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權力的興起
朱元璋出生于赤貧的農(nóng)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是唯一的具有這種背景的一代皇朝的開國之君：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縣（今安徽中部鳳陽縣，在重要的鐵路交叉線和工業(yè)城市蚌埠的正東南）的鐘離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稅款者，在淮河流域到處躲債，想方設法找一個地方做佃戶，以便在這塊干旱和時疫肆虐的土地上過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難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家庭無力撫養(yǎng)而已送人扶養(yǎng)或嫁出。到了14世紀30年代淮河地區(qū)已經(jīng)變成了紅巾軍叛亂的搖籃，它的彌賽亞式的教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的支持。人們相信，在這個最黑暗和孤寂的時刻會發(fā)生轉變，重新出現(xiàn)明教的光明，而彌勒佛會從西方極樂世界來統(tǒng)治這個世界，使人們的命運來個戲劇性的烏托邦式的改變。年輕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個算命先生和在13世紀70年代反抗過蒙古最后征服階段的漢人軍隊的老戰(zhàn)士——給這個童子的耳朵里灌滿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險的種種奇妙故事。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成長時期的環(huán)境。
1344年當朱元璋16歲的時候，在5月份和 6月份的三個星期內(nèi)，時疫并伴隨著夏季的蝗蟲和旱災奪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員——他的父親、母親和還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長兄——的生命。他的長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僅有的幸存者。茍活下來的人因太窮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親人，更不用說去扶養(yǎng)朱元璋了。10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個佛教寺院做小行童，當雜差，以實踐他在幼兒生病時他父親許下的愿。與此同時他已長大成人，變成了一個高大強壯的小伙子，其顯著特點是臉面有皺紋而痘點斑斑，顎部突出，這副奇異的樣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來預示將來有不凡的品質。他無疑地具有這些品質，可是他興起于赤貧而無文化的農(nóng)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新興偉大王朝的開國之君，這個故事就有些像虛構小說那樣的不真實。
幾個星期以后，即1344年12月，皇覺寺（當時可能叫玉覺寺）［1］ 的僧徒們被迫把所有小行童放出去行乞。據(jù)我們所知，朱元璋在1345到1347年在淮河地區(qū)做游方和尚游蕩了三年，也可能他因此熟悉某些軍事生活，并且一個時期當過兵——可能是在蒙古軍隊中當兵。除此之外，可以肯定他很了解叛亂的內(nèi)幕和對叛亂鎮(zhèn)壓的情況。在1347年或1348年他回到了寺內(nèi)，在那里大約從20歲呆到24歲。在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并簡單地研修佛教經(jīng)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
到了1352年，叛亂在淮河中游到處爆發(fā)，它們采取了許多形式，當然多數(shù)是紅巾軍運動。在鐘離村以西與之緊鄰的濠州縣城在1352年2月16日被一股紅巾軍徒眾所攻占。叛亂領袖郭子興（1355年死）是一個算命先生與一個富人的盲女兒所生的兒子；這個家庭據(jù)說很善于積財。郭子興被認為是一個勇敢和能干的戰(zhàn)士，但脾氣不好，跟別人合不來。他相信彌勒佛教義，所以他深信那個亂世預示著要有一個大變動。為了應付大變動的到來，他花錢大方，廣交朋友，以便約集志同道合的人和忠誠的戰(zhàn)士。郭子興和他的四個伙伴自稱元帥，率眾攻打了濠州。郭子興可能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別人馬上成了挑戰(zhàn)者。他們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不穩(wěn)固的。
元當局并不想立即收復濠州。相反地，他們派出無紀律的部隊四出騷擾無辜鄉(xiāng)民，焚燒寺廟，把抓來的老百姓指認為紅巾軍，以便邀功請賞。朱元璋所在的那個農(nóng)村寺廟正處在戰(zhàn)火紛飛的地帶；1352年2月它不知被哪一邊的士兵放了火，并被劫掠一空。朱元璋和其他和尚及行童均四散逃逸，但后來又回到了這些被毀的建筑物內(nèi)，因為沒有地方可去。他后來在寫到這段經(jīng)歷時說，他好多次收到叛軍內(nèi)朋友們的信息，警告他有危險，并勸他參加叛軍。4月15日，這個年在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和尚來到了濠州城門附近，要求加入郭子興的部隊。這是他一生命運中意外的轉折點。他馬上變成了一個受寵遇的徒眾、受信任的幫手、弁目（親兵）和郭子興家中的一名成員。郭子興有二妻，年長者有與朱元璋年歲相當?shù)膬蓚€兒子。年輕些的妻子勸郭子興把這個年青有為的人和他們郭家的命運更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所以招他為他們的養(yǎng)女之婿。這名年輕的女人當時有19歲，是一位馬姓密友的女兒；馬某臨死之前不久把他唯一的孩子托付給了郭子興照管。她就是后來的馬皇后。朱元璋和郭子興這位年輕一些的妻子的關系后來顯得很重要；在朱元璋和郭子興的兒子們有紛爭時她最后站在了他一邊，他也把她的女兒納為妾。
1352年和1353年，朝廷派出的元軍企圖肅清被叛軍占領的淮河地區(qū)的中部和東部。將近1352年底他們把芝麻李從他在江蘇北部徐州的根據(jù)地趕走，而到了1353年初他的兩名將軍投奔濠州避難，使這個小城市本來已經(jīng)很緊張的資源更形拮據(jù)。他們自己稱“王”，盛氣凌人地要高踞于郭子興及其伙伴元帥們之上。派系斗爭發(fā)展了。郭子興支持了其中的一人，另一人便把他拘禁了起來。從遠征戰(zhàn)場上回來的朱元璋發(fā)現(xiàn)了這個情況。他隨身帶了郭子興那位年輕妻子及其孩子們親赴另一派領袖的營寨內(nèi)，終于找到了挽救的辦法，救了郭子興一命。
從1352年冬末起直至1353年6月，濠州被從徐州派來的元軍所包圍。元軍野戰(zhàn)指揮官（中書左丞）、水利專家賈魯（他在1351年曾領導治河工程）之死，使濠州解了圍，因而挽救了這塊根據(jù)地。后來，朱元璋離開了軍中回到他的村里，他在家鄉(xiāng)招募了700余人的部隊，由24名他往日的朋友和童年的伙伴——包括他將來的幕僚長徐達（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在內(nèi)——帶領。這個軍事領導集團在以后20年中形成了他私人隨從的核心。在往后的幾個月中他繼續(xù)參與范圍廣泛的出擊和野戰(zhàn)指揮活動，學習為將之道，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戰(zhàn)術意識。1353年秋，郭子興給了他一個單獨的任命，許他脫離濠州日益緊迫的派系斗爭。這是獨立活動的事業(yè)的起點；他的官銜是鎮(zhèn)撫。
在接著而來的戰(zhàn)斗中，他最初拔掉了南邊的定遠縣城。他甚至更向南前進，沿途收容了大量敗兵和逃兵，并贏得了幾次重要戰(zhàn)斗。到了年底，他占領了滁州（在安徽和江蘇邊界附近）及長江北岸上的附近各縣。他在滁州滯留了整個1354年一年，并一直呆到1355年上半年。這里成了他的大營根據(jù)地，他在此建立了忠于自己的軍隊，據(jù)說其數(shù)已達3萬人，并且開始湊集了一個地方管理班子。李善長（1314—1390年）是他的第一位顧問，他原是鄉(xiāng)村中的精英人物，業(yè)儒，他于1354年投奔朱元璋，并開始以歷史教訓來影響這位熱心向學的青年學子。李善長被他任為掌幕府書記。
在1355年的最初幾個月他勝利地保衛(wèi)了被元軍圍攻的和陽（或和州，在長江北岸，今和縣）之后，開始注視著富庶的長江南岸了。最重要的是他看中了大城市南京——當時稱為集慶，此地控制著長江下游地區(qū)。1355年初郭子興已死于和陽。郭子興的兒子們認為自己是他們父親的后嗣和繼承人；紅巾軍宋帝韓林兒授予郭子興年長的兒子和郭子興的一位舊軍官張?zhí)煊印垂畫D弟——以高級職位，而任命朱元璋為他們的副手。但是，朱元璋下面又圍繞著24名伙伴，還另外有一些從其他叛亂中跑來歸順他的重要軍事領袖；這是靠朱元璋的個人威信而不是靠紅巾軍的旗幟把他們團結到他周圍來的。在這些新歸附的人中有常遇春，他在后來的歲月中是朱元璋軍中最進取有為的將軍，被信任的程度僅次于徐達。另外自動來投奔朱元璋的有沿安徽內(nèi)陸水道的舟師頭目廖永安和俞通海。他們用小舟和駁船組成的船隊給了朱元璋以渡過長江的手段，使他能用水師和陸軍在廣闊的前線作戰(zhàn)。
1355年7月10日預期已久的渡江行動開始了。接著在8月中旬首攻南京。初戰(zhàn)未得手，但朱元璋的軍隊逗留在南京未去，蕩平了周圍地區(qū)一些小城鎮(zhèn)。10月末第二次攻打南京，郭子興的在世的年長兒子和張?zhí)煊颖粴?，這樣就去掉了朱元璋的兩位頂頭上司。整個指揮權此時就由他一人掌握了。
明王朝的建立
1356年4月10日，經(jīng)過多次接戰(zhàn)之后朱元璋終于拿下了南京，馬上把它定為新的首都，并立即給它改名為應天。就在那同一個星期之內(nèi)，張士誠也渡過了長江，把蘇州定為他的首都。那一年的早些時候，倪文俊擁立徐壽輝為南翼紅巾軍的皇帝，國號天完，其新首都定在長江岸上的漢陽。攻下南京后的下一個月，韓林兒任命朱元璋為江南行省平章，郭子興僅存之子則當了他的副手。郭子興的這個兒子謀叛被發(fā)覺，因而被處死。朱元璋現(xiàn)在成了以長江為根據(jù)地的北方紅巾軍中無人敢與爭鋒的領袖，也是整個北方叛亂軍中那位傀儡皇帝的守護人。他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成為佼佼者了。
