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英漢對照）

　　《孟子》是儒家經典之一，記述了戰(zhàn)國中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論，由儒家學派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及其門人所著?！睹献印番F(xiàn)存7篇，主要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及其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孟子大力宣揚孔子學說，把孔子的“仁學”思想發(fā)展為“仁政”學說，他還提出“性善論”，作為“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他主張法堯舜，制井田，提倡“尚賢”、“薄賦”、行“王道”；在君民關系上，他主張“民貴君輕”。本書英譯參考了各種譯本，是最新的英文全譯本。片斷：【原文】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钦\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对姟吩疲骸逃诠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后知輕重；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痹唬骸巴踔笥傻寐勁c？”王笑而不【原文】言。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比眨骸叭粍t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痹唬骸翱傻寐勁c？”曰：“鄒人與楚人戰(zhàn)，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痹唬骸叭粍t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本書前言前言《孟子》是儒家經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進一步發(fā)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儒家學說中起著承先啟后的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其影響和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孟子（約公元前372一前289），名軻，字子輿，戰(zhàn)國時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曾受業(yè)于孔子的嫡孫子思的門人。早年也曾周游列國，到過齊、魏、宋、滕、魯?shù)仍S多大小諸侯國，做過齊國的客卿。由于齊王不能采用他的主張，憤然離開齊國，退而與弟子萬章、公孫丑等人著書立說，即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孟子》7篇。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主張行“仁政”，“尊王賤霸”（即所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主張以德（即仁政）爭取民心，統(tǒng)一天下。他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他同時也闡述了“仁政”的新觀點，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對于君臣關系，孟子提出了反對愚忠，即為臣的不應盲目地、無條件地服從君主?！叭收睂W說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孟子認為：人生來就具有天賦的“仁心”，即“善的本性”，這是實行“仁政”的根本出發(fā)點。孟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社會分工論，反對許行一派“君民并耕”的主張?！疤臁笔敲献诱軐W的最高觀念。孟子認為，王權是“天”授予的（即后世所謂的君主“為天牧養(yǎng)之元”，見東漢鮑宣“上哀帝書”）?！疤臁笔怯钪嫒f物的主宰，而“天”的旨意是通過賢明的君主來實現(xiàn)的。孟子也十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提出“萬物皆備于我”的觀點，亦即我具備天下萬物的優(yōu)點。孟子還重視思考的作用，提出“心之官則思”，重視理性認識，對中國認識史的發(fā)展，有一定的貢獻?！睹献印芬粫侨寮抑匾浀渲唬怯擅献颖救撕退牡茏尤f章、公孫丑等撰寫的。相傳另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等《外書》4篇（參見《漢書》藝文志），合計共11篇，約35000字。可惜后4篇均已亡佚。此書以敘事和對話的方式記載了孟子一生的政治活動、學術活動以及在政治、哲學、倫理道德、教育等各方面的主要學術觀點。此書也為研究楊朱、許行和告子等學派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茲將其主要內容評介如下。一、游說各諸侯國君，如齊宣王、梁惠王、滕文公、魯平公等，宣傳自己“仁義”的主張。從卷一“孟子見梁惠王”起，闡述其理想中施仁政的內容。孟子尖銳地指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并且憤怒地指責統(tǒng)治者：“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他理直氣壯地質問齊宣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他主張：“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比欢鴮嶋H情況卻是“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又如何能夠“驅而之善”呢？他雄辯地揭露了各諸侯王的稱霸野心及其置民于水火之中的嚴重后果，逼得統(tǒng)治者無以作答，只好“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很突出的?！