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中，將黨項人稱作“黨項羌”，并將他們記述為漢代西羌的后裔。自遠古以來，羌人就占據(jù)著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在這一片地區(qū)的邊緣地帶，就是位于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都的地方，早期黨項和吐蕃的先民們大概都混雜居住在這一地區(qū)。對黨項語言的研究證實，就分類而言，操黨項語的人可以歸為藏緬民族的古代成員。而就其文化來說，黨項人則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許多特點。

　　“Tangghut”（黨項）這個名字最初是在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中出現(xiàn)的，時間是在公元735年?？梢钥隙?，這個字最初必定是來源于某種阿爾泰語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過中亞的媒介——可能是于闐語或粟特語，從吐蕃的自稱衍生出來的。后來，黨項（漢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统闪吮眮喓椭衼喌貐^(qū)對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肅地區(qū)的部落群體的通稱。這個名稱一直使用到了19世紀。在以后的漢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獻中，以及19、20世紀前往漢藏交界地區(qū)的西方探險家的傳記中，都廣泛使用了這個稱謂。［1］

　　在他們自己的語言中，黨項人自稱為“Mi”、“Mi-■iah”或“Mi-■ag”（漢文作“緬藥”或“弭藥”），而“Mi-■ag”也是藏文中對黨項人的稱謂。在7世紀唐史中曾明確記載，“其故地陷于吐蕃，其處者為其役屬，吐蕃謂之弭藥”。在以后的吐蕃文獻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個王國，也就是青海湖以東及東北的那個地區(qū)。到了最后，這個詞終于演變成了對整個西夏領土的稱謂。在11世紀期間，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闐人在與宋朝宮廷的書信往來中，就是以這個名字來稱呼西夏的黨項人的。到13、14世紀時，“Mi-■ag”（漢文作“米納古”或“米納克”）這個詞就與“河西”（蒙古語“Khashin”）等同起來了，都被用來指稱原來西夏的臣民和屬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傳說中出現(xiàn)的木雅和木納，也屬于“Mi-■ag”的異稱。總之，無論其來源如何，“Mi-■ag”是一個得到廣泛應用的名稱，而它的種族和地理屬性迄今還不十分清楚。［2］

　　黨項人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受到了周邊地區(qū)文化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東亞大陸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漢、突厥—蒙古三種文化，對黨項文化的影響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紀到7世紀期間，青海湖地區(qū)處在吐谷渾鮮卑政權的統(tǒng)治之下。這個鮮卑政權的締造者吐谷渾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紀初年率部從東北遷徙到了青海湖地區(qū)，并創(chuàng)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權。吐谷渾政權統(tǒng)治了羌人地區(qū)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圍水草豐美的牧地上過著游牧生活，而且與當?shù)厣蠈尤宋锝Y成了聯(lián)姻關系。到隋代時（581—618年），黨項人是作為吐谷渾屬部宕昌和鄧至的遺種出現(xiàn)在載籍中的。他們的最初出現(xiàn)是在6世紀末葉，這個時間恰恰與突厥第一汗國的崩潰和唐朝的興起同時，所以說，黨項的出現(xiàn)與當時的形勢不無關系。到628—630年，唐朝軍隊擊潰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與吐谷渾的聯(lián)盟。此后不久，新興的吐蕃政權的軍隊也開始從西南部進攻吐谷渾，并對黨項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渾在青海湖地區(qū)的地位，迫使眾多的黨項人逃離故土。

　　以上事件引發(fā)了一系列民族遷徙活動，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邊緣地區(qū)的民族開始大批涌向東方，尋求自己的居地。其實早在584—585年時，就有大批黨項部落在其首領拓跋寧叢的率領下歸順當時隋朝的邊疆當局，但是他們并沒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3］ 6、7世紀時，黨項社會是由“互不相統(tǒng)”的部落或“姓”組成的松散的聯(lián)合體構成的，部落或姓的區(qū)別（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夠召集的騎士數(shù)量為基準。據(jù)漢文文獻記載，這時黨項部落的主要特點是“好為竊盜，常相陵劫，尤重復仇，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后復?！薄Ｒ淮诬娛律系耐话l(fā)事件，就可能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否則，他們的相互間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的習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馬、驢等家畜來維持，劫掠在客觀上增強了他們選擇自治地位的興趣，而這在促進獨立政權產生的同時，也束縛了它的發(fā)展。［4］ 西夏政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黨項拓跋部及其聯(lián)盟創(chuàng)建的。

　　從一開始，拓跋就是一個最有名的黨項部族，與其他見于漢文史籍記載的早期黨項部族不同，拓跋氏毫無疑問是高貴的鮮卑姓氏，而且屬于后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渾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實，有些學者認為黨項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鮮卑上層，他們就像其先輩吐谷渾一樣，統(tǒng)治著大量的羌人。其實早在11世紀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經提出了這種解釋，他自稱是源于后魏統(tǒng)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現(xiàn)代學者認為，號稱與后魏皇室有親緣關系，不過是為了表明其統(tǒng)治集團合法地位的一種手段。［5］ 在中國北方和內亞地區(qū)，拓跋這個名稱顯然曾經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較可信的，作為在政治上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集團拓跋的情形是：最初與吐谷渾結為聯(lián)盟，然后擺脫吐蕃的統(tǒng)治，最終歸附唐朝。到了西夏時期，又重復了類似的模式：與契丹結為聯(lián)盟，反對青唐（青海湖）吐蕃。盡管與內地有過痛苦與長期不和的經歷，但是黨項始終與內地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密切關系。

　　［1］ 有關黨項與羌語的關系，見[700]王靜如：《西夏研究》，第2卷，第275—288頁。關于黨項名稱的更詳盡的討論和相關論點，見[98]鄧如萍：《誰是黨項人？黨項的人種與種族特征》。

　?。?］ 史泰安進行了這方面的基礎性研究，見[474]史泰安《弭藥與西夏：歷史地理與祖先傳說》。

　　［3］ [564]《隋書》，卷83，第1846頁。關于6至8世紀期間黨項的出現(xiàn)，見[148]保羅·弗里德蘭：《早期黨項史》。

　?。?］ [564]《隋書》，卷83，第1845頁；[566]《通典》，卷190，第10121頁。

　?。?］ [356]岡崎精郎：《黨項古代史》，第23—25頁評價了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771]吳天墀：《西夏史稿》，第2—4頁，第8—10頁注[3]，主張鮮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