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重點解讀了20世紀30年代撰寫和發(fā)表的記述紅軍長征的8篇著作，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最早記述長征的首批著作，是宣傳和研究長征史的核心文獻資料。這些著作真實、系統(tǒng)、全面地記敘了紅軍長征的艱難歷程，塑造了眾多紅軍領導的英雄形象，生動描寫了紅軍將士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書中"長征親歷者口述文檔篇"是本書作者積20余年研究長征資料的匯總。這些篇目基本囊括了70年來"長征口述文檔篇"的主要內容，由此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口述長征史的基本脈絡。為了加強史料性，本書配有插圖270幅，有許多珍貴資料圖片是首次發(fā)表。"長征親歷者口述文檔篇"，是研究長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知悉、掌握這些情況，對全面理解和深入研究長征大有裨益。本書前言長征，一個講述不完的故事（代序）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人類戰(zhàn)勝艱難困苦的英雄史詩，是世界戰(zhàn)爭史上的不朽豐碑。而一部長征史，卻由于自然環(huán)境險惡、軍情緊急又特殊，留下的文獻檔案極少。紅一、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因此，關于紅軍長征史，今天人們所了解的，絕大多數來源于紅軍將士的回顧和記述。從長征口述史的概貌看，可主要劃分為3大塊：其一為毛澤東、陳云等中央領導人口述長征。其二為長征將士群體口述長征史。1936年8月5日中革軍委主席毛澤東和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給各部隊和參加長征的紅軍將士發(fā)出電報和書信，為編輯出版“長征親歷記”征稿。編者從征集到的200多篇文章中精選出100篇，定稿時名為《二萬五千里》，作者多是親歷長征的紅軍中高級將領。1942年正式出版時的書名為《紅軍長征記》，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印。其三為新中國成立后撰寫發(fā)表的回憶文章和傳統(tǒng)教育材料、報告，主要有周年紀念回憶文章、將帥回憶錄、地方史采訪記錄等等。目前，當年親歷紅軍長征的在世老人都已高齡，有關長征的口述史基本上可以說是到了最后“封頂”階段。這些口述長征的文章已成為歷史饋贈給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研究長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解放軍出版社適時推出了《誰最早口述長征——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史珍本解讀》一書。本書編著者陳宇重點解讀了20世紀30年代撰寫和發(fā)表的記述紅軍長征最具影響的幾部著作，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最早記述長征的首批著作，是宣傳和研究長征史的核心文獻資料。它們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個長征報告——解讀陳云《報告》和施平《英勇的西征》；陳云假托軍醫(yī)之口說長征——解讀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國記者報道紅軍長征——解讀范長江《成蘭紀行》和《陜北之行》；系統(tǒng)介紹長征的經典連載報道——解讀楊定華《雪山草地行軍記》、《由甘肅到山西》；直接見證紅軍長征的外國人記述長征——解讀勃沙特《神靈之手》；國內最早詳細介紹長征全程的文章——解讀幽谷《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外國記者最早采訪長征將士的口述史詩——解讀斯諾《紅星照耀中國·長征》；紅軍將士群體撰文回顧長征——解讀紅一方面軍編《二萬五千里》。真實性、史料性、權威性，是本書選文的亮點。最早口述長征，意謂著離長征最近，對一些具體史實的描述，可能就更真實而清晰。如本書的開篇之作，陳云同志的中國共產黨人向共產國際所作的第一個關于長征的報告，其重要的史料文獻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史學界以往對陳云在1935年6月從長征途中的大渡河畔抽身離開紅軍隊伍赴莫斯科的情況，應當說是比較清楚的。然而，對陳云是如何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和紅軍情況的，報告的具體內容又是什么，多年來一直沒有找到文獻記載。1996年，我國駐俄使館的工作人員受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委托，在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遠東所的協(xié)助下，終于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保存的有關共產國際檔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陳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央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俄文記錄稿。2001年第4期《黨的文獻》，又發(fā)表了新近發(fā)現(xiàn)的陳云《在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其史料價值的重大僅從解密遵義會議的情況就可見一斑。