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貌誘人的武曌給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時間，甚至給7世紀其余的時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與這位著名女人有關(guān)的事都籠罩著疑云，因為她干的事都與儒家士大夫階級的理想相對立——女人干預公共事務；隨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義；殘酷地報私仇；完全不顧道德和原則地操縱政治。對于她的統(tǒng)治，歷史記載從一開始就抱有敵意和偏見，而且材料又極殘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當?shù)臅r期相比，她統(tǒng)治的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活的詳細情況，人們知道得更少。
對于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樣潑辣地實行統(tǒng)治的女人，盡管儒家歷史學家都進行惡毒攻擊和抱敵對態(tài)度，但是武曌顯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對政治具有天賦，并且非常善于操縱宮廷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權(quán)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堅毅的決心和識別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無忌憚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她對敵人和對手表現(xiàn)出的殘忍和報復心，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唐代的歷史學家因為是在事后寫書，并且都是從事后的認識出發(fā)，他們記載太宗時期的各種事件時就好像已經(jīng)預料到有朝一日會發(fā)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災難。［1］ 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現(xiàn)于白晝，宮廷占星術(shù)士解釋說這意味著會有女人短時期地登上皇位。與此同時，女性統(tǒng)治者“武王”將在李唐皇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開始在百姓中流傳。太宗對宮廷主要占星術(shù)士的進一步詢問透露，所指的這個女人已作為皇室親屬進入宮內(nèi)，她將在30年內(nèi)統(tǒng)治整個中國并殺掉幾乎全部皇室成員。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處決占星術(shù)士所懷疑的全部對象，但后者堅持說天意不可違，事情就這樣放下了。
后來才與預言有牽連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進宮，當時她只有十幾歲，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時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彟的女兒。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為第四子，故沒有像他哥哥那樣進入官場，而是做木材商人經(jīng)商。他曾在家鄉(xiāng)任隋朝民團組織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過他家，并受過他的反隋鼓動。事實證明，武士彟是天才的軍事戰(zhàn)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時，他身為行軍司鎧，在攻打隋京師的戰(zhàn)役中起過重要作用。［2］ 為了酬謝他的功勞，高祖派他擔任工部尚書的要職，約四年后又提升為兩個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對唐朝的貢獻，他被封為“公”，高祖還給他從隋皇室楊氏家族的旁系中選了第二位妻子，以示殊寵。武彟就是這一對夫婦所生，約生于627年。［3］
近代史學家對武彟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說，有人強調(diào)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但上面說過，她父親實際上出身于當?shù)氐匚缓芨叩膫鹘y(tǒng)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們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則為唐高祖的高級官員。有人主張她代表東部（山東，即河南及河北）地區(qū)的利益，反對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關(guān)隴）貴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區(qū)，此地的貴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當時以“代北”集團知名），并傾向于與西北貴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緊密的聯(lián)系。此外，由于她母親的緣故，她也是西北貴族中顯赫的隋皇室楊氏家族的后裔。而且從她后來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當高宗才八歲時，他母親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繼續(xù)住在后宮。他很可能在武曌進入太宗后宮不久即與她有所接觸，特別是646年太宗讓未來的高宗住到與自己相鄰的宮苑以后。傳統(tǒng)的史料含糊其詞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時即已發(fā)生不正當?shù)挠H密關(guān)系。［4］
