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早年由得力于二曲學之甚深契會,故對中國人文思想獲致一基本觀念,即中國人文思想,如儒、道、佛三家,無不以此可實證的、形而上的自性本體或靈明本體為核心,以此構成中國式的形上哲學,亦為全幅中國思想精微之所在。其他種種低一層次的哲理,皆由此衍生而出,是為形下學,再把形上學與形下學融成一片,鑄成二曲的“體用全學”或“全體大用之學”,真如《中庸》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內圣外王,一以貫之;而中國人文思想的精深博大,由此即展露無遺。我們對中國思想如能理解至此,再與西方思想由希臘而中世、而近代作一比較研究,便可徹底明白中西思想的性格、探討對象、使用方法、思想形成、研究重點以及人生歸趨等等,均各各不同。大體說來,西方思想的偉大貢獻,直迄目前為止,主要在對自然真理的發(fā)掘,中國思想的輝煌成就,則在對人生真理的探求。前者重自然而忽略了人生(西方人只了解人生的表層,其宗教觀仍是作客觀而外在的發(fā)展,與其探究自然真理的思想路線,完全一致),后者重人生不免又忽略了自然(中國歷史上固然有不少科學器物的發(fā)明與制作,然而除墨經派學者外,似乎始終沒有形成一套科學思想)。如能以中國人文思想為本位,融攝西方的科學思想,而鑄造成一中國的、乃至世界的新思想,不獨是中國文化的新生,也是世界文化的新生。作者這一基本認識,仍由二曲學說的啟導而來。至于以后陸續(xù)撰述的《宋學探微》、《明學探微》及《陸象山研究》、《孔孟老莊與文化大國》等書,無不植基于二曲學之上。故二曲學對人的影響,如此深厚篤實,誠非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