在他的事業(yè)的這個時期，人們還可能看出朱元璋會由一個民間教派的叛亂領袖變成一位企求傳統(tǒng)合法性的政治運動的領袖?，F(xiàn)代歷史學家已充分地討論了這一點，我們無需在這里再多費筆墨。［2］ 可是，簡單考察一下這個轉變過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
人們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年得到李善長做他的第一位文人助手。這時他已踏上攻占滁州的征途，因此擺脫了濠州那幫無能的紅巾軍領袖間的令人難受的爭吵。換句話說，朱元璋已自奔前程去了。李善長出身于定遠——朱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個打下的縣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長最多不過是起碼的傳統(tǒng)學者-精英人物。他這個人沒有多少學識造詣，但直到那時為止他卻與朱元璋的其他伙伴有明顯的不同。他能夠與朱元璋談論歷史和禮儀——這是中國人講治平之術的兩大支柱；他夠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領袖在致力征服和治理這兩方面所必需的機構。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后在1368年被新王朝任命為中書左丞相。
李善長是從此以后被積極召募的這個日益擴大的文官集團中的第一個人。在每次攻下一個行政城鎮(zhèn)時，當?shù)氐奈娜瞬还苁窃跀橙四抢锓盏幕蚴沁^隱居生活的，都被召來接見并常常給予官職。比如，1355年在太平當朱元璋初渡長江和得到杰出的陶安的幫助時，這個辦法就付諸實行了。在攻下南京之后，他征聘了十余名士大夫，把他們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縣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別是朱元璋對那些曾服務于元朝的人和精英階層中他的“級階敵人”都采取明顯的概不歧視的態(tài)度。由于這些原因，朱元璋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一直是一個難題。
他的出身確實是“被壓迫群眾”中最貧苦的階層。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了，因此他和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階層沒有共同語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們使他相信，以公元前3世紀漢王朝的開國之君為榜樣（漢高祖的出身雖然不像朱元璋那樣低下，但他可以成為很近似的榜樣），他也可以成為一位圣明之君。朱元璋在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標準的圣明之君，這表明他非常勤奮好學，頗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團顧問們真心實意地引導他向這方面發(fā)展，這顯示了他們是信奉開放社會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時的歷史學家們指責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階級出身，因為他背棄了促使他發(fā)跡的民間秘密宗教教義?？墒侨绻贿@樣做，就會妨礙把叛亂變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聯(lián)合。教義的改變進行得很小心謹慎，因為他認識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軍人隨從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的某些地區(qū)的民眾中間是有份量的?？墒牵麧u漸地能夠搞起妥協(xié)折衷來了。到了他實際上建立新王朝的時候，他能夠公然斥責紅巾軍的思想意識是煽惑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異端。然而，直到他臨死他都一直驕傲地談及和寫到他來自充滿天災人禍的淮河地區(qū)而作為貧農(nóng)兒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對只知道過精英階層那種悠閑自在生活的人表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蔑視，甚至還表示憤慨?？墒?，從1355年渡江到1367年末建立新王朝時為止的這些年中，他表現(xiàn)為一個孜孜不倦和心胸開朗的好學之士，不斷地開拓著他的視野。
那個時期的軍事方面的歷史將在下一章詳加描述。保證他的早期國家能夠生存和發(fā)展起來的軍事任務左右了那些年的歲月。朱元璋建立了開創(chuàng)一個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這一章結束時將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步驟。
據(jù)認為，朱元璋以厭惡的心情目睹戰(zhàn)爭的無意義的破壞，他也曾盡力要求軍隊守紀律，以便贏得被占領地區(qū)人民的好感。從早在1354年起及其以后的年代就有許多傳聞軼事，說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堅持嚴格的軍紀，而這與當時的一般戰(zhàn)爭行為都是截然相反的。這些傳說受到了挑戰(zhàn)。［3］ 人們認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為后世所添枝加葉的結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歷史學家所提出的一種觀點，以顯示天命的正確作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睆脑瓌t上說來，天命應該歸于那個最能體現(xiàn)以同情心治國這種理想的爭奪王位者。朱元璋的仁慈無疑地被后來的說教夸大了?？墒?，他最早的一些文人顧問們，從1354年的李善長和1355年的陶安起，經(jīng)常給他講授這種道理。這可能在促使他重視安置普通農(nóng)民的生活中起過某些作用。特別是在他最初的年代中，他盡力創(chuàng)造一個未來的賢明統(tǒng)治者的形象：減免戰(zhàn)禍地區(qū)的賦稅；懲罰他自己軍隊中的掠奪者；以及和獎賞自己隊伍中的追隨者一樣，也嘉獎為元王朝忠誠無私地效勞的人員。不管準確與否，他能夠以這樣的形象同蒙古官員們，同他的大部分對手的放縱恣肆行為，或者從最好的方面說是不關心人民疾苦的行為，構成鮮明的對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為他的敵人服務過的人所表現(xiàn)的忠誠的優(yōu)秀品質。他從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戰(zhàn)，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個時代應該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墒牵敂橙说能娛骂I袖因抵抗他的部隊而殉職時，或者當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順從他時，他對這些人都葬之以禮，甚至往往建祠作為紀念。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個社會地方精英之間的鴻溝。這種政策當然是他的文人顧問們勸他實行的，而他以自命不凡地把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結合起來的態(tài)度采用這種政策。
曾經(jīng)有人強調(diào)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間宗教領袖們的教義，即至少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那些粗俗的迷信。［4］ 可是，他并不與大批食客分手：這些人都裝扮成受人尊敬的預言家、成功的法術師、瘋瘋癲癲的和尚和另外一些平凡的宗教領袖。這些人使他的事業(yè)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種天神相助的味道。這種情況在他的文人顧問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問題，因為他們寧肯與所有異端邪說更明確地決裂。由于他憑他的直覺處理了這種問題，所以從這里可以看出，他的獨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對群眾心理的了解是有比別人高明之處。
朱元璋最后同紅巾軍宋王朝的決裂時間要比他的學者-顧問們所建議的時間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專心致志于對他最強大的敵人陳友諒的即將到來的最后戰(zhàn)役作準備。2月份，他的另外一個方面的敵人張士誠派遣一支討伐部隊來攻打安徽西部的安豐。此地是韓林兒和宋王朝出謀劃策者劉福通的大本營。這對作為北翼紅巾軍最后殘余的忠實保護者朱元璋來說是加倍為難的事情，因為那時他的戰(zhàn)線是拉得太長了。不顧他的戰(zhàn)略和治國論的主要學者-顧問劉基（1311—1375年）的嚴厲勸告，他還是派出一部分野戰(zhàn)軍并親自（由徐達去打頭陣）帶領前往救援韓林兒。根據(jù)大多數(shù)材料，劉福通被張士誠的軍隊俘獲和殺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過南京以西的長江，把小明王的宋朝廷遷往滁州：現(xiàn)在在軍事上已無足輕重的紅巾軍朝廷能夠在這里平平安安地茍延日子了。
