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在此背景下,受陽明學寬松思想氛圍影響,明朝士大夫階層代表之一的徐光啟在與耶穌會傳教士的互動中,大量學習、借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宗教文化思想,尤其是新地理與新天文知識的傳播,沖擊了“中國中心論”的成見,甚至出現了對華夷觀念的反思與批判。從徐光啟主張的開明海外貿易政策、積極引進西方先進火炮以及對歐洲諸國全面認識等方面,可以看到新觀念引發(fā)對外行為的諸多變化。由于當時中西交流雙方都存在著客觀局限性,南京教案和禮儀之爭更使新的對外觀念轉變遭受挫折,但徐光啟傳播的諸多具體知識以及自主闡發(fā)的“會通超勝”等思想,是從華夷天下到世界萬國對外觀念轉變的先聲,為鴉片戰(zhàn)爭后知識階層的覺醒提供了重要基礎,對此后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