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語言學論文集

　　王均，當代語言學家。原名王？]，字少恭。江蘇省南通市人，生于1922年3月1日。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受業(yè)于羅常培、王力、唐蘭等著名語言學家。1946至1948年在中山大學文學院研究所及語言學系任教。1949年回家鄉(xiāng)任江蘇南通師范語文教員。1950年調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55年晉升為副研究員。1952年至1954年兼任北京大學語言專修科副教授、中央民族學院副教授。1956年中國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所成立，王均分配到該所，1958年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及學術秘書。1962年，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所與民族研究所合并，任民族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兼副學術秘書?，F(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民族語言研究室主任、《民族語文》雜志副主編。并且當選或被聘為：中國語言學會理事及該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語言學報》編委；中國民族研究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理事；全國民族院校漢語教學研究會顧問；全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學會顧問；北京市語言學會理事；中國地名委員會顧問；華中工學院中國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語言文字分科副主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五種叢書編委會《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編委副主任。王均在語言學的范圍內，研究領域涉及普通語言學、漢語和中國境內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而主要是從事民族語言的調查和研究。他是壯侗語族語言研究專家。王均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時，曾講授“普通語音學”、“漢語音韻學”、“語言學概論”、“漢語語法學”等課程，編寫了有自己獨到見解的講義。其中他與羅常培1952年在北京大學語言專修科合編的“語音學”講義，先用田恭《語音學常識》的名義，在《中國語文》上，從1954年1月至1955年5月連載了14期。經(jīng)過修訂后，改名為《普通語音學綱要》，于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結合本國語言實際來講解語音一般原理的語音學教科書。王均和羅常培用田恭的筆名在《中國語文》1956年第6期上發(fā)表的《語音的社會基礎》一文，著重從語音的民族特征或地方特征、語音的系統(tǒng)性、語音的變化等方面論述語音的社會性質，不僅對研究語音有參考價值，而且對語音教學，包括第二語言的語音教學有指導意義。這篇文章的內容也收入《普通語音學綱要》一書。王均從事民族語言的調查與研究已有四十年的歷史。早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就在云南大理、鶴慶等縣調查記錄白族語言，并由此對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產生了興趣。1950年，他受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委派，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對西北各民族訪問財，赴陜西、甘肅、寧夏、新疆等地對西北民族語言的分布情況，做了調查記音工作。并且寫成了《參加中央西北訪問團調查新疆兄弟民族語言的工作報告》，發(fā)表在《科學通報》1951年第2卷第3期上。這份報告，根據(jù)當時的初步調查整理，就新疆各民族語言的系屬、各民族語言的分布及其相互間的關系、突厥語的特點作了簡要的匯報。1953年2至5月，他隨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lián)語言學界。在此之前，他曾在《中國語文》1952年第6期著文介紹蘇聯(lián)幫助少數(shù)民族創(chuàng)造文字的情況。1954年9月至1955年底，他參加語言研究所壯語工作隊，赴廣西調查壯語方言，幫助壯族設計文字方案。王均對于我國民族語文研究情況是比較熟悉的。在中國語言學會成立大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情況》（1980年），可以看出他在民族語文研究方面的廣闊視野。