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意識

　　“悲劇意識”。作者的視野從近代以來的百年憂患開始。世紀初的有識之士即已指出，只有劇界多悲劇，才能為社會造福，然而中國歷來無悲劇，只有“舞洋洋，笙鏘鏘”的“喜劇”，所以劇界在為社會種孽，“社會所以有慘劇也”。從王國維、胡適、魯迅到朱光潛，西方悲劇意識在中國落地而未生根。于是有識之士不幸言中，20世紀下半葉巨大的社會悲劇在“東方紅”和“樣板戲”的笙歌樂舞中降臨于神州大地，暴露了億萬中國人愚昧昏聵的生存方式和缺乏自我意識的人格缺陷。作者的深刻之處在于，揭示出這種沒有生氣的生存方式原來是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瞞和騙”的文化心理和藝術趣味中的，中國人歷來能夠把最悲慘的處境都粉飾得“和和美美”、“團團圓圓”，不愛聽鴟梟之聲，不敢正視自己的現狀。正是這種“樂感”心理，使大多數人在“文革”的災難和“浩劫”中努力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一有機會就助紂為虐，以便能在情感上（“樸素的階級感情”）達到“天人合一”。這種看似樸素無害的文化心理卻促使許多人不僅成了服從指令的“機器人”，而且變成了巧偽、陰險、狠毒、貪婪的“刁奸的奴隸”，使魯迅筆下的“吃人”和“互吃”的景象全部變成了現實。中國最大的悲劇是沒有悲劇意識，也就是對于現實悲劇的反省意識。作者認為，不論是社會悲劇、性格悲劇還是命運悲劇，從中來反思“文革”的現實悲劇都是我們必不可少的思想任務，可怕的是面對這一悲劇而閉眼無視和迅速遺忘。作者提出，探討悲劇問題能夠“啟發(fā)人發(fā)掘悲劇意識中潛含的平等意識、自由意識、博愛意識，堅持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培養(yǎng)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生態(tài)度、健康的靈魂”。我以為，悲劇意識之所以具有這些內涵，是由于它最根本說來是對于自由意志本身的自相矛盾性的意識，這種自相矛盾性是一切真正悲劇的主題，是個體人格能夠保持承擔痛苦的張力的內在結構，也是人的精神境界戰(zhàn)勝一切外界命運而體現其永恒性的力量源泉。

　　程亞林，1944年生，湖南洪江人。1982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師從王文生等先生，獲文學碩士學位。留校任教期間，曾奉派赴法國、剛果（布）工作五年。現為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詩論研究，出版《詩與禪》、《近代詩學》、《悲劇意識》三部專著，在佛莊玄禪詩系統(tǒng)內探索了詩禪關系，發(fā)掘了近代詩學新主題，思考了人類悲劇性與悲劇性現實的關系問題，為探求美（中國古代審美詩論的生成）、善（重新建構民族人格精神）、真（正視人類真實的生存處境）做了一些工作。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所做工作是：提出嚴羽詩論包含二層次結構、王夫之詩論具有“寓體系于漫話”的特點、況周頤詞學是哀感本體論詞學、王國維境界說存在內在矛盾等觀點，辨析“通而不失于兌”、“清空與質實”、“比興與妙悟”等命題、概念以及中西文論比較方法，探討古代詩文中某些獨特的語言結構，補正古代小說史料研究的若干疏漏。另有書評三十余篇，表達更廣泛的人文關懷。對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作了“成功剖析”，“開拓與深化”了詩禪關系研究，探尋了“詩禪奧秘”；關于近代詩學的研究，“對整個二十世紀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具有啟示意義”；《悲劇意識》等書“對現代人的生存之本作出了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展示”，是發(fā)表在《文學遺產》、《武大學報》、《讀書》、《中華讀書報》上有關書評對上述三本專著的謬獎。世紀之交，《中國詩學》、《北大學報》、《文藝理論研究》、《文獻》刊載總結百年學術的文章《中國詩學的百年歷程》、《當代禪美學研究述評》、《二十世紀王夫之詩學理論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史料的重大發(fā)現與整理》，也表達了對上述論著的關注?；蛘J為《詩與禪》等著作的出版，標志著中國詩學研究的轉型，讓人們“真切地”感到“中國詩學研究的視野和方式的確是不同了”；或稱“最早有目的地建構王夫之詩學理論體系的是程亞林”，所撰《中國古代通俗小說有關書目、論著若干補訂》“以提要的形式披露了小說史料方面的重要發(fā)現”。論文《五石六鹢句探微》已被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1992年出版的教材《中國文論讀本》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