又據(jù)傳統(tǒng)記載，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宮到一座佛寺削發(fā)為尼，而且按照慣例，她本應與世隔絕以度過余生。后來，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時來此廟行香，他看到了他懷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寵幸蕭淑妃，蕭已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對蕭淑妃深為妒忌，希望弄個對手來奪取高宗對蕭淑妃的寵愛。為此她命武曌留發(fā)，并說明丈夫召武回宮作“昭儀”。
上述事件發(fā)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確定武曌回宮的年代是654年，［5］ 但肯定有誤，因為武曌在654年前已為高宗生了至少一個，可能還是兩個兒子（見下文）。起碼有一位當代史學家已提出，她根本沒有當過尼姑，高宗在他父親死后立刻讓她進入自己的后宮，雖然這是完全違反禮儀規(guī)定的。［6］ 但是，整個情節(jié)撲朔迷離，很難弄個水落石出。
不論武曌是否曾為尼姑，也不論她確在何時進入后宮，她顯然于652年給高宗生有一個兒子（也可能是兩個）。［7］ 她以她的魅力迷住、既而完全控制了高宗，她開始向高宗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王皇后擔憂自己的位置，并意識到武曌是遠比蕭淑妃更為危險的對手，因此轉(zhuǎn)而與昔日的對手聯(lián)合起來展開誹謗武曌的活動。但對武曌的對手來說很不幸，武曌搞陰謀的手段遠比她們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對后宮的眾多妃嬪抱有無法掩飾的蔑視心情，并且在她成為皇后以后在宮里和朝廷上樹敵太多。武曌于是與皇后的敵人聯(lián)合，收買妃嬪們充當自己的耳目，要她們把皇后和蕭淑妃的一切活動告訴她，因此她每每能操勝券。與此同時，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嬪級別。
盡管高宗寵愛武曌，盡管皇后依然無子，高宗仍無意廢黜王皇后，廢后是重大的政治決策，因為王氏家族既有權(quán)勢，又有很好的社會關(guān)系。而且皇后有最有權(quán)勢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個借口使皇帝讓她靠邊站。654年，這個機會到來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個女兒，無子的皇后經(jīng)常逗著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離去，武曌偷偷將嬰兒悶死?；实蹃淼胶?，武氏裝作情緒很好，讓皇帝看視女兒，當發(fā)現(xiàn)嬰兒已死時，她又裝得十分驚訝。侍女稟告皇帝，剛才皇后曾和他女兒一起玩過，從而讓高宗自己得出某種結(jié)論。高宗本人是否確信王皇后的所謂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達到她的目的；皇帝決定，如能爭取到大臣們的默許，就決定貶黜王皇后，并封武曌為后。
他首先試圖爭取朝廷上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提撥后者的三個兒子當官并給大量賞賜。但長孫無忌不為所動。與此同時，武曌開始鞏固她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來即為中書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為吏部尚書。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擊，她母親柳氏被禁止進入皇宮，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厭勝，試圖制服武曌。不久以后的655年陰歷七月，柳奭被貶到四川一個小州任刺史，他就這樣離開了政治舞臺。［8］
與此同時，與長孫無忌不和的中書舍人李義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擔任小官；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機奏請皇帝貶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義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書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開站出來支持她當皇后。他們之中有禮部尚書許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后的企圖，另兩位剛升為大臣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也持同樣態(tài)度；來濟和韓瑗都已在653年升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繼位初期就當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書省仆射于志寧不反對廢后。唯一鼓勵皇帝廢后的資深大臣是李世?，他認為立何人為后是皇帝的家庭問題，外人沒必要過問。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兩朝任司空，643年以來即為宰相，他對百姓，特別是對東北平原的軍人有巨大影響，他的介入無疑使朝廷的力量對比偏向武曌一邊。［9］
這一轉(zhuǎn)折點使高宗興奮，他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10］ 皇帝為了強調(diào)他對武曌的反對者的不滿，他遠謫褚遂良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陰歷十月，朝廷下詔指控王皇后和蕭淑妃陰謀毒殺皇帝。因此她們被貶為平民，其家庭成員被剝奪了一切職銜，并被流放到瘴癘之地的嶺南。當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為后，［11］ 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議立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鞏固。［12］ 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發(fā)生重大變化，朝廷改元“顯慶”。
