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紀事本末》一O九卷，明陳邦瞻撰。它是繼《通鑑紀事本末》以后，用紀事本末的體裁，記述宋代（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三百余年歷史的書。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今江西高安縣）人，萬歷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進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勛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傳。在他之前，有山東臨朐人馮琦（《明史》卷二一六有傳），曾起草編寫此書；另外，南京的侍御史沈越，也用同樣的體裁編錄宋代的史事，取名《事紀》。這兩部書都未完稿。后來就由馮琦的弟子監(jiān)察御史劉曰梧、應天府丞徐申創(chuàng)議，請陳邦瞻將馮、沈二書加以增訂，合為一編，於萬歷二十二年（公元一六O四）著手編撰，大約歷一年左右的時間，全書完成。清朝編的《四庫總目提要》，說這部書“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漏略了沈越的《事紀》，是不夠確切的。關於此書的編撰情況，可以參看我們這次點校本后而所附的幾篇序跋。這部書，記述了宋代歷史的大概輪廓，和宋代社會的一些重要事件，對於我們了解那一時期的歷史，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元朝修的《宋史》，有近五百卷之多，份量很大，而且內容蕪雜。其他幾部有關南北宋歷史的書，如王你的《東都事略》，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鑑 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擊年要錄》等，卷帙也相當大，記述的也非宋代全史。這部《宋史紀事本末》，以較少的篇幅，按歷史事件把大量的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和集中，確實表現(xiàn)出紀事本末體的那種前后始末，一覺了然的特色。書中涉及的問題也較為廣泛，除政治事件外，如治河、茶鹽、學術思想等都有專題敘述，還記載了金和蒙古早期的歷史情況。有關農民起義及統(tǒng)治階級議論朝政的章節(jié)，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我們研究和了解宋代社會階級矛盾的缐索。這些，對於我們今天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研究、分析宋代的歷史，是有所幫助的。關於《宋史紀事本末》的刻本流傳情況，據現(xiàn)在所知，大致是這樣的：此書撰成以后，即由劉曰梧、徐申校訂刊行，分二十八卷，刻於萬歷三十三年（公元一六O五）。這個本子，可以稱之為原刻本。在這以后，又由徐申動議，請陳邦瞻續(xù)編元代部分，約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寫成《元史紀事本末》初稿，並由臧懋循（字晉叔）參加訂補，分為六卷。萬歷三十五年，監(jiān)察御史黃吉士巡撫淮南，就將陳氏的宋、元二書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合刻，並將《宋史紀事本末》略加合併，改為十卷，《元史紀事本末》改為四卷。另外，明朝崇禎年間，江蘇太倉人張溥，就《通鑑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並取陳氏二書逐目加以論正，附於各篇之后，改成以篇為卷。這樣，從明末以后，《宋史紀事本末》就有二十八卷本、十卷本、一O九卷本三種（《四庫總目提要》把二十八卷誤為二十六卷，后來有些目錄書也沿襲了這一錯誤，實際上文津閣和文溯閣本《四庫全書》與提要都作二十八卷）。清初以后，二十八卷本與十卷本傳本較稀。張溥的史論在清朝前期雖列為禁書，但頗有影響，而且一O九卷本以篇為卷，是一個重要優(yōu)點，因此流傳較廣，后來好些本子就是據一O九卷本刊刻的，如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張聞升重刻本，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江西書局刻本，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廣州廣雅書局重刻江西書局本，等等，大約有十余種。江西書局本係據張聞升的本子重刻，並取《續(xù)綱目》等書?？边^，對原書的一些錯誤有所刊正，是一個較好的本子。我們這次整理校點，就是以江西書局本為底本，用萬歷三十三年原刻本和《宋元通鑑》（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續(xù)通鑑綱目》（明成化十二年內府刊本）互校，同時參考張溥、張聞升等刻本，以及《宋史》、《金史》、《元史》、《東都事略》、《宋史全文》、《宋會要輯稿》、《續(xù)資治通鑑長編》等書。江西書局本對過去刊本的一些錯誤有所改正，但未注明依據，有時還有誤改之處，我們這次就參考有關各書，擇善而從，加以訂正。凡補正刪改的，都注明依據，寫成校記，用括號小字排在各句之后。文內圓括號（）表示應刪之文，方括號［］表示應補之文。常用的書名有較長者，採用略稱，如薛應旂《宋元通鑑》稱為《薛鑑》，等。引用各書都注明卷數(shù)，編年體史書年代與本書相同的，就從略，遇有不同的則仍加注明。我們還在分段的起始年代下附加干支紀年和公元，以便於閱讀。本書校點整理工作由河北師範學院（前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擔任。書中錯誤或不當之處，請讀者批評指出。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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