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在人們看來本為平常的說法，經雜文家一分析，竟是無法回答的問題。如大家經常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邵先生曰：“其前提須是在法律面前，我們面對的是法律嗎？”關于教育，許多人贊揚“希望工程”，邵先生問：“我們的希望就在這里嗎？”對于關乎人命的“可殺可不殺”，邵先生說：“這一命題本身就包含了極大的隨意性，不是基于某行為主體是否犯了依法該殺之罪，而是取決于其罪行以外諸多因素的考慮?！睂φf假話問題，邵先生說：“毛澤東多年前就言之諄諄，說‘假話一定不可講’，但后來竟一度鬧到全黨全民全國說假話，至今后遺癥不絕?！贝说入s文，教人讀來沒有一點兒輕松之感，卻又放不下，要一口氣讀完。那篇《不再作反腐文章》，我反復讀了好幾遍。他說：我在1980年寫過一篇《論貪污與反貪污》，至今已整整10年。把這10年來我所寫的有關反貪污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約也夠編成一本書了?？墒怯惺裁从锰幠?？文章的最后一句為：“今后不想再說了。”這樣的話，讀了不惟使人沉痛，而且有些悲哀了。事實上，他還是要說，不說便不是邵燕祥了。這不，10來年后，又有一篇《開一個反貪大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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