這個報告，在簡要回顧解放前民族語言研究的歷史之后，著重從十個方面介紹建國以來我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工作的情況，并提出了有關我國民族語文今后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王均在長期的語言研究中，具有田野調查的實際經(jīng)驗，積累了豐富的語言材料，同時不斷探討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他所研究和提出的問題，對于貫徹黨的民族政策，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yè)，促進民族語文研究，都是很有益處的。王均語言論著目錄【專著】普通語音學綱要（與羅常培合著）科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壯語及壯漢人民怎樣互學語言（與梁敏、韋慶穩(wěn)、覃國生合著）民族出版社1979年出版仫佬語簡志（與鄭國喬合著）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壯侗語族語言簡志八冊（編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

　　今年我八十歲。承蒙學界一些朋友厚愛，要為我祝壽，辦一個“王均學術思想討論會”，這我豈敢？再三懇辭，未能獲免。又蒙商務印書館周洪波先生錯愛，說要給我出一本論文集。說實在的，驚喜之間，不免遲疑。能在商務印書館這樣的出版社這樣的系列中出本集子，我是高興的，我知道它的份量。但我老老實實，請求編輯部從嚴審稿，如果不夠條件，可別壞了商務印書館和這一系列論文集的牌子。大學沒畢業(yè)，40年代初，我就在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教書。我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教育情況有所了解，對兄弟民族子弟也有感情，所以轉學中文系，學習語言學和語言調查。建國以來，我有30多年的時間是在中國科學院語言所和民族所（后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民族語言研究室工作，后來又調國家語委干了十多年。我在語言學界干了多年跑龍?zhí)椎氖聝?，當然也寫了一些文章，有時竟也出頭露面在一些會上發(fā)個言什么的，未必都下工夫準備了，卻是由衷之言。有的說過就拉倒，也不愿好好整理成文；有的就任其發(fā)表，也算一篇文章。自以為有一種“使命感”，并非偏執(zhí)或僅僅應景發(fā)言而已。有的同仁有書出版，要我寫篇序言或書評什么的，只要力所能及，也不固辭，于是就有了多篇書評、序言。旁的不敢說，就有一點：文如其人，我是真誠的。我從來不說假話，所以也還心安。我按商務印書館的要求，選出幾十篇稿子，匯編成集，約合30多萬字，按商務印書館這一系列論文集的統(tǒng)一規(guī)格，還是管它叫“王均語言學論文集”，算是幾十年來我的學術活動的一個剪影。我的學術觀點，歡迎讀者批評指教。這些文章，分做五組：第一組是有關少數(shù)民族語文研究和語文工作的，計12篇。我把《音系學在語言研究中的運用》放在第一篇，這一篇可以同最近出版的《普通語音學綱要》修訂本第七章對著看，可以看出我在修訂“綱要”時多少有點長進，不過長進也有限，也沒有對此稿做多大加工。其余11篇大體以發(fā)表時間為序，主觀意圖是對我國民族語文政策的理論依據(jù)和實際情況講點個人的認識。文章寫得不好，但有針對性，因此在民族語文工作方面都曾起過一定的作用。我對國家民族語文政策的態(tài)度是真誠認真而不含糊的。第二組是有關漢語文工作的看法。論學術性，深度不夠，只是多少有些一得之見。其中有3篇涉及學術爭鳴和對待國家語言政策態(tài)度的問題，收進論集，是因為我覺得論爭尚未終結。第三組是有關語文教育的幾篇文章，主要是有關小學語文“注音識字，提前讀寫”教改實驗和拼音教學以及雙語教學研究的問題，對于前者，我認為關系到下一代的素質教育，每個人都該關心，而社會上有人因為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的影響，對于這一教學改革尚有誤解，我經(jīng)過多年調查研究，自己覺得有不得已于言者。是否認識與立場有偏頗，愿意傾心恭聽讀者的意見。第四組是書評和序言，也基本以發(fā)表的時間為序。篇幅有限，過長者不收，只能選收這幾篇。第五組選收紀念恩師王力先生、羅常培先生和摯友傅懋勣先生三篇小文。博先生也是我的師輩，我從他那里獲益不少，永難忘懷。雖然自愧有負各位恩師的教誨和期望，但是，介紹他們的學術貢獻和崇高品德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恨自己文筆笨拙，講得很不全面，更談不上準確生動。感謝劉照雄兄給我這本書寫序。那是因為，從民族所到國家語委，我們共事的時間最長，在友人中，照雄兄最能坦率地指出我的不足。本意請他幫我看看，選出這一些稿子是否合適，卻蒙他說了好些過獎的話，真是不好意思。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普通話培訓中心劉國輝同志為我復印了大量書刊舊稿，我得向他致謝。王均2002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