關(guān)于高宗時期朝廷分成支持與反對武曌的兩派，已有人提出幾種解釋。近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對立的派別代表了不同地區(qū)的貴族利益集團。按照他的理論，李唐家族從6世紀初期興起之時便與集中于中國西北地區(qū)（陜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即所謂“關(guān)隴集團”）建立婚姻紐帶，這些家族自西魏以來已在北方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核心?！瓣P(guān)隴集團”內(nèi)部的復雜的婚姻關(guān)系已組成了一個忠于皇室的關(guān)系網(wǎng)；當高宗試圖廢掉這個貴族集團成員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該集團以外的武曌時，這個關(guān)系網(wǎng)就顯露出來了。按照陳寅恪的觀點，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和來濟之反對武曌，是由于他們都是關(guān)隴集團成員。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則都出身于其他地區(qū)。他們大多來自東北平原，很多人進入官場是通過科舉制度，而不是憑借貴族的世襲特權(quán)。他們是陳寅恪稱之為“山東集團”的成員。按照這種論點，王皇后和武曌之間的爭奪就不僅僅是宮廷內(nèi)部之爭，而是反映了兩個政治精英集團（關(guān)隴集團和山東集團）之間奪取最高權(quán)力的政治斗爭。［13］
后來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已樹立牢固勢力的貴族統(tǒng)治階級與5世紀末實行均田制后產(chǎn)生的新興地主階級之間的權(quán)力爭奪的角度，來看待有關(guān)立武曌為后的沖突。他們堅持，到高宗時期，通過均田制和巧取豪奪兩種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產(chǎn)生了一個要求能進入官僚階層的獨立的地主階級。唯一能使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是科舉制度，雖然應考者人數(shù)過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宣稱，武曌的低賤出身導致她反對貴族而去支持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的掌權(quán)要求。這些人當然反過來也支持武曌。［14］
上面說過，關(guān)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證據(jù)使這兩種論點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這兩種論點的依據(jù)都是對當時社會過分簡單化的認識。不論是擁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們所假設的那樣純而又純。事實上，雙方成員的籍貫和社會背景相當復雜多樣。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義府出身于極西的四川地區(qū)，既不是東北，也不是山東。同樣，王皇后的支持者來濟是中舉的士子，而武曌的黨羽李世?則出身于門閥世族。［15］
事實上，這種地區(qū)因素很可能遠不如純粹個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級官員，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卻都盤踞要津，擁有實權(quán)。從這個角度看，關(guān)于擁立武曌的斗爭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權(quán)的、要保持政治現(xiàn)狀以維護既得利益的人與那些把擁立武曌當作自己升遷手段的人之間的斗爭。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個權(quán)利集團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個經(jīng)濟上的階級的利益行事，因為很清楚，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最高層貴族的成員。倒不如這樣認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級官員的不滿情緒和抱負來幫助她取得權(quán)力，后來則報答了他們的支持。只要這些個別人對她不再有用處，她就會馬上棄之如敝屣，貶黜他們，甚至毫不猶豫地處死他們。
?。?］ 《資治通鑒》，卷199第6259—6260頁；《舊唐書》，卷69第2524頁；《新唐書》，卷94第3837頁。
?。?］ 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頁；《全唐文》，卷249第7—8頁；李嶠：《攀龍臺碑》，載《全唐文》，卷249第7—8頁。
?。?］ 《資治通鑒》，卷195第6134—6135頁；《全唐文》，卷249第1—17頁；《文苑英華》，卷875第1頁以后。關(guān)于武曌與高宗的關(guān)系見R.W.L.吉索：《唐代武則天皇后之生平及時代》，未發(fā)表博士論文，牛津，1975年。
?。?］ 《全唐文》，卷199第1—2頁。
?。?］ 《資治通鑒》，卷199第6284頁。
?。?］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313—335頁。
?。?］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311—313頁；郭沫若：《武則天》（北京，1962年），第123頁。
?。?］ 《資治通鑒》，卷199第6285、6288頁。
?。?］ 陳寅?。骸墩撍迥┨瞥跛^“山東豪杰”》，載《嶺南學報》，12（1956年），第7—8頁。
［10］ 《資治通鑒》，卷199第6292頁。
［11］ 《唐會要》，卷3第27頁；《全唐文》，卷11第25頁。
［12］ 《唐會要》，卷4第41頁；《舊唐書》，卷86第2824、2828頁；《唐大詔令集》，卷27第93頁；卷28第98頁；《文苑英華》，卷443第8頁；《全唐文》，卷12第2頁。
?。?3］ 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歷史研究》， 1（1954年），第35—51頁。
［14］ 胡如雷：《論武曌的社會基礎(chǔ)》，載《歷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頁；橫田繁：《武后政權(quán)成立的前提》，載《東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頁。