懊駷橘F，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話今天聽來簡單，但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說這話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多么深刻的洞察力?。∧媒裉斓脑拋碚f，就是“超前意識”。齊宣王就“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問孟子“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擲地有聲地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在當時能這樣一針見血地指出獨夫民賊應該殺，是需要有極大的膽識。孟子堅決反對愚忠，反對盲從。他認為為臣的態(tài)度是由為君的態(tài)度決定的。君主并非任何時候都對，也并非都應無條件服從。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睂τ诒┚?，他是深惡痛絕的。二、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孟子提出養(yǎng)氣的主張。他說：“我知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彼忉屨f：“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辈⑻岢觥皻⑸沓扇剩嵘×x。”聲言：“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泵献舆€指出，一個人要成為偉人，必先受到各種艱苦環(huán)境的磨煉和考驗，即著名的“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以及“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三、強調社會分工，駁斥了許行學說“君民并耕”的主張。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一主張曾經受到過無情的批判。其實，平心而論，這種分工無疑是必要的。隨著社會的進步，農業(yè)和手工業(y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不可缺少的分工。如按照許行的學說，完全退回到原始社會的以物易物，其實那是社會的倒退。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分工也越來越細。在科教興國的時代，今天治理國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沒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是不行的。如果要求各級管理人員，以及各行各業(yè)的科學家既能做工又能種地，這可能嗎？四、孟子強調主觀能動性，強調思想的作用，提出“萬物皆備于我”和“心之官則思”。主張在物質生活有基本保證的情況下，普及教育，即“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所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等，至今仍有其現(xiàn)實意義?！睹献印芬粫鴮χ袊幕挠绊懯蔷薮蠖钸h的。但在成書之后，卻一直被列為子部。按經史子集來分類，與經的地位懸殊。直到南宋，經二程（程顥、程頤兄弟）提倡，特別是朱熹所撰的《四書集注》，稱《孟子》為“出處大概，高不可及”，并稱《六經》為“千斛之舟”，而孟子是“運舟之人”。這時《孟子》一書才與《五經》并列。明清以降，朱注《孟子》更是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在儒學的發(fā)展史上，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繼承人，有“亞圣”之稱。兩千多年來，儒家學說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可謂浹髓淪肌，源遠而流長。它不但支配了意識形態(tài)的各個領域，而且還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睹献印芬粫匀痪统闪巳寮覍W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既作為重要的學術著作，同時又被視為文學作品（列入文學史和文學選讀）。由于其文章巧于辯論，語言流暢，富有文采和感染力，對于后世的散文也有較大的影響?！睹献印吩谡Z言（包括書面語和口語）方面對后世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時至今日，漢語中的許多成語典故，都源于《孟子》，例如“五十步笑百步”、“緣木求魚”、“揠苗助長”、“王顧左右而言他”、“出爾反爾”、“為淵驅魚，為叢驅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等等，至今還經常出現(xiàn)于文章和口語中，其中有許多成為千古名句。此外，《孟子》一書，對當時（戰(zhàn)國時代）的歷史狀況、風土人情和生產發(fā)展的水平，都有較多的反映，現(xiàn)在還十分強調的保護大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書中也有論及。如：“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人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痹囅胂耄h在兩千多年前，地廣人稀，生態(tài)環(huán)境遠比現(xiàn)在要好的時候，孟子就有遠見地反對濫捕濫殺、竭澤而漁，反對濫砍濫伐，保持生態(tài)平衡，實現(xiàn)可持續(xù)性發(fā)展，這是何等的正確，何等的遠見卓識！想想我們近幾十年來干過的蠢事，以及今天仍在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短視行為，屢禁不止，對比先哲的教誨，實在令人汗顏！