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義與問題”的全面審理90年代的中國承接本世紀的多種社會思想轉化，發(fā)生了全面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型。因而我們面對“問題”或“主義”時，有必要弄清“語境”，即我們面對的是些什么問題？這些問題是怎么來的？是新問題還是舊問題？是個體的問題還是群體的問題？是國家民族的問題還是全球性世界性的問題？光找到問題還不行，我們被問題所迷惑、所虛幻化甚至虛無化掉也不行。因此，還要找到“地基”，找到觀察問題的立足點和剖析問題的新角度。面對“主義”審理“問題”，即搞清“主義”和“問題”是90年代學術研究和文化批評起碼的要求?！爸髁x”的厘定。80、90年代引入中國的西學“主義”，如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少數話語等“后”“主義”。這些問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鉗制互相消解，互相掩蓋互相撕扯，并為那些文化批評的誤讀推波助瀾而滾滾向前，使人在“假歷史洪流”前遺忘批評家的“批判”意識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對問題而成為“駝鳥式的批評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視那些成堆的問題，是切入當代問題的第一道關口。“問題”的審理。問題相對而言更為復雜，大致可分為以下諸方面：其一，是關于知識分子分化問題。時代在世俗化旗幟中，是怎樣使知識分子邊緣化而使世俗化成為當代神話的？在學術和思想之間痛苦徘徊的知識分子，怎樣走自己的“邊緣之階”？究竟應該怎樣書寫自己的心靈歷程？怎樣設計自己的預定理想目標？怎樣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創(chuàng)造價值呢？其二，是審美文化、大眾傳媒（或稱之為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同知識精英造成了怎樣的內在沖突？構成了怎樣的張力？雙方受到怎樣的內在損傷？其三，是后殖民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出現，帶來的關于文化霸權、權力話語、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問題，以及問題的虛假解決現象的歷史掩蓋條件是什么？后現代主義在前現代的中國，在思維論、價值論和工藝論層面為怎樣的“現代性問題”所糾纏？其四，是新歷史主義與新歷史小說帶來的如何評價歷史的問題。歷史是主觀的還是歷史是客觀事實？歷史在闡釋中是被無意誤讀還是有意誤讀？被解讀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史、權力話語史，還是文化稗史？其五，是關于世紀末文論問題的清理。這一世紀以來文論出現了怎樣的假問題？掩蓋真問題甚至剝奪真問題是怎樣發(fā)生的？文學和文化批評究竟是否應有尺度？應有怎樣的尺度？這種尺度是純粹私人化的還是可通約的？誰在確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對文學是慫恿還是傷害？其六，是文藝這種感性化形式，怎樣在世俗關懷和終極關懷之間找到一條較好的聯(lián)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為“欲望的表征”之時，如何確立自己的本體？“詩人之死”與散文熱潮在當前中國文化中應該怎樣定位？批評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還有，先鋒文藝實驗的困境和誤區(qū)何在？其悲壯感、創(chuàng)新意識、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這些重要問題，無疑都需要認真地審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論上的雙重透視中，才能正確解答這些網狀般糾纏的問題。二文化研究的四重語境90年代的語境呈現出本世紀最復雜的構成，其歸納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可謂見仁見智。在我看來，它起碼由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四重語境所構成：傳統(tǒng)與本土化。其重要標志是眾多的研究傳統(tǒng)文化的學者厚積薄發(fā)，推出一批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原始儒家、兩漢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家研究成為當代顯學，傳統(tǒng)文化讀物成為書市的主流讀物。在歷史的空場，這種傳統(tǒng)本土化的格局無疑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意義，然而，其對西學的強勁反撥又使90年代具有濃郁的非西化意味。意識形態(tài)化。這表征為90年代在消解意識形態(tài)階級斗爭的同時，幾十年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定式仍然十分強盛，它制約著學術的中心問題、基本發(fā)展方向以及討論問題的基本態(tài)度。盡管有些學者將其稱之為官方和民間的沖突，但是我認為，從來就沒有完全脫離官方的所謂民間，民間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識形態(tài)性決非可以忽略不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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