紅軍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但長期以來對這次會議中的一些問題一直模糊不清。直到這次會議召開后的近半個世紀，黨史界對會議的具體內容還沒有完全弄清楚，核心問題就是鮮見有文獻資料。陳云的《報告》，把遵義會議決定的最主要的內容作了介紹，這就是，徹底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后階段與長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這里所說的“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陳云的這個《報告》，進一步印證了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作出的兩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遵義會議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地選錄講述紅軍長征的原始記錄，是本書別具特色之處。如本書所選陳云的文章既有《報告》，又有他赴蘇前，在1935年8月于上海以“廉臣”之名而作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他巧妙地假托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yī)之口（很可能是考慮到了如何在國內應付國民黨軍警特的盤查，以便將此文順利帶出國境），詳細生動地記敘了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fā)，行至川康交界之天全、蘆山期間的傳奇經歷，是較為系統(tǒng)記述長征的范文。在新中國建立前后的紅色史著中，多把此文當作經典文章刊載。該文有許多生動的細節(jié)描寫，如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救濟貧窮老婦的感人一幕；如紅軍僅憑6只破爛之船渡過金沙江。如果不是親眼目睹，很難令人相信。試想千軍萬馬，沒有嚴密的組織，稍不小心，小船就會被湍急的水流所傾覆，而船只稍有損失，就會大大延誤渡河時間，紅軍徹夜渡河，而無任何閃失，怎不令人慨嘆哉！全文寫得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極具可讀性和感染力。展現(xiàn)了陳云很高的文學修養(yǎng)。本書選文既有紅軍將士的記述又有如范長江等記者的采訪見聞，還有直接見證紅軍長征的外國人記述的長征。1935年，在中國工農紅軍進行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后，年僅26歲的范長江，為了深入了解紅軍北上抗日對于整個中國政治動向的影響，以天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只身赴大西北進行實地考察和采訪，開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歷時10個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豐碩成果。不久，當這些通訊報道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后，出現(xiàn)了讀者搶購潮，“未及一月，初版數千部已售罄，而續(xù)購者仍極踴躍”。接著數月內，此書又連續(xù)再版7次，一時風行全國。范長江從記者的角度真實、公正、客觀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1934年10月初，勃沙特等外國傳教士在貴州黃平縣舊州被轉戰(zhàn)中的紅軍第6軍團當作“間諜”扣留。在隨軍生活1年多后，1936年4月他被釋放，幾個月后他撰寫了有關這段經歷的回憶錄《神靈之手》，于同年12月在倫敦出版。該書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早一年在倫敦出版發(fā)行，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著作。提供著作的背景資料，引入相關的研究成果，一一解讀所選之文，是本書的導讀功用。多年來長征口述史的研究和發(fā)現(xiàn)，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的已直接凝固為長征史，有的鏈接了已知史實之間的空段，有的拾遺補闕，極大地彌補了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佐證長征史的研究也有了拓展，通過互相印證，校正偏差，糾正了一些幾成定論的謬誤。加之編著者為研究和寫作曾八訪長征路，作了一些細致的考證。這些都為本書歷史文獻資料的匯集、注釋和解讀提供了幫助。本書還專門附錄了“長征親歷者口述文檔篇”。所列篇目基本囊括了70年來口述長征的主要作品，由此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口述長征史的基本脈絡。為了增強讀者的感性認識，本書配有插圖270幅，有許多珍貴資料圖片是首次發(fā)表。誠如編著者所言：“長征親歷者口述文檔”是研究長征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不掌握這些資料，就無法全面了解長征，更談不上深入研究長征。長征，是精神力量之寶藏，有著講述不完的故事。我們可以展望，隨著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各項紀念活動的展開，人們必將更多地關注長征事件、關注長征精神，也必將更多地關注記述長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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