這次牽制性軍事行動所冒的風險是很大的；他的敵人的錯誤在于沒有更好地利用它?？墒牵斨煸罢谑艿侥弦砑t巾軍的挑戰(zhàn)時，這次牽制性戰(zhàn)役對保證朱元璋的軍事領袖們的順從來說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時期的哥兒們也認為必須捍衛(wèi)他們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舊奉宋國家龍鳳年號的正朔，一直到韓林兒在1367年1月過長江被淹死時為止，按照舊歷這時是前一年的臘月。但是，雖然朱元璋有此機會能夠解除他長期和小明王及其已消失的權利這些舊形式的聯(lián)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為“明”朝。這個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沒有徹底割斷與教派教義的所有聯(lián)系。
整個地說，我們看到了從對民間文化的親近過渡到對偉大傳統(tǒng)的親近這一轉變過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難，也看到了朱元璋通過有些曲折的羊腸小徑從此端走到彼端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機巧。叛亂分子中他的對手們沒有一個能以同樣的機敏來處理這樣復雜的問題。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紀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了14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創(chuàng)建南京（1356年改名應天）政府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步驟。他在那時就開始宣稱天命已改，或許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1356年有一條是這樣寫的：
秋七月己卯，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僚佐。［5］
在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廟號，這是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泛常用語。其余說法則有嚴重失誤?！靶惺 币辉~是用于元代省一級文官政府的行政機構。引文中這一個行省是這一時期的新創(chuàng)造：“江南”泛指長江下游地區(qū)，它不是元朝一個行省的名稱。朱元璋的南京根據(jù)地只管轄長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時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òń耖L江以南的江蘇，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幾個縣。這個新的叛亂行省被雄心勃勃地稱為江南，它是北方紅巾叛軍在1356年到1359年之間所建五個省中的一個；這五個行省是他們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豐（在今安徽）、或者以開封為首都時向外擴展的領土。從那個叛亂的宋政府的觀點來看，朱元璋不過是他們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級領袖之一；他最初被任命為副元帥，后來被提升為行中書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為吳公，就不會要諸將來推舉他，而是由宋的叛軍首都來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1361年實際發(fā)生的那樣。［6］
總而言之，這個新的行省還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預見到天命將歸屬于他的未來皇帝所控制的獨立的叛軍基地。它此時仍然是后來被弄得名譽掃地的秘密教派叛亂運動——朱元璋就是從它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權力的——的一部分?？墒牵煸扒迩宄厥悄抢镎谂d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1358年中那樣清除了他名義上的頂頭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師郭子興的諸子和女婿，宋叛亂政權就逐漸承認了他的地區(qū)性領導地位和默認了他的主動行動。當宋政權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紅巾軍的組織者劉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被察罕帖木兒趕出開封并逃回安豐時，北方紅巾軍叛亂的權力馬上衰落了下來，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資源各顧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外，沒有一個行省熬過了1362年。逐漸地，朱元璋在事實上取得了多數(shù)傳統(tǒng)史料過早地認為屬于他的地位。
當朱元璋在14世紀50年代逐漸地變成了南京舞臺上的主人翁時，盡管我們對這一歷史記載有各種懷疑，但仍應該得出結論說，他是地區(qū)性叛亂領袖中的佼佼者，因為他很認真地在想方設法建立一個日益完善的政府。每當他訪問他迅速前進的軍隊所占領的新地區(qū)時，他經(jīng)常和社區(qū)領袖及鄉(xiāng)村父老們講話以消除疑慮，派代表叫他們恢復和平生活和生計，同時他作為貧農(nóng)的兒子能懂得他們的需要，所以允諾要實現(xiàn)一個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任命從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員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過來的康茂才去他認為應該升格的江南行中書省中的一個機構任職；這個官署就是都水營田司。朱元璋在任命時囑咐康茂才道：
比因兵亂，堤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筑堤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nóng)事。今當春耕，水旱不時，傷害農(nóng)畝。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干，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7］
很顯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實際的：他認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農(nóng)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無家可歸的和難于統(tǒng)治的人民，可以讓他們從事生產(chǎn)活動，同時就能保證他的政府有糧食和賦稅來支援軍隊。這種利他主義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實。是否這種貧苦老百姓式的對底層社會抱有的機敏的理解才使得他這樣做，或者是否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顧問們的傳統(tǒng)的倫理和治國論已很得勢——這確是個爭論之點：像這樣的事情這里是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的。無論如何，他在14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實行的政治團結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廣泛發(fā)揮功能以適應他的事業(yè)方面比他的對手們要高明多了。還可以再舉幾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1360年他新設了幾個官署來開征酒稅和醋稅，并改進食鹽專賣的經(jīng)營管理，雖然他這時并沒有控制地處更東邊的重要產(chǎn)鹽地區(qū)。1361年他開始鑄造銅錢，而到了1363年他的鑄錢據(jù)說已達每年3800萬枚。接著又馬上實行了新的茶葉分配專賣制度。1362年設立關卡以征收過境商品的傳統(tǒng)稅。
由于朱元璋的優(yōu)秀將領們攻克了南京之東、南和西南諸方面鄰近地帶，江南行省——事實上是14世紀50年代末他的整個政府——的范圍擴大了。當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隊之手時，他在婺州（今金華）設置了“股肱郡”，此地離南京東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據(jù)點杭州——最近被張士誠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這個地區(qū)，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時間研究它的問題，同時指示——而非領導——進一步開展戰(zhàn)役，擴充地盤。他積極地征聘——人們也可說是討好——許多杰出的學者，這里在當時因人才濟濟而出名。他禮賢下士，宴請他們來他的大本營，向他們詢問怎樣獲致儒家著作的引導等嚴肅的問題，同時嚴肅地（又是公開地）警告將領們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搶劫。他在1359年6月返回南京；次年4月份，以宋濂和劉基為首的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終于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受任命，應邀到南京就職?！侗炯o》上寫道：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子標受經(jīng)學。［8］
朱標，朱元璋未來帝位的未來太子，時年八歲。雖然沒有活到當上皇帝的年歲，這一事件卻預示著具有儒家治國論特殊傳統(tǒng)的金華學者群同明國家之間將要發(fā)展起來的重要關系。［9］
