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貞與十六世紀文學思想

　　王世貞是十六世紀后期聲望顯赫的文壇領袖。從早年的銳意復古到晚年兼容并包，他的文學思想發(fā)生了全方位的轉變。這種轉變是自負英才之個體與不堪振作之時代不斷碰撞融合的產(chǎn)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個時代文學思想發(fā)展的趨向和進程。本書前言面對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實在是如入煙靄迷濛的萬山叢中，不知路在何方。我們常常可以不費思索就說出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一大串作家作品的名字來，仿佛文學史就是如此的簡單，一目了然。但是如果進一步想下去，已經(jīng)了然的卻就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我們對于那些作家作品的解讀，是不是符合于他們的本真呢？我們有各種各樣解讀的方法，哪一種解讀方法更符合于歷史的真實呢？最近有一位學生對我說，我們應該用古人的思維方法，才有可能正確解釋古人的言論。我對他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思維有它自己的發(fā)展史，我們解讀的歷史，是我們眼中的歷史。我們的思維能力，是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受著環(huán)境的制約。生當今世，而要用古人的思維方法，那只能是一種幻想。我剛讀完戴燕先生的近著《文學史的權力》，更堅定了我的這個想法。近一個世紀以來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史，對同一種文學現(xiàn)象，時而這樣看，時而那樣看，昨天認為正確的，今天變成不正確；今天認為正確的，又焉知明天不被否定。問題就在于我們的視角受著當世思想環(huán)境和認識水平的制約。除了極少數(shù)的先知之外，我們只能從當下的思想環(huán)境和思維能力看歷史。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歷史的原貌究竟為我們留下了多少的蹤跡，可讓我們尋覓。近千年前，王安石已說過：“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彼媸前岩磺卸伎赐噶?。史料為我們留下的，未必就是當年事件的真實。當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有可能通過對于出土文物的檢測去尋找歷史的蹤跡，但我想，我們也只能說歷史的某一個側面是這樣，如此而已。比如說，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批竹簡，記載著某個人的話或某部書的某些篇，我們當然有可能據(jù)之修正存世史料的某些記載，但我想，我們也只能說到一定的限度。在楚墓發(fā)現(xiàn)的一位魯人的話，又焉知當年流傳過程中有無變異。我們至多只能說在楚國流傳的那位魯人的話是如此，而不能說那位魯人的原話就是如此。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有感于面對歷史時的無奈。我們現(xiàn)在就回到明代文學思想的研究上來。我們知道，明人是善于作偽的。甚至作偽可以作到被作偽者的跟前。張鳳翼在《譚輅》里就說：“予既纂《選》注，意欲續(xù)補至本朝，既乏書籍，亦懼歲不我與，不敢冒昧。不意坊間有《續(xù)文選》出，而弁以賤名，是重予罪過也。惟冀賢者察之耳?！保ā蹲T輅》卷上，《續(xù)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歷刻本）稍前于張鳳翼的唐寅，生前就有關于他的種種說法，事實與傳聞雜糅，哪一個是真的唐寅呢？我們講明代詩文，是把前后七子看得很重的，但是關于他們的影響，說實在的，多數(shù)還來自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的記述。那些記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情況，也就大可研究。存世的史料真真假假，面對這些問題，我有時真感到無奈。當然，我并不是說，我們可以用一種虛無的態(tài)度對待歷史。我只是想說，我們應該十分小心地對待歷史而已。就明代的文學思想史而言，學者們雖然已經(jīng)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存世資料的極端繁富與復雜，仍然有許多問題我們并不清楚。有許多的領域我們事實上還沒有涉及，有的雖涉及而其實不甚了了，可開拓的研究領域可以說比比皆是。門人孫學堂選擇王世貞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他與十六世紀文學思想轉變的關系，我想就是這種開拓的一次嘗試。嘉靖朝在明代文學思想的發(fā)展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這似乎是一個處于重大轉變中的過渡期，從明代前期向著后期轉變?；顒佑诖艘粫r期的不少人物，思想上大多有著這一轉變的某些特點，王世貞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在嘉靖朝度過了前四十年，經(jīng)歷過嘉靖朝的復雜的政局和思想的變動。他晚年執(zhí)掌文壇二十余載，得及見重性靈、重自我的思潮的蓬勃興起。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思想的復雜性。學堂的論文，我以為在這一點上是說得很好的。他說：“從性靈說的立場看，王世貞沒有從格調(diào)說的立場走出來。從這一意義上說，其理論仍然可以歸入格調(diào)說的范疇；但從前后七子的格調(diào)派的立場看，他則是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從這一意義上說，其理論又可稱為有節(jié)制的自然表現(xiàn)論。從積極的意義上看，‘折衷'是準折于內(nèi)心，與追求自適其趣的文學思潮更為接近了，王世貞跨越明中期與晚期兩個階段，成為文學思想轉型時期的關鍵人物，起到了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從消極的意義上看，‘折衷'實質上是瞻前顧后的徘徊。”這個論斷是有分寸的。在學堂的這篇論文中，這類細心的分寸感強的地方還有不少，如說“陽明心學和復古思潮皆在凸現(xiàn)主體精神的同時，壓制了個性自由的發(fā)展”。如說王世貞晚年的思想，“為文學復古畫上了一個重性靈的句號”。在論述過程中，學堂小心地從王世貞思想的縱向和他的周圍橫向展開，來論述他的文學思想的轉型期特點。重實證而棄空談，用心于材料的細致辨析，力圖描述出王世貞文學思想的本來面貌。學堂的這些論述，會有助于我們對嘉靖前后文學思潮的流變的了解。這是一個點，在這個點的周圍，還有一批轉型期的人物，有待于我們?nèi)パ芯?。學堂原是學經(jīng)濟的，由于個人的愛好，轉向了文學。他帶著山東農(nóng)村淳樸敦厚的氣質來南開，為人與學習，都真誠而實在。師友相處，話語不多，而給人以安祥可信賴之感。以他對待學術與人生的真誠，我想，他必定會有豐盛的收獲。2002年金秋于南開大學西南村之因緣居

　　孫學堂，山東鄒平縣人，1970年生。2000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詩學研究。著有《中國文學精神·唐代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宋代文學研究》（合）。在《文藝研究》《南開學報》《文藝理論研究》《江海學刊》等雜志上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