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名教之治從東漢后期開始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危機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無法阻止皇權“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節(jié)的統(tǒng)治方式導致了世風之虛偽。面對皇權“非道”，東漢士人篤信道德的力量，發(fā)動清議運動，士風由“保身懷方”重“去就之節(jié)”轉向“蹈義陵險”的“嫜直之風”。黨錮事變的結局動搖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嫜直\而“大直若屈”。漢末士人恢復漢朝統(tǒng)治的努力失敗后，其名教理想幾乎完全破滅，他們開始尋求新的社會政治理想。面對世風的虛偽與偏至，東漢士人曾有意識地加以矯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現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態(tài)度。竹林名士繼承這個傳統(tǒng)，并援引《莊子》賦予其玄學意義，開創(chuàng)了魏晉“達\風，其外在表現形式是“不拘禮俗”。士大夫對社會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踐行，與對自身處世態(tài)度的反思和踐行，二者交匯的結果是在魏晉之交出現了旨在思想革新、社會革新與政治革新的新士風——玄風。兩晉玄風的表現是：思想上崇尚玄學，行為上崇尚放達，任官崇尚不盡職守。在朝、在野兩種玄學指導著晉代的士風。在朝玄學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學持道家立場，二者都在反傳統(tǒng)的方向上推進晉代士風。南朝士風大體上繼承了魏晉的士風形態(tài)。但南朝士大夫對魏晉傳統(tǒng)的堅守，旨在維護士大夫相對獨立于皇權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社會意識的領導權，而非如魏晉士風旨在玄學理想的踐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風始變于晉宋之際，清談地位下降，對玄學義理的探討淡化下來，“仕貴遺務”的精神內涵由實踐玄學政治觀轉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態(tài)。劉宋后期朝廷試圖樹立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絕對權威。盡管士大夫屈從于皇權，但他們對士風傳統(tǒng)的維護，仍是對皇權擴張的柔性抵抗。南齊永明儒風的興起，表明士大夫與皇權開始謀求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融合，結束了二者的對抗。但這種融合是以士大夫回歸儒家皇道意識為前提的。隨著南朝中下層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們成為梁代士風的主體，其崇尚進取、實干與注重交游的階層性格給士風增添了新的色彩。陳朝采取優(yōu)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風在陳朝繼續(xù)存在下去。陳后主是陳朝后期士風的中心人物。隨著陳朝的滅亡，南朝士大夫喪失了政治、社會地位，盛行一時的玄風便隨之煙消云散。與魏晉南朝士風相比，北朝士風的基本特征是學術上的習經并專經之風、言行上的儒者之風、政治上的當官任事之風，指導北朝士風的是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后，出現的“浮薄\的士林風氣，它其實包括兩類，一類是背離經學思想的腐化之風，另一類則是一種新的文學趣尚和玄學風范。后者的出現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后，重新走上了東漢通往魏晉的舊路，在文化發(fā)展方向上與繼承魏晉傳統(tǒng)的南方趨同。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發(fā)展可以從以下四條線索來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會政治理想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及其解決；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識與自利意識的彼此消長，此二者均取決于士大夫與皇權關系的變動；三是士大夫對本階層的反省與批判；四是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重大變動，如門閥制度的建立及演變，對士風發(fā)展的影響。前三條線索并非單獨行進，而是相互牽扯，彼此纏繞，這三條線索都是從士大夫的角度來闡釋士風的變化。第四條線索則是從外部（社會環(huán)境的變動）來說明士風的變化。雖然這四條線索貫穿于東漢魏晉南北朝的始終，但在不同時期，其軌跡之隱顯，對士風影響之強弱，是不同的。在東漢至魏晉的士風演變中，這四條線索都很顯著；在南朝士風的演變歷程中，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四條（指梁武帝擴大門閥階層的改革）線索最為明顯，北朝士風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第四條線索。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變化也不總是發(fā)生在同一層面、同一方面。東漢至魏晉的變化是士風形態(tài)的變化，變化是全層面、全方位的，即整體性的變化。南朝的士風形態(tài)是對魏晉的繼承，變化主要是士人政治角色自我界定的變化，其間還有社會政治理想的修正（永明儒風的興起），和行為層面的變化（中下層士人的崛起給士風增添了他們的行為風格）。北朝后期士風的變化則是思想與行為層面的分離，和思想層面上對士人個體人格看法的改變。通觀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的歷史走向，其發(fā)展理路是明晰的：從東漢到魏晉而大變，再從魏晉延續(xù)到南朝；北朝在停滯了百年后，又開始走上東漢通往魏晉的舊路。如果以玄風來標志這個時代的士風的話，東漢到魏晉是其形成與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與消歇期，北朝后期不過稍習玄風末流，未嘗展開也不可能展開，因為承托并鼓蕩玄風的特定背景和內在動力已不復存在。從玄風最后的走向來看，南朝的玄學政治觀由實踐領域退縮到意識形態(tài)領域，進而再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將主導權讓給配合皇權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學的影響也逐步退縮到個體思想與生活領域。北朝后期雖然重新紹續(xù)魏晉以來的文化精神，開始尊重個體，但由于門閥勢力的局限，玄學的政治主張并沒有引起共鳴，其文化上的開創(chuàng)性也就僅限于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突破經學思想。南北雙方雖是一退一進，但最后的趨同點卻是將魏晉士風傳統(tǒng)的影響限定在個人思想和生活領域。魏晉南朝玄風的興起、鼎盛、衰弱、消歇與門閥士族的發(fā)展歷程相一致，士風主體在精神領域、社會地位上的變化必然影響到士風的變化。門閥制度的建立和士族特權的取得，使士大夫人格的獨立性、文化壟斷及社會權威，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風近三百年的流行即基于此。盡管玄學在政治上的實踐不太成功，西晉滅亡、梁朝滅亡與它都有關系，至少儒學中人是這樣看，其政治構想也在隋唐以后被排除出主流意識形態(tài)，但它在個人精神領域是成功的，尊重個體性情、開拓內在精神空間，挑戰(zhàn)儒家的教化人生觀，培養(yǎng)了獨立人格。這便是那個時代留給后世最有價值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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