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一種文類。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小說紀錄了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中種種可涕可笑的現(xiàn)象,而小說本身的質變,也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表征之一。1902年梁啟超等知識分子提倡“新小說”,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保ā墩撔≌f與群治之關系》)隨后的五四文人更發(fā)展出感時憂國的小說傳統(tǒng),浩浩蕩蕩,至今仍為多數(shù)文學史家奉為圭桌。然而曾幾何時,臺灣的張大春告訴我們大小說家宜與《大說謊家》并觀,而大陸的王朔《一點正經沒有》地寫著小說,而且《玩的就是心跳》。由涕淚飄零到嘻笑怒罵,小說的流變與“中國之命運”看似無甚攸關,卻每有若合符節(jié)之處。在淚與笑之間,小說曾負載著革命與建國等使命,也絕不輕忽風花雪月、飲食男女的重要。小說的天地兼容并蓄,眾聲喧嘩。比起歷史政治論述中的中國,小說所反映的中國或許更真切實在些。小說中國還有第三層意義:小說中國。多少年來,有關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一直引得眾說紛紜。大人先生們喜從大處著眼,談政策,抓思想,論歷史,大言夸夸,令我生小輩目眩神迷。評論家黃子平謂之為“大說”,良有以也。小說作者見賢思齊,要將小說化為大說的努力,從五四到當代也所在多有。但站在世紀末的邊緣上,我們也許要說:大說聽多了,來段小說吧。小說夾處各種歷史大敘述的縫隙,銘刻歷史不該遺忘的與原該記得的,瑣屑的與塵俗的。英雄美人原來還是得從穿衣吃飯作起,市井恩怨其實何曾小于感時憂國?梁啟超與魯迅一輩曾希望借小說“不可思議之力”拯救中國。我卻以為小說之為小說,正是因為它不能,也不必擔當救中國的大任。小說不建構中國,小說虛構中國。而這中國如何虛構,卻與中國現(xiàn)實的如何實踐,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