在他在1363年夏秋之間于江西鄱陽湖經(jīng)過四個月的苦戰(zhàn)打敗了陳友諒之后，［10］ 朱元璋于1364年之初另立新名號，改組了他的政府。他自稱吳王，這與位于長江下游蘇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強勁對手的張士誠同一稱號；張士誠是在前一年10月自稱吳王的。可是，朱元璋仍舊用他的名義上的君主韓林兒的龍鳳的年號，雖然這位可憐的人物已在他掌握之中，在南京的長江對岸的滁州受他的保護。作為一個王國的首腦，盡管他要在名義上繼續(xù)奉戴北方紅巾軍運動，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實的官署機構，對它們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國、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職責儼然是一個中央政府的尚書和都指揮使。
官銜和官階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現(xiàn)行形式而以右為尚（右相國、參知政事李善長品位高于左相國、大將軍徐達），仿蒙古體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響亮聲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員們表態(tài)，告誡他們要反對官僚主義和行政制度的松弛，因為他認為這就是元朝失敗的原因。他這樣說道：“禮法乃維系國家之紀綱……今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11］ 因此，在這時朱元璋的心中很顯然是要建立一個國家，它無疑地比他此時剛建立的行省那樣大小的吳王國有更遠大的要求和抱負。除此以外，歷史學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國的正式成立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以建立一種他與他的老戰(zhàn)友及還在繼續(xù)投奔他的文武領袖們之間的新型的、失去了個人色彩的正常關系。他們現(xiàn)在都已各有明確的崗位，各人有規(guī)定的職責、義務和特權。他們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在完成一個更有組織而又迅速擴充起來的政府結構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朱元璋的吳王國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區(qū)的行省一級政府（按元代的用語即“行中書省”）：江浙，1366年重新組建，取代了他從前的江南行中書省，并并入了1358年在婺州設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設；湖廣，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兩省，1364年設，并入了長江中游陳友諒的漢國；以及以廬州（今安徽合肥）為行政中心的江淮臨時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間的戰(zhàn)斗，其結果是1366年5月收復了紅巾軍的舊首都安豐。這樣就使得朱元璋能夠衣錦還鄉(xiāng)，與剩下的遠親和故舊鄰居歡飲，并祭掃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發(fā)動了鏟除下游張士誠國家的最后戰(zhàn)役，隨著將來如何治理全國的問題日益擺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棄了。
1358年當朱元璋跟隨前進的部隊到達浙江北部時，朱元璋發(fā)現(xiàn)了著名的儒生朱升，并通過正式手續(xù)征詢他的意見。這位老學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給了他三句精練的勸告：“〔在南京周圍〕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保?2］ 朱元璋看來是遵循了這些勸告的。他有條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鞏固他的根據(jù)地地區(qū)，積累了確保最后勝利的手段，而且在改元稱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大約在1366—1367年之際陰歷年的年終（實際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過的軍事助手被派護送韓林兒到南京，在渡江時遇險，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歷史學家們多數(shù)假定這個事件是預謀的；它的后果對朱元璋來說實乃天賜良機。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復礙手礙腳，又由于各為其主的忠誠問題已經(jīng)解決，朱元璋現(xiàn)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月31日的吳的歷法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沒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圍困了張士誠的最后堡壘蘇州并于1367年10月1月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時才這樣做。在1366年之前他沒有著手按照一個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進行科舉考試以起用官員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內(nèi)廷中的學者-顧問們的作用正規(guī)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門前的適當處所建設了太廟。為了表現(xiàn)帝王姿態(tài)，他還實行了以天象吉因為依據(jù)的大赦，還建造了國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個學者專家委員會所編訂的第一部法典于1367年12月頒行，第二部新的歷法——這一次叫大明歷——也在1368年1月20日開始的年關時節(jié)公布。1月12日，經(jīng)過三次禮儀上的謙讓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請求即位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這些都是經(jīng)過周密的準備而一步一步推行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慮了傳統(tǒng)的方式，使之合乎歷史悠久的法統(tǒng)標準。
這位杰出的開國之君在14世紀40年代，從天災人禍和饑寒交迫的鐘離村，一躍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寶，他走的這條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壯志和力求飛黃騰達的意識，已被有力地強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傳統(tǒng)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樣取得帝王統(tǒng)治之術。作為此后的皇帝，他將使這種帝王之術適應他為之著了迷的帝王大業(yè)的需要。明王朝往后270年的統(tǒng)治的政治特點將詳見下面各章，我們可以見到它們主要淵源于這位奇異而強有力的人物的個人性格特征。
?。?］ 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26頁。
?。?］ 王祟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537]，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57—71頁；吳晗：《朱元璋傳》[587]，第4和第5章；泰勒：《明王朝的社會根源》[506]，載《華裔學志》，22，1（1963年），第1—78頁；達迪斯·《彌賽亞式叛亂的轉變和明王朝的建立》[135]，載《亞洲研究雜志》，29，3（1970年），第539—558頁；達迪斯：《儒教和專制制度：職業(yè)精英階層在明王朝建國中的作用》[133]（伯克利、洛杉磯和倫敦，1983年）；本書德雷爾和小郎洛瓦分別執(zhí)筆的第2和第3章。
［3］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542]，特別應看王氏在第30—31、38、44—45和53—54頁的評注。
?。?］ 陳學霖：《張中和他的預言：一位明初道士的傳奇的傳播》[21]，載《遠東》，20，1（1973年），第65—102頁，以及《明太祖的興起：明初官方歷史編纂學中的事實與虛構》[24]，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95，4（1975年），第679—715頁。
?。?］ 羅梅因·泰勒譯：《明太祖本紀》[503]（舊金山，1975年），第38頁。
?。?］ 雖然學者們在繼續(xù)爭論這一點，1361年是個準確無誤的時間，潘檉章已在《國史考異》[414]（1，5）中予以指出，這一點尚未被人廢棄，又可參照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46頁。
?。?］ 引自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54頁。
［8］ 泰勒譯：《明太祖本紀》[503]，第42頁。
?。?］ 見本卷第3章的《引言》和《強化監(jiān)視和恐怖的年代》。
?。?0］ 詳見本卷第2章的《明-漢之戰(zhàn)》。
［11］ 關于達迪斯對這些問題和朱元璋其他治國論的討論，見他的《儒學和專制主義》[133]，特別是第196頁以下。