儒家學說本身及朱熹的《四書集注》，從總體上來說屬于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其基本傾向是應當批判的。不能原封不動地拿到今天來照搬照套，但是其分體和枝節(jié)部分有許多可供借鑒之處?！睹献印分械姆e極因素，如民本思想、個人修養(yǎng)、教育主張等，人們對之盡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對孔孟作為思想家在我國古代思想和文化史上的貢獻，還是應該肯定的。南宋二程及朱熹等所創(chuàng)理學，將儒家學說結合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有所發(fā)揮，有所詮釋。雖為后世學者所詬病，但也不是無可采擇，一無是處。清人戴震作《孟子字義疏正》，發(fā)揮唯物主義觀點，批判程朱陸王的唯心主義，提出了完整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道”是陰陽五行之氣的氣化過程，并且提出“理”（即道德原則）并不脫離人的感情欲望，闡發(fā)“理存于欲”的倫理學說，斥責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是“以理殺人”。他們的格物致知說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觀事物的規(guī)律性及人們認識它的途徑，對后世的唯物主義者有啟迪作用?！叭收笔敲献佑^點的核心。從孟子見齊宣王一章可以看出。齊宣王看見有人牽一條牛去殺了釁鐘，因不忍而用羊換下來，人家以為是齊王吝嗇，而齊王說齊國雖小也不會舍不得一條牛。這時孟子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最后單刀直人，責問齊宣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他主張統(tǒng)治者應以人為本，隨時考慮到人民生存的起碼條件，認為只有不嗜殺人者才能統(tǒng)一天下。這種以人為本的“仁政”思想，還表現(xiàn)在他所說的“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當時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即士，有各家各派，他們都依附各級封建主，從王侯到公子，或游說諸侯以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主張，或作侍從之類的工作。他們自己不耕種，又沒有封地，全靠有一技之長。上至蘇秦、張儀，下至雞鳴狗盜之徒，莫不如此。而一般的農民，如果沒有土地，則無法生存，容易變成流民。流民衣食無著，就要起來造反。歷史上頻繁的農民起義必然動搖整個封建社會的根基。因此如何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是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都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孟子主張行仁政，讓農民有自己的土地、山林，不致流離失所。這對后來的“明君之治”有很大的影響。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都是企圖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使他們具有起碼的生存條件，不至于鋌而走險。歷代有遠見的帝王，如漢文帝、漢景帝、唐太宗、明太祖直至清圣祖（康熙帝），都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此外還有抑制豪強，防止過分土地兼并，以及實行均田制、計口授田等，無一不是為了使農民有一份產業(yè)，不致起來造反。但歷史上的開明君主真正施行“仁政”的實在屈指可數(shù)，這是由封建統(tǒng)治者貪婪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要他們時時替農民著想，無異于與虎謀皮。所以文人才有“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嘆。對于包括《孟子》在內的儒家經典著作，我們既不能數(shù)典忘祖，全盤否定，也不能脫離實際地全部繼承。正確的態(tài)度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地繼承這一古代的文化遺產。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對它有所認識，有所理解。因此出版原著及其今譯本、外文本等就十分必要了。畢竟是王道比霸道好，仁政比暴政好。如果大家都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會就會更加安定團結，就會多一些見義勇為，少一些見死不救。如果大家都遵循“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的原則，那么貪污腐敗就不會層出不窮了。總之，對于我國傳統(tǒng)的儒家學說，當然也包括孟子的主張，應當采取揚棄的態(tài)度，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對提高國民素質，促進精神文明建設，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儒家學說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寶藏之一。尤其是當今進入了全球文化時代，任何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發(fā)展，必須通過其他文化來為自己的文化定位。遺憾的是，中國儒家典籍的西譯工作，在幾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大部分是由外國學者來完成的?！端臅繁蛔g成西方語言，始于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數(shù)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lthaeusRicci1552一1610）。他曾把《四書》譯成拉丁文，但未能正式出版，手稿后來也不幸散失。