［15］ 松井秀一：《圍繞擁立武后的問題》，載《北大史學》，11（1966年），第1—6頁；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貴族》，載《歷史教育》， 14.5（1966年），第41—42頁。
每一件與這位著名女人有關(guān)的事都籠罩著疑云，因為她干的事都與儒家士大夫階級的理想相對立——女人干預公共事務；隨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用宗派主義；殘酷地報私仇；完全不顧道德和原則地操縱政治。對于她的統(tǒng)治，歷史記載從一開始就抱有敵意和偏見，而且材料又極殘缺不全。和唐代任何相當?shù)臅r期相比，她統(tǒng)治的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活的詳細情況，人們知道得更少。
對于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樣潑辣地實行統(tǒng)治的女人，盡管儒家歷史學家都進行惡毒攻擊和抱敵對態(tài)度，但是武曌顯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對政治具有天賦，并且非常善于操縱宮廷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權(quán)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堅毅的決心和識別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無忌憚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她對敵人和對手表現(xiàn)出的殘忍和報復心，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
唐代的歷史學家因為是在事后寫書，并且都是從事后的認識出發(fā)，他們記載太宗時期的各種事件時就好像已經(jīng)預料到有朝一日會發(fā)生武曌搞垮唐朝的大災難。［1］ 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現(xiàn)于白晝，宮廷占星術(shù)士解釋說這意味著會有女人短時期地登上皇位。與此同時，女性統(tǒng)治者“武王”將在李唐皇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開始在百姓中流傳。太宗對宮廷主要占星術(shù)士的進一步詢問透露，所指的這個女人已作為皇室親屬進入宮內(nèi)，她將在30年內(nèi)統(tǒng)治整個中國并殺掉幾乎全部皇室成員。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處決占星術(shù)士所懷疑的全部對象，但后者堅持說天意不可違，事情就這樣放下了。
后來才與預言有牽連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進宮，當時她只有十幾歲，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時最早的支持者武士彟的女兒。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為第四子，故沒有像他哥哥那樣進入官場，而是做木材商人經(jīng)商。他曾在家鄉(xiāng)任隋朝民團組織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過他家，并受過他的反隋鼓動。事實證明，武士彟是天才的軍事戰(zhàn)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時，他身為行軍司鎧，在攻打隋京師的戰(zhàn)役中起過重要作用。［2］ 為了酬謝他的功勞，高祖派他擔任工部尚書的要職，約四年后又提升為兩個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對唐朝的貢獻，他被封為“公”，高祖還給他從隋皇室楊氏家族的旁系中選了第二位妻子，以示殊寵。武彟就是這一對夫婦所生，約生于627年。［3］
近代史學家對武彟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說，有人強調(diào)她是商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但上面說過，她父親實際上出身于當?shù)氐匚缓芨叩膫鹘y(tǒng)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們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則為唐高祖的高級官員。有人主張她代表東部（山東，即河南及河北）地區(qū)的利益，反對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關(guān)隴）貴族。但如上所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區(qū)，此地的貴族有其自己的特征（它當時以“代北”集團知名），并傾向于與西北貴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緊密的聯(lián)系。此外，由于她母親的緣故，她也是西北貴族中顯赫的隋皇室楊氏家族的后裔。而且從她后來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當高宗才八歲時，他母親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繼續(xù)住在后宮。他很可能在武曌進入太宗后宮不久即與她有所接觸，特別是646年太宗讓未來的高宗住到與自己相鄰的宮苑以后。傳統(tǒng)的史料含糊其詞地暗示，高宗和武曌在太宗健在時即已發(fā)生不正當?shù)挠H密關(guān)系。［4］
又據(jù)傳統(tǒng)記載，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宮到一座佛寺削發(fā)為尼，而且按照慣例，她本應與世隔絕以度過余生。后來，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時來此廟行香，他看到了他懷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寵幸蕭淑妃，蕭已為他生下一子。王皇后對蕭淑妃深為妒忌，希望弄個對手來奪取高宗對蕭淑妃的寵愛。為此她命武曌留發(fā)，并說明丈夫召武回宮作“昭儀”。
