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者們討論世界這20年發(fā)展的歷史,并把目光聚集在2000年到2004年 3月這一段時間時,他們將說些什么?9·11恐怖襲擊還是伊拉克戰(zhàn)爭?或者,他們將討論:科技的匯集與傳播使得印度、中國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成為世界商品和服務產品供給鏈上的一員,從而為世界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的中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使這兩個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隨著世界變得平坦,我們必須以更快的速度前進,才能在競爭中贏得勝利?這個世界是否變得如此之小、變化如此之快,從而使我們的政治體系無法調整到與之相適應的穩(wěn)定結構? 在他這本充滿智慧的新書里,三度普利策獎得主,《凌志車與橄欖樹》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揭開了籠罩在這個世界上的神秘面紗,深入淺出地講述復雜的外交政策和經濟問題,為讀者們釋疑解惑。他解釋到,世界的平坦化趨勢是如何在21世紀初發(fā)生的?這個趨勢對于國家、公司、社會和個人而言意味著什么?政府與社會要做出而且必須做出怎樣的調整以應付這種趨勢《世界是平的》及時地就全球化中的這些問題——全球化取得的成功和其面臨的挑戰(zhàn)——進行了分析。 作者簡介:弗里德曼是美國公認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世界是平的》更奠定他趨勢大師的地位。他的影響力早已不限于美國。他在《紐約時報》每周三、五見報的國際事務專欄,透過其供稿系統(tǒng),固定被全世界七百多種報紙轉載。轉載之頻之廣,無人能出其右。他太常得獎,如今已是普利策獎的終身評審。他精通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有五所美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工作之余,他也是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導 語:三度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又一力作!《紐約時報》《商務周刊》亞馬遜圖書排行榜第一名,2005年英國“FT/高盛”財經書大獎得主。這是比爾·蓋茨推薦的一本書,他說,這是一本所有決策者、企業(yè)員工都必須讀的一本書。在本書中,作者揭開了籠罩在這個世界上的神秘面紗,深入淺出地講述復雜的外交政策和經濟問題,為讀者們釋疑解惑。 前 言:經常有國內的企業(yè)界朋友,和我一起探討關于“發(fā)展”的問題。這些商界精英所關注的領域,常常超出他們目前的經營范圍而將眼光放到周邊乃至世界市場的競爭環(huán)境中去。在討論中,我曾建議他們讀讀((世界是平的》這本書——當時這本書還只有英文版可以看——我相信弗雷德曼先生的觀點會為他們的戰(zhàn)略思考帶來一些新的參考和啟發(fā)。這次中文版正式在中國發(fā)行,我很高興,因為會有更多的人能夠讀到弗里德曼先生的觀點并從中獲得啟發(fā)。 弗里德曼以他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世界正在變平的過程。他在書中援引了很多熱點話題,介紹了諸多令人矚目的市場和炙手可熱的行業(yè)。開放源代碼、外包、離岸生產、供應鏈和搜索技術等被描述成為鏟平世界的10大動力,而中國、印度等國家和一些站在全球頇尖位置的公司和機構,則被描述成變平的世界中舉足輕重的角色。書中寫到的許多現(xiàn)象新鮮但不陌生,更有一些是我們工作中接觸過甚至直接參與的商業(yè)行為。但是當弗里德曼把所有這一切編織在一起的時候,卻揭示出了一個正在發(fā)生的深刻而又令人激動的變化 ——全球化的趨勢。它正隨著那些動力,在地球各處勇往直前、勢不可擋,世界也因此從一個球體變得平坦。有趣的是在過去的兩年中,這些動力并沒有帶來太多的轟鳴和噪音,而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悄然改變著這個世界,并且讓我們感受到它們近在咫尺的威力。 全球化的這一新趨勢無疑將對現(xiàn)有的商業(yè)模式、組織結構和業(yè)務流程產生巨大影響,也將會給企業(yè)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事實上,我正是從IBM自身的發(fā)展中,深切體會到企業(yè)是如何在變平的世界中成長的:從一個國際化企業(yè),到一個跨國企業(yè),再到一個全球整合的企業(yè)。