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很久以前就認識了林楓同志,而有較多的直接交往則是始于五十年代末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從晉西南到晉西北地區(qū),我都在林楓同志領導的地區(qū)做新聞工作。當時同他直接接觸雖不很多,但他所特有的顧全大局、沉著堅定的風度,踏踏實實、不尚空談的精神,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的作風,都給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日本投降以后,林楓同志帶領干部團北出榆關,轉戰(zhàn)于白山黑水之間;不久我就隨軍南下粵桂滇,到達祖國的南疆,其間很長時間沒有機會見面。建國以后到了北京,從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七年,我在《光明日報》工作。這張報紙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以黨的文教方針政策為宣傳重點。當時林楓同志正在北京,先后曾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業(yè)余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等職,從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組成員。林楓同志一向重視輿論的作用,注意運用報紙指導工作。《林楓傳略》的寫作,數(shù)年前就已著手準備。林楓同志青年時代在白色恐怖下從事地下工作,后又經歷長期的戰(zhàn)爭生活,早年活動的有關資料多已散佚或被毀于戰(zhàn)火?!笆旰平佟逼陂g,林楓同志慘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所有文件、資料以及收藏圖書都被徹底毀壞。同時,作者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以來所收集的有關資料,包括林楓同志的數(shù)冊談話紀錄,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有的毀于戰(zhàn)火,有的毀于人禍,只有極小部分得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