?。?2］ 《明史》[41]，第3929頁。
朱元璋出生于赤貧的農(nóng)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是唯一的具有這種背景的一代皇朝的開國之君：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縣（今安徽中部鳳陽縣，在重要的鐵路交叉線和工業(yè)城市蚌埠的正東南）的鐘離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稅款者，在淮河流域到處躲債，想方設法找一個地方做佃戶，以便在這塊干旱和時疫肆虐的土地上過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難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家庭無力撫養(yǎng)而已送人扶養(yǎng)或嫁出。到了14世紀30年代淮河地區(qū)已經(jīng)變成了紅巾軍叛亂的搖籃，它的彌賽亞式的教義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的支持。人們相信，在這個最黑暗和孤寂的時刻會發(fā)生轉變，重新出現(xiàn)明教的光明，而彌勒佛會從西方極樂世界來統(tǒng)治這個世界，使人們的命運來個戲劇性的烏托邦式的改變。年輕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個算命先生和在13世紀70年代反抗過蒙古最后征服階段的漢人軍隊的老戰(zhàn)士——給這個童子的耳朵里灌滿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險的種種奇妙故事。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成長時期的環(huán)境。
1344年當朱元璋16歲的時候，在5月份和 6月份的三個星期內(nèi)，時疫并伴隨著夏季的蝗蟲和旱災奪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員——他的父親、母親和還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長兄——的生命。他的長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僅有的幸存者。茍活下來的人因太窮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親人，更不用說去扶養(yǎng)朱元璋了。10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個佛教寺院做小行童，當雜差，以實踐他在幼兒生病時他父親許下的愿。與此同時他已長大成人，變成了一個高大強壯的小伙子，其顯著特點是臉面有皺紋而痘點斑斑，顎部突出，這副奇異的樣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來預示將來有不凡的品質。他無疑地具有這些品質，可是他興起于赤貧而無文化的農(nóng)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新興偉大王朝的開國之君，這個故事就有些像虛構小說那樣的不真實。
幾個星期以后，即1344年12月，皇覺寺（當時可能叫玉覺寺）［1］ 的僧徒們被迫把所有小行童放出去行乞。據(jù)我們所知，朱元璋在1345到1347年在淮河地區(qū)做游方和尚游蕩了三年，也可能他因此熟悉某些軍事生活，并且一個時期當過兵——可能是在蒙古軍隊中當兵。除此之外，可以肯定他很了解叛亂的內(nèi)幕和對叛亂鎮(zhèn)壓的情況。在1347年或1348年他回到了寺內(nèi)，在那里大約從20歲呆到24歲。在這時他似乎開始學習認字并簡單地研修佛教經(jīng)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記憶力也很強。
到了1352年，叛亂在淮河中游到處爆發(fā)，它們采取了許多形式，當然多數(shù)是紅巾軍運動。在鐘離村以西與之緊鄰的濠州縣城在1352年2月16日被一股紅巾軍徒眾所攻占。叛亂領袖郭子興（1355年死）是一個算命先生與一個富人的盲女兒所生的兒子；這個家庭據(jù)說很善于積財。郭子興被認為是一個勇敢和能干的戰(zhàn)士，但脾氣不好，跟別人合不來。他相信彌勒佛教義，所以他深信那個亂世預示著要有一個大變動。為了應付大變動的到來，他花錢大方，廣交朋友，以便約集志同道合的人和忠誠的戰(zhàn)士。郭子興和他的四個伙伴自稱元帥，率眾攻打了濠州。郭子興可能只是名義上的領袖，別人馬上成了挑戰(zhàn)者。他們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不穩(wěn)固的。
元當局并不想立即收復濠州。相反地，他們派出無紀律的部隊四出騷擾無辜鄉(xiāng)民，焚燒寺廟，把抓來的老百姓指認為紅巾軍，以便邀功請賞。朱元璋所在的那個農(nóng)村寺廟正處在戰(zhàn)火紛飛的地帶；1352年2月它不知被哪一邊的士兵放了火，并被劫掠一空。朱元璋和其他和尚及行童均四散逃逸，但后來又回到了這些被毀的建筑物內(nèi)，因為沒有地方可去。他后來在寫到這段經(jīng)歷時說，他好多次收到叛軍內(nèi)朋友們的信息，警告他有危險，并勸他參加叛軍。4月15日，這個年在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和尚來到了濠州城門附近，要求加入郭子興的部隊。這是他一生命運中意外的轉折點。他馬上變成了一個受寵遇的徒眾、受信任的幫手、弁目（親兵）和郭子興家中的一名成員。郭子興有二妻，年長者有與朱元璋年歲相當?shù)膬蓚€兒子。年輕些的妻子勸郭子興把這個年青有為的人和他們郭家的命運更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所以招他為他們的養(yǎng)女之婿。這名年輕的女人當時有19歲，是一位馬姓密友的女兒；馬某臨死之前不久把他唯一的孩子托付給了郭子興照管。她就是后來的馬皇后。朱元璋和郭子興這位年輕一些的妻子的關系后來顯得很重要；在朱元璋和郭子興的兒子們有紛爭時她最后站在了他一邊，他也把她的女兒納為妾。
1352年和1353年，朝廷派出的元軍企圖肅清被叛軍占領的淮河地區(qū)的中部和東部。將近1352年底他們把芝麻李從他在江蘇北部徐州的根據(jù)地趕走，而到了1353年初他的兩名將軍投奔濠州避難，使這個小城市本來已經(jīng)很緊張的資源更形拮據(jù)。他們自己稱“王”，盛氣凌人地要高踞于郭子興及其伙伴元帥們之上。派系斗爭發(fā)展了。郭子興支持了其中的一人，另一人便把他拘禁了起來。從遠征戰(zhàn)場上回來的朱元璋發(fā)現(xiàn)了這個情況。他隨身帶了郭子興那位年輕妻子及其孩子們親赴另一派領袖的營寨內(nèi)，終于找到了挽救的辦法，救了郭子興一命。
從1352年冬末起直至1353年6月，濠州被從徐州派來的元軍所包圍。元軍野戰(zhàn)指揮官（中書左丞）、水利專家賈魯（他在1351年曾領導治河工程）之死，使濠州解了圍，因而挽救了這塊根據(jù)地。后來，朱元璋離開了軍中回到他的村里，他在家鄉(xiāng)招募了700余人的部隊，由24名他往日的朋友和童年的伙伴——包括他將來的幕僚長徐達（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在內(nèi)——帶領。這個軍事領導集團在以后20年中形成了他私人隨從的核心。在往后的幾個月中他繼續(xù)參與范圍廣泛的出擊和野戰(zhàn)指揮活動，學習為將之道，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戰(zhàn)術意識。1353年秋，郭子興給了他一個單獨的任命，許他脫離濠州日益緊迫的派系斗爭。這是獨立活動的事業(yè)的起點；他的官銜是鎮(zhèn)撫。
在接著而來的戰(zhàn)斗中，他最初拔掉了南邊的定遠縣城。他甚至更向南前進，沿途收容了大量敗兵和逃兵，并贏得了幾次重要戰(zhàn)斗。到了年底，他占領了滁州（在安徽和江蘇邊界附近）及長江北岸上的附近各縣。他在滁州滯留了整個1354年一年，并一直呆到1355年上半年。這里成了他的大營根據(jù)地，他在此建立了忠于自己的軍隊，據(jù)說其數(shù)已達3萬人，并且開始湊集了一個地方管理班子。李善長（1314—1390年）是他的第一位顧問，他原是鄉(xiāng)村中的精英人物，業(yè)儒，他于1354年投奔朱元璋，并開始以歷史教訓來影響這位熱心向學的青年學子。李善長被他任為掌幕府書記。
在1355年的最初幾個月他勝利地保衛(wèi)了被元軍圍攻的和陽（或和州，在長江北岸，今和縣）之后，開始注視著富庶的長江南岸了。最重要的是他看中了大城市南京——當時稱為集慶，此地控制著長江下游地區(qū)。1355年初郭子興已死于和陽。郭子興的兒子們認為自己是他們父親的后嗣和繼承人；紅巾軍宋帝韓林兒授予郭子興年長的兒子和郭子興的一位舊軍官張?zhí)煊印垂畫D弟——以高級職位，而任命朱元璋為他們的副手。但是，朱元璋下面又圍繞著24名伙伴，還另外有一些從其他叛亂中跑來歸順他的重要軍事領袖；這是靠朱元璋的個人威信而不是靠紅巾軍的旗幟把他們團結到他周圍來的。在這些新歸附的人中有常遇春，他在后來的歲月中是朱元璋軍中最進取有為的將軍，被信任的程度僅次于徐達。另外自動來投奔朱元璋的有沿安徽內(nèi)陸水道的舟師頭目廖永安和俞通海。他們用小舟和駁船組成的船隊給了朱元璋以渡過長江的手段，使他能用水師和陸軍在廣闊的前線作戰(zhàn)。
1355年7月10日預期已久的渡江行動開始了。接著在8月中旬首攻南京。初戰(zhàn)未得手，但朱元璋的軍隊逗留在南京未去，蕩平了周圍地區(qū)一些小城鎮(zhèn)。10月末第二次攻打南京，郭子興的在世的年長兒子和張?zhí)煊颖粴?，這樣就去掉了朱元璋的兩位頂頭上司。整個指揮權此時就由他一人掌握了。
明王朝的建立
1356年4月10日，經(jīng)過多次接戰(zhàn)之后朱元璋終于拿下了南京，馬上把它定為新的首都，并立即給它改名為應天。就在那同一個星期之內(nèi)，張士誠也渡過了長江，把蘇州定為他的首都。那一年的早些時候，倪文俊擁立徐壽輝為南翼紅巾軍的皇帝，國號天完，其新首都定在長江岸上的漢陽。攻下南京后的下一個月，韓林兒任命朱元璋為江南行省平章，郭子興僅存之子則當了他的副手。郭子興的這個兒子謀叛被發(fā)覺，因而被處死。朱元璋現(xiàn)在成了以長江為根據(jù)地的北方紅巾軍中無人敢與爭鋒的領袖，也是整個北方叛亂軍中那位傀儡皇帝的守護人。他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成為佼佼者了。