上述事件發(fā)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學家司馬光確定武曌回宮的年代是654年，［5］ 但肯定有誤，因為武曌在654年前已為高宗生了至少一個，可能還是兩個兒子（見下文）。起碼有一位當代史學家已提出，她根本沒有當過尼姑，高宗在他父親死后立刻讓她進入自己的后宮，雖然這是完全違反禮儀規(guī)定的。［6］ 但是，整個情節(jié)撲朔迷離，很難弄個水落石出。
不論武曌是否曾為尼姑，也不論她確在何時進入后宮，她顯然于652年給高宗生有一個兒子（也可能是兩個）。［7］ 她以她的魅力迷住、既而完全控制了高宗，她開始向高宗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王皇后擔憂自己的位置，并意識到武曌是遠比蕭淑妃更為危險的對手，因此轉(zhuǎn)而與昔日的對手聯(lián)合起來展開誹謗武曌的活動。但對武曌的對手來說很不幸，武曌搞陰謀的手段遠比她們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對后宮的眾多妃嬪抱有無法掩飾的蔑視心情，并且在她成為皇后以后在宮里和朝廷上樹敵太多。武曌于是與皇后的敵人聯(lián)合，收買妃嬪們充當自己的耳目，要她們把皇后和蕭淑妃的一切活動告訴她，因此她每每能操勝券。與此同時，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嬪級別。
盡管高宗寵愛武曌，盡管皇后依然無子，高宗仍無意廢黜王皇后，廢后是重大的政治決策，因為王氏家族既有權(quán)勢，又有很好的社會關(guān)系。而且皇后有最有權(quán)勢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個借口使皇帝讓她靠邊站。654年，這個機會到來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個女兒，無子的皇后經(jīng)常逗著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離去，武曌偷偷將嬰兒悶死?；实蹃淼胶?，武氏裝作情緒很好，讓皇帝看視女兒，當發(fā)現(xiàn)嬰兒已死時，她又裝得十分驚訝。侍女稟告皇帝，剛才皇后曾和他女兒一起玩過，從而讓高宗自己得出某種結(jié)論。高宗本人是否確信王皇后的所謂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武曌似乎已達到她的目的；皇帝決定，如能爭取到大臣們的默許，就決定貶黜王皇后，并封武曌為后。
他首先試圖爭取朝廷上最有權(quán)勢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長孫無忌，提撥后者的三個兒子當官并給大量賞賜。但長孫無忌不為所動。與此同時，武曌開始鞏固她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來即為中書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為吏部尚書。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擊，她母親柳氏被禁止進入皇宮，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厭勝，試圖制服武曌。不久以后的655年陰歷七月，柳奭被貶到四川一個小州任刺史，他就這樣離開了政治舞臺。［8］
與此同時，與長孫無忌不和的中書舍人李義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擔任小官；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機奏請皇帝貶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義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書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開站出來支持她當皇后。他們之中有禮部尚書許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后的企圖，另兩位剛升為大臣的中書令來濟和門下侍中韓瑗也持同樣態(tài)度；來濟和韓瑗都已在653年升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繼位初期就當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書省仆射于志寧不反對廢后。唯一鼓勵皇帝廢后的資深大臣是李世?，他認為立何人為后是皇帝的家庭問題，外人沒必要過問。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兩朝任司空，643年以來即為宰相，他對百姓，特別是對東北平原的軍人有巨大影響，他的介入無疑使朝廷的力量對比偏向武曌一邊。［9］
這一轉(zhuǎn)折點使高宗興奮，他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10］ 皇帝為了強調(diào)他對武曌的反對者的不滿，他遠謫褚遂良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陰歷十月，朝廷下詔指控王皇后和蕭淑妃陰謀毒殺皇帝。因此她們被貶為平民，其家庭成員被剝奪了一切職銜，并被流放到瘴癘之地的嶺南。當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為后，［11］ 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議立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鞏固。［12］ 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發(fā)生重大變化，朝廷改元“顯慶”。
