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出版社，是制造書籍的運作機構。文化人要著書立說、創(chuàng)作翻譯，就不能不與出版社打交道。而書籍的出版，又受政治氣候、時代思潮與市場因素的影響，且牽涉一些社會關系，于是就演繹出許多悲喜故事。魯迅從小喜歡讀書，并學習對課作文，青年求學時代就開始譯作出書，曾經有過順利的開端，但當他在譯作上自有主張之后，接著便到處碰壁，發(fā)表的文章沒有呼應，出版的書籍行銷不動。這種艱難寂寞的處境，不僅有資歷和人事上的關系，更因為他的思想過于超前，得不到讀者的理解，使他有置身于荒原的感覺。直到新文化運動興起，他才從寂寞中走出。由于時代思潮的變化，超前思想已成為時尚潮流，他的著作也大受讀者歡迎。于是，魯迅的寫作和出版就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但這時，魯迅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多發(fā)文章、多出書，而是如何培養(yǎng)和帶動青年作家來推進新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于是，他積極組織、參與青年文學社團，幫助青年人發(fā)表和出版作品。魯迅曾支持新潮社，把自己的著作交給他們出版，后來又相繼組織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和奴隸社，還參加左翼作家聯盟，雖然或受欺，或受攻擊，但希望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不死。魯迅與出版界接觸得久了，深知適應文化市場的需求對于出版業(yè)的重要性。但是，他不愿遷就市場去制造暢銷書，而是從文化發(fā)展的需要出發(fā)，來推動書籍市場的發(fā)展。青年作家的出道之作和翻譯文學，都是難以銷行的作品，但他認定它們對文學發(fā)展有利，就勉力從事，為北新書局主編兩種叢書：《烏合叢書》與《未名叢刊》。前者多出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后者則專出翻譯文學。接著他又將《未名叢刊》移交未名社，推廣翻譯文學事業(yè)。后來，他翻譯革命文學理論作品，出版俄蘇文學叢書，也沿著這條路子走下來，對讀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書籍市場也起了推動作用。所以，作家和出版家對于文化市場，不但有個適應的問題，而且還有提高的需要。魯迅正是在適應和提高的辯證關系中從事出版事業(yè)。魯迅是一個啟蒙主義者，他寫作、出書的目的是為了啟發(fā)群眾的覺悟，寫真實是他的創(chuàng)作守則。他對青年作家說過：“寫出實情，即于中國有益?！钡擅林髁x者卻最怕揭出實情，封鎖、查禁之事常有。到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還公然公布了書報檢查條例，于是，與書報檢查制的斗爭，就成為魯迅寫作和出版生涯的一個重要內容。他的筆名之多，筆調之曲折，就由此而來；而自營出版社，也是為了出版不能公開發(fā)行的作品，后來也用來出版不能盈利的畫冊。魯迅不但是文學家，而且是一個審美教育家。他前期在教育部工作時，就從事審美教育，后期在上海做了自由撰稿人，又自費出版了很多美術書籍。這不是為了案頭清玩，也不是為了市場盈利，而是為了將外國剛健的藝術介紹進來，并將古代清新的藝術翻印出來，一方面給人以美的欣賞，同時又想培養(yǎng)出新的藝術人才。魯迅晚年以寫作為職業(yè)，書籍愈出愈多，可以說與出版社打了一輩子的交道，為中國的出版事業(yè)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但他與出版界的關系，并不因逝世而終結，其死后還陸續(xù)有遺著出版，他的出版理念也自有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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