在他的事業(yè)的這個時期，人們還可能看出朱元璋會由一個民間教派的叛亂領袖變成一位企求傳統(tǒng)合法性的政治運動的領袖?，F(xiàn)代歷史學家已充分地討論了這一點，我們無需在這里再多費筆墨。［2］ 可是，簡單考察一下這個轉變過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
人們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年得到李善長做他的第一位文人助手。這時他已踏上攻占滁州的征途，因此擺脫了濠州那幫無能的紅巾軍領袖間的令人難受的爭吵。換句話說，朱元璋已自奔前程去了。李善長出身于定遠——朱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個打下的縣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長最多不過是起碼的傳統(tǒng)學者-精英人物。他這個人沒有多少學識造詣，但直到那時為止他卻與朱元璋的其他伙伴有明顯的不同。他能夠與朱元璋談論歷史和禮儀——這是中國人講治平之術的兩大支柱；他夠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領袖在致力征服和治理這兩方面所必需的機構。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后在1368年被新王朝任命為中書左丞相。
李善長是從此以后被積極召募的這個日益擴大的文官集團中的第一個人。在每次攻下一個行政城鎮(zhèn)時，當?shù)氐奈娜瞬还苁窃跀橙四抢锓盏幕蚴沁^隱居生活的，都被召來接見并常常給予官職。比如，1355年在太平當朱元璋初渡長江和得到杰出的陶安的幫助時，這個辦法就付諸實行了。在攻下南京之后，他征聘了十余名士大夫，把他們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縣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別是朱元璋對那些曾服務于元朝的人和精英階層中他的“級階敵人”都采取明顯的概不歧視的態(tài)度。由于這些原因，朱元璋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一直是一個難題。
他的出身確實是“被壓迫群眾”中最貧苦的階層。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了，因此他和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階層沒有共同語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們使他相信，以公元前3世紀漢王朝的開國之君為榜樣（漢高祖的出身雖然不像朱元璋那樣低下，但他可以成為很近似的榜樣），他也可以成為一位圣明之君。朱元璋在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標準的圣明之君，這表明他非常勤奮好學，頗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團顧問們真心實意地引導他向這方面發(fā)展，這顯示了他們是信奉開放社會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時的歷史學家們指責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階級出身，因為他背棄了促使他發(fā)跡的民間秘密宗教教義?？墒侨绻贿@樣做，就會妨礙把叛亂變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聯(lián)合。教義的改變進行得很小心謹慎，因為他認識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軍人隨從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的某些地區(qū)的民眾中間是有份量的?？墒牵麧u漸地能夠搞起妥協(xié)折衷來了。到了他實際上建立新王朝的時候，他能夠公然斥責紅巾軍的思想意識是煽惑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異端。然而，直到他臨死他都一直驕傲地談及和寫到他來自充滿天災人禍的淮河地區(qū)而作為貧農(nóng)兒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對只知道過精英階層那種悠閑自在生活的人表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蔑視，甚至還表示憤慨?？墒?，從1355年渡江到1367年末建立新王朝時為止的這些年中，他表現(xiàn)為一個孜孜不倦和心胸開朗的好學之士，不斷地開拓著他的視野。
那個時期的軍事方面的歷史將在下一章詳加描述。保證他的早期國家能夠生存和發(fā)展起來的軍事任務左右了那些年的歲月。朱元璋建立了開創(chuàng)一個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這一章結束時將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些步驟。
據(jù)認為，朱元璋以厭惡的心情目睹戰(zhàn)爭的無意義的破壞，他也曾盡力要求軍隊守紀律，以便贏得被占領地區(qū)人民的好感。從早在1354年起及其以后的年代就有許多傳聞軼事，說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堅持嚴格的軍紀，而這與當時的一般戰(zhàn)爭行為都是截然相反的。這些傳說受到了挑戰(zhàn)。［3］ 人們認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為后世所添枝加葉的結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歷史學家所提出的一種觀點，以顯示天命的正確作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睆脑瓌t上說來，天命應該歸于那個最能體現(xiàn)以同情心治國這種理想的爭奪王位者。朱元璋的仁慈無疑地被后來的說教夸大了?？墒?，他最早的一些文人顧問們，從1354年的李善長和1355年的陶安起，經(jīng)常給他講授這種道理。這可能在促使他重視安置普通農(nóng)民的生活中起過某些作用。特別是在他最初的年代中，他盡力創(chuàng)造一個未來的賢明統(tǒng)治者的形象：減免戰(zhàn)禍地區(qū)的賦稅；懲罰他自己軍隊中的掠奪者；以及和獎賞自己隊伍中的追隨者一樣，也嘉獎為元王朝忠誠無私地效勞的人員。不管準確與否，他能夠以這樣的形象同蒙古官員們，同他的大部分對手的放縱恣肆行為，或者從最好的方面說是不關心人民疾苦的行為，構成鮮明的對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為他的敵人服務過的人所表現(xiàn)的忠誠的優(yōu)秀品質。他從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戰(zhàn)，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個時代應該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墒牵敂橙说能娛骂I袖因抵抗他的部隊而殉職時，或者當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順從他時，他對這些人都葬之以禮，甚至往往建祠作為紀念。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個社會地方精英之間的鴻溝。這種政策當然是他的文人顧問們勸他實行的，而他以自命不凡地把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結合起來的態(tài)度采用這種政策。
曾經(jīng)有人強調(diào)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間宗教領袖們的教義，即至少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那些粗俗的迷信。［4］ 可是，他并不與大批食客分手：這些人都裝扮成受人尊敬的預言家、成功的法術師、瘋瘋癲癲的和尚和另外一些平凡的宗教領袖。這些人使他的事業(yè)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種天神相助的味道。這種情況在他的文人顧問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問題，因為他們寧肯與所有異端邪說更明確地決裂。由于他憑他的直覺處理了這種問題，所以從這里可以看出，他的獨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對群眾心理的了解是有比別人高明之處。
朱元璋最后同紅巾軍宋王朝的決裂時間要比他的學者-顧問們所建議的時間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專心致志于對他最強大的敵人陳友諒的即將到來的最后戰(zhàn)役作準備。2月份，他的另外一個方面的敵人張士誠派遣一支討伐部隊來攻打安徽西部的安豐。此地是韓林兒和宋王朝出謀劃策者劉福通的大本營。這對作為北翼紅巾軍最后殘余的忠實保護者朱元璋來說是加倍為難的事情，因為那時他的戰(zhàn)線是拉得太長了。不顧他的戰(zhàn)略和治國論的主要學者-顧問劉基（1311—1375年）的嚴厲勸告，他還是派出一部分野戰(zhàn)軍并親自（由徐達去打頭陣）帶領前往救援韓林兒。根據(jù)大多數(shù)材料，劉福通被張士誠的軍隊俘獲和殺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過南京以西的長江，把小明王的宋朝廷遷往滁州：現(xiàn)在在軍事上已無足輕重的紅巾軍朝廷能夠在這里平平安安地茍延日子了。