在國際化階段,企業(yè)立足本土,以在國際競爭市場中獲利為首要目標;到了跨國企業(yè)階段,企業(yè)的成功是由一個個機構完整、業(yè)務獨立,但位于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分支機構實現(xiàn);而當我們邁進全球化企業(yè)階段時,各地區(qū)的優(yōu)勢將得到充分發(fā)揮,企業(yè)成為全球統(tǒng)一構架的實體,不同國家和區(qū)域將承擔整個工作的某一部分,從而真正實現(xiàn)了一個最佳的優(yōu)化組合,那就是以最適合的成本,將最適合的工作放到最適合的地方。即所謂的“因地制宜,適得其所”。 IBM公司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艱難的轉型之路,而“創(chuàng)新”一直是推動這一過程的動力源。從實施“電子商務”,到“隨需應變”,再到今天把“ 創(chuàng)新為要”列為核心的價值觀,IBM總是在不斷地探索和實踐,審視和調整自身的發(fā)展戰(zhàn)略。我們深刻地感受到,變平的世界將讓每個個體都站在同一水平線上,任何企業(yè)、組織甚至個人都將參與到全球整合的業(yè)務環(huán)境中。在變平的世界中,無論業(yè)務規(guī)模是大是小,成功者將是那些將“創(chuàng)新”深植于其DNA中的企業(yè),是那些不斷重新審視正在發(fā)生的變化、創(chuàng)新的意義以及運營業(yè)務方式的企業(yè)。 我們相信,所有這一切能夠引發(fā)中國讀者更加深刻的思考:中國企業(yè)要怎樣“創(chuàng)新”,才能超越其在世界格局中“制造者”的角色,向著更高、更多元的價值鏈上提升,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創(chuàng)新者”?他們如何又能夠在日益變平的世界中成長壯大成為領導者,從而去乘載未來世界經濟發(fā)展的重心? 讓我們打開這本書,一起思考,一起探尋吧。 后 記: 世界仍然是崎嶇不平的 何帆 托馬斯·弗里德曼可能是當今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記者之一。1981年他加入《紐約時報》,先后在貝魯特和耶路撒冷做記者,后來曾擔任負責報道白宮事務的首席記者。1995年之后他成為《紐約時報》的國際事務專欄作家,每周三、周五見報的專欄文章被全球七百多種報紙轉載。他的書風格獨樹一幟,而且每本書都能成為暢銷書:《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獲得1989年非小說類國家圖書獎,《凌志車和橄欖樹》獲得2000年海外出版俱樂部的最佳圖書獎。他曾經三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現(xiàn)在已經成為普利策獎的終身評委。 弗里德曼的新書《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最早在2005年4月出版。此書剛剛問世便大受歡迎,一時洛陽紙貴。僅僅半年時間,該書的銷售量就已經突破一百萬冊,名列《紐約時報》、《商業(yè)周刊》、亞馬遜書店等暢銷書排行榜的首位。商業(yè)巨頭比爾·蓋茨極力推崇此書?!渡虡I(yè)周刊》說,所有的MBA都在讀《世界是平的》。據說美國的國會議員、州長也都在讀此書。2006年,此書因以豐富生動的語言描述了全球化帶來的挑戰(zhàn)和益處,提出了“現(xiàn)代商業(yè)課題中最令人矚目和引人入勝的真知灼見”而榮獲首屆《金融時報》與高盛年度最佳商業(yè)圖書獎。我們這次翻譯的是此書經過修訂之后的第二版。其實,在中文版尚未問世之前,已經有很多國內的企業(yè)家和學者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推薦這本書了。 弗里德曼稱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全球化3.0”時期。將我們帶入這個新時期的動力既有地緣政治的因素如柏林墻的倒塌,也有技術方面的進步如個人電腦和網絡的流行,以及在此基礎上生產過程和創(chuàng)新模式的革命。弗里德曼認為,在全球化3.0時代,競爭的平臺已經被推平,這就是“世界是平的” 的含義。在一個平坦的世界中,弱小的大衛(wèi)能夠勝過巨人。個人和小公司不但能夠參與全球合作,也能參與全球競爭,成為世界的主角。原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隨著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國的崛起,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非西方、非白人的個人群體擁有越來越大的能力與影響力。