國家；雖然它們都是主權國家，但是它們之間的和平關系卻靠均勢來維持。中國能否同強大主權國家結盟而從中得到好處呢？馬建忠的答復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證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結盟是處理對外關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時期，鄭觀應主張同美國結盟，張煥綸主張同英國結盟，這便是他們對結盟理論的應用。［61］
?。?］ 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34、277—283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頁；卷79第1—2頁。
［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1頁。
?。?］ 陸寶千：《倭仁論》，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頁，特別是第260頁。《洋務運動》，第1冊第121頁。
?。?］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頁。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
?。?］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1—353頁。
?。?］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3頁。
［8］ 王闿運：《湘綺樓文集》，第2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575頁。
?。?］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8—359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頁。
?。?0］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7頁。
?。?1］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年》，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頁。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頁。
?。?2］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6冊第383頁。
?。?3］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頁。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第8—9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頁。
［14］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第148—149頁。
?。?5］ 《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春秋左傳》，第355頁。
?。?6］ 關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見張灝：《倭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頁。
［17］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1第48、56頁。
?。?8］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頁。
［19］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89頁。關于這個官僚團體的總的看法，見郝延平：《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載《中國論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頁。
?。?0］ 張之洞致張佩綸的一封信，見邵循正等編：《中法戰(zhàn)爭》，第4冊第518—519頁。關于張之洞對伊犁危機的觀點，見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252頁；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頁。
?。?1］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頁。
?。?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7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75—76頁。
?。?3］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國，一個遙遠的帝國，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載《提奧奇尼斯》雜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頁。
?。?4］ 《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論語》，第282頁。
?。?5］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15頁。
［26］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頁?！吨袊说氖澜缰刃蛴^》，第295頁。
?。?7］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99頁、526頁。閔爾昌輯：《碑傳集補》，卷13第15頁。
?。?8］ 引自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21—22頁。關于夏燮的觀點，見他的《中西紀事》，卷16第6頁。
?。?9］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堆髣者\動》，第6冊第153—154頁。
［30］ 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7—154、241頁，卷2第414頁。
?。?1］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頁。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31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第24頁。
?。?2］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頁。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fā)展（1860—1870年）》，第51頁?！逗７罊n·天險》，第212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57頁。
?。?3］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頁。王家儉：《魏源年譜》，第82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630頁。
?。?4］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507、554、665、666、865頁。
［35］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jīng)營》，第37—45、54—56、76—78頁。
?。?6］ 例如參見《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2第992頁?！督煌ㄊ贰ず秸帯罚?冊第149、184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2—2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44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頁。
?。?7］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38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第6冊第508—509頁?！逗７罊n·機器局》，卷1第4頁。
?。?8］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66頁。鄭觀應：《易言》，卷2第12頁。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2第9頁。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5第1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4第21頁。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卷101第9頁。陳虬：《經(jīng)世博議》，卷4第8頁。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頁。陳熾：《庸書》，卷8第1—2頁。
?。?9］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頁。
［40］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第8頁。
?。?1］ 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9頁。
?。?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52—25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45頁。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散見書內各處。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第112—120頁。《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47頁。
?。?3］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第4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6、318頁。
?。?4］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7第44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56—62頁。《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4—5頁?！堆髣者\動》，第1冊第165頁。薛福成：《籌洋芻議》，第10頁。
［45］ 《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39、144、147頁。
［46］ 劉廣京：《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載《清華學報》，第8期第1—2冊（1970年），第373—425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2第35—43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1第1頁；卷2第37頁；卷4第56—57頁；卷7第19頁；卷8第32頁；卷8第53頁。
?。?7］ 關于鄭觀應時代的社會經(jīng)濟和思想背景，見郝延平：《中國商埠的“新階級”：買辦商人的興起》，載《商業(yè)史評論》，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頁。
［48］ 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25—26頁。黃遵憲：《日本國志》，卷7第21—23頁。陳熾：《庸書》，卷7第4頁。
［49］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83—684頁。何啟和胡禮垣：《新政真詮》，第11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第8頁。宋育仁：《時務論》，第3、8—9頁。
?。?0］ 《洋務運動》，第1冊第116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4、306—307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第1—3頁；卷4第9頁。
?。?1］ 《洋務運動》，第1冊第165頁。曾紀澤：《曾惠敏公手寫日記》，第2156—2157頁。薛福成：《籌洋芻議》，序和第1—2頁。
?。?2］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頁—26頁?！独铠櫿轮屡硕π聲?，第13頁。
?。?3］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5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574、863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頁。
?。?4］ 關于鄭觀應的改革思想與他作為買辦商人背景的對照，見郝延平：《改革派買辦鄭觀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頁。
?。?5］ 《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54—155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95、208頁。1898年畢永年和唐才常在長沙成立了國際法研究協(xié)會。
?。?6］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2第10—11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頁；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頁。
?。?7］ 李鴻章：《李文忠公遺集》，卷5第18—19頁。
?。?8］ 朝鮮公使金弘集回答說，他在《萬國公法》（沃頓原著，丁韙良譯）一書中見到了“均勢”一詞。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修信使記錄》，第177頁。
?。?9］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頁。
?。?0］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4頁。
?。?1］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第13—14頁。鄭觀應：《易言》，卷2第13頁。張煥綸的建議見之于曾紀澤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記》，卷1第8頁。也可參看坂野正高：《留法時期的馬建忠——對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兩份意見書》，載《國家學會雜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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