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以博洽見稱，除體例之外，又體現(xiàn)在搜集資料豐富、選用適當。如（1）《漢書》較《史記》后出，故能得到前人未嘗聞見的資料，其邊疆族列傳和外國傳，較《史記》內容大增，有的是新開撰的。（2）《史記》好奇，《漢書》務實，故《漢書》多用對策論政之文，如《賈誼傳》不載其賦而載《治安策》，《晁錯傳》載其募民徙塞下等疏奏等。清人趙翼稱，“《漢書》多有用之文”，確是中肯之論。（3）《漢書》后出，資料遠勝前人，又兼收諸家成果，故能對《史記》作一些甚有價值的訂正：《史記》未載因嘲笑項羽“沐猴而冠”被烹殺的說士姓名，《漢書》考訂為韓生。《史記·李將軍傳》云，李陵降匈奴，漢聞匈奴以女妻之，遂族其老母妻子；《漢書》則載明：漢聞李陵教匈奴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查明，教兵者乃李緒，與李陵無干。似此之類的訂正，尚有多處，甚有裨益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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