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特海的《思維方式》這部書稿的翻譯我早在1964年就已完成了。記得拙譯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一書1963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我曾想過是否能繼續(xù)譯點什么；編輯部的先生也問我是否還有這方面的興趣，并寄來了懷特海的“Modes of Thought”一書讓我試譯。那時我正在全增嘏教授的指導下，以“現(xiàn)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批判”的名義，在復旦大學哲學系嘗試開設現(xiàn)代西方哲學課程。全先生早年在哈佛求學時是懷特海的學生，對懷特海哲學知之甚詳。他認為研究一下懷特海哲學對理解整個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發(fā)展過程很是有益，而通過翻譯懷特海本人的論著來理解懷特海不失為一種較為踏實的方式。于是我就同商務印書館約定翻譯此書。在翻譯過程中遇到問題我一直得到全先生的指點，全書譯成后還請他審校過。我根據(jù)當時自己對懷特海一知半解的認識寫過一篇譯序（《中譯本序言：懷特海哲學評介》），記得1964年我就將其與譯稿一道寄給了商務印書館。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四清運動”開始，正常的出版秩序被打亂，本書未能及時出版。接著就是十年動亂，被歸屬于反動哲學家之列的懷特海的書更難出版。我也很少再想到它。十年動亂結束后，大致是在70年代末，我與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的先生見面時談起過這部書稿，他們表示要安排出版。因感到60年代寫的那篇譯序基本上固守舊的簡單否定的批判框架，顯然已不合時宜，于是我取了回來，準備重寫。以后的近20年，我既忙于教學，更忙于編寫和修訂《現(xiàn)代西方哲學》教材以及完成幾項必須限期完成的國家和教育部的科研課題，還忙于一些社會工作，無暇顧及翻譯。對懷特海也沒有另作專門研究。上述的那篇《中譯本序言》不僅未能重寫，連原來的稿本也丟失了。商務印書館也一直沒有催問我。據(jù)我所知，他們有大量“文革”前的積稿待處理，我對自己的譯稿未出并不奇怪，更不在乎。因此我同樣沒有主動與商務印書館再談及此事，甚至幾乎沒有再去想它。一直到1997年，我意外地收到商務印書館譯作室張伯幼先生的來信。他告訴我他們在清理庫存舊稿時發(fā)現(xiàn)了我的這部譯稿，希望由我自己審讀一遍，然后交他們安排出版。我對此當然感到高興。但當時我正忙于《新編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編寫，因此我回信說如果近期出，我無法校訂，如不是近期出，我當然要將其重校一遍，我估計商務印書館方面同我自己一樣并不急于出，事情再次拖下了。2000年，我又收到商務印書館譯作室朱泱先生的信，說他正在看我那部譯稿。他除了就個別譯名的譯法提出意見外，還談到譯稿中有幾頁未找到，另外是要我寄回那篇《譯序》。前幾件具體事都容易解決。但原來的《譯序》已丟失，即便在，也不能用。如何寫一篇對懷特海哲學有較公正的介紹的《譯序》，一時還難住了我。因為近些年來我一直未把懷特海哲學作為重點來研究，對之仍然是一知半解。寫一篇關于懷特海哲學的介紹總得對之作些研究。更重要的是：這部譯稿畢竟是我在近40年前完成的，必然存在種種不足。應當盡可能由我自己重校一遍。這些都需要較多時間。而這兩年我又忙于一些不可耽擱的事。這樣，我只好再度延期了。然而不管怎么忙，只要我還有心出版這部譯稿，總得對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處理，不能再拖下去了。故此我在2002年暑期抽空將舊譯稿重校了一遍。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沒有做過翻譯工作。這次校訂，從技巧上說就顯得生疏。對原譯稿改動不大。很可能還存在不少不當之處。前幾個月，朱泱先生告訴我，懷特海的這部書1998年華夏出版社已出了一個譯本，建議我找來參考。但我自己未買到此書，在復旦哲學系資料室也未找到。這種參考當然有好處，但也可能造成一些問題。我想就免了吧！至于對懷特海哲學的介紹，我?guī)状蝿庸P試圖寫，都是半途而廢。主要原因是我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有畫虎不成之感，將其作為本書的譯序可能誤導讀者。因此覺得不如不寫。好在近年來國內哲學界對懷特海已有一些介紹。這方面的專著、譯著都有出版。還有幾位研究美國哲學的專家在其論著中也有關于懷特海的介紹。建議想了解和研究懷特海的讀者去參考這些論著。劉 放 桐200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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