把《四書》譯成拉丁文而又獲出版的是另一位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ProSperInterecetta1599一1666），他的譯作分別在廣州和印度果阿出版，后又于1672年在巴黎重版。這些譯介原本是給那些到東方傳教的人作參考的，而實際上卻對教會以外的人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四書》的全譯本（實際上并無《孟子》）是后來的比利時傳教士衛(wèi)方濟（FraneiscusNoe11651一1729）直譯成拉丁文的，1711年由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雖說《孟子》的英譯本較《論語》為少，但仍有J.Legge（理雅各）的《中國經典》（1875）、E.Fabes的《孟子學說類編）（1882）、LA.Lyall的《孟子》（1932）、D.C.Lau的《孟子）（1970）等多種。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的理雅各（JamesLegge1814一1897）。他作為漢學家，1839年25歲時被教會派往馬六甲，任英華書院（Angl0一ChineseCollege）院長，1843年隨同該院遷往香港。在港期間，他得到英國鴉片巨商顛地（GeorgeDuddell）、查頓（AlexanderM.Jardine）等人經濟上的資助，又受到中國學者王韜學術上的指導，以極大的毅力，將中國的《四書》、《五經》全部譯成英文出版，總數(shù)達28卷之多，真可謂“皓首窮經”，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于當時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使他的研究工作難以達到登堂人室的程度。盡管如此，他的譯文仍然獲得高度的評價，被認為是難能可貴的。西方研究孟子其人其書的著作為數(shù)不少，如F.C.M.Wei的《孟子的政治原則》（1916）、I.A.Richards的《孟子論“心”多重意義探索》（1932）、A.I.Venvighen的《孟子其人及其思想》（1976）等。此外，還有論孟子的多篇有影響的博士論文發(fā)表，如F.C.Granlich《孟子的道德哲學》（1980）、Chuan一ChiahHuang《孟子之崛起：孟子倫理體系的歷史闡析（200—1200年）》（1980）、Ming一HuLin《孟子哲學及其對基督教布道的意義》（1986）、Kw凹g一LoiShun《心性與道德：孟子的倫理學》（1987）、E.J.Mollgaard《中國早期倫理學的方方面面》（1993），等等。在這些譯本和論著中，A.L.Lyall的《孟子》一書將孔孟作了比較。作者高度贊揚孟子作為辯論大師，具有很強的推理能力，精明的想象力和幽默感。敘事生動，風格優(yōu)美，堪稱散文詩人，并高度評價了他決不俯就權貴的品德。除英譯本外，《孟子》一書還有德、法、俄、意等文的譯本。德國漢學家衛(wèi)理賢（RichardWilhelm1871—1930）在譯出《論語》之后，又譯出了《孟子》（1916）。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Julien1796一1873）曾參考滿文本譯過《孟子》。其后傳教士顧賽芬（seraphinCouvreur1835一1919）于1895年出版了他的《四書》法譯本。在俄國，東正教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H.R.HHbyhhy1777一1853）翻譯過《四書》。另一位大司祭西維諾夫（д.л.CиBилъев1798一1871）譯了《四書》和《孟子》。巴·波波夫（п.C.月onов1842一1913）翻譯了《論語》和《孟子》，后者選擇了第1、2、4、5、6篇。此外還有波茲涅耶娃譯的《孟子選》以及什節(jié)因譯的《孟子》單行本（缺第4篇）。據(jù)說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在讀到這些譯本后，對中國儒家學說大感興趣，認為“它們達到了不同尋常的精神高度”。如果不是年過八旬，他還想親自到中國看一看。〔參見馬祖毅、任榮珍著《漢籍外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及黃鳴風等著《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學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特此鳴謝〕從上述譯著和論文可以看出，《孟子》一書在西方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但在近代文化交流中，出入頗不平衡，流出的原為外國傳教士完成，后來又多為外國漢學家譯介。由中國學者自己完成特別是系統(tǒng)介紹的幾乎沒有，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竟被西方人導向，實在有些“喧賓奪主”。作為外國人，即使是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必然是有限的，加之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他們對于中國古籍的理解有時不可能非常準確，譯介時難以能夠忠實于原著，筆者曾在拙文“難能可貴與美中不足——評理雅各兩段《孟子》的譯文”（載《中國翻譯》1995年第6期）中指出：英譯《四書》、《五經》的工作最好能由中國學者有組織有計劃地完成。這個巨大的工程最好由一個權威機構出面組織領導，并有大批飽學之士參與其事，以便使這些中華國寶能有較完善的外文譯本，首先是英譯本，才可以使這些經典著作成為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F(xiàn)在包括《漢英對照〈孟子〉》在內的《大中華文庫》即將陸續(xù)出版，并且作為國家“九五”期間的重點出版項目。筆者的愿望即將成為現(xiàn)實。作為一個翻譯工作者，有幸躬逢其盛，確實感到非常榮幸?！洞笾腥A文庫》中的《孟子》一書的審讀工作給了我一個極好的學習機會。由趙甄陶教授主譯的《孟子》書，由于譯者學識淵博，譯文質量上乘，比理雅各譯本的質量為高，使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在此，我預?！洞笾腥A文庫》的全部出版工作獲得圓滿成功。楚至大1999年1月于廣州

暫缺《孟子（英漢對照）》作者簡介