這次牽制性軍事行動所冒的風險是很大的；他的敵人的錯誤在于沒有更好地利用它?？墒牵斨煸罢谑艿侥弦砑t巾軍的挑戰(zhàn)時，這次牽制性戰(zhàn)役對保證朱元璋的軍事領袖們的順從來說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時期的哥兒們也認為必須捍衛(wèi)他們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舊奉宋國家龍鳳年號的正朔，一直到韓林兒在1367年1月過長江被淹死時為止，按照舊歷這時是前一年的臘月。但是，雖然朱元璋有此機會能夠解除他長期和小明王及其已消失的權利這些舊形式的聯(lián)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為“明”朝。這個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沒有徹底割斷與教派教義的所有聯(lián)系。
整個地說，我們看到了從對民間文化的親近過渡到對偉大傳統(tǒng)的親近這一轉變過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難，也看到了朱元璋通過有些曲折的羊腸小徑從此端走到彼端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機巧。叛亂分子中他的對手們沒有一個能以同樣的機敏來處理這樣復雜的問題。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紀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了14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創(chuàng)建南京（1356年改名應天）政府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步驟。他在那時就開始宣稱天命已改，或許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1356年有一條是這樣寫的：
秋七月己卯，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僚佐。［5］
在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廟號，這是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泛常用語。其余說法則有嚴重失誤?！靶惺 币辉~是用于元代省一級文官政府的行政機構。引文中這一個行省是這一時期的新創(chuàng)造：“江南”泛指長江下游地區(qū)，它不是元朝一個行省的名稱。朱元璋的南京根據(jù)地只管轄長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時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òń耖L江以南的江蘇，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幾個縣。這個新的叛亂行省被雄心勃勃地稱為江南，它是北方紅巾叛軍在1356年到1359年之間所建五個省中的一個；這五個行省是他們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豐（在今安徽）、或者以開封為首都時向外擴展的領土。從那個叛亂的宋政府的觀點來看，朱元璋不過是他們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級領袖之一；他最初被任命為副元帥，后來被提升為行中書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為吳公，就不會要諸將來推舉他，而是由宋的叛軍首都來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1361年實際發(fā)生的那樣。［6］
總而言之，這個新的行省還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預見到天命將歸屬于他的未來皇帝所控制的獨立的叛軍基地。它此時仍然是后來被弄得名譽掃地的秘密教派叛亂運動——朱元璋就是從它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權力的——的一部分?？墒牵煸扒迩宄厥悄抢镎谂d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1358年中那樣清除了他名義上的頂頭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師郭子興的諸子和女婿，宋叛亂政權就逐漸承認了他的地區(qū)性領導地位和默認了他的主動行動。當宋政權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紅巾軍的組織者劉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被察罕帖木兒趕出開封并逃回安豐時，北方紅巾軍叛亂的權力馬上衰落了下來，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資源各顧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外，沒有一個行省熬過了1362年。逐漸地，朱元璋在事實上取得了多數(shù)傳統(tǒng)史料過早地認為屬于他的地位。
當朱元璋在14世紀50年代逐漸地變成了南京舞臺上的主人翁時，盡管我們對這一歷史記載有各種懷疑，但仍應該得出結論說，他是地區(qū)性叛亂領袖中的佼佼者，因為他很認真地在想方設法建立一個日益完善的政府。每當他訪問他迅速前進的軍隊所占領的新地區(qū)時，他經(jīng)常和社區(qū)領袖及鄉(xiāng)村父老們講話以消除疑慮，派代表叫他們恢復和平生活和生計，同時他作為貧農(nóng)的兒子能懂得他們的需要，所以允諾要實現(xiàn)一個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任命從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員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過來的康茂才去他認為應該升格的江南行中書省中的一個機構任職；這個官署就是都水營田司。朱元璋在任命時囑咐康茂才道：
比因兵亂，堤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筑堤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nóng)事。今當春耕，水旱不時，傷害農(nóng)畝。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干，卑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7］
很顯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實際的：他認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農(nóng)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無家可歸的和難于統(tǒng)治的人民，可以讓他們從事生產(chǎn)活動，同時就能保證他的政府有糧食和賦稅來支援軍隊。這種利他主義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實。是否這種貧苦老百姓式的對底層社會抱有的機敏的理解才使得他這樣做，或者是否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顧問們的傳統(tǒng)的倫理和治國論已很得勢——這確是個爭論之點：像這樣的事情這里是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的。無論如何，他在14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實行的政治團結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廣泛發(fā)揮功能以適應他的事業(yè)方面比他的對手們要高明多了。還可以再舉幾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1360年他新設了幾個官署來開征酒稅和醋稅，并改進食鹽專賣的經(jīng)營管理，雖然他這時并沒有控制地處更東邊的重要產(chǎn)鹽地區(qū)。1361年他開始鑄造銅錢，而到了1363年他的鑄錢據(jù)說已達每年3800萬枚。接著又馬上實行了新的茶葉分配專賣制度。1362年設立關卡以征收過境商品的傳統(tǒng)稅。
由于朱元璋的優(yōu)秀將領們攻克了南京之東、南和西南諸方面鄰近地帶，江南行省——事實上是14世紀50年代末他的整個政府——的范圍擴大了。當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隊之手時，他在婺州（今金華）設置了“股肱郡”，此地離南京東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據(jù)點杭州——最近被張士誠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這個地區(qū)，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時間研究它的問題，同時指示——而非領導——進一步開展戰(zhàn)役，擴充地盤。他積極地征聘——人們也可說是討好——許多杰出的學者，這里在當時因人才濟濟而出名。他禮賢下士，宴請他們來他的大本營，向他們詢問怎樣獲致儒家著作的引導等嚴肅的問題，同時嚴肅地（又是公開地）警告將領們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搶劫。他在1359年6月返回南京；次年4月份，以宋濂和劉基為首的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終于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受任命，應邀到南京就職?！侗炯o》上寫道：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子標受經(jīng)學。［8］
朱標，朱元璋未來帝位的未來太子，時年八歲。雖然沒有活到當上皇帝的年歲，這一事件卻預示著具有儒家治國論特殊傳統(tǒng)的金華學者群同明國家之間將要發(fā)展起來的重要關系。［9］
