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后的中國,百廢俱興。為恢復華東師范大學文科固有的學術傳統(tǒng),主持中文系工作的徐中玉教授,在對留校的青年教師多次專業(yè)考核后,親自執(zhí)筆修書一封,選派剛從事文藝理論的我上京,投奔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鐘敬文教授門下,進被當今民俗學界戲稱“黃埔一期”的講習班研修,開拓新的研究方向。自1979年至1983年,我有幸得以兩度進京,聆聽費孝通、鐘敬文、楊成志、容肇祖、白壽彝、馬學良、楊墊、羅致平、常任俠等一批著名老教授,以及當時年富力強的劉魁立、張紫展、烏丙安、王汝瀾等老師親執(zhí)教鞭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講座,先生們錚錚的教誨,喚起了我對所研修專業(yè)的洞察和摯愛。其間,羅永麟先生極力推薦我參加剛成立的上海市民間文藝研究會和《采風》報社,兼任編輯和協(xié)會工作,得以有機會經常深入鄉(xiāng)間原野、城市里巷,直面清新剛健的原生態(tài)民風俗。從此,從理論到實踐上徹底扭轉了我文化藝術上原有的文人立場和觀念,孕育了我從“田野作業(yè)切入的三重論證”研究問題的方法,奠定了我日后教學和科研的主要傾向。本教材就是其中的一個成果。在上述基礎上,自1982年開始在中文系、外語系、心理系先后開設了中國民俗學課程,經過多年的課堂和社會交融的實踐,以及日本、德國、蘇聯(lián)(俄羅斯)、芬蘭、美國等國民俗學的比較研究,中國當時現(xiàn)有民俗學教材的分析對比,逐漸初步構建了自己的民俗學框架和理念。這就是本書原版1989年出版的《中國民俗》。本書與一般的民俗學概論不同,它從民俗學研究的基本對像——“民俗”出發(fā),結合生動的活態(tài)民俗事項,層層解析,對民俗的表層范式、深層結構、本質特征、社會性能、發(fā)生規(guī)律等進行了系統(tǒng)的縷析,其間不乏一些個人的獨特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