弗里德曼有其獨特的寫作風格。他的個人化的表述方式讓我們感覺到很親切。我們仿佛能夠和他一起周游世界,時而到印度,時而到中東,時而在中國,時而在美國,感受到科技和全球經濟就在最近幾年內發(fā)生的驚心動魄的變化。 作為此書的譯者之一,我得承認,閱讀此書是一個令人愉快和激動的經歷。和學者相比,記者的見識要廣得多,而且反應非常敏銳。但是從學者的角度來看,記者往往憑借一些軼聞趣事就判斷天下走勢,在立論上也會故作驚人之語。在敬佩作者見解之犀利、閱歷之廣泛的同時,對此書的一些基本觀點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 歷史的演變是緩慢的,盡管技術的進步可以是呈指數型增長,但是決定歷史變遷的仍然是海面下的潛流。制度在短期內是難以變動的,思想和信仰的成長會跨越很長的歷史時期。調整人與人、人群與人群、人與技術的關系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因此我們不可能像從一扇門跨進另一扇門那樣,從一個歷史時期直接跨越到另一個歷史時期。弗里德曼出于對技術的癡迷,在很多時候會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些相對不變、可能從新聞的角度來看也相對乏味的因素。這使得他的有些結論過于樂觀,而有的結論則多少顯得天真。 盡管印度和中國在最近幾年經濟增長迅猛,但是這兩個國家仍然屬于相對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如果你沒有到過印度和中國,而只是讀過弗里德曼的書,你會覺得,這兩個國家很快就會超過美國。但是,如果你到過印度和中國的農村和一些偏僻的地方,你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想法有多么虛幻。況且,即使有一天中國真的超過了美國,也并不是像弗里德曼所說的那樣,只要中國搭上全球化的列車,學會利用網絡技術創(chuàng)造的條件就行。中國的現(xiàn)代化需要復雜而艱難的系統(tǒng)改革,這些改革中最艱難的部分不是引進和學習先進的技術,而是改革過去的體制,克服既有的利益和阻力,尋找各個目標之間的平衡。如果說弗里德曼對中國和印度的看法只是過于樂觀,那么他對穆斯林世界的看法就顯得有些天真。在談論為什么西方世界優(yōu)于穆斯林世界的時候,他評判的標準是西方世界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技術和經濟增長。在談到為什么阿拉伯世界會落后、偏執(zhí)的時候,他認為這是因為阿拉伯世界里電腦、網絡等技術的普及程度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霸權國家的干預,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遺留的歷史問題,石油資源的爭奪,所有這些因素似乎在弗里德曼的視野中都被蒸發(fā)掉了。當弗里德曼振振有詞地說,穆斯林極端分子的錯誤在于不愿意正視開放給西方帶來的優(yōu)勢和先進時,那種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見躍然紙上。在談到戰(zhàn)爭和沖突的時候,弗理德曼創(chuàng)造了 “戴爾沖突防范理論”,并且以臺海危機為例。他認為,由于像戴爾這樣的跨國公司在臺灣海峽兩邊都有投資,祖國大陸和臺灣地區(qū)均加入了全球生產鏈條,因此在臺灣海峽爆發(fā)戰(zhàn)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他顯然低估了民族統(tǒng)一對中國人的意義,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微小的差錯或誤解都有可能觸發(fā)更大的沖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跨國公司和網絡技術上面,這種論斷是令人擔憂的。技術的進步可能會呈指數型遞增,但是這能夠保證全球化的進程越走越順嗎?從最近兩百多年的歷史來看,全球化是有起伏跌宕的。在全球化潮漲潮落的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技術,不是經濟,而是人們的反應和行為。當全球化的速度過快、相應的調節(jié)制度沒有到位、贏家和輸家越來越對立的時候,全球化會減速,甚至也會倒退。 這個世界可能看起來比以前更平坦了,但事實是,它仍然是崎嶇不平的。與其感嘆與贊美技術進步給我們帶來的無限機會,不如探討這種急劇的變化給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國家所帶來的沖擊、困惑和挑戰(zhàn),這才是更有意義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