關(guān)于高宗時期朝廷分成支持與反對武曌的兩派，已有人提出幾種解釋。近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對立的派別代表了不同地區(qū)的貴族利益集團。按照他的理論，李唐家族從6世紀初期興起之時便與集中于中國西北地區(qū)（陜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即所謂“關(guān)隴集團”）建立婚姻紐帶，這些家族自西魏以來已在北方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核心?！瓣P(guān)隴集團”內(nèi)部的復雜的婚姻關(guān)系已組成了一個忠于皇室的關(guān)系網(wǎng)；當高宗試圖廢掉這個貴族集團成員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該集團以外的武曌時，這個關(guān)系網(wǎng)就顯露出來了。按照陳寅恪的觀點，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和來濟之反對武曌，是由于他們都是關(guān)隴集團成員。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則都出身于其他地區(qū)。他們大多來自東北平原，很多人進入官場是通過科舉制度，而不是憑借貴族的世襲特權(quán)。他們是陳寅恪稱之為“山東集團”的成員。按照這種論點，王皇后和武曌之間的爭奪就不僅僅是宮廷內(nèi)部之爭，而是反映了兩個政治精英集團（關(guān)隴集團和山東集團）之間奪取最高權(quán)力的政治斗爭。［13］
后來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已樹立牢固勢力的貴族統(tǒng)治階級與5世紀末實行均田制后產(chǎn)生的新興地主階級之間的權(quán)力爭奪的角度，來看待有關(guān)立武曌為后的沖突。他們堅持，到高宗時期，通過均田制和巧取豪奪兩種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產(chǎn)生了一個要求能進入官僚階層的獨立的地主階級。唯一能使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是科舉制度，雖然應考者人數(shù)過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宣稱，武曌的低賤出身導致她反對貴族而去支持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的掌權(quán)要求。這些人當然反過來也支持武曌。［14］
上面說過，關(guān)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證據(jù)使這兩種論點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這兩種論點的依據(jù)都是對當時社會過分簡單化的認識。不論是擁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們所假設的那樣純而又純。事實上，雙方成員的籍貫和社會背景相當復雜多樣。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義府出身于極西的四川地區(qū)，既不是東北，也不是山東。同樣，王皇后的支持者來濟是中舉的士子，而武曌的黨羽李世?則出身于門閥世族。［15］
事實上，這種地區(qū)因素很可能遠不如純粹個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級官員，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卻都盤踞要津，擁有實權(quán)。從這個角度看，關(guān)于擁立武曌的斗爭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權(quán)的、要保持政治現(xiàn)狀以維護既得利益的人與那些把擁立武曌當作自己升遷手段的人之間的斗爭。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個權(quán)利集團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個經(jīng)濟上的階級的利益行事，因為很清楚，她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最高層貴族的成員。倒不如這樣認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級官員的不滿情緒和抱負來幫助她取得權(quán)力，后來則報答了他們的支持。只要這些個別人對她不再有用處，她就會馬上棄之如敝屣，貶黜他們，甚至毫不猶豫地處死他們。
?。?］ 《資治通鑒》，卷199第6259—6260頁；《舊唐書》，卷69第2524頁；《新唐書》，卷94第3837頁。
?。?］ 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頁；《全唐文》，卷249第7—8頁；李嶠：《攀龍臺碑》，載《全唐文》，卷249第7—8頁。
?。?］ 《資治通鑒》，卷195第6134—6135頁；《全唐文》，卷249第1—17頁；《文苑英華》，卷875第1頁以后。關(guān)于武曌與高宗的關(guān)系見R.W.L.吉索：《唐代武則天皇后之生平及時代》，未發(fā)表博士論文，牛津，1975年。
?。?］ 《全唐文》，卷199第1—2頁。
?。?］ 《資治通鑒》，卷199第6284頁。
?。?］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313—335頁。
?。?］ 李樹桐：《唐史考辨》（臺北，1965年），第311—313頁；郭沫若：《武則天》（北京，1962年），第123頁。
?。?］ 《資治通鑒》，卷199第6285、6288頁。
?。?］ 陳寅?。骸墩撍迥┨瞥跛^“山東豪杰”》，載《嶺南學報》，12（1956年），第7—8頁。
［10］ 《資治通鑒》，卷199第6292頁。
［11］ 《唐會要》，卷3第27頁；《全唐文》，卷11第25頁。
［12］ 《唐會要》，卷4第41頁；《舊唐書》，卷86第2824、2828頁；《唐大詔令集》，卷27第93頁；卷28第98頁；《文苑英華》，卷443第8頁；《全唐文》，卷12第2頁。
?。?3］ 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歷史研究》， 1（1954年），第35—51頁。
［14］ 胡如雷：《論武曌的社會基礎(chǔ)》，載《歷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頁；橫田繁：《武后政權(quán)成立的前提》，載《東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頁。
［15］ 松井秀一：《圍繞擁立武后的問題》，載《北大史學》，11（1966年），第1—6頁；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貴族》，載《歷史教育》， 14.5（1966年），第41—42頁。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