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民做的考論,應當說有些地方顯得離題遠了一點,而且有的是人們并不陌生的事情。如為說明鐘繇選擇了放達自適的生活方式的社會原因,論述及漢末他少年時期目睹耳聞到的兩次黨錮之禍;又如為說明鐘繇與女鬼相合的故事之所以成為名士風流的傳聞,考述了其身后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其間雖然有著人生追求的不同,卻與之有歷史的傳承關系,似乎都可以簡括敘出,不必再加以考論。但是,由于慶民窮覽了有關典籍,又能加以潛心體會,融會貫通,以自己的考論方式表述出來,不僅保持了歷史人事的具體的歷史感,讀來不感覺抽象空泛,而且還在理解上增添了幾分深切。譬如論述漢末以來隨著一統(tǒng)政權的瓦解,儒家確立的倫理關系松動,慶民將史傳、小說中散記的各類人物通脫違禮、任性放誕的言行,諸如邴原的“父先君后”說,漢陰老父不知有“君臣之義”,孔融驚世駭俗的“父母與人無親”之論,胡母謙之“子呼父名”之事,荀粲以冷身為病婦降體溫、王安豐妻呼夫為“卿”之類的閨房私情,都放在君臣、父子、夫婦關系變化的網絡中,成為那個時代的社會風尚的表征,意義就超越了一一作為個案存在的內涵。再如論陸機、陸云的家世、學風,慶民著重考論了他二人人洛與北方名士相互輕謾、詰難的事情,沒有止于舉出《世說新語》、《晉書》記述的與王濟、盧志、荀隱、劉寶之間發(fā)生的幾件尷尬事,還考察了王濟生活奢華放達,盧志乃名家子,劉寶居喪廢禮的情況,還又參證稍晚的東吳人葛洪對東吳子弟效“京洛之法”恣情放達的批評,干寶對阮籍放達不羈的不滿,綜合起來便顯示出二陸入洛遇到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除了東吳是新征服的地方的原因,還有兩地士人學風意趣的差異,二陸出身東吳名家,服膺儒術,重德行,對北方名士任性放縱的風氣是看不慣的。這比將二陸入洛與京洛名士的辨難事視為才情、言辭的較量,顯然要深切。做了這樣的考論,謂陸氏《異林》的這則注明為陸云講述的鐘繇與女鬼相合的故事,是對鐘繇放達自適的生活方式的嘲諷,也是對當時的放蕩士風的嘲諷,也就很順乎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