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歷史影響范圍極廣，因為它是我國的第一部通史，而在它之前都是以年代為次的“編年史”。《白話史記（套裝上下冊）》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fā)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司馬遷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在漢武帝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而實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戰(zhàn)國以來的百家爭鳴漸趨沉寂，許多作家或皓首窮經，或歌功頌德，其作品多顯得思想貧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馬遷超世拔俗，格調獨標，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創(chuàng)造精神，寫成一部彪炳千古、輝耀百代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和文學著作，這就是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從而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史學和傳記體文學的光輝范例，也奠定了司馬遷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中的獨一無二的地位。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年)，龍門(今陜西韓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與漢武帝相始終的。
司馬遷生在一個有治史傳統(tǒng)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學識淵博，見聞頗廣，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寫過一篇《論六家要旨》，把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百家之學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逐一對這六家的思想進行評述。對于前五家，司馬談多取分析批判或排斥的態(tài)度，而對道家則多所褒揚，并作了更多的肯定，認為它兼有各家所長而無其所短。司馬談的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和在《論六家要旨》中表現出的敢于與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對司馬遷的人格發(fā)展與思想成長，無疑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幼年時司馬遷跟父親住在家鄉(xiāng)，“耕牧河山之陽”，后隨父至長安，曾就師于經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司馬談作為朝廷史官，有接觸“天下遺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寫一部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作傳的史書，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前110年，司馬談去逝。臨終前，他囑咐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激動地表示：“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史記·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為太史令，便開始為《史記》的撰寫搜集材料，準備寫作條件。約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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