在他在1363年夏秋之間于江西鄱陽湖經(jīng)過四個月的苦戰(zhàn)打敗了陳友諒之后，［10］ 朱元璋于1364年之初另立新名號，改組了他的政府。他自稱吳王，這與位于長江下游蘇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強勁對手的張士誠同一稱號；張士誠是在前一年10月自稱吳王的。可是，朱元璋仍舊用他的名義上的君主韓林兒的龍鳳的年號，雖然這位可憐的人物已在他掌握之中，在南京的長江對岸的滁州受他的保護。作為一個王國的首腦，盡管他要在名義上繼續(xù)奉戴北方紅巾軍運動，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實的官署機構，對它們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國、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職責儼然是一個中央政府的尚書和都指揮使。
官銜和官階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現(xiàn)行形式而以右為尚（右相國、參知政事李善長品位高于左相國、大將軍徐達），仿蒙古體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響亮聲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員們表態(tài)，告誡他們要反對官僚主義和行政制度的松弛，因為他認為這就是元朝失敗的原因。他這樣說道：“禮法乃維系國家之紀綱……今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11］ 因此，在這時朱元璋的心中很顯然是要建立一個國家，它無疑地比他此時剛建立的行省那樣大小的吳王國有更遠大的要求和抱負。除此以外，歷史學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國的正式成立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以建立一種他與他的老戰(zhàn)友及還在繼續(xù)投奔他的文武領袖們之間的新型的、失去了個人色彩的正常關系。他們現(xiàn)在都已各有明確的崗位，各人有規(guī)定的職責、義務和特權。他們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在完成一個更有組織而又迅速擴充起來的政府結構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朱元璋的吳王國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區(qū)的行省一級政府（按元代的用語即“行中書省”）：江浙，1366年重新組建，取代了他從前的江南行中書省，并并入了1358年在婺州設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設；湖廣，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兩省，1364年設，并入了長江中游陳友諒的漢國；以及以廬州（今安徽合肥）為行政中心的江淮臨時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間的戰(zhàn)斗，其結果是1366年5月收復了紅巾軍的舊首都安豐。這樣就使得朱元璋能夠衣錦還鄉(xiāng)，與剩下的遠親和故舊鄰居歡飲，并祭掃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發(fā)動了鏟除下游張士誠國家的最后戰(zhàn)役，隨著將來如何治理全國的問題日益擺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棄了。
1358年當朱元璋跟隨前進的部隊到達浙江北部時，朱元璋發(fā)現(xiàn)了著名的儒生朱升，并通過正式手續(xù)征詢他的意見。這位老學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給了他三句精練的勸告：“〔在南京周圍〕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保?2］ 朱元璋看來是遵循了這些勸告的。他有條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鞏固他的根據(jù)地地區(qū)，積累了確保最后勝利的手段，而且在改元稱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大約在1366—1367年之際陰歷年的年終（實際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過的軍事助手被派護送韓林兒到南京，在渡江時遇險，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歷史學家們多數(shù)假定這個事件是預謀的；它的后果對朱元璋來說實乃天賜良機。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復礙手礙腳，又由于各為其主的忠誠問題已經(jīng)解決，朱元璋現(xiàn)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月31日的吳的歷法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沒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圍困了張士誠的最后堡壘蘇州并于1367年10月1月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時才這樣做。在1366年之前他沒有著手按照一個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進行科舉考試以起用官員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內(nèi)廷中的學者-顧問們的作用正規(guī)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門前的適當處所建設了太廟。為了表現(xiàn)帝王姿態(tài)，他還實行了以天象吉因為依據(jù)的大赦，還建造了國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個學者專家委員會所編訂的第一部法典于1367年12月頒行，第二部新的歷法——這一次叫大明歷——也在1368年1月20日開始的年關時節(jié)公布。1月12日，經(jīng)過三次禮儀上的謙讓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請求即位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這些都是經(jīng)過周密的準備而一步一步推行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慮了傳統(tǒng)的方式，使之合乎歷史悠久的法統(tǒng)標準。
這位杰出的開國之君在14世紀40年代，從天災人禍和饑寒交迫的鐘離村，一躍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寶，他走的這條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壯志和力求飛黃騰達的意識，已被有力地強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傳統(tǒng)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樣取得帝王統(tǒng)治之術。作為此后的皇帝，他將使這種帝王之術適應他為之著了迷的帝王大業(yè)的需要。明王朝往后270年的統(tǒng)治的政治特點將詳見下面各章，我們可以見到它們主要淵源于這位奇異而強有力的人物的個人性格特征。
?。?］ 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26頁。
?。?］ 王祟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537]，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57—71頁；吳晗：《朱元璋傳》[587]，第4和第5章；泰勒：《明王朝的社會根源》[506]，載《華裔學志》，22，1（1963年），第1—78頁；達迪斯·《彌賽亞式叛亂的轉變和明王朝的建立》[135]，載《亞洲研究雜志》，29，3（1970年），第539—558頁；達迪斯：《儒教和專制制度：職業(yè)精英階層在明王朝建國中的作用》[133]（伯克利、洛杉磯和倫敦，1983年）；本書德雷爾和小郎洛瓦分別執(zhí)筆的第2和第3章。
［3］ 王崇武：《明本紀校注》[542]，特別應看王氏在第30—31、38、44—45和53—54頁的評注。
?。?］ 陳學霖：《張中和他的預言：一位明初道士的傳奇的傳播》[21]，載《遠東》，20，1（1973年），第65—102頁，以及《明太祖的興起：明初官方歷史編纂學中的事實與虛構》[24]，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95，4（1975年），第679—715頁。
?。?］ 羅梅因·泰勒譯：《明太祖本紀》[503]（舊金山，1975年），第38頁。
?。?］ 雖然學者們在繼續(xù)爭論這一點，1361年是個準確無誤的時間，潘檉章已在《國史考異》[414]（1，5）中予以指出，這一點尚未被人廢棄，又可參照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46頁。
?。?］ 引自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484]，第54頁。
［8］ 泰勒譯：《明太祖本紀》[503]，第42頁。
?。?］ 見本卷第3章的《引言》和《強化監(jiān)視和恐怖的年代》。
?。?0］ 詳見本卷第2章的《明-漢之戰(zhàn)》。
［11］ 關于達迪斯對這些問題和朱元璋其他治國論的討論，見他的《儒學和專制主義》[133]，特別是第196頁以下。
?。?2］ 《明史》[41]，第39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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